丰县拐卖事件背后

从去年底至今年初，丰县“铁链女”事件持续引发公众关注与追责，一边是官方通告的自相矛盾，基层政府与村民的惯性忽视，另一边是民间信息持续披露，舆论热度层层升级，最终驱使官方严查和处理案件，并作出详尽回应。回顾这一过程，我们发现案件牵引出了许多女性安全问题。

女性被拐的案例被不断转发，让人们逐渐意识到，拐卖不是偶然发生的悲剧事件，“我们离小花梅，只有一记闷棍的距离”也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真切表达了许多女性心底潜藏的不安感。这种不安感是普遍存在的，女性走夜路时的恐惧、独居时的担心与谨慎、对陌生男性的本能性警惕已然成为每个女性生活的一部分，不论在成长的哪个阶段，不论在公共场所或私人空间，对个人安全的焦虑时刻伴随着女性群体。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女性的安全需求也远未得到满足。

她在害怕什么

事实上，拐卖、暴力、性侵等受到较多关注的社会问题仅是女性安全困境的冰山一角。在《看见女性：中国女性公益行业初探》（点击链接即可跳转阅读）中，将安全需求定义为女性免受外部伤害，有独立生存的保障，包含人身安全和经济保障。人身安全是指女性能获得安全庇护，以免于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骚扰、拐卖/绑架等；经济保障指女性具备可以脱离家庭关系、独立生存的就业机会保障、财产保障和社会保障。

我们需要认识到，女性安全问题远不止极端事件，“恐惧感”渗透在女性成长和生活的每个角落。自儿童时代起，女性就远比男性更容易遭到性侵，据统计，女童性侵案件占儿童性侵案件总数的92.83%[1]；进入大学后，有超过34%的女大学生受到过言语性骚扰，近15%曾被强迫触摸隐私部位[2]；进入职场后，超过70%的女性遭遇过职场性骚扰[3]。

除了人身安全，女性在经济保障层面的安全需求也面临着巨大挑战。无偿家务和就业歧视让女性在经济上陷入被动，对于农村女性而言，财产继承和分配缺乏保障、经济不自主等问题已是无可改变的事实，这些问题都在无形之中威胁着女性的安全。

女性安全困境背后潜藏的痛点

社会及女性自身对安全问题存在认知局限

从方洋洋被杀、拉姆被泼汽油焚烧、许国利杀妻碎尸，到今天被广泛关注的拐卖囚禁案件，性别暴力事件屡屡激起社会公愤，但仍有不少人将此类案件定性为极少数事件，认为女性的担心受怕不过是无来由的过度紧张。可见公众对女性安全问题的认知存在局限。

例如，在“网约车跳车事件”的讨论中，不少网友认为女乘客跳车是不理智的，无法理解女性在司机偏离规划路线或突然咒骂等情景下产生的空间恐惧和被害焦虑。或许，不同境遇下成长的人，难以对在恐惧中生活的女性达到足够的共情。但当这些鲜活的危险事件在身边频频发生时，我们没有理由也不应该无视或否认这些切实存在的威胁。

与此同时，面对日常性骚扰、就业歧视等“常态性安全问题”，公众甚至女性自身已经习惯将其“合理化”，从而丧失改变现状的动力。例如，在职场中，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言语性骚扰“不是什么大事，忍一忍就算了”；面试中被问及是否婚育、有无对象也属正常现象；在农村，女性无权继承财产则更是无可辩驳的真理。女性的安全问题在无数个“理所当然”之中被默默接受，逐渐内化为女性自我认知的一部分，蛰伏在潜意识深处。

因此，若想改善女性安全境遇，首先需要看见女性生活中由“细碎的不安”所建构成的恐惧，并认识到这些如影随形的恐惧具有毁灭性的影响。这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需要做到的，也是改变性别权力不平等现状，建立女性安全社会环境的首要基础。

政策法律仍有较大改善空间

尽管我国在《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等政策法规中努力保障女性权益，但是很多方面仍需不断完善。例如，丰县案件暴露出我国刑法在拐卖拐骗犯罪定刑方面有亟待完善的部分，如对拐卖妇女案件中买方市场的处理较为宽松，对收买犯罪中非法拘禁和强奸等情况进行数罪并罚存在认定不足。

再如反家暴领域，即便出台了专门的《反家暴法》，女性暴力案件的认定和后续赔偿仍未到位。据千千事务所样本统计，在涉家暴离婚案件中，仅有6.4%的案件被法院认定存在家暴行为。涉家庭暴力的离婚诉讼中，因家庭暴力提出赔偿要求的案件仅占8%，其中得到法院支持的占比17.6%，占全部原告仅1.4%，人均获赔数额仅为27155元[4]。可见性别暴力案件的认定和执法环节仍存在阻碍，导致女性权益难以得到真正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政策法律的推动至关重要，这是在向社会表明女性权益需要得到重视。制度的完善不仅震慑了施害者，也提醒着基层行政执法部门要提高认识、拉紧弓弦。当然，我们需要意识到，政策法律的推动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以《反家暴法》的出台为例，早在1995年世妇会，“家庭暴力”就已成为重要议题，随后发布的《行动纲领》也明确表示反对“对妇女的暴力侵害”。然而直到2014年才出台《反家暴法》的征求意见稿，2015年《反家暴法》草案才得以公布，中间历经的困难不胜枚举。这背后需要政府、社会公众、女性公益机构长期的关注与坚持。

安全事件的后续影响容易被忽视

案件结束，问题就得到解决了吗？事实上，女性安全问题具有持久的负面影响。一方面，由于情感牵扯、经济不自主、共同育儿等问题，受害者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摆脱暴力环境。根据台湾的统计，一个受暴妇女平均会经历“七进七出”（反复回归和离开原先的环境生活）的长时间摇摆，才能与原先的不利环境彻底了结[5]。

另一方面，即便脱离了施暴者的掌控，女性大概率会面临创伤、社会偏见等带来的心理问题，以及缺乏独立生存技能导致的经济困境。设想“小花梅”们最后回到了家乡，她们会不会被牢牢贴上“曾经被拐”、“被迫生育”的标签，遭受周围人的歧视？与此同时，长期脱离社会之后的她们又要如何谋生呢？这些问题将给她们的人生再次蒙上阴影。

相较于安全事件本身，它所带来的后续影响更易被忽视。需要认识到，结案不是问题解决的终点。大众与公益机构容易忽略结案后，受害者难以再次社会化的问题，从而无法持续给予相应的支持与帮助。对女性群体来说，如果长期的心理干预和经济支持得不到保障，社会包容度得不到提升，安全问题也就无法彻底解决。

女性公益机构和案例分享

正如《看见女性：中国女性公益行业初探》扫描结果所呈现的，安全需求是目前女性公益组织最集中的需求层次，在70家女性公益机构中共有38家关注这一领域，尤其人身安全领域的反家暴、防性侵议题备受关注。这些女性公益机构在法律维权、心理辅导、政策和公众倡导、经济赋权等方面都形成了一定行业和社会影响力。千千律师事务所和格莱珉中国是该领域的代表机构，分别在维权倡导和经济解困方面形成了成熟的服务模式。

案例一：千千律师事务所

千千律师事务所成立于2009年9月，依托原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发起成立，为司法局注册主管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千千秉持“少而精”的原则，聚焦涉性别歧视类案（事）件，用非常有限的执业律师和公益资源撬动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需求定位：

千千主要面向性别歧视类案（事）件受害者提供专业免费法律服务。其服务群体的需求当前主要集中在性别暴力下的人身安全和心理健康保护等方面，性别暴力通常涵盖家庭暴力、性骚扰、性侵害、强迫卖淫类犯罪等，该群体通常因经济条件有限、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不足，或者其他主客观方面因素的限制，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法律保障。

服务模式分析：

由于执业律师人数和公益资源都相对有限，千千依照重大、典型、疑难，具有理论研究和立法倡导价值的标准接收维权案件，致力于以少数案件撬动公众关注，推动立法改变。千千建立了以专职成员为核心、以兼职律师为辅助、以专家团队和网络志愿律师为有力补充的人力资源支撑体系。

其中，专家团队主要由各高校、研究机构教授、有关社会精英人士组成，Ta们主要负责为千千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和关系协调，律师团队则负责提供专业务实的法律服务。在服务模式上，千千首先依托媒体和网络力量，引发公众对案件的广泛讨论，充分发挥个案的社会影响力。在此基础上，与其他公益组织、专家学者、两会代表委员合作，自下而上，持续递交涉性别歧视和性别暴力防治方面的立法意见和建议，从立法上撬动相关社会问题的改善。

千千律师事务所办理的许多案件都产生了比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如宁夏灵武12个学龄前幼女遭教学点老师性侵案等，其中一些案件了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改革和完善，如：2006年推动教育部取消在校大学生不得生育的规定；2015年，共同参与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取消嫖宿幼女罪、修改猥亵罪构成要件、增加猥亵（儿童）罪加重处罚的兜底条款。

千千律师事务所服务模式示意图

整体来看，千千律师事务所充分利用典型个案，引发公众讨论，从而推动立法完善的思路明确。在舆论场域的力量日益壮大的当今，这种发展思路适应了新时代的模式，是自下而上推动立法的有效探索。在实际开展中，由于性别文化改变和法律发展具有渐进性，性别案件又常面临取证难的问题，维权工作的开展需要坚持不懈的推进，同时还需认识到，公众关注是把双刃剑，需谨慎考虑和处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案例二：格莱珉中国

格莱珉银行是孟加拉国经济学学者默罕默德·尤努斯教授创立的小额信贷机构。2006年“为表彰他们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他与格莱珉银行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格莱珉银行提倡拥抱金融界不可触碰者，通过为低收入女性提供小额贷款，以“妇女互助”模式，鼓励女性创立或者扩展自己的事业，从而脱离贫困。2014年，格莱珉中国在江苏徐州陆口村正式揭幕成立，标志着这一机构代表的普惠金融模式复制落地中国。

需求定位：

在传统的金融服务中，低收入女性往往是金融不可接触者，难以建立起信用档案，导致她们无法获得起步脱贫所需要的资金。但创始人尤努斯教授认为，低收入女性更倾向于将利用贷款所获收益分配给整个家庭，从而投入进下一代的教育。从这个良性循环开始，整个社会一旦能在金融服务的提供上为她们打开缺口，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服务模式分析：

格莱珉中国会员以女性为主，其核心工作思路是以小微信贷开启正循环，以帮助贫困女性构建“妇女互助群体”，扩展社会资本的运营机制作为支撑。

其运作分为六个步骤：第一步是建立小组，一位拥有梦想的女性找到其他四位同样拥有梦想的女性组成无任何联保责任的“五人互助小组”。第二步是培训，女性通过参加五天的培训，学习关于贷款、储蓄、建立信用记录等方面的知识。第三步是贷款，会员成功通过培训，成为格莱珉中国会员得到一笔贷款，开始或扩大自己的生意。

第四步是进行“每周学堂”，由多个小组形成一个学堂，每周举行一次学习，在每周学堂上还款，学习更多生活和生意上的知识讨论家庭发展与子女教育，建立自己“朋友圈”。第五步是会员成为“成功的女性”，女性会员增加家庭的收入建立信用记录，同时为社会创造工作岗位。第六步是持续的支持，会员通过建立起的信用记录，得到更大的额度的贷款让小生意越做越大从而脱贫致富。

受到国家扶贫、普惠金融政策推行的积极影响，格莱珉中国在多地获得地方政府支持，并与中国建设银行展开合作，在全国多个省市开展为妇女发放小额贷款的工作。2019年后迈入迅速扩张期，格莱珉中国在河南兰考、河南开封、江苏陆口、江苏兰皋、陕西安康岚皋、陕西汉康汉滨、深圳宝安多地开展工作。目前总部徐州陆口村，已有近400名会员，人均贷款2万元。

格莱珉银行服务模式示意图

格莱珉中国的实践证明，贫困女性拥有自我脱贫和自我实现的力量，而改变的关键在于提供起步资金以启动良性循环，同时建立持续运转的有效机制。这一探索革新了对于贫困的本质的定义，为妇女脱贫提供了新思路，为许多机构的扶贫项目所借鉴。但同时，小微信贷的推行难免面临渠道以及金融制度方面的诸多限制，如何解决金融许可问题，广泛开展合作扩大服务范围是这一模式下的关键挑战。

尾声

女性公益机构在维护女性安全的路上已前行了二十余年，从《反家暴法》的颁布到社会对女性安全问题认知的不断深入，我们看到了社会的变化，受到了鼓舞与启发，同时也期待着更多未被关注的女性安全问题得到解决。

归根结底，女性面临的安全威胁背后，是父权社会“物化”女性的体现，当女性身份从“具体的人”降级到“可操作的物”，许多安全悲剧由此发生。当这些问题一一浮出水面时，我们已无法回避，必须直视它们，并坚持追根究底，推动改变。就像学者梁鸿所说，“丰县女性作为一个新闻事件有一天一定会结束，但这样一个戴着锁链的女性的形象本身是持久的。我们不要忘记她们的名字。”

如果您希望对本次报告

或女性公益议题提供意见或建议

欢迎扫码填写问卷

并与项目组取得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