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22年的第一天，《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编辑部祝大家新年快乐！借今天的文章，我们希望与各位读者一道，审视我们经过的不平凡的历程。

两位作者指出，社会创新需要改头换面。“开放式社会创新”是一种开放的、参与性的社会创新方法，其基础是借助数字技术的力量推动集体行动。现在是时候转变将英雄的个人、国家、民间社会或企业视为社会变革唯一媒介的想法了。与之相反，我们需要在数字技术促成的集体行动基础上，对社会创新进行试验性探索。建立一个联盟，将集体行动置于个人行动之上，可能会减缓社会创新的进程，但这种集体进程从长远来看，会扩大成功的可能性。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21年秋季刊

原标题：Open Social Innovation

作者：约翰娜·梅尔（Johanna Mair）、托马斯·格根胡伯（Thomas Gegenhuber）

译者：牛悦萱 

一年多来，新冠疫情呈现了一个社会性挑战：它影响着我们所有人，但它对我们的影响有所不同。正如气候危机、经济不平等和种族不公等其他社会挑战一样，它放大了新旧社会问题，残酷地暴露了我们系统中的弱点。

我们如何才能既在应对挑战方面取得进展，同时又为社会制度注入活力，推动其现代化发展呢？我们需要务实、灵活、可规模化的方法。然而，社会创新的实践似乎停滞在国家与公共部门、民间社会、社会企业和企业之间分工明确的范式上。

我们相信，社会创新需要改头换面（social innovation needs a makeover）。

现在是时候转变将英雄的个人、国家、民间社会或企业视为社会变革唯一媒介的想法了。与之相反，我们需要在数字技术促成的集体行动基础上，对社会创新进行试验性探索。结成合作联盟，建立多利益相关者网络，或者采用集合影响力的形式，让不同的行动参与者——工业界、非政府组织和政府——进行合作，这些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步伐。

最近为建立数字平台——用于统筹集中资源或促进资助者间互动——所做出的努力是有一定帮助的，但这其中却很少将民众作为合作者。在这项工作中忽略了民众则使得社会创新实践没有成效，或者说收效不佳。民众受到了社会问题的影响，而同时他们有技能和专业知识来制定解决方案。例如，他们集体贡献了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维基百科（Wikipedia），创造了帮助天文学家对星系进行分类的“宇宙动物园”（Zooniverse）。民众是这项工作的核心。

我们如何将集体行动和数字化共创的精神与精心策划的实验结合起来，开发社会创新的新方法？

我们认为，近期关于开放性和参与性方法的实验为振兴社会创新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洞见。它们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即善意的举措可能会导致无意的排斥。

想一想编程马拉松（译者注：hackathons，电脑程序员以及其他与软件发展相关的人员相聚在一起，以紧密合作的形式去进行某项软件项目。编程马拉松的精髓在于：很多人，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内，相聚在一起，以他们想要的方式，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整个编程的过程几乎没有任何限制或者方向）。它们为创造性思维、组建团队和时间紧迫下的群体献策提供了空间。它们的潜力在于调动了大量有效的想法，乃至原型。

事实上，与公共部门有关的组织，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联合国，甚至地方政府，如多伦多市，都发现了编程马拉松在推动公共利益方面的潜力。这类活动——包括竞赛、比赛和BarCamp（一个由用户组建的国际会议网络）——已经成为加强社会创新过程中开放性和参与性的流行工具。

扩大参与者的范围，将政府和公共部门纳入其中，正展现出前景。面对许多社会挑战，公共部门和既定的社会组织对明确问题、共创原型并规模化解决方案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是什么阻碍了我们将它们纳入创造并规模化新解决方案的过程中？社会创新者往往对公共部门的承诺、效力以及规模化过程中持续改进解决方案的意愿持怀疑态度。

公共部门可能不愿意在没有大量证据证实其效果的情况下认可新的解决方案，且往往缺乏灵活性，无法在规模化过程中调整解决方案。但是，如果我们能在明晰挑战、迭代想法、进一步了解问题、创造和提出解决方案原型的过程中，尽早令公共部门和民众参与其中，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这可以为我们的制度建设创造一种集体责任感，并能够共同学习如何应对社会挑战、面对危机。

如果一个社会的全体利益相关者——民众、民间社会、社会企业、公司、基金会、慈善家和公共管理部门——共同参与到一个开放的社会创新过程，这样的实验会是什么样？如果这样的实验得到了一个大国政府及其领导者的积极支持，又会怎样呢？

诚然，在2020年3月之前，我们会认为这样的实验是一个美好却仅限于乌托邦的思想实验。一年后，令人欣喜的是，我们推出了#WirVsVirus（“我们vs病毒”）——一项德国社会实验。

这项实验在第一次疫情封锁期由七个民间组织发起，得到德国政府的支持。通过公开的行动呼吁，#WirVsVirus确定了与新冠疫情有关的迫切挑战，例如，如何快速实现医疗保健服务的数字化，如何帮助所有年龄段的民众应对封锁引起的与人隔绝，以及如何应对日益增多的家庭暴力事件。2.8万名不同种族和职业的民众参加了长达48小时的编程马拉松活动，就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提出想法。

然而，产生影响力需要的不仅仅是新的想法，需要的是将创新和规模化相结合。 #WirVsVirus的组织者明白，社会创新是一场马拉松，而非短跑。他们将编程马拉松与为期6个月的支持计划相结合，让创新者进一步开发、测试和规模化解决方案。共有130个参与编程马拉松或与其同时进行活动的团队参加了支持计划。

联邦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公司、基金会、慈善家和民众加入了编程马拉松和支持计划，提供了无偿服务、专业知识、时间和资助机会。最初的实验变成了开放式社会创新（open social innovation, OSI）的概念证明，这是一种开放的、参与性的社会创新方法，其基础是借助数字技术的力量推动集体行动。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分享我们在持续观察#WirVsVirus的一年多时间里所学到的东西，并呈现开放式社会创新的概念轮廓。

社会创新的目的是产生新的且具有价值的产品、服务和实践，以解决社会中的问题。开放式社会创新将这一过程打开，鼓励各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从产生想法到规模化解决方案。

开放式社会创新基于两个假设：第一，解决社会问题的点子及潜在方案是存在的，但在民众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分布不均；第二，从产生想法到产生影响力的过程需要基于合作和竞争原则的互动。

01

实验

2020年3月初，包括德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都发布了封锁令，对社会和经济生活造成了重大影响。

3月15日是个周日，一条关于爱沙尼亚创业社区和政府机构合作举办新冠疫情编程马拉松的推文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大量传播，并在德国引发了一场小型风潮。当天，三位活跃在民间技术领域的女性通过网络召开线上会议，讨论这样的编程马拉松是否也能在德国发挥作用。通常情况下，编程马拉松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然而面对肆虐的疫情，几位女性在一周内就让它上线了。

同时，他们还联系了一些活跃在社会创新领域的社会组织领导者。到星期一，七个组织——德国编程（Code for Germany）、D21倡议（Initiative D21）、柏林影响力中心（Impact Hub Berlin）、共同项目（ProjectTogether）、原型基金（Prototype Fund）、德国社会性创业网络（Social Entrepreneurship Netzwerk Deutschland）和Tech4Germany——组成了组织者团队，尽管他们之前从未合作过。

一天后，他们联系德国政府，请求支持编程马拉松，德国总理府和联邦政府提供了赞助。在政治领域，这样快速的决策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除非恰好是在新冠疫情这样的危机中。

周三，组织者推出了#WirVsVirus网站，并通过推特发出了呼吁。“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利用你的时间。提交挑战书，动员你的朋友，以数字化方式制定解决方案，让我们一起努力。加入我们。我们需要你的想法和技能”。

周五，编程马拉松活动上线，两万八千人参与其中，成为世界上同类活动中最盛大的活动之一。

在48小时内，参与者组建团队并提出了1500个想法，从追踪新冠病毒感染率、在线提供保守治疗到预防或监测被封闭在家庭中日益增加的虐童事件。编程马拉松一周后，组织者联系了600名在不同问题相关领域有所专长的人，评估这些想法。随后他们组建了一个由48名来自公共部门、民间社会、企业、媒体和学术界的专家组成的评审团，选出20个想法作为 “最佳解决方案”。

其中，小企业英雄团队（Small Business Heroes）提出的解决方案为受封锁影响的小型零售商提供了可见度和新的分销渠道，“我的数字化教区”（Meinegemeinde.digital）团队提出的解决方案包括一个供宗教信仰团体组织活动的数字平台。

#WirVsVirus的实验并没有就此结束。作为编程马拉松的补充，组织者迅速为团队设计了一个支持计划，进一步发展和规模化他们的想法和原型。联邦总理府正式批准了这项计划；联邦各部门、基金会和慈善家提供了资金支持；公司，如谷歌（Google）、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沃达丰研究所（Vodafone Institute）这样的公司及专家提供专业知识协助团队。

该支持计划由三部分组成。

首先，为期6个月的解决方案推动者计划，给予团队联系专家的机会、每周一次电话知识交流与社区建设，以及一个数字平台。团队可以向支持公司申请资源（如法律咨询）。

第二，为期六周的解决方案建设者计划，团队从公司获得量身定制的支持（例如协助完成编程任务）。

第三，匹配基金，通过基于捐赠的平台Startnext（相当于德国的Kickstarter）上的众筹来调动额外的资金。

支持计划使各团队能够调整想法，尝试规模化方案，扩大网络，形成联盟，并提高他们的声音。然而，有几个团队却退出了该计划，因为他们完成了计划（例如自助生产了口罩），未能采集足够的资源或遇到官僚主义的阻碍来规模化项目，或者在第一次封锁解除后，无法将其职业或个人生活与对#WirVsVirus的承诺相结合。

2020年10月1日，#WirVsVirus正式结束，在一个全天的开放日中展示了各团队开发的66个解决方案。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总理和几位部长在直播活动中为组织者和团队鼓掌。对于大多数团队而言，创新之旅在项目正式结束后仍在继续。

02

#WirVsVirus

作为开放式社会创新的过程

作为#WirVsVirus的学习伙伴，我们参加了编程马拉松，观察了参与支持计划的团队，并在内部会议上了观察记录了组织者。我们共进行了约200次采访；分析了社交媒体帖子；筛查了团队的每周进展报告；用了650个小时观察新兴的#WirVsVirus社区互动；并组织了团队、组织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反思研讨会。

在密切关注#WirVsVirus实验过程中，我们认识到开放式社会创新作为社会创新集体行动方式的潜力，并明确了开放式社会创新的过程的四个相互关联但不同的阶段：动员、打包、归纳和规模化。

每个阶段都要求组织者专注于一系列特定的活动。详细描述这些阶段有助于明确组织者的任务和角色，说明从想法到影响力的过程，明确创新实践的节奏，并分配资源以支持这一过程。

动员（mobilizing）| 在动员阶段，识别挑战，进一步明确问题，提出想法并发掘潜在的解决方案。如果想要真正成功地找出想法和可能的解决方案，则需要利益相关者意识到行动的号召，并决定在寻找解决方案时投入的时间、技能和知识。

在这个阶段，组织者的关键任务是起草并散发行动呼吁书。行动呼吁需要让挑战易于理解，并告知利益相关者相关预期。它要回答潜在参与者的问题。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解决方案必须满足什么要求？产生的想法会怎样？参与者能从解决方案中得到什么（例如，连接网络、认可或金钱奖励）？散发号召听起来微不足道，但在普遍存在信息过载现象的世界里，如何让他人了解到、听到自己的声音成为了一个挑战。动员需要成本投入，如雇佣他人宣传呼吁，或在（社交）媒体购置广告位。鉴于动员所需成本，组织者需要问：哪些利益相关者应该参与？如何才能接触到他们？

在他们的行动呼吁中，#WirVsVirus的组织者提出了与新冠疫情有关的各种挑战，并以广博的语言归纳了问题。#WirVsVirus提出了包括48个类别的挑战，如志愿者工作、心理健康和医疗保健服务的数字化。组织者在网站上公布了一份常见问题清单，其中包括如何在编程马拉松后继续做出贡献——例如，“我们将建立一个支持计划，把你的原型变成有影响力的解决方案”。#WirVsVirus的组织者将这一行动呼吁广而告之，目的是让尽可能多的民众参与其中。社交媒体用户分享了近1200次编程马拉松的推特公告。

打包（bundling）| 在打包阶段，将问题、想法和解决方案匹配并结合起来，开始进行连接问题和解决方案的实验。实验可以从行动号召中明确下来的问题开始，创新者围绕问题进行集结。同时，实验也可以从现有的解决方案或原型开始，创新者在行动呼吁提出的问题中找到匹配项。

为了推动这一过程，组织者开辟了一个创造、发展和收集想法的空间。参与者可以使用网络平台提交他们的想法，这相应地又促进了合作，因为这鼓励参与者组成团队，共同致力于解决问题。组织者需要设计这些空间，并决定参与者应该在线上、线下或两种方式并行中接触。线下活动的优势在于参与者可以面对面进行协作。数字平台的优势在于，它可以相当迅速地扩大规模，满足参与者随时增加的可能。在#WirVsVirus的案例中，决定举办线上编程马拉松是出于（疫情防控）必要性。然而，线上编程马拉松很可能会继续流行，因为——由于新冠疫情——更多人能够且愿意在网上创造性地工作。

召集成千上万人需要一个有效的技术基础设施。#WirVsVirus依靠的是团队协作软件Slack，通过这一软件，人们可以在以各个挑战来组织的频道中会面、协调。然而，组织开放式社会创新需要技术能够随时应变。由于参与者人数众多，Slack在第一天就出现故障。Slack的首席执行官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Stewart Butterfield）在推特上回应说，一次邀请28000人可能是一个 “坏主意”。组织者迅速转移到YouTube和推特，向参与者发布信息。在Slack社区管理的帮助下，组织者连夜修复了技术问题，第二天早上参与者可以再次进行交流和互动。

归纳（curation）| 在归纳阶段，选出问题-解决方案组合。这个阶段工作量比较大，也会令点子的数量和参与者的数量大大减少。

在这个阶段，组织者需要对解决方案进行仔细分类，同时对社区进行管理。需要抉择的基本问题是：我是想继续一个或有限的几个想法，还是想在这个过程中保留尽可能多的解决方案？挑选出少量的项目——这是加速器中的逻辑，其优点是组织者可以集中资源并提供实际的帮助。然而，如果解决方案尚处于早期开发阶段，这就成了一个高风险的赌注，即使组织者会对项目结果进行预判（例如，专业应用，参与者背景等）。

相比之下，选择许多项目并长时期进行支持，可以让项目按照自己的速度发展其影响力潜力。在选择解决方案的同时，组织者需要管理和培养社群，促进集体行动，并促成实验的持续进行。成功的社群管理要解决两个问题。如何创造社群的归属感，以及如何为创新者提供学习机会？

#WirVsVirus的组织者在这个过程中保留了尽可能多的项目，因为在举办编程马拉松的时候，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问题尚未被很好地理解，而且大多数点子都处于早期阶段。

正如一位组织者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怎么可能在编程马拉松一周后就知道哪些想法最有潜力？"在400份编程马拉松赛后支持计划的申请中，组织者挑选了130个创新团队，并建立了社区管理，通过共同的活动、仪式和符号，以促进归属感。在#WirVsVirus支持计划中，社区每周三晚上在线上会议软件Zoom上开会，为期六个月。每次会议有100到400人参加。这些每周的会议成为一个强大的仪式，参与者将其称为 "解决方案推动者日"。

组织者加强了参与者的承诺，并通过社交活动来落实这一仪式，例如在每次通话开始时播放相同的音乐，创作虚拟的团体照片，以及创造集体的 "推特风暴"--每个人都在同一时间发布关于#WirVs病毒的推特，使其成为推特上的热门话题。#WirVsVirus的组织者组织纳入知名专家的意见，并在周三的电话会议上庆祝团队的成功故事。更重要的是，组织者创建了主题集群（例如，数字化医疗），由具有领域专长的导师领导，团队在其中分享他们的经验，并集体反思他们的成功和障碍。

规模化（scaling）| 在规模化阶段，解决方案通过不同的路径实现影响力。创新者需要对规模化路径做出关键抉择。他们是否会创办一个新的社会企业？通过政府或企业进行规模化？他们将移交解决方案还是以专利方式进一步发展？

组织者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以各种方式支持创新者。发展想法需要资源。因此，组织者可以向创新者提供具体的资源支持，如津贴、其他形式的资金，或实践资源。组织者的另一项行动是充当中间人，利用他们的网络，将有前景的解决方案的创新者与潜在的规模化伙伴联系起来。组织者可以参与直接协调（例如，选择解决方案并直接与规模化伙伴接触）或间接协调（例如，组织创新者和可能的规模化伙伴可以相互见面的活动）。

在#WirVsVirus的早期阶段，创新者投入了他们的时间、专业知识和网络，在某些情况下还投入了自己的财务资源。私营部门承诺提供无偿的资源来协助团队。

在基金会的支持下，#WirVsVirus组织者向每周投入至少30小时工作时间的创新者支付了32笔津贴。联邦教育与研究部（The Feder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重新利用和调整了一个现有的资助开源软件开发的项目，为团队和他们的解决方案提供额外的资金。

而#WirVsVirus的组织者间接和直接地在创新者和规模化合作伙伴之间进行协调。例如，组织者举办了一个活动，创新者可以向社会福利组织展示他们的想法。他们还试图通过直接接触基金会或政府机构作为规模化合作伙伴来推动有前途的项目。

#WirVsVirus可能看起来是个例外，因为它是在应对全球危机时出现的。然而，记录它使我们能够展示开放式社会创新的过程。了解这一过程有助于区分和比较不同的开放式社会创新倡议。例如，创新大赛这样的倡议优先考虑过程的前端，并看到动员和打包想法和解决方案的巨大价值，但不参与和利益相关者一道归纳和规模化这些解决方案。然而，两者的共同点是公开呼吁采取行动。

03

开放式社会创新倡议的类型

有两个维度使我们能够掌握开放式社会创新倡议之间的差异：覆盖面（reach）和范围（scope）。

覆盖面指的是一个开放式社会创新倡议所包括的参与者的数量和多样性。如果一项开放式社会创新倡议集中在一个特定的目标群体或少数专家身上，其覆盖面就很窄。反之，如果一项倡议动员了广泛的民众和不同的群体，那么它就是广泛的。范围是指一个倡议涵盖的部门或问题领域的数量。

开放式社会创新倡议要么有一个特别聚焦的点，即挖掘一个部门（例如，公共行政部门寻求私营部门的帮助），要么有一个宽泛的重点，即组织者有意将多个社会部门的行为者聚集在一起，合作解决问题。

这些层面组合构成四种类型：创新竞赛（innovation contests）、开放数据编程马拉松（open-data hackathons）、政府实验室（government labs）和集体挑战（collective challenges），如#WirVsVirus。

创新竞赛是一个覆盖面窄、范围小的例子。考虑一下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预测太阳活动的创新竞赛。探索太阳系需要处理诸如来自太阳的辐射等危险，这可能会伤害人类和航天器。为了减少风险，NASA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预测引起这些辐射的太阳活动。

由于无法设计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NASA求助于数字创新平台InnoCentive，该平台专门从事创新竞赛，拥有约30万名不同学科的专家网络。来自53个国家的500多名专家响应了这一挑战，有11人参加了比赛。一位退休的射频工程师获得了3万美元的奖金，因为他预测太阳活动的解决方案优于NASA的现有方法。

当组织者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但未能开发出解决方案时，创新竞赛是有帮助的。正如美国前首席技术官和太阳微系统公司联合创始人比尔·乔伊（Bill Joy）在谈到这种竞赛的潜力时所说："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并不都为我们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为别人工作。诀窍是使你公司以外的优秀人才愿意支持你的技术。当其他地方的人和你一起解决这个问题时，创新的速度会更快"。这种方法的潜在风险是，有时需要重新定义问题以得出更好的解决方案。然而，仅仅基于竞赛的开放式社会创新可能会阻碍对问题-解决方案组合的实验，因为参与者被期望采用呼吁中所明确的问题定义。

开放数据编程马拉松属于覆盖面窄、范围广的类别。世界各地的政府都拥有数据集，它们可以转化为满足民众需求的应用程序。由于一些公共管理部门缺乏创新意识和数据科学能力，许多政府，如美国、马来西亚、波兰和印度，都建立了允许免费使用数据集的门户网站。为了提高对这些数据集的认识并促发它们的潜力，政府和/或民间组织举办了编程马拉松，让参与者可以应用数据集来解决公共问题。例如，多伦多市在2015年参与组织了一次编程马拉松，请求公众深入研究开放数据，以解决多伦多的交通问题。通常情况下，评审团会筛选所有的编程马拉松申请，并向获胜者颁发实质性的现金奖励。

如果组织者想就特定的问题引起公众关注，例如如何使一个城市政府的行为更加透明，让市民更容易接触，或者是一个复杂的挑战，例如气候变化，这些类型的编程马拉松是一个可行的选择。编程马拉松可以在短时间内产生许多想法。

然而，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高级讲师安贾莉·塞斯崔（Anjali Sastry）和Mission Spark联合创始人卡拉·佩恩（Kara Penn）所观察到的，"它们很少能引发真正的、持久的创新"。为什么呢？组织者在编程马拉松之后决定不支持和赞助创意。因此，开放数据编程马拉松的危险之一是，它们创造了一种错觉，即问题可以在一个周末被解决掉。

开放式政府实验室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一个覆盖面窄、范围广的开放式社会创新倡议。以部门为单位进行思考，拘泥于传统的问题解决方式，阻碍了公共管理部门的创新能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像波士顿这样的城市政府和丹麦或奥地利这样的国家政府都创建了开放政府实验室。

开放政府实验室试图通过在等级制度和科层制的组织背景下创造实验空间来刺激社会创新。它们利用原型设计或设计思维的原则促进新的工作方式，培育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并加速民众发起的项目。开放政府实验室可以利用跨政策领域和部门的知识和网络，从而从多个角度为项目提供宝贵的反馈。

对于需要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专业知识和支持的问题，这种开放式社会创新的方法是有用的。然而，由于开放政府实验室需要不断地合理化自身的存在，因此面临着额外的压力：它们可能会在不考虑如何有效地规模化的情况下推行解决方案。

最后，开放式社会创新倡议可以覆盖面和范围都广，特别是当它们解决集体挑战时。例如，#WirVsVirus以全球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为中心。由ProjectTogether组织的后续倡议进一步扩大了范围。

#UpdateDeutschland产生于这样一个假设：民众和公共部门可以就共同确定的挑战开展工作，其次要目标是改革德国的部分公共部门。

2021年4月，#UpdateDeutschland聚集了4000名参与者，进行48小时的创意创造和匹配的编程马拉松。这些参与者是从320个创新团队中挑选出来的，这些团队被选中参与一个为期5个月的支持计划。当组织者打算征求对问题的不同解释和观点，整合不同部门的利益相关者以形成对问题的共同理解，并分担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和承诺时，这种覆盖面广的方法是有用的。

但这种类型的开放式社会创新倡议也有风险。组织者在过程结束时可能没有什么收获；不是所有的解决方案都能或将被规模化；目标的进展，如集体学习或通过跨部门合作改变思维方式，很难测量。

04

揭开假设的面纱

把开放式社会创新看作是一种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产生更多和更好的主意并快速制造影响力的方法确实很有诱惑力。我们明确警告不要把开放式社会创新想成是模仿公司用来保持竞争优势的开放式创新方法。在社会挑战方面取得进展是不同的。与商业挑战相比，社会挑战通常基于关系问题，而不仅仅是技术问题。

第二，意图良好的解决方案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而这种影响不能通过将产品或服务下架而轻易缓解。

第三，开放式社会创新的成功标志需要反映多个维度，而不是像商业利润、市场份额和股东价值那样的单一维度。打开社会创新的过程，使其更具参与性，最终会减缓这一过程。第四，成本可能比组织社会创新过程更高。最后，通过开放式社会创新产生的解决方案会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创造效益和影响力。

在#WirVsVirus中，有几个解决方案在48小时的编程马拉松冲刺后创造了几乎瞬间的效果。这些解决方案解决了一个紧迫的、明确的问题，及早整合了相关的利益相关者，并仅靠简单的、模块化的技术就可达成。

如同任何危机一样，这场疫情使当前机构设置中的弱点凸显出来。乍一看，德国精心设计的福利制度似乎准备好缓冲封锁的直接经济后果。但是，尽管中小型企业有权为其员工申请短期津贴，联邦就业局（FEA）却对大量的申请毫无准备。

一个编程马拉松项目小组认识到了FEA的问题，并开发了一个名为UDO的聊天机器人原型，以帮助申请人掌握这个过程。在支持计划的第一周，UDO帮助3000多家中小型企业申请短期津贴。这一解决方案大大减少了原本耗时的纸质申请所需的时间，并为公共管理部门的流程和服务数字化创造了重要的溢出效应。

大多数在编程马拉松中孕育的解决方案在支持计划期间和之后开始产生影响力。这些解决方案解决了更复杂的问题，需要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和协调，并且/或者建立在更复杂的数字工具上。例如，这场疫情暴露了看似完善的公共卫生系统的各种缺陷。在#WirVsVirus编程马拉松期间，一些团队开始开发解决方案的原型，涉及如何快速检测重症监护室的空位，或者如何在地方和联邦卫生部门之间建立数字接口，以监测感染的发生和动态。

社区建设活动和接触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鼓励这些团队围绕新冠疫情的健康问题建立一个联盟。这样做有助于他们扩大自己的声音，在公共卫生的科层体系中游刃有余，并能更有效地改变现有的程序和重新定义公共卫生系统的优先事项。影响力很难快速显现。

建立一个联盟，将集体行动置于个人行动之上，可能会减缓社会创新的进程，但这种集体进程从长远来看，会扩大成功的可能性。在志同道合的创新者之间以及与机构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和发展关系，可以改变实践并催化系统性变革。

05

打破包容的假象

开放式社会创新鼓励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这些利益相关者往往被认为是在开发和规模化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过程中被排挤或使得过程变慢的人。但是，纳入更多不同的参与者并不能阻止这个过程再现旧的或产生新的排斥模式。开放式社会创新的设计选择涉及到权衡，并可能导致无意的排斥形式。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了三个偏见会悄悄出现的领域。没有一个最好的方法来解决权衡问题，但我们了解到，组织者可以采取某些行动来减轻偏见的影响。

技术| 行动的呼吁对开放式社会创新的过程和结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技术在呼吁中的呈现方式决定了谁会感到受欢迎，谁不会。技术可以被呈现为赋能解决方案的方式，也可以被呈现为解决方案的核心组成部分。

这种情境可能导致参与者优先考虑技术解决方案（"让我们建立一个平台"），而排除那些深刻理解问题但不精通技术的人。另外，为互动创造的活动和空间的选择，也在暗示着在多大程度上技术是开放式社会创新方法的核心特征。

使用编程马拉松框架的组织者等于在向技术专家社区发言，在欧洲，这些专家主要是白人、男性和40岁以下的人。一个补救措施是有意与那些不太可能响应行动呼吁的人接触。#UpdateDeutschland的组织者试图通过直接联系各种未被充分代表的社区来增加多样性，鼓励他们成为大使，在他们的网络中传播关于#UpdateDeutschland的信息。

组织者通过避免使用 "编程马拉松 "的名称（它意味着技术的框架），而将动员活动称为 "48小时冲刺 "（48-hour sprint）来实现包容性。然而，更模糊的标签对程序员的吸引力较小。这里的经验是，框架的选择会影响谁可能参与。

竞争| 产生许多想法和解决方案是开放式社会创新过程的组成部分。融入竞争元素，例如从编程马拉松中选出优胜者，是一种重要的激励手段，并使组织者能够有效地说明解决方案的变革潜力。这里，偏见的来源是由谁来决定或评判竞争。

#WirVsVirus的组织者部署了一个评审团，为编程马拉松的前20大贡献颁奖。然而，评审团在专业背景和种族方面是相对单一的。现在回想起来，组织者认识到了这些偏见，并承认从不同的专业背景、种族和性别中挑选评委的重要性。组织者还可以明确地将那些直接受挑战影响的社区纳入陪审团的决定中。

例如，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开放式社会创新可以将与不同形式的无家可归相关的人纳入评委会，或者让他们参与决策过程，并对他们的服务提供报酬。另一个选择是弱化竞争因素。#UpdateDeutschland的组织者在冲刺结束时没有选出获胜者或选择最佳解决方案。这样做，他们加强了开放式社会创新过程的合作精神，但降低了公众对编程马拉松的兴趣，因为媒体没有得到也不能轻易识别“成功”案例。组织者还需要意识到，对于那些决定在编程马拉松之后继续其创新之旅的团队来说，获得奖项具有强烈的激励作用，并为未获奖的团队提供一个成功的基准。

互动的场所| 开放式社会创新方法依赖于参与者之间的社会互动。这些互动可以发生在线下和线上。当想到在线互动时，那些不太熟悉Slack等数字平台的人可能会被阻止参与。事实上，有些人可能不熟悉这些工具，或者无法获得快速的宽带互联网和合适的设备。由于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和提高数字技能在许多国家的政府议程上名列前茅，这些障碍可能会在未来降低。

另一个潜在的排斥源于大都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空间鸿沟。吸引媒体关注的大规模事件通常发生在美国，特别是在大都市、沿海城市，如纽约市、洛杉矶和华盛顿特区。然而，新冠肺炎疫情教会了我们如何在网上进行联系和合作。

事实上，#WirVsVirus和后续项目#UpdateDeutschland展示了消除空间隔阂的潜力，因为参与者来自德国各地。如果编程马拉松是在柏林举行的现场活动，参与者是不可能来自这样的地理范围的。

06

承诺是支点

开放式社会创新不是万能的，它也不是应对所有社会挑战的有效方法。对于开放式社会创新应该和能够实现的目标，组织者和参与者的观点也可能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对过程和结果的期望可能会有所不同。然而，利益相关者对过程的投入对于开放式社会创新的成功至关重要。

以下是一些考虑因素，可以帮助利益相关者就是否参与这样一个倡议做出明智的决定。

对政府而言| 开放式社会创新是对来自所有部门的民众和组织的邀请，以集体共同明确和解决社会问题。它也是一个承诺，即参与者的想法和专业知识得到了重视。开放式社会创新是一种使政府能够点燃民众参与和恢复团结情绪的方法。

目前，德国政府继续试验开放式社会创新，作为扩大和振兴民众参与的方法，测试新的参与形式，并授权民众成为机构创新过程的一部分。然而，政府必须避免作出空洞的承诺，保证支持底限，并使解决方案能够在公共系统内规模化。此外，那些在政府内部工作的人需要明白，开放式社会创新可以补充决策制定和政策实践，但开放式社会创新不能替代有效的公共管理。

对于公务行政人员而言| 开放式社会创新很可能会暴露出科层制体系中的缺陷和问题。同时，这种披露有助于催化公共部门内早该进行的转型进程。公共行政人员需要为改变做好准备并接受改变。他们需要确保他们和他们的单位已经准备好与民众和组织共创改变。展示过去合作的成功案例有助于打破对未来变革的阻力。公共管理者还需要考虑到民间创新者以不同的速度工作，对多快能取得实际成果有合理的期望。

对于资助者而言| 开放式社会创新是一种解决复杂和/或意外挑战的有吸引力的方法。然而，这一过程的开放性和参与性要求资助者和基金会不严格遵守统计模型或战略计划来监测和评估开放式社会创新的成功。按预期的指标评估会对开放式社会创新项目的潜力起到反作用。相反，资助者应该把评估作为一种学习资源进行投资，而不是作为一种核算工作。他们需要仔细评估该挑战是否受益于集体行动的方法，以有效地开发和规模化解决方案。如果资助者对其进行微观管理，开放式社会创新过程的有效性可能会降低。资助者应该问自己是否相信组织者能够引导进程，相信参与者能够在进程中自我组织起来。他们还应该考虑他们是否准备好接受可能是未计划的但对社会同样有价值的结果。

对于参与者而言| 开放式社会创新需要对时间和资源做出严肃的承诺。参与者将在许多方面学习，但他们也需要致力于在一个可能不属于他们自己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如果参与者只关注他们各自的解决方案而忽略了合作，那么通过利益相关者的能力来规模化共创的解决方案，从而产生持久影响是不可能的。参与者应该问自己，他们是否致力于合作过程。

对于组织者而言| 开放性社会创新拆除了创新过程的门槛，使其得到更广泛的参与。然而，开放性和参与并不能自动使社会创新更具包容性。在设计选择和关于如何构建过程和活动的决定中，存在着偏见，从而复制或创造新的排斥来源。组织者需要确保他们在过程中纳入反馈通道，并能迅速应对早期的排斥迹象。

开放式社会创新是一种很有前景的方法，可以鼓励集体行动，利用数字技术的潜力来解决社会最大的挑战。虽然我们有必要进行更多的实验，以了解开放式社会创新何时以及如何发挥作用，但像#WirVsVirus和#UpdateDeutschland这样的实验展示了开放式社会创新的潜力。

鸣谢：这篇文章是真正的学习伙伴关系的成果。德国沃达丰基金会支持该研究项目，研究助理Laura Thäter和René Lührsen提供了宝贵的分析支持，#WirVsVirus和#UpdateDeutschland的参与者和组织者慷慨地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和见解。

作者：

约翰娜·梅尔是柏林赫蒂学院的组织、战略和领导力教授；是斯坦福大学慈善与社会创新中心全球创新影响力实验室的联合主任；也是《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学术编辑。她与克里斯蒂安·塞洛斯（Christian Seelos）共同撰写了《创新和规模化影响力：有效的社会企业是如何做到的》（Innovation and Scaling for Impact: How Effective Social Enterprises Do It）；

托马斯·格根胡伯是林茨约翰内斯·开普勒大学的社会技术转型管理教授，也是吕纳堡大学的访问研究员。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开放性和数字化如何影响战略、创新和（社会）企业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