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日至7日，山西多地遭遇时间久、范围广、强度大的降雨天气。受强降雨影响，省内多地发生地质灾害和洪涝灾害。根据山西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通报，此次强降雨致全省11个市76个县（市、区）175.71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50.29亿元。


灾情发生后，全国各地社会组织迅速响应，救援队、基金会、本土社会组织等都开展了相关行动。（详情见《山西洪灾：中国NGO在行动》）

▲2021年10月7日，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党员干群合力抗洪，封堵西坝决口。

为了支持山西抗洪救灾，加强外部资源、专业力量与本土社会组织的有效合作，多家社会组织，以及山西省内外热心公益人士迅速搭建了“社会力量支持山西抗洪协调平台”（以下简称“协调平台”）。

本文来自于“协调平台”总协调王忠平的介绍与讲述。



01
山西水灾：仍需社会各界持续关注

据山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山西省于10月11日18时将省级防汛III级应急响应调整至IV级应急响应，于10月15日16时终止了省级防汛IV级应急响应。


10月12日，山西省民政厅发布“关于引导慈善、社会工作、志愿服务等社会力量依法有序参与灾后重建工作”倡议书，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在做好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专题部署会议中提出的具体工作要求，引导慈善、社会工作、志愿服务等社会力量依法有序参与灾后重建工作。

10月18日，山西省灾后恢复重建新闻发布会举行，山西省委、省政府组建了全省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专班，表明要求10月20日前基本恢复灾区生产生活秩序。2021年11月底前，完成校舍加固除险，做好灾区学校灾后复学工作。2022年1月底前，完成受损的农村供水设施修复，保障农村饮水安全；做好受损农房修缮或重建工作，确保春节前全部搬入。

▲山西省灾后恢复重建新闻发布会现场

据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发布的水灾简讯，山西水灾成因主要有三个大方面：首先是山洪爆发灾害，冲毁了山村大量房屋，仅在汾西县就已统计到1255处山体滑坡；其次，多股洪水汇聚进入河道，多处发生决堤、漫堤；最后，10月多寒流，灾民保暖存在很大问题。

受灾面大，时间紧，任务重，山西社会力量协调平台总协调王忠平认为，山西灾后重建的压力并不小，需社会各界持续关注和支持。



CDB：此次山西水灾在救援、救灾方面，有哪些特点？



王忠平：首先，此次山西暴雨的受灾面积很大，黄河、汾河流域水位都在短时间极具升高，影响范围很广。山西省共辖11个地级市，基本上8个地级市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灾，其中5个还处于重灾区。尤其是，受灾地点更多地集中在农村，紧急救援多需要“点对点”进行，增加了救援难度。

其次，山西的地理情况比较复杂，山区居多。由于居民所处的地势相对较低，有的山区房屋已经成了危房，还有的彻底被淹没、冲垮。同时，山区的信息传达不畅通，清理淤泥、排水等工作的开展难度较大，灾民难以快速恢复正常生活。可见，山西救灾以及灾后重建的压力并不小。

同时，外界对于山西水灾的关注没有到达应有的声量。从社会捐款、基金会捐赠的额度来看，山西水灾相比河南水灾差异较大。一方面，山西省受灾人口的密度没有河南水灾高，其需求信息的发布比较分散，“救助”的呼声似乎并不集中；另一方面，很多灾情由于通讯的中断，并没有及时对外释放，以致大众认为情况有所好转、并不严重。但是在总体上，山西灾区的物资缺口很大，仍然需要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

▲2021年10月8日，山西运城市新绛县体育馆安置点

02
社会力量协调平台：快速响应，积极配合



致力于协调多方信息和资源的“社会力量支持山西抗洪协调平台”，自2021年10月8日开始于线上筹备，并于10日正式启动，拥有了线下办公室，组建了较为完备的工作团队。目前，平台有常驻志愿者近30人，外围平台志愿者支持近100人，整体平台协调救援、救灾志愿者超过5000人。

“协调平台”工作组仍在开展灾区需求信息收集和排查工作。截至目前，平台共收集需求信息383条，已对接转接次数达210余次，信息来源包括太原、晋中、吕梁、临汾、运河等7个市34个县144个乡镇，在救援救灾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卓明创始人郝南是“协调平台”中负责信息整合模块的关键力量，他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表示，在山西水灾的紧急救援期间，民间救援队行动及时，救援信息对接流程比较清晰。同时，郝南认为，山西水灾的后续救灾工作难度很大，保暖需求、新物资需求、房屋重建需求、山区定向需求依然存在，救灾信息处理非常复杂。


CDB：你们是如何快速搭建“协调平台”的？

王忠平：10月8日，公益圈里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山西水灾。我们山西籍的公益人就自发组织起来，并与山西一线社会组织对接，发现灾情十分严峻，他们都反馈想要得到更多外部资源。


山西籍公益人一直都比较团结，大家深耕公益领域多年，也常常参与山西社会组织的发展建设，所以能对接到不少资源，再加上大家都很支持这样的联合体，就出现了“一呼百应”令人感动的局面。于是，经过两天紧锣密鼓的线上筹备，10月10日，“社会力量支持山西抗洪协调平台”在线下成立了办公室，以便快速对接，提供信息，做出决策。

▲“社会力量支持山西抗洪协调平台”线下办公室

期间，我们对接到了山西省内的专业社会组织，包括省内最大的民间救援队——“天龙救援队”，以及在山西公益圈具有相当资源的“禾伴公益”。山西省外的资源有负责省外基金会协调的“基金会救灾协会”、负责协调资源统筹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长吕全斌以及NGO2.0的张强等等。因为我本人平时参与了较多与山西政府合作的项目，会与民政厅、团省委等政府组织保持联系，所以也在第一时间了解情况，积极配合政府相关工作。

因此，在省内外、体制内外，我们都快速架起了桥梁，让信息和物资流动得更通畅、更便捷。在持续的工作中，我们整合了来自多方的超过1600万资金，看到效果之后，整个团队的心态也更好了。


CDB：“协调平台”在统筹信息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王忠平：在最初搭建“协调平台”的时候，我们给它的定位之一就是信息综合处理中心。


第一，我们会与当地政府及时沟通，会了解他们的需求，再将我们的资源进行相关匹配。总体来看，协调平台的所有人都在做“信息处理”相关的工作，这是齐心协力才能完成的。


第二，我们组织了大量的志愿者进行信息核实工作，包括紧急救援需求、外地支援队伍统计、应急救灾物资信息、灾区需求核实等。当我们与有捐赠意向的基金会合作，或者与当地政府、本土社会组织进行沟通的时候，这些由志愿者收集、整理的数据就会成为信息对接的基础，让资金捐赠、物资发放等工作不忙乱、更有序。


第三，我们依托山西省内社会组织的力量，开展实地调研工作。当地合作伙伴会深入一线，及时反馈灾区情况和需求统计。一手资料的可信度更高，能够给我们工作一些指导方向。


最后，我们这次与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进行了深度合作。从信息搜集、整理、监测、呈现等多方面，他们在灾害信息处理方面有完整的体系和较多的经验。卓明也会通过专业团队和志愿者拓宽信息来源渠道，协调平台会综合多方信息，交叉整合得更全面一些。


CDB：在收集、整合信息的过程中，“协调平台”遇到的难点有哪些？


王忠平：我们碰到的难点还是挺多的。首先，来自于民间的救灾资源并不十分充足。从目前官方发布的数据来看：截至10月13日，山西全省各级慈善会和省民政事业发展中心共接收捐款2.71亿余元。该数额与河南省慈善总会截至7月23日收到26.64亿元善款之间相差较大。因此，当我们可支配的救灾资源不足时，平台在整体调度上也会比较有挑战。


第二个难点就是山西的社会组织在大型救援、救灾行动方面的经验不足。因为山西在几十年从未发生过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这次约175万人受灾，所以很多一线组织经验很少，也没有过类似的训练，在具体执行阶段是有不小的压力，我们也只能尽力而为。另外，山西社会组织发展得并不完整，很多区县甚至没有社会组织，与当地对接沟通时就会有难度。


第三个难点是此次山西水灾的信息量很大，也很杂。在前期，我们很难找到权威的数据来源，这对于救援救灾工作来说缺少了有力的判断依据。我们就通过上百名志愿者，以“劳动密集型”的模式，使用在线表单等数字化工具，去搜集各类信息，尽量将杂乱的民间求助信息转化为有价值的救灾信息。



03
探索一种有效的社会组织联合机制



截至10月17日，“协调平台”已对接协调 74项捐赠资源，累积金额 1600余万元，包括实物捐赠、专业技术服务和善款捐助等；协调 34家基金会、企业和3位爱心人士的57批次物资的转运，包括床上用品、保暖物资、食物及饮用水等，转运至 4 市 11 县。

“协调平台”在对接资源，调配物资等方面积极配合政府方面的工作，整合了部分社会力量，让大家更集中、更专业地做救灾工作，减少资源浪费，提高救灾效率。

山西社会力量协调平台总协调王忠平表示，这次联合体是一次较好的“政社”合作、“社社”联合的探索，未来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做出一系列更高效的工作机制。

CDB：“协调平台”在统计、收集、发放资源的时候是怎样的流程？遇到了哪些问题？

王忠平：从灾民需求，到基金会资源扶持，再到对接一线社会组织落地执行，同时与政府整体救灾工作进行配合，“协调平台”在某种意义上打通了资源到灾区这个过程中的“上下游”。这种模式确实提高了工作效率，也非常的专业，不仅在各个环节上都有“把关”，还能让大家发挥各自的优势，我们就是一个“好帮手”和“催化剂”。


在困难方面，其实是来自于“物资”。总体来看，我们筹集到的资源其实并不够，所以在面临真实灾区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当协调平台的物资不能全部覆盖某个灾区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先确定“标准”，再进行发放。这在救援救灾阶段会带来不少困难，也浪费了一些时间。


我们手里的物资是有限的，但是需求量很大，工作人员只能将部分物资暂时搁置，这其实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依然希望社会各界，包括基金会能给予“协调平台”更多的支持。


目前不仅保暖物资、食物和饮用水等 “共性需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老年人、儿童、妇女等“个性化”需求更难以满足。


此外，灾后重建任务很重，我们在一线也是缺少人手，这也是很真实的困难。

CDB：您认为此次社会组织联合体积累了哪些经验？


王忠平：我认为这种联合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社会力量还是薄弱的，是作为政府在救援救灾过程中的补充力量。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很多社会组织的工作根本无法有序开展。在这个层面上，社会组织一定要主动地联合，主动地去沟通，获得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同时，社会组织联合体一定要与主流声音、步调保持一致，积极地配合整体大方向的工作，发挥各自在不同领域的优势。


最后，我也很希望社会力量能够更多地参与到灾后重建这个过程中。在这一次协调平台的工作中，我们有所专攻，目的是探索出一种有效的社会组织联合机制。当这种模式被大众看到，被政府认可采纳，社会力量与政府间就能进行更紧密的合作，让信息来源更加全面，让每一笔资源利用得更加合理，开展更扎实、更精准的救援、救灾工作。


CDB：您认为后续还需要哪些信息协同机制的建设？


王忠平：首先，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更有计划性、统筹性地做事。当我们把多方资源统筹好了，打通了“上下游”，大家的效率真的会提高很多。比如说，基金会在救灾的时候就聚焦在一两个区县，定点、精准地帮扶；一线社会组织清楚当地情况，能迅速反应，合理安置物资；政府方能清楚社会力量的工作进程，便于整体决策。网络效率的提高，也会大大降低救灾成本。其实，这次山西协调平台的搭建就很及时，也为后续的模式探索提供了基础性的借鉴经验。


其次，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如果每一次都是“紧急集合”，这个难度会很大。除了在新冠疫情、洪灾爆发等大型应急救灾的极端情况中迅速反应、联合，社会组织也要在平时多多积累，常常沟通，积累资源，更加坚定地去做好“联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