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8月27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对外援助管理办法》,将于2021年10月1日正式施行。该《办法》使民间组织首次具有了参与中国对外援助体系的制度空间,被认为是揭开了中国民间组织参与对外援助历史新的一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办法》明确提出使用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支持国际组织、社会组织、智库等实施的项目,首次明确社会组织成为了国家对外援助的实施主体。
那么,社会组织参与对外援助的国际趋势与国内状况到底怎么样?社会组织将如何深入参与到对外援助工作中?9月10日,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中国(深圳)社会组织“走出去”能力建设与交流合作平台共同举办社会组织参与对外援助“线上+线下”研讨会。
持续三个小时的研讨会,来自学术界、公益界的专家学者和实践者,分别从学术视角、实践视角、生态视角的不同层面,探讨这一政策的未来动向,研究社会组织参与对外援助的国际趋势与国内状况。
图/ James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副院长、教授黄浩明表示,这个会议恰逢其时,期待中国社会组织在未来十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他认为,《办法》有三个突破。过去,有些人会对社会组织走出去产生怀疑,但现在就可以大胆的做。但黄浩明也有三个担忧:第一是具体的合作办法;第二,社会组织的管理费问题;第三,担忧机制化的活动能不能开展下来。黄浩明提了三个建议:第一,《办法》要围绕着国家大局,希望把格局放远,借此提高中国传播能力;第二,对社会组织走出去要有更多具体的政策;第三,对管理额度的建议。如果金额不加大,就形不成规模,形不成影响力。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邓国胜认为,《办法》有很多亮点,但有“感觉不解渴的地方”。社会组织走出去的能力还是很弱的,一方面得鼓励大的基金会带头,另外希望小的组织可以联盟走出去,这样才能让国际、国内看到社会组织的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张强表示理念先行很重要,很期待后续管理细则方面能进行完善。他建议完善顶层设计时,能够大胆创新。另外,插上数字化的翅膀,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副教授董强对民间组织参与对外援助的国际新趋势进行了分析。
中和乡村发展促进中心执行理事长王行最认为,《办法》已经不需过多讨论,需要讨论的是怎么落实。他强烈倡议国家志愿服务品牌的建设,“民心相通靠的是人与人的接触。经常说别人不懂中国国情,那我想问一下,你懂别人的国情吗?派20岁、30岁的志愿者去别的国家了解风土人情是十分重要的。”
从生态视角层面,发展简报首席运营官张耿瑞介绍道,近年来,发展简报对NGO走出去做了不少努力,包括记录NGO走出去故事、上线NGO走出去地图、组织INGO与本土NGO面对面交流等。在参与社会组织走出去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一些问题:第一,人才培养问题;第二,没有专门的资金支持,好在现在《办法》可以帮助这个问题的解决;第三,风险问题,比如NGO合规问题;第四,如今国际局势的动荡,也带来了一些风险。
未来,他认为可以从几个层面努力,《办法》从顶层设计上尽量动员更多的基金会参与;其次,仍然需要明确资金、立项方面的支持,便于建立更好的对外援助生态体系;重要的是,给更多的社会组织在政策上的独立性。
事实上,社会组织走出去的足迹,可以追溯到2004年。当时,中国的社会组织基于人道主义的理念,积极倡导参与到中国的对外援助中,曾先后集体性参与2004年印度洋海啸的救援工作、2015年尼泊尔地震的救援工作、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海外救援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发布了《对外援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来,社会组织领域积极呼吁将社会组织列为国家对外援助的实施主体之一,并在相关方面做出制度性安排。基于社会组织领域的倡导推动以及专家学者的不断呼吁,国家相关部委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和采纳。
如今,在《对外援助管理办法》即将正式实施的利好政策环境下,不仅需要学术界、实践机构、支持机构等多方就这一政策的未来动向,以及社会组织参与对外援助的国际趋势与国内状况展开研讨,更重要的是,需要更多有实力的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到对外援助工作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