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话的时候，汪星宇正在湘西凤凰踩点。视频显示，他正站在山道上，风声很大，脚下是某个幽绿的山谷，有一条小路蜿蜒向不知名的地方。

我们只聊了40多分钟，期间信号不好，断断续续。后来整理时发现，大部分内容都是观点性的。

采访进入了一种访谈的节奏，看似闲聊间，我在一层层地追问，像幽谷小径一样通向核心——这是我习惯的访谈方式。

汪星宇毫不隐晦。直白地展现了他思考的核心。他善于回答问题，否则不会成为《一站到底》的世界争霸赛冠军。显然，这些问题他不止一次地思考过，没有含糊之处。

这是超出我预料的一次采访。

让孩子接触真实的城乡

顾右左：我直接点问。乡村笔记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

汪星宇：我们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城乡彼此看见。

具体做法是，从城市到乡村，我们结合自主招生、出国留学、红色之旅、社会实践做研学、游学；从乡村到城市是公益项目，我们帮助乡村孩子做职业发展和生涯规划。归根结底，我们想要城乡之间彼此看见。如果只是简单地让城里人看看农村以及农村人看看城市，大家会缺乏参与的意愿。我们巧妙地利用教育上的痛点，将城市与乡村连接在一起。

顾右左：痛点是什么？

汪星宇：城市孩子的痛点是升学。他们有素质教育的相关需求：出国留学需要参与更多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如果在国内考大学，需要红色之旅、志愿服务等。

乡村学校校长最大的痛点是如何让孩子不玩手机、打游戏，保持学习动力。痛点要如何解决？归根结底，孩子们如果想考大学或者要实现某个人生目标，就要好好读书。

实质上，我们想做的是连接。

顾右左：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把握到痛点的？既然是社会企业，就要通过商业手段满足客户的需求，需求又是怎么定位的？

汪星宇：我是毕业就创业，所以其实我与这些城市的孩子们本来就离得不远，他们的痛点其实也是我的痛点。

至于乡村孩子，痛点的把握是这样的：我们先带城市孩子去乡村研学，走了快一年的时候，我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才能改变农村？好像不是瓜果蔬菜，也不是外面来的孩子。慢慢地，走得多了，我与乡村里1990-1995年生的同龄人聊这个话题，听他们说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十三四岁辍学出去打工，后悔当时没有好好读书。我问他们：你们需要什么？他们说，其实以前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哪些工作，打工也是跟着老乡走。所以说，痛点并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在相处过程中把握到的。

顾右左：有没有特别触动你的案例？

汪星宇：我们做城市职旅项目之初，发现湘西州很多老乡会去杭州萧山挖树苗，收入还不少，挖得好一天能挣四五百元，一批批的人都往那里去。我碰到一个龙山的大哥，他女儿十三四岁就辍学就出去打工了，当时觉得读书没什么用。然而，在外面待了一段时间后，她开始后悔没有多读书，跟父亲说：“要是读个中专就好了。”听到这个故事，我挺受触动，后来又听到不少类似的故事。在村里，年轻人其实都很憧憬城市生活，觉得城里什么都好，外面挣钱容易。然而，事实上，外出务工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回来往往报喜不报忧。

我们觉得，其实可以传递更多的信息给乡村的孩子们，例如职业和生涯相关的信息。学历不一定重要，但学习本身很重要。

顾右左：针对这样的需求，你们怎么解决问题？

汪星宇：我们的做法有两个。一是“生涯连接工作坊”，我们去全国各地县级初高中讲职业发展和生涯规划课，目前覆盖了约5万人；二是做城市职旅项目，在全国海选优秀的、适合到城市体验各行各业的孩子，把他们带到城市进行各类职业体验。孩子们不仅要给自己做好职业发展和生涯规划，回乡后还要把这些体验的内容分享给同龄人。目前带出来的孩子有360余人。

顾右左：让孩子到城市体验真实，背后的核心理念和独到方法是什么？

汪星宇：其实不管是城市孩子去乡村还是乡村孩子去城市都是一样的，我们想让他们看到真实。带乡村孩子去城市，既要看高楼大厦和博物馆，也要看看卖菜、棚户区生活等。此外，我们会找很多从乡村来城市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分享自己的故事。分享者说，如果当年有这个项目就好了。

他们开始深思未来

顾右左：你怎么样衡量一个孩子是不是接触到了真实的城市或乡村，如何评估这趟旅程是否对他产生了推动和改变？

汪星宇：2018年，我们带一个凉山地区的小姑娘去成都，第一天吃早餐时，小姑娘就哭了。我们很意外，怎么这么快就感动了，不是应该最后一天吗？她说：“因为吃了一个肉包，没想到包子里面有那么多肉。”

小姑娘回去后，过段时间，我们去做回访，学校的英语老师看到我们也哭了，让我们措手不及。老师说，自己毕业回乡教了5年英语，很少有人认真听课，同学们都不知道学英语有什么用，这次去成都参加城市职旅项目的孩子回来后，开始认真学英语，还带着周围的同学一起学英语，那股劲儿让她感动。这个故事让我们觉得，城市职旅对当下的学习动力是很有影响力的。

我们带去城市体验的大理州民族中学的孩子，有几个在去年高考中考得特别好，考上了北大、人大、浙大、南大。校长说，这是近10年来考得最好的一届，很感谢我们的项目。这个项目是上海浦东新区对口帮扶云南大理州的公益项目，他们希望能持续下去。

顾右左：项目在孩子们职业选择方向上到底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汪星宇：我们做的时间不长，现在还很难评估。孩子们对自己选的专业是否满意、后来是否从事与专业相关工作，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学习动力的影响已经可以看出来了，这是一个明显的改变。 

顾右左：那你们又如何评估项目的成效？

汪星宇：我们定期做回访，看看孩子们的变化情况。另外，每个学期，我们都会向参与项目的学校要一个清单，看看孩子们的成绩怎么样。

顾右左：成绩确实是一个衡量的指标。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去城市体验真实生活后，孩子们会受刺激，进而萌生好好学习、努力升学的想法？

汪星宇：其实也不一定。我认为，孩子们并非受刺激，而是会更深地思考未来的可能性，这是更重要的。

顾右左：以前，他们对城市生活的理解来自想象，或者是返乡者带来的二手信息，现在他们真实地接触到了，会触发思考。

汪星宇：对，这很好理解。我们大多数中国学生，辛苦学习13年，然后花3天填志愿。乡村的孩子可能更吃亏——他们获得的志愿相关信息也许不是非常准确。

顾右左：我们现在不谈成绩。你觉得孩子们的真实体验和思考，对于他们自己今后的发展，作用体现得明显吗？

汪星宇：我觉得这种体验和思考，对于孩子们未来的发展而言很有价值，可以帮他们省去几年时间或者避免走弯路。例如省去将来在大学里选错专业导致转专业浪费的时间。我觉得，这已经是最大的收获了。

我们团队昨晚还在讨论如何评估城市职旅的成效。同事们说，有一个指标可以衡量，就是看孩子们大学选专业后，对专业的满意度是多少。目前，我们服务的孩子们，只有两届孩子参加了高考，未来我们再慢慢地跟进评估。

城乡平等的第一步：看见

顾右左：你如何看待前段时间“进城拱白菜”的争论？这孩子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的视角，将城市生活放在很高的位置，觉得自己应该拱进去，拱到点什么。

汪星宇：首先，我觉得这孩子的想法有点极端了，这不好。但是，我们得想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核心原因是太多的城里人看待乡村都是居高临下的。

就我而言，一谈去农村，所有人都问我，你是去支教、扶贫，对不对？乡村是不是很穷？你是要去捐赠。很多时候，我们花时间去帮助别人，以为自己去做了好事，事实上，我们在居高临下地想要解决一个关于平等的问题，它一定会有很大的副作用。

我们机构和项目之所以叫做“乡村笔记”，是因为我最早帮老乡卖腊肉的时候，卖出了一种“皇帝不急太监急”的感觉。老乡觉得，你是来扶贫的，这是你的事情，跟我没关系。所以，我就觉得需要改变他们的意识，而改变意识最好要教育开始，这也是我们的发心。

怎么说呢，我一直觉得，当所有人在说“城市与乡村”的时候，它本身是一种反向歧视。当城乡关系被真正解决时，我们反而不会再谈这个概念了。

再多说一点，我是学国际政治的。在国际政治领域，有个假设叫做“人生而平等”。平等的问题在美国体现在种族，在日本体现在阶级，在中国更多地体现在城乡。当我开始去乡村做调研，发现类似的问题（不平等）是现象级的。

顾右左：所以，业务背后的核心理念就是平等。那么，你觉得你现在做的事情多大程度地触及到了平等？

汪星宇：我们觉得，自己在做平等的第一步：看见。当你真实地看到两种生活（城乡）之后，才能进一步去思考和谈论平等这件事情。很多时候，不平等是因为我们彼此看见的世界不一样。

比如说，现在所有人都用互联网，对吧？但是大家看到的东西其实都是大数据，是推荐算法给你的。我们以为我们都在看互联网，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互联网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看见的世界也不一样，进而我们以为的世界和我们的行为会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大的分歧和分裂，对吗？因而，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某种程度的反推荐算法。我通过你的痛点，让你去看到一点你应该看到但是还没有看到的东西。

顾右左：明白了，突破信息茧房。这个过程，孩子是不是更容易改变一些？

汪星宇：对，孩子很容易改变的，成年人特别是有所成就的成年人就比较难改变。

研学是做一个场域

顾右左：成年人思维方式固化，容易囿于经验，确实难改变。我们再来聊聊研学课程，它是怎么运作的？

汪星宇：课程方面，城市孩子去乡村研学，还是结合各地特点。例如我们在湘西走沈从文先生《湘行散记》中的路线，上写作课；又如我们在安徽黄山研究徽派建筑，上建筑设计课；在山东菏泽做戏曲的课程；在川西做自然和民族文化相关的项目。

我们的大部分业务是2B，面向的是上海交大附中、成都四中等学校，他们把学生交给我们，带到村子里去研学。

顾右左：不管是城市人去农村还是农村人去城市，核心是接触真实。除了满足出国留学、升学等硬性需求外，他们还能看到什么？

汪星宇：我们叫乡土品格课程，老乡们下山去赶集，我们也下山；农活我们也会干。在川西，老乡们把莴苣拿到市场上去卖，我们也去收莴苣和卖莴苣。归根结底，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场域，创造一个环境，让所有人放下自己本来的一些条条框框的东西，愿意去学习，大家会感受到真实。

顾右左：场域实际上就是一种乡村生活的原生态。那么，这种方式受欢迎吗？有些人觉得，升学这件事，或许弄个志愿服务证书就可以了。

汪星宇：功利化的家长肯定有不少，也有一些家长其实不那么重视素质教育，他们只是想让孩子们吃点苦，学会感恩。我跟同事们讲，不管他们是为什么而来，我们让他们看到真实就好了。

顾右左：有没有不适应的？

汪星宇：其实送到我们这来的孩子，都有过心理建设。加上我们的项目主要做的还是的大孩子，就12-18岁的初高中生。

顾右左：心理建设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汪星宇：主要问题在于，提前告诉他们要去的地方大概是什么样的。例如当地的厕所是旱厕、没有网络，当然也有吸引人的信息，例如当地有什么好吃好喝的。我们提前告知，让大家有安全感。其实孩子们的适应能力都非常好。

顾右左：就平等这个理念而言，城市孩子在你们带领下到了乡村以后，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吗？

汪星宇：其实他们离开时会有一些思考，一般都家会有这样的想法：自己是幸运的，但这种幸运却是偶然的，不是理所应当的。至于大家今后愿意为此做出多少改变，那是后话了。

顾右左：这部分是商业项目。你们如何衡量社会企业的社会价值？

汪星宇：商业方面的社会价值，最初我们设计得很简单，就是帮老乡卖货赚钱，现在是带人进来帮老乡挣钱。因而，最简单的衡量标准是，我们有没有帮老乡挣到钱。

如果再深一点，是帮助大家如何看待城乡关系。我认为社会价值是在这里。

机构如何正循环发展

顾右左：入城和下乡，前者公益，后者商业，两者从运作上有何不同？

汪星宇：我们的公益机构设在成都，社会企业设在上海，因而在运作上有两个实体。事实上，它们的区别不大，业务内容本质上都是课程。社会企业去年拿了“向光奖”。

社会企业用商业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我们将一定比例的商业利润返还到公益项目中，努力实现发展的正循环。

顾右左：业务有没有受疫情影响？未来商业与公益如何平衡？

汪星宇：我们还可以。去年遭受了疫情冲击。目前，团队中全职16人，还有几位是兼职和实习的，总共不到20人。今年如果顺利，会有比较大的发展。

站在乡村视角来看，乡村笔记的业务是“带人进去”和“带人出来”，前者有人买单；后者需要募资，更难一些。我们希望，未来逐渐将两者的比例发展至2：1，即“进去”两个，“出来”1个，促进公益可持续，实现机构发展的正循环。

顾右左：成都的公益机构是民非，它的运作资金从哪来？

汪星宇：民非的同事，工资都是从商业这方面来的。项目款则从3个方面筹资：其一是与浙江微笑明天基金会合作开展公众筹款；其二是政府购买服务，与东西部对口帮扶的产业援建项目例如上海浦东对口帮扶云南大理、成都双流对口甘孜巴塘相结合；其三是对接中国西部人才发展基金会等公益机构，助其项目落地过程中，融入自身业务。

我们是2017年9月开始创业的，公益业务是2018年年底时启动的，希望今年可以带更多乡村孩子出来。

顾右左：公益业务将来如果要扩大规模，通过什么方式？

汪星宇：我们会有新方式。例如，我们做线上职旅。越来越多的企业可以将他们的企业课程嫁接到我们体系中，通过互联网传播。

顾右左：商业部分的规模有多大？

汪星宇：商业这边，我们一年做到2000人，覆盖全国20所学校。包括北上广，也有成都、东莞和海口的学校，比较分散。

顾右左：市场定价偏高还是偏大众化？

汪星宇：我们C端的定价会比较高一点，因为渠道成本会高一些。如果学校整体出去，大概在人均四五千元之间；如果是寒暑假那种20人左右规模的小团，大概会到6900余元/人。

我们最终的出发点是解决城乡问题，希望更多人看见成长，所以我们并不觉得只能服务于有钱人家的孩子。我们在想办法压缩成本。

顾右左：我在某次报道里看到，你们将研学的40%返回给老乡，是这样吗？

汪星宇：对，我们（带城市孩子去乡村时）落地的成本大概在40%或以上。

顾右左：研学项目目前在市场上比较受欢迎吗？

汪星宇：是的，因为很少有类似的项目。之前大家都是出国游学，但受疫情影响很难出国，都在想是不是要去国内其他地方做一些事情。同时，学校采购比较多，我们的项目发展得不错。

顾右左：研学这个领域现在竞争比较激烈吗？

汪星宇：没有。你去看看，那些游学和研学项目和我们完全不一样。在外人看来，我们有两个很奇怪的点：第一点是我们真的会住在农村里面，旅行社不会这么做，因为可能没有利润或利润很少。

第二点是我们是做学术。我们在每个项目点都做调研和学术课程，大多数机构是做不来这件事情的，只有我们这些“脑子坏掉”的年轻人愿意做（笑）。

顾右左：研学的地方都在哪里？

汪星宇：四川甘孜、大凉山，湖南湘西，云南玉溪、红河，内蒙古根河，安徽黄山，等等。如果顺利，到年底，我们应该会在北京做一个分部，团队规模会翻一番。我们会尝试开拓一下北方的项目点，例如东北乡村。

顾右左：业务随着寒暑假分淡旺季吗？

汪星宇：我们的2B类业务占80%，最忙的是国际学校的春秋假和公立学校的社会实践。因为是学校组织的，体量会更大。

顾右左：我大概明白你们的模式了。所以说，现在业务在迅速增长之中。

汪星宇：可以这么说。

顾右左：关于机构未来的发展，有何想法？

汪星宇：教育只是我们想做的事中一小部分。更大的痛点和需求在于，到2035年，城镇化率要上升到75%，也就是说，还有2亿老乡要到城市工作。他们怎么找工作？我们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帮他们与用人单位匹配。

其二，我们帮助一些地方政府和文旅类国企，将其搭建的民宿、田园综合体、康养小镇等以长租公寓和分时度假的形式进行销售。

未来，我们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如何有效利用乡村土地的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