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很多人来说，邹志强的工作及人生经历可以称之为丰富多彩。

2001年5月，邹志强辞去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工作，放下『金饭碗』，经过公开面试，加入中国扶贫基金会资源开发部，从事慈善筹款工作。当时，国内的公益环境不太成熟，人们对公益慈善不太理解，企业和公众尚缺乏捐赠理念，中国扶贫基金会专设部门负责筹款，面临很大的挑战。

凭借在国家机关工作的经历和经验，邹志强很快进入角色。入职不久，在基金会的支持下，她参与并成功主导了2001年国际消除贫困日活动——新世界商场大凉山彝族扶贫公众筹款活动，获得新世界商场50万元爱心捐款，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公众筹款工作的第一批探索者。

此后，邹志强加入中国扶贫基金会母婴项目部，负责项目筹款和倡导工作。在她看来，筹款并不是一件苦哈哈的事情，不一定要通过『卖惨』才能筹到钱。有了之前成功的案例，她进行了多次新尝试，通过活动策划，把筹款和企业公关品牌推广结合在一起。2005年，她主导的西门子家电缤纷空间『时尚科技慈善』系列筹款活动获得『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慈善类一等奖』，这些通过企业品牌公关活动带动捐赠的尝试，为母婴项目发展带来一定的可持续发展资源。

2006年，邹志强暂时离开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几年后，她再回到基金会，2013年11月受邀加入国际发展部，开始参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化发展的探索之路。2015年，因有多次灾害救援工作经验，邹志强参与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尼泊尔地震救灾工作，同时开展尼泊尔灾后重建工作调研。

 中国扶贫基金会尼泊尔灾后重建第一所学校落成典礼

发放完阿里巴巴爱心包裹后，邹志强和小朋友们在一起 

之后，在基金会的部署下，邹志强主导了中扶贫基金会尼泊尔办公室注册，并作为基金会第一个驻外国家办公室主任，主导2016-2019年间尼泊尔灾后重建、2020-2022年间尼泊尔发展援助工作。对于没有海外工作经验的探索者来说，在尼泊尔的日子困难重重，面对不同的风土人情、不同的国家体制和复杂的周边形势，如何顶住压力、执行好援助项目，同时又维护好中国公益组织乃至国家的正面形象，是邹志强时刻面临的挑战。好在，她坚持了下来，在基金会的支持下，尼泊尔的工作格局逐渐清晰，团队日渐成熟。

 邹志强介绍中国扶贫基金会尼泊尔办公室 

当被问及是什么原因支撑她走到今天的时候，邹志强回答：

『初心。』

 01

《公益时报》： 当年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辞职加入中国扶贫基金会，放弃『金饭碗』，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邹志强： 很多次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都很难理解我为何放弃国家单位的工作，通过社会招聘参与扶贫工作。

200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风起云涌、激动人心的年份，因为工作原因，我在参与城市发展报道管理工作的同时，有幸参与了『百名记者下乡』活动，看到经济蓬勃发展的城市与农村尤其是西部地区贫困农村现状的贫富对比，我很有感触。

在国家机关工作几年后，我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我希望做一些更加基层的工作，踏踏实实地通过行动去影响并改善西部贫困状况。然而，单凭个人力量显然改变不了什么，需要平台，需要呐喊，需要呼吁更多人参与进来。恰好，那时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进行机构社会化改革，在北京青年报发了招聘广告，我看后特别激动，就去参加了面试。

《公益时报》： 来基金会后，你如何迈出『第一步』？

 邹志强： 那时候，基金会采用社会招考模式，笔试通过之后进行面试、再面试。当时来了100多人参加招聘，很多是清华、北大经济或金融学的学生，基金会的领导非常高兴。然而，很多人对基金会的理解有偏差，他们以为是做基金、股票，不知道基金会实际上是个没有基金的地方，需要我们动员各种力量『各方化缘』。

这批人来了就加入中国扶贫基金会资源开发部，负责筹款工作，真是吃了不少苦。那时大家对公益不理解，社会也没有发展到全民公益的阶段。很多人一听我们是基金会，特别兴奋，以为是我们要给钱，一听我们想筹钱，都不愿意再见我们。

我和时任资源发展部主任、现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的刘文奎去北京商委商讨2001年『国际消除贫困日』北京商场义卖活动，门口的武警战士一直以为我们是推销股票的，审查来审查去不让我们进门，非常尴尬。这样的情况在当时是非常常见的。

3个月下来，和我同期参加招聘进来的同事发现要钱太难了，大多都离开了。这3个月，我骑着自行车跑了北京近50个商场，每天回来向领导汇报，一起想办法，方案做了推倒，推倒再做，终于在『国际消除贫困日』之前，与北京新世界商场谈成了四川大凉山彝族扶贫公众筹款活动。我也有幸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公众筹款第一批探索者。

《公益时报》： 2002年，因为工作调整，你加入中国扶贫基金会母婴项目部，在项目筹款和倡导方面取得很多成绩，能谈谈你是怎么做的吗？

 邹志强： 经过在资源开发部1年多时间的探索，基金会发现，凭着扶贫话题找钱非常困难，于是决定通过品牌项目来筹款，因此就有了筹款人员进入项目部，我也被派到母婴项目部负责筹款和倡导工作。

由于有了新世界商场公众筹款的成功经验，我们开始与企业市场部紧密联系起来。当时公关公司还没那么强势，基本上是企业市场部和我们对接。企业要捐赠，一定是和他们的利益相关的，比如基金会能否拿到企业捐赠所得税免税资格，会影响我们和企业的谈判。

德国西门子家电是我们在新世界商场的捐赠客户，他们主动找到我，要一起推出一款互联网概念的冰箱。彼时，『上网』还是一种时尚，我们与西门子家电市场部召开了多次会议，西门子家电缤纷空间『时尚科技慈善』主题筹款活动逐渐成型，筹款从一味追着别人要钱，变成服装、灯光、绘画和科技组合的艺术品运作。当时很多人追着买这些冰箱，这就有了之后的拍卖善款。

2005年，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通知我们去领奖，以表彰通过类似公关公司策划实现的慈善创新。我们拿了一等奖。这是意外的惊喜，其实也是必然结果。后来，许多公关公司开始关注慈善元素在企业形象中的应用和体现。自此，德国西门子家电也一直与基金会的母婴项目部以及后来的健康发展部保持合作，有近20年之久……

 02

《公益时报》： 2013年7月，你重新回到中国扶贫基金会，那种感觉是不是和之前不一样了？

 邹志强： 由于家庭原因，我离开了基金会几年。走的时候我向基金会提了一个请求：如果有机会，我还要回来。2013年，我顺利地回到了基金会，是因为我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第一时间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了基金会在四川的救灾工作。

刚回到基金会的时候，领导有些担心我——现在的筹款方式跟以前到处跑筹款不一样了，基金会都在网上开展筹款。此外，之前的同事都成了领导，工作起来会不会有落差？

当时我向领导表示，之所以回来，是因为还想在这个领域做些实事，想通过努力参与改变中国的贫困状况。所以只要目标明确，努力工作，一定会为扶贫工作做出点什么。中国扶贫基金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机构，所有有志于为扶贫事业努力的人，都会在这里找到位置和机会，实现自已的价值。这是一个让你不会忘记初心的地方，也是让很多离开的人又回来实现梦想的原因。

《公益时报》： 从国内筹款到开展国际筹集，这中间的变化大不大？你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邹志强： 2009年12月，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了国际发展部。当时，国际发展部筹款和项目开展一直都处在摸索阶段，基金会很少有人愿意去这个部门。当时处于脱贫攻坚战阶段，国内项目做不完。中国的GDP不断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有所期待，但当时有不少公众对国际项目不太理解，停留在『中国还有这么多贫困人口，为什么还要帮助别的国家』层面，民间组织开展国际筹款和项目较为困难。

 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尼泊尔贫困妇女职业支持项目 

当时我想，不论在什么部门，都要先有钱才有项目，国际部没人负责筹款，万一试试可以拿到中国在国际援助方面的资金呢？

 中非合作论坛 

一到国际发展部报到，我就被派去对接灵山中非合作论坛筹款工作。非常幸运的是，国际部能够调动基金会所有国际资源，我们成功地和灵山慈善基金会举办了中非合作论坛，并得到了第一笔援助埃塞尔比亚饥饿儿童的资金。之后，我留在了国际部，利用多年品牌工作经验，着手对国际发展基础的品牌元素，比如中国扶贫基金会英文网站和爱无疆公众号进行建设，利用在媒体和社会动员等方面的优势，协助组织各种国际企业社会责任论坛。我们希望通过海外中资企业在国际社会责任方面发声，为海外企业发展献计献策。

 由中国扶贫基金会支持的技能培训和职业培训

 03

《公益时报》： 在国外开展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难以现象的困难。有哪些事情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邹志强： 我进入国际部时有些『先天不足』，虽然我是上世纪90年代的研究生，但英语已有20多年没机会运用。到尼泊尔后，与当地政府及合作伙伴沟通项目时都会出现偏差。2015年，我们开展尼泊尔地震救灾时，在国外留学的女儿刚好处于放假期间。于是，我就动员她来尼泊尔做志愿者，帮我做翻译。基金会主管国际发展工作的常务副秘书长陈红涛知道后全力支持并鼓励我去完成尼泊尔灾后重建调研工作。

此外，一开始我确实很不习惯尼泊尔的政府办公风格，经常为等待太长时间发愁，后来我背着电脑去政府机构，边等边工作。再后来，我学会请尼泊尔相关工作人员喝茶，发现喝茶是他们的文化习惯，1个上午1杯奶茶，花费100尼币（约合人民币6元），我们好多注册文件就是边喝边聊边改边批。之后根据尼泊尔国际组织管理规定，国际组织执行项目必须通过当地非营利组织机构执行，这样等办公室在尼泊尔正式注册后对接政府的工作自然就成为尼泊尔办公室当地合作伙伴的一项工作，我们终于可以专心调研和执行援助工作了。

与本土员工和合作伙伴的沟通也需要一个过程。比如，我们要把中国方面的捐赠反馈和文件翻译成英文，针对当地员工不理解的地方进行培训，手把手一点一点地教，尼泊尔员工把尼泊尔语翻译成英文，我们再翻译成中文汇报给基金会，这样很费精力和时间，但这又是每个项目管理必备的步骤。

经过慢慢磨合，尼泊尔员工和合作伙伴基本掌握了中国项目管理模式，再加上国内的支持团队逐渐成熟，现在尼泊尔办公室的项目人员可以顺利地按照项目要求完成尼泊尔语到英语的项目文件的文件管理，他们也逐渐熟悉了中国非营利机构的管理模式。目前，我们的周反馈和月反馈基本都由尼泊尔员工独立完成，尼泊尔办公室和项目管理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

说实话，这期间我多次想离开尼泊尔。在国内，有很多同事一起干活，但在尼泊尔总是一个中国人面对一群尼泊尔人开展工作。另外，在尼泊尔工作与国内相比差距太大了，在国内1分钟就可以决策的事在尼泊尔要掂量好几次，审批好几天，需要衡量再三后进行取舍，费心费力。

但是，刚建的办公室还不成熟，尼泊尔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公益机构的期望和信任、基金会的支持和鼓励，让我们在外不敢有一丝懈怠。于是，我咬着牙坚持了下来。这几年，通过北京总部、尼泊尔办公室和其他国别办公室的共同努力，中国扶贫基金会已经有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海外办公室和项目管理模式。

『坚持就会改变』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口号，也是我特别认同的理念。我认为，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化的战略是非常正确的，随着国家实力增强，我们肯定要走向世界。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会有更多的中国社会组织走到海外，帮助中国企业履行国际社会责任。所以这几年我们海外援助的探索对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来说是值得骄傲的。我也感到非常荣幸，因为在这条路上，我没有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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