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2020年的发展简报论坛上，我们十分荣幸能够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的陶传进教授作为圆桌论坛的主持人之一。在论坛结束后，我们又有幸采访陶教授，更深入地讨论了中国社会组织的相关问题。本文基于陶传进教授对于社会治理、公益组织的公益产品及公益组织发展未来的观点整理而成。

CDB：

陶教授您好！请问您目前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哪些方面？

陶传进：

主要关注中国的社会组织，尤其关注公益组织。公益组织的重心是他们的项目，而这些项目的结果又可以用来衡量它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性。

CDB：

在2019年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上，您提出中国的社会组织应当更多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您能具体讲一下“社会治理”这一概念吗？

陶传进：

“社会治理”的学术概念比较复杂，所以我会尽量使用我们生活中的例子来解释这个概念。

社会治理的概念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治理”指的是有效地管理事务。但在近代，“治理”的概念被融入了新的元素：治理指的是使用非专制、非官僚的方法来有效地管理事务。例如，在一个社区中，最理想的决定事务的方式是通过民主投票。社区之外，更多的个人或机构会参与到治理当中，比如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以及公民等，同样也是通过民主的方式来进行参与。当政府不使用压制的方式来控制其他的参与者时，社会治理就可以有更多的外界参与。因此，在当代，社会治理意味着采用民主的方式来管理各样的社会事务。

图片来自unsplash.com

CDB：

在国内，公益组织已经为社会治理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陶传进：

我上面讲过，社会治理的概念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由只有政府参与的、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到逐渐为社会各界创造更多参与机会的民主管理。要注意的是，尽管个人与政府一起参与管理社会和公共事务的空间越来越大，但个人基本无法直接参与社会治理。为了参与社会治理，人们必须要形成社群或者组织。因此，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社会治理的前提。

如果从社会组织发展层级的方面来看，我们的团队发现，在不同的层级，社会组织对社会治理的参与是不同的。目前，中国大部分的公益组织都处于第一层级。在这个层级里，公益组织仅仅视它们自己起一个政府职能的辅助作用，尤其是在灾害发生时。例如，在汶川和玉树地震之后，许多公益组织和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向震区提供了物质援助，也参与了灾后重建工作。公益组织的辅助作用是社会治理最基本的一个形式，它们在这个方面也做得非常好。但是公益组织必须意识到，它们不该在这个阶段停留过久。因为在这个阶段，几乎不能参与真正的社会治理，也不能带来它们想要的社会改变。

公益组织应该明白，真正的社会治理是政府把其职能的一部分，通过服务购买或者合同的方式，转移给有能力承担的社会组织来实现。这时，公益组织成为了主角。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政府也在积极地推行“政府职能转变”。但这种转变需要各类社会组织在其中投入专业的技能与知识。如果公益组织不积极提高自身能力，而继续去发挥“辅助”的职能，那结果首先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实现会遇到很大困难；其次，公益组织将很难参与到真正的社会治理当中。

CDB：

怎样分辨公益组织处在哪个层级呢？并且公益组织如何能够更多地贡献、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呢？

陶传进：

分辨的指标是公益组织提供服务的专业程度和专业能力。专业能力越高，公益组织所在的层级也就越高。有一些公益组织需要经过一个层级由低到高的“升级”过程，而另一些组织则不需要。

在第一层级中，公益组织主要通过直接捐赠物资来发挥一个辅助作用。在第二层级中，公益组织会关注到项目实施（包括项目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和项目服务设计，以实现更高的效率。在下一层级中，公益组织会着力于拥有更多的资源和吸引人才，以便其为特定的人群，例如残障人士、老年人或者儿童，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我们的团队把公益组织在第三层级中的这一类服务称为“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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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和第五层级要求公益组织拥有更高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我们把第四层级的组织发挥的角色总结为：专注于整个领域或行业的运作。它们的项目或者言论会影响到行业前进的方向以及业内人士的行为。但是在实践中，我们也注意到，位于第四层级的社会组织多为商会而并非公益组织。对于第五层级来说，公益组织需要更前进一步，探寻超越这个行业的方法来解决更深刻的社会问题。位于第五层级的组织包括智库和政策倡导机构。它们所做的事情将会为社会发展和政策改变创造动力。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社区组织。尽管它们的影响只能触及到在某个社区里居住的人，并且通常来讲，社区组织的机构和项目规模都比较小，但它们却可以直接达到第三或第四层级。不得不承认，和公益组织的服务（特点为数量多、覆盖面广）相比，社区组织通常提供更有针对性、专业性更高的服务。但社区组织的一个重要发展动力是来自政府的支持，例如，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

CDB：

您认为政府应当更多地给予公益组织资金支持吗？

陶传进：

当下，政府、公益组织和公众都面临着一个僵局。首先，政府在公益组织的投资，在其可承受范围之内已达到最大化；公益组织看似也在用尽全力来提高它们的能力；而公众，虽然他们对公益组织的认识在不断增加，但在现阶段也无法对公益组织的发展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要打破这个僵局，目前已有的方法已不再起作用；我们必须找到新的方法。

CDB：

在您看来，这个新的方法存在吗？

陶传进：

存在。我认为这个新方法是公益组织需要做出公益产品。

即使商业和公益行业本质上很不同，但是前者中有许多经验可以被后者学习和借鉴。在我看来，国内绝大多数的公益组织还没有“公益产品”这个概念。公益产品指的是，公益组织进行人才投资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开发出好的项目或服务使其承诺产出的结果变成现实。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商业机构旗下的公益组织通常都在开发“公益产品”方面做得非常好。

我们的团队从我们的研究中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公益产品”的缺乏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西方社会，公益组织会在宗旨、使命、机构文化与合规方面花很大的力气；中国的公益行业也把这些西方的理念学习了过来。但在这些西方的机构中，公益产品的理解也很弱。我的担忧是，如果公益产品的理念一直比较模糊，那上述那些非常好的理念最终会变得非常的僵化，也不能去很好地指导实践。另外一个重点是，如果这些好的理念不能够引导机构最终得到公益产品，那这些理念实质上的帮助也非常小。

CDB：

在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您表示在疫情期间，社会组织的表现实际上让人非常失望。您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结论呢？

陶传进：

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所期待的、实质性的改变发生在社会组织身上。并且，社会组织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其实与十二年前的汶川地震中的表现并无本质区别。但十二年已经过去了，是应该有改变发生的。

在疫情初期，你可以看到大量的个人、企业和公益组织在各地为一线工作者捐钱捐物。但是他们所做的只停留在了这里，并没有再往前进一步。捐赠的行为大量地被媒体报导、被社交网络宣传，但最终这些好的行为并没能形成一个更有组织、有影响力的行动。并且，我们期待在疫情期间，社会组织可以为社会提供支持和帮助，但实际上它们却成了需要被帮扶的那一部分——许多组织反馈说，它们在运营和筹款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在社区的层面，许多曾被树立为“典型”的社区组织在这次疫情中也没能为居民提供好的服务。很常见的现象是管理混乱、僵化、不人性化。同样，国内基金会的表现也让人失望，它们能做的其实应该远远超出捐赠这件事。

CDB：

为什么这些令人失望的现象会发生呢？

陶传进：

许多因素导致了这些事情的发生，而且这些情况并不是新近才发生的，只是在这次疫情中所有的矛盾都达到了顶峰。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致因：注意力放在了错的地方。

当社会组织计划一个项目时，它们很多时候不能回答以下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这个项目，我希望产生怎样的效果？在项目结束后，怎样来评估这个项目的效果？我前面提到，许多组织对于宗旨、使命、文化、合规和书面计划非常地看重，但他们往往不重视项目产出和结果。这种理念给项目评估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因为很多项目可能在设计初期，就没有考虑到如何使它们最后的结果被直观地看见和衡量。有些人也许说，虽然他们的项目结果不太容易被直观看到，但这些项目的影响是有的，也是长期的。但我认为，这样说的人应该由内到外地来分析一下他们的项目，想一想他们开展这个项目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根据项目的类型，评估会采取不同的形式。但在任何条件下，评估都应该都是可行的。并且评估的意义在于，它可以来帮助区别“好项目”与“坏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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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社会组织错误的关注点是，为了证明机构的名声、能力和影响力，它们非常看重参与第三方评估。然而，第三方评估机构很大程度上只关注了表面的工作和书面上的项目计划。这样的关注，使得机构会在评估结果上也许有很高的分数，但实际上它们的项目很多时候却不能产出它们承诺的结果。并且，很多国内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会用不同的评估标准，所以机构相互比较它们在评估中得到的分数，实际上意义不大。回到我之前说的，这一类的评估很大程度上是对资源的浪费。

还有一点，近几年，我们观察到公益组织有“官僚化”的趋势，但这种趋势是机构在任何时候都要去全力避免的。最近有一些非常不好的例子，比如，一些公益组织一旦成为评估机构之后，它们会经常滥用自己的权力，甚至给出机构非常错误的改进建议。

CDB：

“公益产品”这个理念依旧听起来有些晦涩，请问您是否可以给我们一个更贴近生活的例子呢？

陶传进：

当然可以。那我就用社区组织的例子来解释这个概念。

如果一个组织想要服务某个社区的老年人，那它的第一步就是要去认识这些服务对象，并且可以获得去家里拜访他们的许可。这个组织必须考虑，如何使服务对象愿意打开家门接受探访，也要想方设法使服务对象觉得他们在被倾听、理解和关怀。但是这个组织不应该就此止步。

下一步，这个组织要开始考虑如何为老年人设计小组活动，使他们可以与社区其他同年的人建立联系。但这些小组活动中，除了建立关系，老年人们也有可能会起分歧和争吵。这时，这个组织就应该考虑，如何使老人们最大程度地从小组体验中获益。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把社工引入到正在进行的项目中来，使老人们在心理和生理上都可以得到照顾。那下一步的行动就可以是，在社区之外为老人们创造其他的互动机会。

图片来自unsplash.com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上面描述的这个过程中，在不同的阶段里，有不同的计划，而计划会产生一些“结果”。这一个又一个结果，就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公益产品”。这些产品可以表明服务对象所在的“处境”。通过评估这些“处境”，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项目产出的结果是否是我们想要的。

CDB：

那公益机构需要怎样的支持去创造这些公益产品呢？

陶传进：

好的项目评估是重点。评估可以反映出项目的问题，使项目参与者思考解决方法。

话虽如此，但我们需要明白，当前的项目评估体系必须要被修改、完善。建立一个科学全面的评估体系并非易事，但这不应该使我们停止寻找这样一个体系。

一个好的评估体系应当以结果为导向，但又不僵化、以致把结果作为唯一重要的东西。评估的目的是找到并解决问题。基于我们团队的研究，我们相信评估者需要在以下几点上注意：查明机构是否真正理解如何实现项目目标，也就是它们的公益产品；向机构推荐便于它们继续学习新的理念、方法和技术的机会和资源，使它们可以最终产生自己的公益产品；在评估的过程中避免官僚化；最后，有效地收集和解读项目数据。

除此之外，评估者要接近机构，允许机构向他们交流自己的处境、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解决问题时的困境，以及机构认为可以怎样帮助到它们。

CDB：

那您认为国内的社会组织发展前景光明吗？

陶传进：

尽管在这个领域里许多事情需要被改变，但我仍认为社会组织的前景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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