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如果说2021年初有什么大事能载入中国公益史，那我相信这件事应该是长青图书馆的成立。

但遗憾的是，长青图书馆的成立并未在公益圈激起多大的涟漪。原因何在？就如“馆长”吕全斌所言：“大家都在说这事儿挺重要，图书馆是重要的行业基础设施，但没有人去做。”

既然如此，背后又是什么力量支持吕全斌去做这件事呢？从筹备到成立，其中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4月21日下午，世界读书日前夕，我走进位于北京林达大厦12楼的长青图书馆，采访了这位图书馆的发起人。

吕全斌说：“现在一切还刚刚开始。做得也有点儿孤独，但事在人为，慢慢做吧。”

“长青图书馆有三个功能”

马广志：首先祝贺长青图书馆的开业，现在的运营情况是怎样的？

吕全斌：长青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是在今年的2月21日，仅两个月的时间。所以，来的人还不是太多，很多人还不知道我们的存在。

马广志：来的这些人中，他们的主要诉求是什么？

吕全斌：有些人是把图书馆看作是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来寻求资源的对接和交流。还有的就是对其中的图书感兴趣，来借阅能帮助自己提升和机构发展的图书。还有的人认为，图书馆也是很重要的行业基础设施，来了解我们是怎样一步步做起来的。也来过一些社会工作者、学生、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员工，希望更多地了解各自领域和整体公益行业的样貌。所以，我现在很多时间是在做一些接待和讲述的工作。

另外，今年图书馆免费提供场地，支持各类公益主题活动在图书馆空间开展，比如清明节前就举办了一次传一沙龙。也有一些公益人周末利用图书馆开放时间，和志愿者一起在这开会做项目。还有不同机构的工作者约在图书馆见面谈事情的。总之图书馆能提供的服务很多，也在与来访者的互动中逐渐调整。

马广志：哪些图书的借阅率更高？

吕全斌：粗略统计来看，谈宏观动态和筹款内容的图书借阅率比较高。当然，我更希望大家能多读一些经典，不只是为了提高技能，而是要考虑作为一个公益人，怎么才能让你的底蕴更深厚。

当然，也并不是说阅读多了就能怎样，但大量的经典的阅读确实能塑造一个人的底层价值，支持在这个行业走得更稳、更久。

马广志：那在你的设想中，长青图书馆未来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吕全斌：图书馆刚起步，现阶段我们想它会体现三个功能：一是收藏展示功能。从90年代的一些NGO到近十几年来成长起来的基金会，能展现行业发展的重要文献和物品，都可以收集、整理和展示，能为来访者了解公益慈善行业提供一个途径。

二是研究支持功能。长青图书馆的成立，是想要把散落在各地的资料汇集起来，尤其是那些非公开的出版物，其中有大量的史料，很有研究价值。

三是文化交流功能。图书馆更多的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公共空间，为参观者提供信息阅读和分享交流的空间，希望成为大家了解公益慈善行业的一个窗口。

目前，长青图书馆的这三个功能我们都有或深或浅的探索。这也是今年我们工作的重要目标，就是把各种设想都跑一跑，试一试，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毕竟我们刚起步，也不是科班出身，还需要学习。

马广志：提供专业知识信息服务是图书馆的关键能力，但这种能力的实现却并非易事。在这方面，你是怎么考虑的？

吕全斌：前边讲了图书馆的三个功能，但要实现这三个功能还需要三个载体。

首先，要有一个大家可感可看的线下空间。这个现在已经做到了。长青图书馆的前身是基金会档案馆，当时只是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的一个20多平的小会议室，现在我们有100多平的空间，大家可以看书、自习和办活动。

其次，还要有一个线上空间。我们没有条件不断地扩大线下空间，同时考虑到外地公益伙伴需求及时代的发展，今年我们先基于语雀平台做了一个线上资源中心，目前主要是面向鸿鹄计划的秘书长们，还在内部试用阶段，根据今年的发展制定明年更加开放的计划。

第三，把长青图书馆做成一个枢纽机构。未来这个馆的定位应该更多的是一种“集散地”的概念。其实也有很多行业前辈和伙伴在做类似的工作，一个是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中心，他们在西安有一个“半边天书吧”，收集了各种妇女和发展类的书籍资料。还有成都传统慈善研习社的杨若虚老师，他收集了很多明清和民国时期与慈善相关的史料，非常珍贵。朱健刚老师也在广州做岭南慈善的档案资料。益人录的宁斌有非常多行业的珍贵影像资料。老牛基金会的档案工作做得非常好，也在想推动行业关注档案的管理工作。

所以，我希望长青图书馆能发挥这样一个枢纽的作用，集合各方力量，推动成立一个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图书档案资料的协作网络，互通有无，互相协作，共同推动在图书档案资料方面的行业基础建设。

“谈不上困难，但有点儿孤独”

马广志：从有成立一家图书馆这个想法，到筹备，再到开业，这个过程是不是很难？

吕全斌：也谈不上很难，但要做成一件事确实很不容易。最大的困难其实还是来源于环境氛围，大家都在说这事儿挺重要，图书馆是重要的行业基础设施，但没有人真的去做。做起来后好像也没人真的支持。这就好比说，大家都觉得路重要，但没人去建去修，只想着有路之后的方便。

马广志：也就是说，很多基金会开始并不看好你们。

吕全斌：做图书馆的想法其实很早就有了，但一直不具备条件，跟不少基金会都讲过，大家都认为这事儿难度比较大，专业性很强，担心和顾虑我们能不能把这事儿做好。

2019年上半年，徐会坛（时任爱德传一基金负责人）来我们这里考察过，当时他们正在考虑找一个空间托管商玉生老师的资料档案，考虑到我们那时还不是公共的开放空间，就暂时作罢了。

现在这事儿能做起来，还要得益于福特基金会的资助。2019年初，我去拜访福特基金会，谈到想做行业图书档案馆的想法，他们很感兴趣，也愿意支持。经过多次沟通和申请程序的等待，去年10月份正式确定下来合作。

今年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也给了我们一些资助，还有一些行业伙伴个人捐赠图书档案资料和资金，以及多位志愿者支持将我们已有的大部分图书编目上架，也很让我们感动。

马广志：当时想没想过，如果得不到基金会的支持，怎么办？

吕全斌：其实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以前，这个工作已经陆陆续续在开展了，在筹办论坛之余，我们力所能及的先做了基金会档案馆。

去年疫情之后办公楼的租金下降也给了我们提速发展的机会。我们将原计划半年后才扩大空间规模的事提前了进度，春节前的12月20日，我们就搬家到了这里，专门为图书馆增加了100多平方米的面积。无论怎么讲，还是希望能有一个有实际感受的空间，不管空间大小，完善与否，这样大家可能会认为你不只是在做，而是真的在做。

马广志：为什么非要做图书馆这事儿？

吕全斌：首先，我认为有记录且呈现出来的才能算是历史，比如现在大家对改革开放后公益起点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有人认为2008年是公益元年，也有人认为是从2012年中央财政拿出2亿资金购买社会服务开始的，还有人认为是从2015年腾讯发起99公益日开始的，或者是2016年《慈善法》实施开始的。长青图书馆想要挖掘、整理和记录，把这种从80、90年代开始的民间公益实践，通过图书、档案和资料等方式传承下来，否则行业发展是断代，没有接续的。

其次，现在很多知识信息是在重复生产。有一些现在讨论的话题，之前都讨论过，当时甚至比现在讨论得还深，没有现在这样的急功近利和浮躁。很多概念现在炒冷饭，炒得还不见得比当时好。图书馆未来希望给大家提供有价值的资讯，让大家在做知识生产时，有一个参考。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总是说“公益行业”，但除了举办活动和大会外，还能怎么证明我们是一个行业？必须要有记录呈现，有一个不落幕的空间作为窗口，让别人来了解来参观，才好说明你是一个行业，你对社会的价值和贡献。

所以，对于长青图书馆的发展，虽然我还不知道怎样衡量它的成果和成功。但作为一个年岁渐长的公益人，我是发自内心希望把这事儿做起来。

当然，现在一切刚开始，我也听徐会坛说过当年商玉生老师也做过图书馆然后也没有后续了，我也深感重担和压力，很多时候也会孤独，但事在人为，慢慢做吧。

“记录、传承和传播中国民间公益”

马广志：刚才在参观时，发现有的已做了分类，有的还在整理过程中。这些分类有什么标准吗？

吕全斌：目前图书馆内的资料主要是三类：第一类是公开出版物。现在有1500多册图书上架，这部分比较好收集，大部分来自于行业伙伴的捐赠，或者去找出版社、作者联系，或者根据既知书单去市场购买即可。

第二类是非公开出版物。比如机构的年报、报告以及内刊等，其中有很多珍贵的资料。当然，这部分资料非常多，未来我们也要确定一定的标准，有选择地来收集，而不是像目前的应收尽收。

第三类就是一些实物。就是接受一些与行业发展有关的实物，比如我们已经收到的机构牌匾和法人章等，这对于记录行业发展，促进行业研究等方面有重要的意义。

原来的“基金会档案馆”，因为有“档案”俩字，大家就觉得比较神秘，觉得不是开放分享的。现在虽然叫图书馆了，但看起来是杂糅的，有档案存储的功能，可能也有博物展览的含义，希望行业体量规模越来越大，资源越来越丰富，慢慢可以有更加清晰的细分。

如果用一句话来讲长青图书馆的定位，我想就是记录、传承和传播中国民间公益。

马广志：作为长青图书馆的前身，“基金会档案馆”还是给了你很大动力的。

吕全斌：是的。我记得很清楚，2019年5月17日，我们办公室从太阳宫搬到了现在的林达大厦，基金会档案馆第一次有了独立空间，一间20来平的小办公室，于是我把那天当做基金会档案馆的生日。

“基金会档案馆”的成立，是因为随着基金会论坛的发展，不断有人来问我们要一些资料和信息。很多情况下，我除了告诉他们基金会中心网的网址，更多的也就无能为力了，所以就想做一些有关的信息、资料和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于是基金会档案馆就应运而生了。

基金会档案馆成立后，有一位行业前辈隔段时间就会开车送来一些早期珍贵的资料。他已经退休了，但他认为这是行业的重要资产，与其放在家里，不如找个专门的地方保存和保护起来。这些东西送到大学等机构，人家不一定会重视。但在我们这里，却是极其重要的宝贝。

所以，当你只有想法时，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你，不支持你。但一旦你做起来，就有人来关注你，支持你。开始做这件事时，当然有困难。但一旦有人开始跟你互动了，慢慢就觉得这件事可能做对了，不过要做好做完善，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说实话，直到去年商老师去逝后，我才知道他在90年代就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就像杨团老师所说，“在中国现代基金会和公益行业发展历程中，早期众多的第一，都归功于商玉生先生。”

这让我更加意识到传承的重要性，当时徐永光老师建议档案馆更名为图书馆，更加开放，积极地去做一些行业传承的记录和推动工作。

“先把事情做起来，做出一些影响力”

马广志：所以，图书馆的成立更多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结果。

吕全斌：是的。可能也与我的个人经历有关。早在2004年我在大学做志愿者时，我就读过商玉生老师主编的《NPO纵横》。

而且，我从小就喜欢收集一些小东西，把它们分类整理好。后来我在德鲁克社会组织学习中心工作时，当时就有想做一个类似培训信息整合平台的想法，来服务公益行业。

后来，我自己做自媒体，也做了很多信息对接的工作，尤其是做“益+学院”的时候，做了“学习信息”和“资助信息”两个产品，帮助行业伙伴做信息整合和对接工作，当时挺受大家欢迎。

后来，办公室每次搬家，都携带着越来越多的图书和书架。所以说，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意识，只不过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呈现方式。但明确有做图书馆的想法是什么时间，这个印象不深了。不过回头来看，现在图书馆终于成立了，还是很令人感慨的。

马广志：公益人吕全斌以后就是馆长吕全斌了。

吕全斌：我跟同事开玩笑说，我现在做公益的时间越来越多了。我本来是一个职业公益人，现在图书馆变成了一个窗口，很多人愿意到这里来沟通交流。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我是中间接手的，而长青图书馆是按照我们的想法一点一滴成长和做起来的。所以现在每天都处于兴奋之中，虽然还是在摸索阶段，不见得做得有多好，但这个从0到1过程是令人着迷的。

马广志：现在运营下来，每年大约需要多少资金，压力是不是很大？

吕全斌：如果按现有规模发展的话，粗略估算每年差不多50万左右，还不包含我的人力在内。这是一个不算太大的投入，但要维护并且持续下去，也是一个压力，暂时还谈不到之后更大的发展。

在我未来的设想里，我希望长青图书馆能像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那样，有多家行业伙伴发起和参与来保证资金的可持续性。同时做一些公益项目设计和筹款，另外可以通过提供档案托管来服务行业。

但我们今年的重点还不是筹款，而是先把事情做起来，做出一些影响力。

马广志：我希望有更多的基金会能认识到其中的价值，来支持图书馆的发展。最后，时值世界读书日，作为长青图书馆的发起人，你有哪些图书可以推荐给公益人？

吕全斌：德鲁克的《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是影响我最大的一本书。这本书奠定了我做公益的基本价值理念及方法论。直到现在，我还经常会翻一翻。所以，要让我推荐一些书籍的话，我还倾向于那些经典的图书，行业的许多问题大都可从中寻得答案。以后我们会举办一些读书阅读交流活动，大家一起畅谈阅读的所思、所悟和所获，让书籍滋养我们在公益行业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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