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

由中国发展简报主办，以“国际公益在疫情下的挑战与应对措施”为主题的简报论坛2020，12月9日在北京举办。

2020年，“隔离”当仁不让的成为第一关键词，但一年一度的简报论坛依然如约将大家聚在一起。来自国际NGO、本土NGO和联合国驻华机构负责人、公益相关领域的智库专家相遇在此，每个人带着热忱和善意，不仅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更为他者的苦难，为了社会的福祉，共同完成一个关于“国际公益在疫情下的挑战与应对措施”的思考。

在整个研讨会过程中，与会嘉宾各有倾听和讲述，互相发问和回答，共同思考和行动。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国际、国内公益践行者展开了不同视角的思想碰撞，理念交锋，以及对自身及行业的直面反思。

论坛设有四个圆桌讨论环节。本文由参与圆桌论坛三：【一线观察】讨论的各位嘉宾发言整理，内容有删减，以飨读者。

【圆桌讨论三】主题：

中国NGO走出去经验、挑战及应对措施

【主持人】：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陶传进

【参与讨论嘉宾】：

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发展部主任 伍鹏

国合会秘书处专家 李海英

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 刘志华

爱德基金会区域发展高级总监 钱霄峰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 肖青

湖南爱弥尔执行总干事 潘郁

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项目发展常务秘书 季琳

国内NGO与国际NGO合作，有哪些优势和特长

主持人：陶传进

请在座七位嘉宾先介绍一下自己及组织。

嘉宾：李海英

我来自国合会秘书处，目前已经退休。近期受“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委托编写一个与NGO“走出去”相关的报告。这个联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分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经验的交流平台，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同时也是绿色技术交流和转让的平台。受委托报告的题目是《加强非政府组织国际合作，助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这个项目目标很明确，就是推动“一带一路”的绿色化，推动国内NGO与国际NGO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开展工作，共同促进绿色“一带一路”。

主持人：陶传进

国内NGO与国际NGO合作，能体现出哪些优势和特长？还有哪些困惑？

嘉宾：李海英

国际环保NGO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扎根很深，工作做得很好，这是他们的优势。如果与国内NGO合作，首先是具备合作的基点，因为绿色“一带一路”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致的，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气候变化公约等，促进“一带一路”的绿色发展也是对实现这些国际公约目标的贡献。同时，“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中国NGO或许会在信息、政策、项目执行等方面有一定优先权。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一些国际NGO还没有在中国相关政府部门登记备案，如果与国内NGO合作，便于他们未来在中国开展合作。

主持人：陶传进

你抛出一个具体的话题，实现中国NGO和国际环保领域NGO合作的共赢，我觉得很有价值。

嘉宾：伍鹏

关于中国NGO走出去的经验与挑战，我可以分别具体谈一下。

经验：

国际扶贫基金会走出去已经十年了，在全球24个国家开展项目，其中在三个国家注册了办公室，包括缅甸、尼泊尔和埃塞，总部加当地一共有30名员工。说到经验，有三个方面：

第一、做好战略，坚定执行；把国际化战略贯彻到整个机构的各个部门，并坚定执行下去。

第二、在实践中学习，提升能力；国际化对于整个中国来说都是比较新鲜的事，所以要虚心向国际NGO学习。

第三、先易后难；开展国际项目应先易后难，把国内成熟项目优先走出去，这样在项目实施标准和流程方面不用花费太多精力，而是把精力花在跨文化、跨社会沟通交流方面，这样更容易在与国内不同的环境里把项目实施成功。这是我的三个经验。

挑战：

首先大家都会面临疫情带来的挑战，比如学校关门了，我们的学校供餐怎么供？爱心包裹怎么发？面对疫情带来的变化，整个项目流程都需要调整，疫情也限制了人员流动，项目的远程沟通和管理也是挑战。

第二个挑战是中国NGO的国际化能力，包括对国际规则的理解，国际话语体系的融入，还有国际化的理论框架，跟国际通行的是不是匹配。中国NGO有很多好项目，比如减贫是中国最好的经验，但我们在国际倡导方面，并没有做得很好。当中国企业在海外遇到的一些挑战，国内NGO还不具备帮助企业解决各种难题的的能力。

主持人：陶传进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确太像一个好学生，做那么多事不能掩藏。你们积累了好多项目，尤其是很多生计发展、减贫项目，但拿出去的项目好像都是技术含量比较低的，高端的为什么不拿出去？

嘉宾：伍鹏

目前，我们各方面能力还达不到把复杂项目引到国外去。比如，大家都知道尼泊尔是“徒步的天堂”，我们也想过把国内的“善行者”项目引入尼泊尔。但一跨境就会有一大堆问题，谁来负责国际国内渠道的打通？组织多大规模的活动？是在当地组织还是在国内组织？所以，走出去做项目不是简单的地理位置挪动，整个项目实施的关键点都发生变化。因此，我们一般会由易到难，先把容易开展，风险可控的项目走出去。

主持人：陶传进

实际上中国扶贫基金会理念非常好，但“走出去”比在国内做更需要技术含量，再加上各种复杂情况，共同价值观的建立。能否对比一下，二十年前与现在的走出去、走进来有什么不同？

嘉宾：伍鹏

相同的是，我们现在走向国际，与当年国际NGO走进中国一样。我们开展合作，也需要调研需求，考察合作伙伴，不会一拍脑门就走出去。不同的是，现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都比较友好，中国NGO走出去一般深受发展中国家欢迎，我们的发展经验也与这些国家的实际需求高度匹配，因此进入这些国家通常比较顺畅。

先走出去，还是先把国内项目做好？

嘉宾：刘志华

平澜基金会成立于2018年4月，机构发展两年多时间。年收入约1500万，其中10%投入国际项目中。由于国际项目资金筹措很难，单靠国际项目筹集的款物很难支撑团队运营。虽然我们的战略是国际化发展，但还要靠国内项目管理费来支撑团队的运营成本。

主持人：陶传进

你们为什么要做国际项目？我们一直倡导在国内先把项目做明白再走出去，你认为哪种模式更好？

嘉宾：刘志华

从宏观环境来讲，中国NGO“走出去”是必然趋势。NGO是否能“走出去”取决于机构管理、项目管理和资源整合能力，有能力的组织还是要走出去的，国际化发展还有很多领域我们存在“缺位”。平澜基金会的战略方向是国际化，我们要做国际项目，不管多难，哪怕从管理费中支出也是要做的。未来国内走出去的NGO会越来越多，现在不做，以后会变得被动。

关于挑战，首先，疫情导致资源募集更困难了，尤其是国际项目。对我们自身来说，还需要加强内部能力建设，项目管理能力、资金筹措能力、远程投递能力，这些都是需要加强的。其次，在国内同行业间，还没有形成合力共同合开展一个国际项目，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项目，目前“走出去”的机构大多都在单打独斗。平澜基金会业务聚焦于人道危机和环境危机应对，因人力物力资源有限，除了几个常规项目外，我们大多数项目都是以短期的灾难应急突发事件响应为主。今年针对国际疫情援助，外交部和民政部指定了8家公募基金会可以发起和认领国际疫情援助项目，其他公益组织没有这项便利。这导致有能力开展国际防疫项目的NGO难以发起项目，资源募集越来越困难。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与政府间的协调配合，争取相应政策支持。

嘉宾：钱霄峰

爱德基金会成立于1985年，也是是国内最早一批“走出去”的基金会。爱德“走出去”的一个经验就是人道主义援助项目是很好的切入点。在过去的十年里，爱德参与了十多次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包括2013年菲律宾风灾救援、2015年尼泊尔地震救援、2019埃塞旱灾援助、2020年菲律宾风灾救援以及全球抗疫。通常在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后，我们再视当地情况开展社区发展类的项目包括饮水、助学、能力建设等。当然这是在国际项目筹资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的一个对策。

做人道主义救援并不简单，不是哪个国家发生了灾害你就想去救援。如果从来没在这个国家做过项目，会面临没有任何工作网络、怎样开展工作的问题。爱德的经验是我们要“嵌入”到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体系当中。在做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初期，爱德也跟其他国内机构一样，依赖当地华侨社区，找当地人帮助。从尼泊尔地震救援开始，爱德探索如何将自己放到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体系中开展工作。爱德作为国际救灾联盟（ACT Alliance）成员的身份帮助我们打开了一个门，不仅获得很多信息，还可以找到其他国家开展救援的工作伙伴，并了解和学习全球决策运作的相关规则。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探索如何找到自身独特的定位。

今年爱德又加入了国际志愿机构理事会(ICVA)，成为它的首家中国会员机构。加入这些国际网络可以帮助爱德更快更方便地“嵌入”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也要积极了解国际体系的新趋势和新话语，比如如何更好地发挥南方国家NGO的作用、如何为南方国家NGO提供开展救援行动需要的资源，也就是localization是国际人道主义援助领域的热门话题之一，作为中国的社会组织，我们就要了解这个话题，积极参与到国际救援行动和对话中。

“走出去”的挑战很多，除了资金短缺外，项目设计如何体现发展的理念和原则，如赋能和可持续发展，如何与效率、成本控制、规模化之间取得平衡。比如爱德“爱的小课桌”项目落地非洲，为贫民窟的孩子提供课桌椅，我们支持当地人使用当地原料当地生产课桌椅，但是成本偏高、数量少，也没有国产的那么好看。

关于建议，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关注不同议题、用不同的工作策略和手法、、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工作的国内的社会组织都“走出去”，建立一个“走出去”的多元化生态。

主持人：陶传进

爱德国际化项目以人道主义为切入点，未来的目标是什么？在运用和筹集资金方面在国外有优势，这跟爱德哪些积累有关？

嘉宾：钱霄峰

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开展更多发展类的项目。灾后应急是一个短暂的阶段，之后有灾后重建，之前有减灾、备灾，在国内我们的项目是覆盖全流程的，在国外也是这种思路，但开展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很多的因素。关于积累，这些国际项目之前都在国内做，国内项目的经验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积累，爱德三十多年形成的文化、价值观，也是非常重要的，支撑我们在海外走得比较稳健。

嘉宾：肖青

我来自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同时是科协下属的一级学会。2017年成立了“走出去”工作委员会，但是我们的发展重心不是“走出去”这个方向。为配合“一带一路”整体参与全球治理，无数国际组织的会议我们会作为观察员旁听，有“走出去”的理念，更多的是参与国际比较重大的议题研讨，包括像气候变化等研讨工作。

在大量“走出去”项目落地方面，我们做的比较少，所以谈经验、挑战、措施不会那么准确。举一个小例子，去年8月，联邦德国环保部长来中国访问，大使馆请我们参加，部长从被邀请客人的名单中专门挑出我，因为他想了解中国NGO，这种交流对他特别惊喜。我们的工作主要在学术研究方面，包括与国际上一些领先组织共同研究“穿山甲”保护，有没有更好的救助方法等等。中国的经验或挑战更多包括人力资源的要求，需要进一步提高，才有可能走出去。对于绿发会来说，走出去是要向国际社会组织学习，跟他们共同切磋、互相促进。

国内NGO“走出去”是大势所趋

主持人：陶传进

我有一点共鸣，即便绿发会没有“走出去”的经验，但可以判断出我们国家大趋势极其乐观，在好的背景下，干任何事情都非常愉快、顺利有效。现在中国的形势很好，政府鼓励“走出去”，而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所以尽管没有“走出去”，在科协作为一个重要的社团，做一些技术支撑也非常好。即便没有具体执行项目，但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信息，一个前瞻性视野。

嘉宾：潘郁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爱弥尔的潘郁。作为中国本土草根组织，实实在在“走出去”做了一些事情。我个人有两个身份，一个是湖南爱弥尔的发起者；另一个是商业身份，湖南爱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执行者，爱弥尔成立于1999年，主要为青少年教育发展以及残障儿童服务。

2018年我们带着中国的孩子去了柬埔寨做服务，当时找到柬埔寨基督教青年会跟他们合作。对于整体走出去的活动目的和想法，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最后跟我们预期达到的目标有一些差距。但孩子们在整个过程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土人情、当地社会现象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

我觉得未来如果要走出去，需要改变和调整的地方是：第一，在人才方面；不光是语言能力，还要有一种国际视野。第二，要有专业的活动带领人员；有青少年经验丰富的带领者，再结合爱弥尔的资源会更好。

主持人：陶传进

作为一个草根组织，为什么想到“走出去”去柬埔寨？

嘉宾：潘郁

中国30年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我们从原来的输入学习，到现在有一定经验积累，可以做一些外部尝试。第二跟国家顶层设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思路有关系。第三，我们有前期的资源积累，比如国际合作伙伴关系，在沿线国家也有一些合作，这些资源积累让我们有机会去尝试。

主持人：陶传进：

未来发展规划，越做越大还是越做越强？

嘉宾：潘郁

今年已经停摆了。不过从去年收到的市场反馈来看，家长总体持肯定态度。比如，团队中有一个最小的孩子，之前在学校比较叛逆，生活特别悠闲，学习也没有进取心，通过参与式的体验，这个五年级的孩子回来后有两点非常重要的改变。以前非常挑食，我们的活动设计有一个贫民窟探访，当时在柬埔寨基督教的一个服务中心有30多个孩子，我们让孩子们参与贫民窟孩子一天的活动，他们看到还有衣不遮体的同龄人，每天为了一顿饭到中心里参与活动，回来后会有很深切的感受。从这个角度得到很多中国家长的认可，现在的孩子生活太优越，需要有一个反差了解不同国际层面、不同人群的生活。

嘉宾：季琳

大家好，我是来自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的季琳。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2004年在北京成立，从2005、2006年关注国际环境议题，主要是回应当时整个大背景的变化和需求。从2001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包括当地的社区、当地NGO会关注中国企业给海外带来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他们希望找到中国的NGO，了解中国NGO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机构所有的走出去项目，包括低碳发展、海洋保护等项目，都在东南亚地区、缅甸、印尼、越南开展起来。因为我们发现，其他发展中国家正面临跟中国相似的问题，不管是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抉择，还是提高标准，有很多经验可以跟中国学习，所以迫切希望把中国本土好的案例，包括新能源发展、社区发展的模式和方法介绍出去，跟当地NGO或者政府合作，用适合当地的模式和运行方法推广。从2005年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在做“走出去”的事情，早期是把欧美好的发展案例和方式介绍到中国，现在又把国内运行好的案例和经验介绍给其他发展中国家。

第二，我们更重视回应当地提出的需求，怎么跟中国的利益相关方去沟通。另外我们的国际项目占比百分之七八十左右，在国内特别是环境保护，越来越得不到国际资金的支持，因为大家觉得中国应该自己出钱去解决。对于国际项目，因为越来越多的资助方关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如何跟中国合作，怎样推动中国气候和环境，这些更容易得到一些资金支持。

主持人：陶传进

问题简要回答，你们的成功取决于一套好的策略和手法，那这套手法是从欧美国家学来的，从接受到递送加了什么？改变了什么？

嘉宾：季琳

一是希望先于政府发现问题；我们要做一个智库角色，然后发现一个简单的问题，找到国际上比较好的可行方案，跟利益相关方沟通，看看是否有可能在当地推广，如果可能就做一两个试点案例，然后提供给相关决策部门。

比如，生态保护我们做一个协议保护模式，社区和保护区间的协议。保护了这块地方，反过来就需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我们再支持保护区，提供一些经济发展的手段给牧民，比如做培训，可以去养峰，做一些传统手工艺等等，愿意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参加培训，然后再帮助做市场拓展。像这个协议模式就是从拉美学过来的，跟中国可能不一样。还有一些我们需要跟专家、国内相关方去探讨，像缅甸是私有制土地，比如什么模式适合当地土地管理模式。我们更多的会把这些理念和模式介绍给当地，让他们思考应该如何更好的运用这个模式，这中间需要有一个很好的转换。

主持人：陶传进

最后，我说三件事情，你们觉得哪一件最有价值？第一是走出去路径，包括国际惯例、当地法律法规；第二是解决问题的模式；第三是人心，跟人沟通让他接纳我，我也接纳他。这是一个走出去的过程，请各位给这三件事排个序，用一句话表述你的理由。简单概括就是，第一路径；第二专业；第三人心。

季琳：我觉得人心最重要，第二是专业，第三是背景。

潘郁：第一是人心；第二是专业团队；第三是路径。

肖青：132；“一带一路”如果没有遵守当地法律而出现赔偿问题，无论中方外方面都带来经济损失。

钱霄峰：我的答案是123，有清晰路径，专业方法，最终实现真正的互通。

刘志华：321；跟业务特点有关系，我们基本是应对突发事件，所以人和人沟通无论是合作伙伴、政府还是受益人，达成信任之后渠道自然就有了。

伍鹏：321；首先要满足当地需求，我们有四大原则，尊重当地、需求导向、伙伴合作原则、可持续性。

李海英：我认为是231。首先是专业，专业很重要。其次是找到很好的路径，做好才能实现真正的民心相通。

主持人：陶传进

说明123四种模式都重要，为各位精彩分享鼓掌。

论坛小结：

通过一场辩论式对话，让大家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选择不同的结论。

不管是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NGO组织的声音，还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利益相关方的诉求，都承载着当地民众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声音无论是迷茫、愤怒还是兴奋、赞许，都值得我们重视。

在绿色“一带一路”和中国NGO“走出去”的大势所趋中，不同文化、不同路径、不同渠道的交互和碰撞，都在为更好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而努力。

简报论坛2020精彩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