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距最初暴发已经过去了近半年的时间，却阴霾不散，依旧难见明显拐点。截至6月29日，疫情已经造成全球1000多万人感染，超过50万人死亡。

疫情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影响，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和大衰退也愈发可能，这对全球仍待解决的社会发展问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需求侧来看，公共卫生危机的频发和治理显然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疫情防控、社交疏离导致人们对社区服务、心理疏导等社会服务的需求急剧增长。

从供给侧看，用于社会投资的资源短缺和社会服务提供方的公益机构运转困境更加凸显。据非营利金融基金(Nonprofit Finance Fund)在2019年做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有多达75%的公益机构资金储备不足以维持6个月以上的运转。最近美国慈善援助基金会（Charities Aid Foundation of America）的研究也显示，73%的公益机构已经明显感觉到捐赠款项的剧烈下滑，公益机构通过所提供服务获得的资金来源也至少降低了20%。中国的非营利机构也面临同样的困难，倍能组织能力建设与评估中心5月对全国28个省146家非营利机构的调研显示，89%的机构短缺运营经费，在每家机构周边平均有2家机构在倒闭中。更有经济学家预警全球慈善捐赠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下滑更严重，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恢复。

如何引导更多社会资源解决社会发展挑战，如何平衡社会资源需求侧和供给侧，近期全球债券市场的一系列新动向也许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2020年6月19日， 纽约证券交易的开市鸣锣由福特基金会吕德伦会长敲响，用以纪念福特基金会于当月11日发行10亿美元社会债券。这只社会债券开创了美国基金会在国内债券市场上发行贴标社会债券的历史。其发行额达10亿美元，分为3亿美元30年期和7亿美元50年期两种，固定票面利率分别为2.415％和2.815％。所募资金用于应对全球公益机构在新冠疫情下因资金匮乏而正在经历的运转困境。福特基金会在公益慈善行业的名声及创新性帮助公益机构纾困的举措非常富有吸引力，Doris Duke慈善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凯洛格基金会和安德鲁•梅隆基金会也同步跟进，发行社会债券，使总募资规模增加到17亿美元。投资者对福特基金会促进全球公平发展使命的认同及其稳健财务表现的信心，使这支由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标准普尔评级为Aaa/AAA的社会债券受到市场热捧。据承销商富国银行证券和摩根斯坦利统计，福特基金会社会债券获得的超额认购倍数高达5.8，成为众多积极追求社会影响力的ESG投资机构投资组合中的 “必备“标的。到6月25日发行日截止，共有包括富达投资 (Fidelity)和美国退休教师基金 (TIAA)在内的114家ESG投资机构认购成功。

福特基金会的这只社会债券可谓践行战略慈善和影响力投资的双赢。一方面，作为资助型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将自己定位于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的资源提供方，通过资助非营利伙伴及其所开展的项目，共同打造一个彼此和谐共生、相互依存的公益慈善生态系统。

新冠肺炎疫情使原本就存在资金流转困难的中小型公益机构更加雪上加霜。持续数月的疫情使大多数公益项目的开展频遇挑战，很多中小公益机构甚至已无法支付办公租金和人员工资。一旦它们关门，行业生态系统会严重失衡，重建的成本往往更高。社会债券不仅可以在不侵蚀基金会会本金的前提下加倍资助能力，更可以启迪更多的资源提供方考虑采用金融工具，为公益慈善行业整体纾困开源。另一方面，作为影响力投资行业建设和发展的推动者，福特基金会通过社会债券的发行也会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社会问题的解决中来，可以启发更多的投资者重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引导更多的投资者寻求投资的社会影响力，毕竟除了财务回报，还有更加严峻的社会问题需要资本的力量。如果投资者从对社会债券的投资中看到了社会问题因他们的投资决策和参与其中得到了改变，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投资价值观可能会向积极解决社会发展挑战的方向转变，从而催生出更多的积极寻找社会和环境影响力的投资者和行业建设者，推动影响力投资的发展。

福特基金会的这只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的社会债券进一步推高了今年国际资本市场中通过发行社会债券为社会项目融资，以抵御疫情所带来的社会风险的热潮。

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将社会债券定义为募集资金专用于为新增及/或现有旨在产生积极的社会成果的项目的债券。与在中国普遍熟知的绿色债券相比，两者在性质上、发行框架上具有一定的同源性，都是为解决人类发展挑战中的特定议题，募资资金专用于产生积极成果项目的债券。区别于绿色债券，通过社会债券融资的项目覆盖的不是气候变化、低碳环保或节能减排，而是关乎改善民生、获得教育、医疗等基本社会服务、脱贫和就业等社会发展问题。如果募集资金投向的项目既涵盖环境领域，也包括社会领域，融合了社会债券和绿色债券募集资金的投向，那就是可持续债券。在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全球大流行病之前，社会债券所占市场份额无法与绿色债券相提并论。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的统计，从2019年全球4000亿的绿色债券、社会债券和可持续债券的发行总额来看，社会债券发行额只有200亿美元，仅占市场份额的5%。这一方面与社会债券晚于绿色债券崛起相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疫情之前，全球对绿色发展、气候变化等环境议题的关注可能普遍高于对社会议题的关注。

新冠肺炎疫情行横扫全球，直接击溃了多国的医疗体系，人们无法获得所需的医疗服务。医疗物资、疫苗研发需要加倍投入。更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带来的间接影响产生了广泛的次生灾害。为保持社交疏离，停工停产导致中小企业举步维艰，人们收入下降甚至失业。停课停学对孩子们获得基本教育的影响巨大。农民工、老年人、残障人士、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往往面临的问题更加严重。纾困所急需的资金缺口巨大，仅仅靠政府拨款和慈善组织的捐助难以补足。社会债券在为解决疫情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项目融资方面优势明显，赢得了发展的良机。

早于福特基金会，国际金融公司（IFC）在3月发行了其社会债券项目自2017年创始以来最大的一支社会债券。这只社会债券的期限为3年，募集10亿美元用于稳定就业和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继而，非洲开发银行于也成功发行3年期、募资规模为30亿美元的社会债券，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非洲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冲击。该债券是国际资本市场上有史以来募资规模最大的美元社会债券。4月，危地马拉成为第一个发行主权社会债券的国家，募集资金用于疫情应对措施，包括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改进、提升食品安全、中小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的救济等。

中国的金融机构也开始了发行社会债券的探索，中国银行于2月底在境外成功发行了50亿等值澳门元双币种中小企业疫情防控社会债券，募集资金专项用于澳门地区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

从整体上看，社会债券在今年上半年所占市场份额增势迅猛，其发行额不但快速超越去年全年的规模，甚至有追平追绿色债券的趋势。摩根斯坦利统计发现，仅2020年4月一个月，就有320亿美元等额的社会债券和可持续债券发行，总量业已超过了绿色债券。

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应声而动，于6月重新修订了《社会债券原则》，进一步扩大了社会效益项目目录以及其所覆盖的目标人群。社会效益项目以边缘化群体为目标群体，如贫困人口、残障人士、农民工、失业人群、妇女和老年人等，旨在通过用募集的资金专门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如获得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平等享有可负担的起的住房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的食物、享有就业机会等。ICMA 重申了社会债券和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关联性，并给出指导建议，将冠状病毒相关的医疗健康和医学研究、疫苗开发及医疗设备投资纳入社会效益项目目录。ICMA进一步阐明，符合条件的社会项目可包括改进医疗服务和设备以增强新冠肺炎应对的能力和效率、医学研究、及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以保就业、稳就业的项目。同时特别强调，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对普通人群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巨大，社会债券所覆盖的人群可以扩大到普通人群。

新冠肺炎疫情在很大程度上催化了社会债券的崛起，但也应该清楚地看到，社会债券的迅猛增势有望在疫情之后继续保持。

首先，社会债券可以集合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共同创造积极的社会成果。社会债券的发行者非常多元，包括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基金会、金融机构等，很多是超国家组织，这与绿色债券在早期的发展非常类似，下一步也有望启发更多的国内主体成为社会债券的发行者，可以让社会债券保持长期的募资优势。

其次，疫情过后，先前的很多社会问题解决起来会更加棘手，如老龄化使发展中国家“未富先老”、收入不平等、粮食和食品安全、可负担的起的住房等；而新的社会问题也许会更富挑战性，如疫苗研发、医疗体系重建等，对社会债券所募集的资金需求更为巨大。

应该看到，随着对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议题关注的投资者的不断增加，投资者对社会议题的关注有望追平甚至超越对环境议题的关注。投资原则和行为也有望从不造成对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到创造积极的社会和环境影响而转变。最后，社会债券的国际标准正在优化，各国拟定符合其国情和发展的社会债券标准也恰逢时机。如果抓住机遇，将中国绿色债券的成功经验复制到社会债券的发展中来，为国际标准的优化提供范本和案例，那么中国很可能成为社会债券的大国。

作者为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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