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疫情，牵动全国甚至全球各地的朋友尽所能以不同的方式支援前线工作。

那么，民间力量从本次突发的应急响应事件中的角色和作用是什么？民间参与的力量是杯水车薪，还是与政府在疫情决策推进过程中通力合作、共同应对？

Seed邀请了 3 位伙伴分别站在民间支援、民间行动的观察与协作、政府公共决策的角度，以此和大家展开讨论。

我们在应急行动中有经验和困惑，更想在未来行动中带着反思与收获继续前行，也期待听到大家不同视角的看法，以及想想我们下一步可以做些什么。

01
物资支援现状如何？
分享人：晓媛 2015 SEED Fellow

我一开始是协助政府找物资，主要在开发印度渠道。后来又开始参与 MIT 和哈佛校友网络，将北美、欧洲等地区的口罩和防护服对接到武汉。主要做线上货源信息的 update，其他伙伴有参与物流运输、医院收货情况审批以及财务统筹等。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最开始发掘的是北美、印度的资源。为什么呢？国内物资大家认为政府会很快反应，所以我主要去找国际货源。

 
目前发现，企业更方便调动海外资源，更有力量进行物流调动和国际资金的流转。民间组织可以帮助支持企业。比如我们帮浙江省做政府采购，他们就会通过阿里去采购，对于价格、三证的需求比较高，但是仍然愿意通过民间力量协助找货源。

 
不过目前难处也很多。每个地区的需求不一致，比如，口罩的品牌不同的地方会给不同的答案，匹配率不高，需要不停地提供货源，并根据每天新的资讯进行货源采购及严重。

具体操作也比较复杂，没有有序的接口来统一管理。比如，很多医院无法做国际采购，一定要提前有人捐赠在海外直接采购货物，然后货物才能到达海关，再到达医院。

目前，除武汉外，我也了解到湖南、北京等地的一些医院会直接联系当地红十字基金会，然后有货的伙伴需要拿红十字会单子，将捐赠的货物过关。

/ 图片源自：澎湃新闻--浦江头条

主要的挑战来自 5 个方面：
产品。从产品型号上来看，需要 N95 医用型（ N95 +防喷溅）才能进红区一线使用，货源是不是符合使用标准，是第一个挑战。

价格。货备齐了，但是价格却有了变化，每个小时都在变动。国外看到中国缺货，市场有反应，跟着涨价。

资质。很多货源本身就是零散的买卖，虽然货是靠谱的，但是没有证。比如印度的供货商，有很多就没有三证（生产证、许可证等），导致入关困难。

医院。医院收到的货，觉得与预想的情况不匹配。发现还是达不到医用要求。

捐赠人。捐赠人看到最后的口罩没能进入一线，有时是发现当地需求发生改变而做的紧急调整，却也让捐赠人产生质疑。

在这个过程中，观察中发现了几个有意思的现象：
诸多志愿者在微信群中对要卖货的比较排斥，担心商家牟暴利，尤其是在举国抗击疫情的情况下，即使买卖交易是人之常情。

通过线上校友会力量，个体采购物资，再通过红十字会对接给医院，效率比“机构对机构”要高。

中央调动与地方需求之间的张力。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在努力做总控，货源优先武汉，导致其他非武汉地区的捐赠可能会出现不能及时到达的现象，很多地方也买不到口罩。如果中央做总控，大家协力，有利于分配。

从物流来看，印度的物流比较慢，北美的物流比较 ok。了解到的路径是先到 LA，再飞过海关的时候偶尔会被卡，但是能够通过各方的沟通进行疏通。一步步走下来，可能效率有限，但是路还是可以走通的。

02
民间在线协作如何更有效？
分享人：昂达 2018 SEED Fellow

在这次疫情开始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到了前几天，我们从观察者变成了一个参与者，更深入地直接参与到这个事情。

 
我会仔细介绍一下对于民间行动的观察。当前参与公益，如果做一个分类的话，其实能分成：

首先是个人捐钱捐物。普通人除了捐钱捐物以外，还能做的一个事情，我给它定义为叫“正面围观与传播”。

正面围观其实就是很多年前说的“微博上围观改变中国”那个意思，就是大家去传播一些有帮助的信息。

 
从机构角度来说，我们把机构行为分成了两类：一类是捐钱捐物。实际上我们更期待看到企业把他们自己的能力来进行另一类捐赠：捐赠专业服务。

比如说我们看到货拉拉和菜鸟网络给武汉提供了绿色物流通道；比如阿里巴巴国际站进行全球防御物资采购……

我觉得其实企业如果能把他们的核心能力运用在事情上，可能能够产生比“捐一个亿”更大的价值。

这些都是属于非公益机构的行动捐赠行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鼓励的事情。

在公益组织行动里面其实又分了几块。有传统的救灾网络，比如壹基金，各地各省都有和壹基金合作这种救灾物资网络。

还有两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类别：一个是线下志愿行动，武汉市有很多私家车主，他们联合起来给医护人员提供上下班的接送服务。

另一个是在线志愿者行动，它可能是由一些机构发起的，也有完全是由非公益圈的人，通过短时间内倡议报名，就形成了一个自组织。自组织在几天的时间内，就通过行动来实现一些产出和贡献。
 

那么，信息有关的我们又分成了两类：一类叫信息收集与整理。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原创内容的制作。

 
在物资支持这一块，我们看到大家也在参与各种各样的物资支持，还有网上传播的，比如说 77 个产品经理支援武汉。其实，积极参与在线协作的人很多。

在线协作中，还有几个目前没有解决到的问题，一个是动态的物资需求，比如医院三天前发了需求，他们需要一些东西，但是可能现在已经不需要了。大众就没有一个地方能获得需求更新的消息。

实际上，大众需要三种动态情况的了解：
1）理想情况下，医院正常每天消耗量是多少；
2）医院现在的缺口是多少，储备了多少；
3）未来一周或两周，医院还需要多少物资。

 
如果每个机构能把这三个数字公布出来，社会就能进行一个更有效的物资调配。现在民间的情况是，我们只能看到医院最初提的需求，大家照着需求匹配资源，中间的数据更新无法看到。

 
第二个事情，大家非常想知道政府与官方公益组织的物资分配情况。现在很多网友已经发现了，大家捐给红十字会的钱和物资，他们还没有及时地把已收到的、已转出的、当前库存等详细数据进行有效公示，公众号目前只发布了比较有限的信息。

大众无法得知这些物资是不是被妥善处理，都给了谁。它基本上相当于黑箱子，我们只能出于一种盲目的信任，或者说是一种被垄断的情况下，就把东西给他们了，但是我们无法去监督实施情况。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官方物资供给。在中国的行政机制下，一定是优先行政级别高的中心区，然后才会慢慢辐射到下面，这种固定的层级机构，与我们疫情的危机程度实际上不完全匹配。

我觉得民间能起到的作用，是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想办法给他们提供一些临时性的供给补充。所以，这也是一个有价值的事情。

 
最后，我想分享一下我正在参加的一个线上线下联动的活动。它具体是怎么操作呢？

武汉现在有很多发烧的居民。理想情况下应该是他们先自我隔离，然后自我隔离观察。考虑到心理容易产生问题，团队会牵头召集了很多心理咨询师、社工，建立了这么一个机制——在武汉每个社区建一个群，里面有不超过 50 个社区者，类似我们称之的患者。

然后我们会给每个群匹配 18 个专业志愿者。志愿者分成三班，分别上午一班，下午一班和晚上一班。每一班有两位社工、两位心理咨询师、两位医师组成一个在线医疗队，与这些患者沟通和解决问题。如果发现高度疑似病患，就把他们请到另一个专家群，看后续怎么处理，其他的就在群里面来想办法解决问题。

在这次工作中，我的工作除了支持当前这种混乱局面，让它变得尽可能有序外，还会设计一个也许能够支持后续的协助工作，以及未来可能应对这种突发事件的系统。

03
如何理解政府公共决策？
分享人：AB 2015 SEED Fellow

疫情参与情况：大年三十熬通宵做《疫情防护工作方案》，初一全区主要干部放在一起开会动员；初二直到现在，主要在做摸排、搞路障、爱国卫生运动。

 
今天我会分享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我的工作，政府体制内工作。大年三十晚上，接到领导电话。当晚我就回到办公室来加班了，通宵后的大年初一一早，全区的主要干部集合在一起，开了动员大会。大年初二，我们就开始工作到现在。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离武汉还有一段距离，所以现在还没有出现二级感染。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工作重点，主要是摸排武汉回来的人以及他对周围居民的影响。

第二点，就是大家网上看到的在各个村或者社区的路口，做路障措施。第三点就是搞一些爱国卫生运动，然后把卫生彻底打扫一下。

 
这三个事就是整个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我把它总结成“运动式的治理”。传统的“金字塔式”的机构，在这种应急工作中一般都会被取缔，变成运动式治理。

通过成立一个类似于指挥部作用的部门与机制，把所有的资源统筹调配。大家经常听到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我可以讲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以我们市委的工作方案为例，首先你要成立一个领导机构，有组长，副组长或者组员。

然后就是设立工作机制，设立几个领导组，最后是明确成员单位的职责，所有的部门，每个部门都有一个职责，由组长统一来进行领导，每天进行报备。

这是整个组织的工作，而我的工作是每天跟着区委书记到处跑，然后参加会议，进行组织协调调度，到一线去检查。这是第一部分。

/ 图片源自：澎湃新闻

第二部分是政府与第三部门的互动，我只能分享我们这里的情况。前天主持人跟我沟通以后，我还专门和民政局的局长沟通了一下。他们说我们这里基本没有。因为内陆地区比较落后，所以可能没有什么代表性的经验可以分享。

 
我分析原因，主要还是政府希望一把抓，赋予其他组织的能动性比较有限。以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找到合适的方式，与第三部门一起来做事情。

 
一个方面是动员和摸排的能力。在这种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政府的动员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尤其是一竿子插到底，现在这种纯社区的宣传，我们大概用一天的时间，就可以让所有村子和社区响起广播，然后让大家封路之类的，都还蛮快。

但是，摸排能力可能就出问题了。人家不一定告诉你，尤其是这种情况下，可能真的需要第三部门帮忙。 因为中国人还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点忌讳，觉得我能扛一下就不愿意讲，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在物资获取能力，政府还是很有局限性的。所以像前面分享中的民间物资支援行动，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

 
第三方面是目前的心理辅导需求，我觉得也是有需要的。比如说我们这边有武汉回来的人，村里其他人就很敌视他们，说你不要出门什么之类的话语，这样可能也会使他自己及家人背负着很大的心理压力。

我们这小地方都这样，可以想象在武汉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也很有问题，有很多需要大家一起做的。

但为什么现在的推进还不是十分理想，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政府对于这方面的意识还需要加强。

越落后的地方，当地的官员思想越保守，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的重要性。所以，更多相关方面的行动在发生，力量才会被见证与传递。

04
集中讨论：
民间参与的角色、价值以及问题

讨论 1：政府现在已经接管了整个物资救助，那么民间组织的位置/作用是什么？

A 1：民间行动者包括个人、组织和自组织网络。这个过程中，大家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来打通关卡，如触角般地伸向各个地方寻找物资。过程中也遇到许多困难，很多人也感到负面情绪。

我们有这么多的热情，但是最后感觉被条条框框框住，精力也很分散无法集中发力，最后很可能觉得自己力量没有用对地方。有这么多的力量，如果有更好的办法去统筹它，让公益机构做最擅长的环节？

 
A 2：我从事公益 10 多年了。一开始想法很朴素：就是相信民间的力量。遇到公共事件，第三部门要第一时间起来去做事情，因为船小好调头，可以及时响应。

但现在逐渐反思：我们做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效？我们拿到了救援数据后，可否对比分析：民间力量究竟给当地医院或社区提供了多少有效支持？

 
A 3：民间可以先试点，政府后续规模化复制。在“试点”上，实际是公益组织、民间力量能发挥很大作用的方面。

所以我在想：也许在不发达地区，如果政府能够拿出一些空间让公益组织进行试点性的尝试，效果差的，政府补救；效果好的，政府复制。对某些地区，是创新政绩的一个办法。

 
A 4：SEED 一直在谈公众参与、青年公益，很多时候强调的是赋权、自组织、雪花状等等这些很灵活的、去中心化的参与方式。

但这样的方式在这次筹集物资的事情里面能看到，会造成很多的重复和低效，甚至很多非营利组织的效率可能比政府还低，虽然这不一定仅仅是这种参与方式造成的。

所以，在公益、非营利机构中，也需要建立更有效的组织和汇总信息、调配资源等相关能力。它的操作手法和理念应该是公益性的，而非政府的自上而下管控模式的。

 
A 5：首先，在应对比较严重或突发的情况上，民间组织可以做到一个什么程度，相对 08 年汶川地震，这次民间团队的能力有非常大的进步。

其次，我觉得国内大部分民间 NGO 要有一个特别清楚的自我定位，我们和政府的力量比起来，真的是不算什么！

有一个前辈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政府砌墙，我遛缝，我觉得我挺光荣的。”我觉得在很多事情上的表现也是这样。

讨论二：民间组织如何与政府通力合作，共同应对疫情？

A 1：疫情应急响应前，信任对于多方合作特别重要，那么了解就是信任的前提。政府与民间的合作中，不太能指望政府往前迈出一步去了解 NGO ；

那么 NGO 就需要更主动一点，多去了解我们政府的运作体系。这一点，其实商业机构做得挺好，有许多经验，在咱们国家。

而类似像各位一样的先行者，不断地投石问路，摸索经验而不断通关，可以把经验沉淀，让更多人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往前走。所以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知识沉淀、案例研究，从而推动未来的点滴进步。

 
A 2：其实绝大部分公益机构和政府打交道还没有积累太多的经验，不太适应政府的一套行政规则、汇报审批、层级决策、等待批复的周期等等，也不知道政府能够接受的沟通方式。

我们真的理解政府治理背后的机制和逻辑么？我们甚至不了解跟我们打交道的那个人是什么级别，不知道级别就不知道他能够决策的范围。

我们政府有一套行文体系，很多人不会去阅读这些公开文件，或者是表示没看懂，又或者你以为看懂了其实没懂。

当然也有很多没有说。所以导致有很多信息缺失，像一个黑箱，而这个黑箱是普通老百姓不关注的。

但是 80 后、90 后，包括 00 后，大家经常上网或者是出国留学，你们看到了很多信息，就特别想了解黑箱里面发生了什么？

但是又没有人来跟你们讲。所以问题就出现了，你们想了解黑箱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政府会担心信息公布出来之后到底是好是坏，这背后有很多因素需要衡量。

所以双方信息不对称，就会容易导致于两方面的理解会越来越激化。

 
A 3：政府在面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时，除了进入这种战时状态，还要注意如何与公众解释清楚相关问题。

包括疫情上如何用更通俗易懂的话语、及时的披露信息，及时的去给民众解释清楚一些问题。

但大家也会发现：有一些政府官员的眼睛是往上看，而不是往下看。这次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一些官员不太擅长和老百姓打交道，尤其是他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你让他先去和他的上级汇报，还是先去和老百姓汇报呢？

自上而下的政策一定会有这个问题出现，所以非常值得反思。但具体怎么解决呢？这个大家就各抒己见了。

 
A 4：我认为有两种方式，一是敬畏既有模式。在任何一个具体的事例中，无论政府还是社会层面，都有他原先非常深刻的那一套习惯化的模式和逻辑，大家都是按照一些既有的逻辑经验在做事，若以公益组织的形式要去跟政府接洽的话，要考虑他们的模式，考虑怎么去参与、去介入。

二者注重科学公益、经验积累。把旧有的经验总结归纳，形成对以后的一个指导，比如相关人员以咨询师的身份去参与到一些社群的组建中去。

 
A 5：以我跟基层政府打交道的经验，首先政府普遍的对于公益组织信任度比较保守，当然它涉及到地方政府的整个认知能力和对外信息的接触。

至于说一个公益组织怎么去和政府合作？其实就只能死磕，做到他认可你。就你在这个地方慢慢做，逐步经营你的口碑。

你了解了整个政府运作的机制，比如说你要在某个区县做这个事儿，应该走什么样流程，参与到什么样的决策？怎么去见到相关的领导，怎么能把这个事情既做好，然后又让政府放心，让每一任的领导及部门觉得你的组织是在帮他，不是在坑他，你在这地方才能站稳。

它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讨论三：这次疫情响应中有哪些反思？

A 1：我们事后应该去整理一下这样的数据，用数据来支持我们民间到底是怎么参与的，我们发挥了多大作用。

我最后想分享的是，在国家队已经入场的情况下，我们能做的事情真的比较有限。

但是这是一个好的观察机会，它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之后肯定会有一系列的社会反思。

中间属于公益组织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大家可以多观察多思考，也许未来会有一些新的可以做的事情。我也特别希望说我们社群能一起产生一些思考，有一些新知，可能之后还会有些行动。

 
A 2：民间力量有很多，但是如果有时候没有商业或者政府的协助来聚焦的情况下，可能比较分散、难以发力。我们想珍惜这样的力量，同时也希望能够有更好的途径让这些力量在最适合他们的一些场景中去聚焦去发力。

希望在疫情过去之后、在这样一波如此广泛社会性的动员过去之后，会有一种好的产出，给更多的人鼓舞去做事情，而不是一次心凉。
 

A 3：中国公益的情况已经很不一样。很多的操作方法和操作手法，上一代公益人都已经做过了很多实践，例如说乡村的参与式发展，但后续行动者其实没有用到原来的经验。文档、数据、资源都在那里，但是大家都想自己去创新。

针对这次疫情，我建议搞一些研究，比如参与这种防控救灾的秩序是什么？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区县、社区、组织应该做什么？作为预见性的提醒，给所有的组织、公司或机构，让他们知道未来应该怎么办。

同时，有一些方法论，比如工具、案例、协作的机制方法等等。例如本次实践中“古典少侠”他们相对比较正式的、有节奏的工作，所以大家才会觉得他们整理的经验很值得借鉴与参考。

 
A 4：由于本次事件的突发性、紧急性，许多人分别自己开展了一些行动。

信息和信息之间、行动之间存在一些割裂，没有形成一个共同体去互相协调、分享经验和模式，希望后续能把对这一块比较感兴趣的小伙伴集结到一块，做相关的国外案例的研究，希望大家有一些后续的行动。若后续发起成立这样的社群，也可以翻译国外案例，做一些经验的筛选和沉淀。

 
A 5：已经有一个小组在做这个事情了，可以一起直接干，本次讨论就是想要去推动整个过程中的经验梳理、案例学习，还包括知识沉淀。我们可以借助自己的优势和资源做一些事情，带给更多群体一些思考。

05
我们的下一步行动

讨论结束后，成员们自发成立了研究小组，想对公共事件中的民间合作机制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包括但不限于：
1）武汉疫情的民间行动观察与分析；
2）国内外“民间合作机制”案例研究；
3）未来民间行动的建议。

 
我们想通过研究，促进就此类重大公共事件的民间合作以及能力成长，为后续应对提供经验借鉴，是我们选择的“力所能及”。

同时在疫情期间，你所看到或正经历的民间参与行动有哪些？

欢迎与我们分享，予以更多同在行动的朋友支持、鼓舞与借鉴。

文字记录与整理志愿者：
晨阳、一小撮毛、威涟、楚翘、高鹏
圆桌组织小组：储丹、旺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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