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涛，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民政部首批全国专业社会工作领军人才
   
 

中国社会工作学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妇儿工委儿童工作国家智库专家、民政部全国社会组织教育培训师，新京报第十届“十大感动社区人物”，民政部全国首批社会工作领军人才。他于1996年担任媒体记者时参与社会公益，2003年发起成立国内最早的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之一“协作者”，致力于赋权流动人口，推动NGO与政府、企业、学界的跨界合作。

编者按
 

关于“双百”的背景：“双百计划”由广东省民政厅主办，从2017年起分两批建设407个镇（街）社工服务站，每个社工站配备3-8名社工，由镇（街）直接聘用，市县负责指导，省统一督导，社工立足镇街、深入村居，为有需要群众、家庭、社区打通民政服务最后一米。该计划在总结广东省前十年社会工作发展经验基础上，突出五个特点：资金来源多元化、社工人才本土化、督导培训专业化、为民服务统筹化、管理手段信息化，形成了“驻村”（“双百”社工扎根农村）、“三同”（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工作模式。本文为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李涛在社会工作参与脱贫攻坚推进会暨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研讨会的发言。

2016年9月，我随同民政部信息化建设调研组到广东调研，认识了省民政厅社工处郑樟树处长，他和我谈起对社会工作发展不均衡的担忧，希望能够号召社会工作人才扎根乡村，带动广东农村地区专业服务。我非常认同这个看法，一方面我对农村情有独钟，我有童年乡村生活经历，乡村是我的养育者，是我有责任反哺的母亲；另一方面，我年轻时曾经在贫困地区开展了3年的救灾和社区发展工作，深知社会工作对于乡村社区发展的重要，但也深知这背后的挑战不在于专业，而在于“扎根”，我一直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重返乡村，但受现实所迫，更因为缺少牺牲的勇气，这个愿望成为我多年来的一个牵挂。

因为这些原因，我和郑处聊的非常投机，我尤其为郑处的情怀和锐气所触动。以至于郑处再见到我时开玩笑说，“双百”是我俩那次一瓶酒一包烟聊出来的。那次告别后，郑处时不时就“双百”一些问题和我电话讨论，这些电话大多数时间是晚上或休息日，我能感觉到他为“双百”付出的心血，敬佩他的同时，也为他捏了一把汗。

两年多来，我一直希望有机会到“双百”现场看一看。今年11月初，我接到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王铮键处长的邀请，前往广东参加“全国社会工作参与脱贫攻坚推进会暨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研讨会”。会议在肇庆市德庆县召开，上午到“双百”在德庆县的社工服务站实地走访，下午紧锣密鼓地开始会议，来自全国各地民政部门、学界和社会组织代表分别结合各自的经验发言，原计划19：00结束的会，结果一直开到晚上23:00，大家还意犹未尽。部里和地方的领导从头到尾听完全程，其中贾晓九司长两次做总结性发言，由此可以看出大家对社会工作参与脱贫攻坚工作、对于“双百”计划的关切和思考。

我与来自广东、云南的五位社会组织代表参会。以下是我在会议上的发言，受时间和认识的局限，不是很成熟，仅是一家之言，但愿意整理出来与大家分享和探讨：

会议开到晚上，作为发言者压力很大，我们几位社会组织代表刚才说要不要少讲点。社会组织的参会代表常常被作为“其他”或者“以及”。从专业角度来说，社会工作者有两个角色，一是“专业的我”，另一个是“生活的我”。作为“生活的我”确实一句话都不想说了，但作为“专业的我”，有责任继续说，因为不是所有的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都有机会参与这样的会议并做大会发言，我们得代表这个行业发声。

 政府与社会的合力
 

从社会组织角度来说，我一直认为本土社会工作的发展来自两方面的推力，一是来自政府的顶层设计，是政府自身有效服务民生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改革需要，另一方面是民间的自救行动，是利益相关者寻求问题解决的专业自觉。过去20年来，这两股自上而下的力量与自下而上的力量最终在时代的节点上汇合，构成了推动本土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发展的合力。

以我参与协作者的工作经历为例。扶贫其实是个持久战，上世纪90年代国家就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推动反贫困，只不过在当下进入攻坚阶段。那时候，农村劳动力输出转移是个重要的脱贫手段，其基本逻辑是，对贫困地区农民进行培训，之后输出到城市就业，既满足了全球资本进入中国后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又解决了贫困地区创收的问题。这个逻辑一直到今天依然是主流发展的逻辑。那个时候我还在做记者，调查采访中发现，有的农民工进城未必找到工作，或者是找到工作后未必拿到工钱，甚至因为工作而死亡或得了职业病，导致家庭陷入绝境，问题是这不是个例，以尘肺病为例，中国是发病最高的国家，2003年时尘肺病患者高达55万人。

也就是说这个主流逻辑是需要保障条件的，如果缺少了法律约束和社会保障，市场就会成为脱笼的野兽，不仅不能推动社会发展反而带来灾难。我在采访时问打工者需要我做点什么，她们说你认识字多，教我们认字吧。我在1996年冬天每个周六晚上给她们办文化补习班，教她们认字。但发现即使她们认识字了，依然非常自卑，依然非常苦闷，我就想，教育可以改变命运，但现在看传统的教育是有局限性的，那么有没有一个专业比老师还厉害，能够让人更好地认识自我，认识自我与发展的关系，更加自信，有自助的能力呢？

1998年发生了三件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事，一是中华女子学院请我做社会工作督导，我接触了社会工作专业，发现这就是我苦苦追寻的服务人的专业。二是张北发生1.10地震，我去灾区救灾，在农村待了三年，深刻体会到要想推动社区发展，必须有组织有专业地系统推进。三是清华大学王名老师成立NGO研究所。我就在想，能否将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结合起来？

2003年，我们成立了协作者，那时候很难，一是在民政注册不了，二是我们当时开展非典救援，最担心的是社区举报我们，把我们赶出去。后来，2007年我们去南京建立南京协作者，民政部人事司派甄炳亮处长和黄胜伟去支持我们，当时我亲眼目睹甄炳亮处长舌战群雄，竭力说服街道干部接受我们；2008年去建珠海协作者，结果一年注册不下来，甚至被一些人看做是“敌对势力”，珠海协作者成立的时候，部里派王克强处长和王时浩处长去支持我们，就是希望政府和社会联手打开一个专业建设的局面。所以，在社会工作初期，不要说支持，不反对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16年过去了，现在环境完全不同了，协作者的模式被复制推广到南京，珠海，青岛，江西等各地，并且被评为5A社会组织，民政部第一批全国社会工作示范单位。

社会工作的扶贫功能
 

结合协作者多年的实践，我们认为社会工作参与扶贫发展可以发挥四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发挥专业服务功能，保障扶贫发展的质量。这一点很多人都说了，我就不再多说了。

二是发挥权益保障的功能，维护救助对象的权益。这里的权益不是狭义的司法意义上的权益，还包括教育权、发展权、参与权等发展权益，这些发展权益常常被忽视。一个原因是专业发展和服务资源不平衡的问题，比如当我们讨论素质教育、课后四点半的问题的时候，还有一些流动儿童连基本的受教育权都没法保障。二是扶贫工作中权益视角缺失的问题，比如很多时候，接受帮扶的穷人连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没有权利决定，不得不接受救助工作人员的安排。

1997年，我和妻子结婚的时候深入云贵贫困地区，就想看看极端的贫困是什么样子，结果发现穷人生活在巨大的分裂中，一方面他们在极其匮乏的环境下努力和命运抗争，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命运的摆布，严重到连田种什么都说了不算的程度。无论贫穷还是富裕，人首先有选择的自由，这是人本主义思想的核心，这是人的基本权益。所以，社会工作强调权益视角，避免穷人的利益诉求被忽略，在假以帮扶的名义中进一步被边缘化。这是看似和扶贫无关，却又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导致我们很多扶贫资源投放无效的原因。今天在“双百”现场，我们看到每个社会工作服务站都将村民的需求贴在墙上，都征求村民的意见，作为开展服务的依据，这就是社会工作尊重和保护服务对象权益的视角。

三是发挥社会工作系统介入功能，综合回应救助对象的多元需求。这里所说的系统，一是社会工作理论系统，要求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多角度进行干预，构建支持系统。二是社会工作本身的专业系统，需要整合各类方法进行服务，包括个案、小组、社区，研究，倡导等等。

很多人不理解什么是“社会工作”，认为我们没有能够用一两句话，像解释什么是医生，什么是教师一样解释清楚。以此认为当下的社会工作者自己没有搞清楚专业概念。其实，这并不是社会工作者的话语能力的问题，而是长期以来，公众在现实中接受的社会服务，几乎没有社会工作，导致我们的直接经验中没有“社会工作”这个图式的存在。今天看起来人人都明白的“医生”和“教师”，其实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随着其服务的普及才被大众所接受。因此，我一直坚信，这一代接受社会工作服务的孩子们成长起来，“社会工作”对他们将不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专业，而是基本的社会服务构成。所以，社会工作是个复杂的专业系统，越是专业程度高的职业，其认知挑战越大。

话说回来，贫穷也是个系统性、结构性的问题，要求系统性、结构性地干预。比如，协作者在开展救助服务时，会同步开展行动研究，研究成果分为两类，一是政策类，供政府制定政策参考，二是技术类，用于向其他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提供专业支持。社会工作领域的竞争不同于商业领域，后者是垄断性的且不断地刺激和制造欲望，形成客户依赖。而社会工作是合作性的赋能性的，希望有更多的伙伴和服务对象掌握反贫困的技术，最终不再依靠我们。比如2013年我们受北京市民政局委托开展三社联动试点，之后将技术形成研究报告和培训课程，向社会开放；2009年启动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助力计划，到2015年北京市民政局委托我们承接市级支持平台，给全市4000多家社会组织提供支持，从而形成服务创新——研究倡导——专业支持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因此，我们对社会工作参与扶贫的认识，不能只局限在直接服务层面，而要创造各种条件，发挥社会工作的多元功能。

四是发挥赋权增能的功能，促进救助对象的社会参与。扶贫救助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恢复和增强救助对象的权能，扩大社会资本，促进社会参与。在过去16年中，接受“协作者”服务的60%的困境儿童及家长成长为志愿者，其中7名农民工成为持证社会工作者。我们昨天启动了协作者学院，面向想学习社会工作专业但又缺少资源和机会的打工青年，用三年时间将其培养成职业社会工作者。基层工作需要大量的专业社会工作者，但大学培养出来的社会工作毕业生，很多人不愿意投身社会工作实务，因为待遇差，社会认同度低，但对于那些在流水线上拼死拼活的打工青年来说，这是一个可以改变命运的职业——他们不是为别人服务，而是为了自己。这是社会工作的核心目标助人自助，也是扶贫救助工作的最高境界。

“双百”的启示
 

今天大会的主题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我上午在“双百”试点社区参观的时候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乡村振兴是否就是让农民工返乡，就是让农民留在土地上？因为这些年再次提出了鼓励农工返乡的口号，我之所以用“再次”，是因为历史上不断上演这样的故事。其实，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让人有选择的自由，这也是人本主义的核心思想：人是理性的，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并负责任。我认为，乡村振兴不是让农民离开土地，也不是让农民工返乡，而是使农业和工业不要成为人的束缚，让农民有自由选择的能力。所以，不能简单地将乡村振兴理解成让农民回归土地，而是让农民有更多的选择，让乡村发展有更多的选择，同理“双百”不是狭义的服务留守农民，而是让农民有更多的选择。

第二个思考是为什么本土社区发展正在成为扶贫工作的重要手段。其实，参与式社区发展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了本土探索，历经20年多来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其通用模式是鼓励农民参与，以需求为导向，从紧迫的生计问题入手，整合资源，培育乡村互助组织，进而重构乡土文化。但是，一直没有实现主流化。那么，为什么乡村本土化发展的梦想，在广东的“双百”中就照进现实了呢？我想“双百”克服了乡村社区发展非常重要的三个难题。

一是人才。这是困扰很多乡村发展项目的核心问题。当我在“双百”现场看到墙上写的要求社会工作者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感觉这个事成了一大半。人是万物的尺度。这里的人一是推动社区发展的专业人，尤其是能够在乡村铺下身子来的专业人才，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曾经用运动化的方式解决过，但始终没有解决好。而“双百”从本地人中选择培养，通过政策支持和专业支持，将本地人培养成专业人才，解决了外来人才留不住的问题。二是社区人，即能够认同和参与到专业行动中的村民。“双百”从社区困难群众现实需求入手，注重救助性服务和发展性服务的结合，实现了社区人的认同和支持。三是决策人，即如何获得资源掌控者、管理决策者的支持？这一点，“双百”的成功受益于广东省民政厅领导干部的敢想敢干，所谓事在人为。因此，“双百”能够在广东推行，并不完全是广东财政雄厚的事情，即说到底不只是钱的事，而更重要的是人的事。

二是平台。社会工作者需要专业服务平台的支持，离开了这个平台，作为个体的社会工作者是非常无力的。尤其是环境相对封闭，资源相对匮乏，社会组织发育相对空白的乡村，专业平台对于驻村社会工作者来说至关重要。而“双百”从项目办——地区中心（督导）——村级社工服务站，构建了三个平台：行政意义上的组织平台，专业意义上的支持平台，服务意义上的工作平台，解决了基层社会工作者单打独斗的问题。

三是自信。社会工作是个专业，要做这个专业的事情首先要有专业自信。尤其是这一两年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对社会工作的专业质疑很多，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是否依然能够坚信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是否依然相信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自觉？是否依然相信“双百”计划的专业逻辑？其次是要有本土自信，是否相信本土村民改变的意愿？是否相信本土资源潜在优势？是否相信本土文化的合理性？这一点说起来容易，贯彻起来很难。

下午发言时肇庆市的领导说肇庆市是“三好生”，我看如果肇庆是三好生，那么“双百”就是五好家庭。

一是现实结合的好。很多试点创新工作不是和现实结合，而是和脑袋帽子结合，与屁股位子结合。而“双百”与乡村发展和扶贫救助结合——要知道这可是3年前提出来的啊，所以当年郑樟树处长和我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告诉他说你是提着脑袋搞试点。

二是整体规划的好。从试点理念，制度设计，到实施路径，“双百”有一套清晰的方案，且是经过反复论证的，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很多工作碎片化严重，没有规划，或者是假规划。

三是专业转化的好。两个意思，一是将专业话语转化成本土语言，二是将本土人才转化成专业人才。

四是政社合作的好。政府是以省厅为首的各级政府，而“社”，则包括了社会工作，社区和社会组织。

五是持续推进的好。当时，我和郑处说，试点工作最怕的就是要求半年见成效，一年出成果。特别是乡村发展，至少3年能够见到雏形就不错了。结果，“双百”设计了5年行动计划，这是难能可贵的。

社会工作本来就是人类回应贫困问题的专业方法。早在100多年前，19世纪中叶的英国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OrganizationSociety)的“友好访问员”发现仅仅挎着篮子给穷人发面包，效果并不好，还必须有效的识别人群需求，有针对、有组织、有方法、有系统的开展服务，从而催生了以社会工作为专业支撑的“科学的慈善”。

因此，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结合，既是扶贫发展工作的专业回归，也是社会工作的使命践行。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工作参与扶贫和乡村振兴并不是什么创新，但“双百”需要创造性，即将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本土现实性创造性地结合起来，而这个结合的背后体现的是一种实在性。对于基层治理来说，“创意”从来不是问题，“实在”才是个问题，踏实做事的人是当下最稀缺的人才，无论成败都是值得尊敬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向“双百”计划的社会工作者、老师和领导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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