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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贫穷被浪漫化:去贫民窟旅游,猎奇或体验,还有被凝视者的声音


最近两三年,“贫民窟女孩”成为一个网络流行语。虽然“贫民窟女孩”这类语汇被广泛使用,但它与现实存在的真正意义上的贫民窟毫无关联,甚至没人会因此联想到乃至去谈论真实贫民窟中的女孩男孩们。
但是,很久以来,人们对贫民窟的浪漫想象和猎奇游历都是真实存在的。这曾流行于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贵族,宗教人士和社会改革家,在二十世纪初的纽约演变为一种上流社会的消费行为,又在最近数十年里将全世界的背包客带往肯尼亚、南非、巴西和印度的贫民区。
贫民区游历(slumming)
人们对贫穷为什么会有着浪漫化的想象?这种想象是如何构建起来的,最终又化作了怎样的实践?另一方面,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又是如何感知和回应这种外来的凝视的?
对贫穷的想象、凝视与消费
在很多时候,贫穷是一种客观的物质现实:薪水、购买力、财产、信用额度这些数字都能用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足够有钱。
德国文化地理学家马尔特·斯坦布林克梳理了贫民区游历(slumming)这一行为的历史。
他将这个现象的起源追溯到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这也是这座工业化先驱城市开始出现贫民聚集区(slum)的时代。在十九世纪,大量人口涌入伦敦,失业和贫困问题日益严重,贫富差距日渐显著,不同社会阶层的区隔开始体现在城市地理空间上。当工人阶级逐渐集中于高强度的经济活动区域,更有钱的人则选择搬出城市工业区,前往郊外更宜人的环境居住。同时,城市规模不断扩张使得生活其中的人无法再把握城市的全貌,匿名性和复杂性令大都市显得难以捉摸。
维多利亚时期伦敦的“贫民窟休闲”
一些人开始对都市范围内的社会探险产生兴趣。在对贫穷之地的他者想象中,伦敦东岸常常被形容为“无底深渊”——卫生条件差,疾病滋生,是犯罪与道德堕落的温床,对社会秩序构成了威胁。在这种道德恐慌之中,关切贫民生活条件和福利的宗教人士、慈善团体和市政官员开始成为新的贫民区游历者,这些游历则旨在诊断社会问题,改善贫穷社区的卫生和居住条件,教化贫民生活作风,缓解社会压力。
“贫民窟休闲”也存在于美国城市,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者查德·C·希普在《贫民区游历:美国夜生活中的性和种族邂逅》一书中写到,伴随着十九世纪末的移民潮,以及在内力和外力作用下民族聚居区的成形,贫民区游历更是与欣赏各种新奇的文化特色相结合,在移民的餐厅、舞厅、店铺、酒吧甚至红灯区消费,已经成为了中产白人的一种商业休闲活动。
一张出自1909年9月美国Munsey's Magazine杂志的照片,旁边配有说明:“一伙典型的贫民窟游荡者(slummer),他们刚刚吃完杂碎和炒面的午夜大餐,走出了中国餐馆
底层生活是都市的重要部分,或者可以说,为了成为一个把握现代生活与城市真实全貌的漫游者,对社会边缘群体的了解必不可少,对真实的追求与对贫穷——社会上“另一半人”的生活状况——的确认相联系。
道德堕落,新奇刺激,浪漫不羁,粗糙真实……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想象与动机,前往那些社会地位比自己更低的人所生活的地方游历,这种游历的高潮是以贫民窟旅游(slum tourism)作为一种产业出现为标志的。在十九世纪末的纽约,一些旅游指南开始推荐经过各种工人阶级生活区的城市游览路线,在曼哈顿、芝加哥和旧金山则出现了第一批专注于贫民窟参观的旅游公司。在商业化过程中,越来越多样的游客参与到贫民窟旅游当中,slumming也渐渐定型为城市旅游的一部分,满足着参观者对大都市内在多样性和异质性的想象和好奇。
早期纽约的slumming广告
最近二三十年,这种贫民窟旅游在开普敦、里约和孟买等地也流行开来,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全球化的语境里,贫民窟开始成为一种与全球化相对的本土性的体现,游客希望通过贫民窟旅游一睹原汁原味的地方文化。然而过去的贫民区游历中那些猎艳娱乐或发展扶贫的动机也并未消逝,而是在以泰国的性旅游、肯尼亚的志愿者旅游为代表的当代产业中找到了新的归宿。当贫富对比从城市内部扩展到全球范围,对贫穷的想象、凝视与消费也随之获得了新的形式与内涵。
由印度“真实旅游”公司(Reality Tours and Travel)组织的贫民窟旅游
迷人城市的彩色伤口
以巴西为例。
巴西人总喜欢说:“上帝花了六天时间创造世界,第七天创造了世界上最美的城市里约热内卢”,这个地球上最迷人的城市,却是天堂与地狱共存的代名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巴西仍未能摆脱贫民窟的标签。
里约热内卢曾因电影“上帝之城”而扬名世界,但其贫民窟在全世界都具有极强的代表性,葡萄牙语称其为“Favela”。作为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巴西全国有约1125万人生活在4000多个贫民窟里,尤其集中在大都市的里约和圣保罗。

盘踞于城市山坡的Favela
它们分散在城市里无主的山坡、河岸、高速路隔离带和任何一处能搭建一间小屋的空地,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我们说的“棚户区”。“Favela”代表着巴西的社会底层,贫民窟的居民依旧挣扎在生存线上。截至2016年仍有26.5%的巴西家庭缺乏基础设施,仅在圣保罗,就约有811377个家庭缺少一个或多个基本的公共服务,如排污和饮用水系统。
贫与富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在缺少政府计划或外来投资的贫民窟,居民不仅需要自行建设基础设施,抵抗流行病的传播,还要自行应对自然灾害带来的危机,如在陡峭的山坡区饱受洪水的威胁。
就算具备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贫民窟居民依旧面临着社会资源不平等的问题。90%的贫民窟居民是文盲,许多人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沦为毒贩或抢劫贩,即便有少数贫民窟居民能在城市中找到工作,他们与非贫民窟居民也并不能同日而语。
据统计,非贫民窟居民的平均收入是贫民窟居民的5.6倍。贫民窟与富人区的距离可能只有几条街道甚至只有一堵墙,但是社会和心理上的鸿沟让他们一生都在与贫困斗争。

日出时的Favela
贫困窟的“福利”
不可否认,对贫民窟问题的关注,确实给当地带来了收益。在贫民区之内,有政府开设的劳工食堂,只要4.99元就可以享用一顿有肉、有菜、有水果、有饮料的自助餐。巴西是全民公费医疗,贫民区的人民有病可以免费到公立医院看病。贫民区内还有类似于中国农贸市场的小超市,这里的菜价与物价绝对要比外面的大超市便宜。对于巴西的低收入家庭来说,居住在贫民区里,大大降低了生活成本。
除了这些微观收益,带着浓郁巴西色彩标签的Favela通过艺术培养文化,同样增强了贫民窟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更重要的是巴西贫民窟利用这个标签得到了国际社会更广泛的关注,从而帮助社会创新得以吸引更多地参与者,并进一步扩大影响。

被凝视者的“声音”
贫穷本身难以消费,却成了消费的对象,这出现了一种让人担忧的情况。
随着贫民窟旅游作为一种商品出现,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的关系正在变得更为复杂。
当我们离开这些彩色伤口的特定情景,进一步思考贫民窟游历这种实践本身所带来的影响时,就会发现随着贫民窟游览者内部存在的多种多样的动机,本地人对游历者的反应与立场也是多层和多样的。
物极必反。
旅游成为了贫民窟的一项产业,游客带来了收入。另一方面,当贫穷本身被物化成为一种商品,一些地方或许会刻意卖穷。里斯本大学社会人类学家热奥·巴普蒂斯塔在莫桑比克村庄的旅游民族志调查中发现,当地居民会把游客领到村里的浅水井——一个游客眼中“贫穷”的标志——来满足游客的期待,而不让他们看见居民们看电视的屋子——一个现代的发明和某种程度上经济进步的标志。
当地居民通过为游客提供住宿、饮食及导游服务来从贫民窟旅游产业中受益。有时利用一下游客的同情心,小孩们的乞讨也能收获意外之财。但贫民窟旅游也未必一定为当地创造新的创收渠道。在内罗毕的基贝拉区(Kibera),贫民窟旅游的多数运营者是非本地人的外来者,他们往往为“避免尴尬”而限制游客与居民互动,旅游收入被经营者纳入囊中,不会为居民带来收益或再投资于当地建设。

随着贫民窟旅游作为一种商品出现,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的关系正在变得更为复杂
没有一种情况能概括全世界各地的贫民窟旅游以及这种旅游中游客与居民之间互动的样态。
很多分析倾向于认为,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游客让人“讨厌”;旅游者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便和不快,可同时他们也需要游客带来的钱。在游览中,游客常常成为被注目的焦点,当地居民会拿他们的发型和衣着开玩笑:“我喜欢看他们雨天出现,他们穿黄雨衣的样子就跟一群小鸡似的。”
游客往往带着固有认知去旅游,然而在实际的游历中,许多成见也会被亲眼所见打破。
一些当地居民看到了旅游在化解污名方面的潜力。圣保罗大学社会学教授弗莱雷-梅德罗斯(Freire-Medeiros)的调研中,一位22岁的学生提到,旅游能让游客亲眼看到罗西尼亚不同于媒体话语所塑造的形象:“罗西尼亚并不等于绑架、杀人这类的事情,它包含着更多:艺术、文化、舞蹈……我希望游客能够看到这些,回去以后能够告诉更多人关于罗西尼亚好的一面。”
但另一个居民也提到,她曾看到一个游客给垃圾桶拍照,这令她非常尴尬,因为这些照片会告诉人们罗西尼亚是一个脏乱恶心的地方。这个复杂的问题涉及游览者的动机,但对当地居民来说,比起接受或者拒绝旅游,旅游如何展开以及罗西尼亚如何被呈现才是关键所在。正如弗莱雷-梅德罗斯所说,贫民窟旅游的构建是一个在当地居民、游览者和旅游经营者之间不断协商的过程。
本文综合整理自界面文化、中南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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