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公募基金会,属于谁?
来源:慈善江湖
作者:鹅湖游子
2019-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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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宣: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30周年纪念,2019年3月13日
 

3月13日,是中国扶贫基金会30周年纪念日。官网做了一个主题网页,用几十张照片回顾基金会30年发展历程。
 

刚刚过去的3月8日,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青基会)的30岁生日。假如也用几十张照片来纪念其30年历程,肯定比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更精彩。但,好像没人记得这个日子,官网静悄悄的。

 

1989年3月8日,在团中央提供10万元注册资金+1万元工作经费的大力支持下,中国青基会成立,并于10月30日发起希望工程。
 

 (关联阅读:1989,希望工程开始的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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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0月30日是希望工程宣布发起的日子,但我们只找到这样一张现场照片。会场简陋,衣着像乡镇干部,但个个都是人物。你能认出来几个?
 

希望工程曾如日中天,令同行望尘莫及!

 

2014年,值希望工程25周年之际,李克.强总理祝贺希望工程:
“破土成长为今天这样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看看中国青基会公布的截至2017年底的几个数据:

 

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140.4亿元,
资助困难学生574.8万名,
援建希望小学19,814所;

 

中国青基会净资产为12.98亿元,其中非限定性资产6.80亿元。

 

希望工程是我国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富影响的民间公益事业,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世界公益史上重要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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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希望工程如日中天之盛况,恐怕今天的公益从业者是很难想象的。

 

 

1997年,中国青基会接受捐款2.79亿元,其中最大的一笔8000万元。18年之后,放眼全国,2015年捐款超过2.79亿元的基金会也仅有屈指可数的17个。

 

1997年,农行“全国青少年爱心储蓄”活动、建行“希望工程捐款受理点”、工行“希望工程百万企业献百元活动”同时举办。三大国有商业银行同时动员各自的全国系统与一家基金会联合举办大型活动,这样的事你在别处见过吗?

 

1997年,一个副总理接见,一个副总理参加义演,政协副主席带队视察,总书记点名表扬。这样高度的领导重视,现在的基金会天天烧香恐怕也不一定能拜到?那时候,我们作为工作人员对此没太大感觉,好像都是理所当然的。
 

那时,我曾参加过几次行业性会议。参会的一般是基金会秘书长,且大多五六十岁。但每次发言,他们都真心地甚至有点虔诚地,让我这个比他们年轻得多的中国青基会中层首先上台。一开始,我有点诚惶诚恐,后来也就慢慢习惯了。

 

那时,在同行的眼里,基金会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青基会,另一类是其他基金会;后者对前者似乎只有仰望的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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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9月5日,小平为“希望工程”题名。我一直很好奇,那时希望工程刚刚发起不到一年,还小小的,为什么小平愿意为其题名,难道他老人家已预见了希望工程未来的辉煌?


希望工程如此辉煌,她属于谁?


在一个普通的中国青基会员工看来,希望工程就是中国青基会发起并组织实施的一个公益项目。希望工程商标注册了,其所有权也属于中国青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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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可以说,希望工程属于中国青基会,或者说,希望工程属于中国青基会和全国38家地方青基会组成的全国青基会共同体。
 
 
那么,中国青基会属于谁?
 

基金会财产是“社会公共财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规定,基金会的财产属于“社会公共财产”。

 

何谓“社会公共财产”?谈到公共财产,绝大多数人能想到的就两种: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十几年前,上级要中国青基会填报国有资产登记表,我们辩称自己是社会公共财产而非国有资产,但人家听不懂。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上世纪末,海南中商期货交易所在全国期货市场整顿大潮中被关闭。你很可能不知道,交易所是会员制的非营利机构。交易所关闭,会员费和保证金退还之后,其剩余财产不属于会员。

 

交易所剩余资产不属于会员,属于谁?谁也不属于,就是无主财产。无主财产怎么处理?交给国家,成为国有财产。按照惯例,就是划给所在地政府,即海南省政府。

 

但是,海南中商期货交易所的善后处理没有遵循惯例。经过努力,交易所的几亿元剩余资产被无偿划转给中国青基会。其中其后的故事不少,以后有机会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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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和徐永光在中国青基会理事会会议上。

 

《公益事业捐赠法》对“社会公共财产”没有解释。但《刑法》第九十一条规定:
本法所称公共财产,是指下列财产:
 

(一)国有财产;
(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
(三)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产。

 

我们或许可以概括如下:

 

公共财产包括三类:
(一)国有财产;
(二)集体财产;
(三)社会公共财产。

 

中国青基会跟其他所有基金会一样,是没有股东、没有所有权人的。

 

无论是无价的希望工程无形资产,还是近13亿元有形资产,都是社会公共财产。中国青基会只是受托人,无权分享任何利益,必须按照捐赠人的意愿和基金会宗旨去使用,且用于那些贫困家庭的学生和其他受益人。

 

所以,某种意义上讲,希望工程/中国青基会属于千千万万的捐赠人和受益人。这听起来好像很虚,确实也是虚。但虚并不等于无。

 

务实的说法,希望工程属于作为发起方和组织实施方的中国青基会。或者,更精准的说,中国青基会或其理事会是希望工程这个社会公共财产的受托人。

 

作为受托人,中国青基会对希望工程的控制力和话语权有多大?

 

而且,若继续追问,中国青基会属于谁?
恐怕答案并不简单。
我们回顾一段二十多年前的历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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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第四次全国希望工程工作会议,从左至右:徐永光、刘鹏、王光.英、李克.强。2018年10月29日,王光英去世,享年100岁。


“希望工程国内最后一轮劝募行动”为什么流产?


1994年1月29日,第四次全国希望工程会议召开。当时,形势一片大好,计划1994年新增救助名额50万名,使累计救助规模超过100万名,新建100所希望小学(前四年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援建的希望小学数量才225所)。


希望工程形势的发展比乐观的计划还要更喜人!很快,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宣布在湘西捐建100所希望小学。当时我们想,这怎么可能?但事实让我们大跌眼镜。


1995年9月11日,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来到吉首参加湘西州百所希望小学落成典礼仪式。仅仅一年时间,省直100多家单位和社会各界为湘西州援建希望小学105所,援助资金1875万。听说,王茂林书记带头捐款,局、处、科、股各级干部都有倡议捐款门槛。


我们以为,希望工程捐款应该是完全自愿的。不过,面对一位省委书记的美好愿望和强力动员,小小的中国青基会秘书长又能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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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4月,中国青基会推出“希望工程国内最后一轮劝募行动”,计划在中国基本消除贫困的21世纪来临前全面转型,力推环保项目-保护母亲河行动(也称绿色希望工程)。

 

在“希望工程”这个人见人爱的苹果还挂在枝头,尚有些青涩的时候,徐永光想把它亲手摘下来送进博物馆。然而,形势不答应。

 

20多年过去,中国青基会依然捧着希望工程这个金饭碗,每年接受捐款几个亿中的绝大部分仍是希望工程捐款。例如,最近几年,茅台每年捐赠希望工程一个亿。

 

虽然希望工程是中国青基会发起并组织实施的,希望工程商标是中国青基会注册的,可以说希望工程就是中国青基会的一个产品。但是,希望工程做大了,中国青基会对希望工程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似乎也是有限的。
 

希望工程30年,谁来纪念?

 

2018年初,关于希望工程30周年,几个曾在中国青基会工作过的和几个希望工程受助生一度蠢蠢欲动,希望以纯民间的视角来纪念。

 

有人草拟活动草案,有人小范围串联,有人想赞助支持……

 

后来,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今天,我们从这份曾经蠢蠢欲动的“希望工程30年草案”中节选一部分,供各位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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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工程30年纪念活动设想(草案)
(节选)

 

1989年10月30日,中国青基会发起实施“希望工程”。希望工程是我国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富影响的民间公益事业,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世界公益史上重要的一页。

 

希望工程25周年时,李克.强总理祝贺希望工程“破土成长为今天这样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现在,希望工程30年纪念日(2019年10月30日)越来越近。我们希望以民间的视角来纪念希望工程30周年,由希望工程建设者、捐赠者、受助者以及其他相关者共同参与,通过访谈录/口述史/案例库/博物馆等方式搜集/整理/呈现希望工程30年的发展,以及慈善行业和慈善文化的发展和变迁。

 

一、意义

 

1、深入挖掘,真实记录希望工程30年历史

 

无论是徐永光的讲述、黄传会的报告文学、解海龙的照片,还是媒体的无数报道,都只是希望工程历史的一小部分。而且,以上这些表述中的大多数更像是好人好事表扬稿,现在也许应该换一种语言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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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5日,希望工程传播的三驾马车同堂,从左至右:作家黄传会、摄影家解海龙、作曲家杨铁刚。


我们试图站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以民间的视角来纪念希望工程30年。不歌功颂德,不掏粪揭黑。回望恢宏的旅程,体察其中的细节。透过一件件大事小事,观看希望工程前台和背后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捐赠者、受助者、建设者以及其他相关者,梳理这一件件大事小事的来龙去脉,尽量客观、理性、平和,记录一段真实、丰富、鲜活的历史,展现中国当代民间公益发展30年历程。


2、以希望工程30年历史研究为始,推动慈善行业的深度发展


希望工程的发展是一段充满创新和活力、波澜壮阔的旅程,是一座待建设的博物馆,是一个待梳理的案例库。这里有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以及各种摸索的过程。这里的经验教训并不仅是青基会系统内部生产的,也是围绕希望工程的各方参与人所积累的。


中国青基会成立之后十几年一直追求创新,一直是行业的引领者,曾被誉为公益界的黄埔军校。希望工程之所以辉煌,是因为它最早走社会化、市场化道路。其跌宕起伏也见证了中国当代民间公益发展的历程。希望工程的成果不仅仅是直接资助了几百万学生,援建了二万所希望小学,其更大的贡献是推动了农村教育政策的变化,开拓了中国当代慈善处女地。


希望工程的历史和经验教训应该成为整个行业乃至社会的宝贵财富,可惜青基会一直忙着往前走,没功夫坐下来总结。我们希望通过希望工程30年纪念活动,有机会认真研究希望工程和全国青基会共同体的创立和发展,不仅是从内部看,更是从各个参与者的角度研究和分析。


3、追溯中国当代慈善文化的源头,凝聚慈善的力量


希望工程是中国人的公益启蒙项目。上世纪九十年代,希望工程就是公益或慈善的代名词。《希望工程20年评估报告》称:“听说过”希望工程和“知道很多”的占92.2%。希望工程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慈善文化的源头。希望工程30年纪念活动,就是回顾中国民间公益30年发展历程,也是追溯我国当代慈善文化的源头。


中国当代慈善的启蒙之旅是希望工程,后来又经历了壹基金、512地震、郭美美事件、免费午餐,99公益日等对社会公众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这些大大推动了公众对慈善行业的认知,以及行业本身的发展。希望工程是一个类型足够丰富、样本量足够大的研究对象,通过一系列的回顾和研究工作,将获得研究中国慈善各个维度的一些方法并聚集一批人才,为慈善行业的历史研究,尤其是基于实践的研究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和较高的起点。希望有更多的机构一起,持续对中国当代慈善展开系统研究,为后来者留下更多、更完整的记录。


在希望工程的社会动员和项目实施过程中,参与其中的包括数以千万计的建设者、捐赠者、受助者和关注者。希望工程30年纪念活动将把这些人重新聚集在慈善的大旗下,回顾自己与希望工程的30年,畅想中国慈善未来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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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紧迫性

 

希望工程30年纪念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时机!

 

世界匆匆向前,人又那么健忘。过去的的事很容易被弱化,被掩盖,被扭曲,被遗忘。曾经在公益界一骑绝尘的希望工程似乎已淡出人们的视野。

 

2019年,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70岁,大多数第一代建设者还在岗位、或退休不久,脑子还清楚。若再过10年,收集资料可能会有点困难了。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希望工程无疑是改革开放大潮中一朵耀眼的浪花。
 
 
三、 组织者

 

1、发起人:第二层民间

 

相对于政府,中国青基会及38家地方青基会形成的全国青基会共同体属于民间;

 

相对于全国青基会共同体,希望工程的捐赠人、受益人、我们这样曾经在青基会工作的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士则属于民间。

 

我们所设想的希望工程30年之纪念,是以第二层民间为主,以第一层民间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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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希望工程五周年”流通纪念币。
 
 
2018年1月,几位希望工程老同志看了“希望工程30年草案”。

 

一位老同志说:
1、首先应该官方搞。
2、民间不必搞这么大,哪有这个能力?
3、青基会如不做,就搞民间的了。

 

另一位老同志说:

 

情感可敬!胆子可佳!小小民间想摆脱“官方”岂能办如此大业?建议你去青基会探讨一下合作的可能,比较现实。

 

以上所谓“官方”,乃第二层民间对第一层民间的称呼。

 

还有一位曾在青基会工作且手握重金的同仁,本有意资助该草案的计划,与中国青基会有关负责人沟通之后,作罢。

 

这份“希望工程30年草案”束之高阁,落了厚厚一年的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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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22日,北大BIMBA同学和中国青基会代表参加赤城县白草镇北大朗润希望小学落成典礼。
 

中国青基会理事会名单抹掉了一个人

 

为了3月8日这个没人庆祝的中国青基会30岁生日,有好事者上中国青基会官网扒拉,发现了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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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基会2018年12月组成了第八届理事会,共15人,其中9人是大捐方代表,2人来自主管单位,2人是秘书处的,还有1人是“大眼睛”,1人是希望小学校长。


当然,你我恐怕都不会天真地以为,中国青基会理事会是由捐赠人控制的,希望工程的大事是由大捐方来决定的。


今天,我不关心本届理事会,要带你们看的是上届即第七届理事会。


中国青基会第七届理事会任职期为2013年12月至2018年12月,为期5年。根据中国青基会章程,理事会每届的任期是4年。但是,第七届理事会的任期整整延长了一年。


我们看看中国青基会官网关于往届理事会名单的这张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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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大眼睛,一个人一个人地数。揉着眼数了几遍,仍有点不敢相信。

 

第七届理事会名单里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怎么回事呢?

 

2016年初,中国青基会秘书处大地震,这位被抹掉姓名的人被辞职调离,两位副秘书长就地免职。据传,起因是N年前的一个程序的缺失,吃瓜群众以为是小事但XS组认定是原则问题。

 

当然,领导觉悟就是比群众高: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中国青基会在法律上属于独立的民间组织,但行政上(此说法是否准确?)属于主管单位下属的局级事业单位。其高管或曰领导干部(包括专职理事长、专职副理事长、秘书长、副秘书长等)是由主管单位管着的。

 

所以,也可以说中国青基会是属于主管单位的(其实也不尽准确)。

 

《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理事会是基金会的决策机构;“选举或者罢免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属于重要事项,其决议需要出席理事会的代表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与XS组的雷厉风行相比,中国青基会理事会大有怠政懒政之嫌。

 

秘书处三位高管2016年初就已调离或下岗,理事会为此开会做决议却拖了九个月之久,直到2016年11月10日才召开理事会会议审议理事会和秘书处的人事调整事项。

 

在这九个月的空白期,中国青基会是如何运转的?

 

算了,吃瓜群众莫议大事,只是有点小好奇:中国青基会第七届理事会任职期为2013年12月至2018年12月,上述理事会和秘书处的重大人事调整发生在2016年,为什么在第七届理事会名单里那个人忽然人间蒸发了?

 

瞎琢磨半天,可能有以下三种可能:
 
 
一、是不是因为这个人届内离职而不在名单内了?
好像不是。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七届理事会名单里有三位就是届内离职的,他们的大名仍赫然在列,只是在后面加了一个括号,里面写着“届内卸任”。

 

二、会不会因为疏忽而把这个人的名字忘了?
此种可能性应该不大。
因为此人曾在青基会二十多年,且担任非常非常重要的职务,被人忘记的概率非常非常小。

 

三、是不是有人故意在理事会名单里抹掉这个人的姓名?
好像也不太可能吧。
这也就是最近两三年发生的事,你在这里故意抹掉,以为大家就会都不记得了?

 

百思不得其解。

 

有人问我,知不知道《开国大典》涂改了多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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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青基会官网在2018年12月理事会换届新闻里说:“中国青基会仍能在今年民政部组织的全国性社会组织等级评估中成为仅有的三家5A基金会之一实属不易。“

 

实属不易,然也。中国青基会在2016年度工作报告中称:“2016年,中国青基会领导班子在人数少、任务不少的情况下......推动组织和事业的全面发展。我们相信,......在新的一年里,中国青基会......事业和组织发展全面迈上新台阶。 ”

 

2016年之后,中国青基会发生了很多事,事业和组织发展是否迈上了新台阶?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下面这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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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对一家公募基金会的未来负责?
谁有资格对基金会说三道四?
基金会的理事/员工/主管单位/捐赠人/受益人?
不知道。


2018年9月25日,主题为“守住一道光,回望来时路”的<北大光华·益行者之夜>活动举办。这是一场公益人的盛会,致敬中国公益30年,中国公益界三光聚首、希望工程宣传三驾马车同堂。
一束束灯光下,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领衔,大咖小咖轮流登场,好不热闹。


但是,灯光下似有阴影。现场,似乎没有见到一位中国青基会的现任负责人或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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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5日,北大光华益行者之夜,中国公益界的三光聚首,从左至右:徐永光、陈越光、康晓光。

 

对中国青基会本届理事会,我无话可说。但上届和上上届理事会可是群星璀璨,中国公益圈最牛的几位大咖都在里面:

 

徐永光  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希望工程创始人,号称中国公益第一人;
康晓光  中国人民大学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 号称中国公益界最毒舌的守门员;
陈越光  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号称中国公益界最有文化的人;
金锦萍  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号称中国公益界最犀利的女士;
杨   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号称中国公益界的第一门大炮;
朱卫国  阿里巴巴政策研究室主任,号称中国公益界最懂政策兼啤酒的诗人。
(注:以上号称皆是被人称,非自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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