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往往会把穷人对“脱贫方案”的迟疑视为“麻木”，认为他们不想脱贫。但如果换一种情境，有人劝你去投资股票，估计不少人也会迟疑。难道他们不想致富？我们这些城里人端着“铁饭碗”，一旦没了这个碗，也没有土地，处境可能比农民还困难，我们怎么能理直气壮地去教育农民如何脱贫？

有一次，在我扶贫的河边村里，一个北京来的朋友看到村里很多公共空间的脏乱差，随口说了句，“他们穷还是因为懒啊！”我笑了笑，说：“我在北京看到很多至少是中产阶层集中居住的家属楼，楼道也是脏乱差，你说他们也很懒吗？”

一说到村里的工作，很多人都会说“要发动农民一起干，这是他们的事”。我刚开始在村里的时候也这样想。

最初，我组建了“河边发展工作队”，希望成员能作为骨干为村里做事。但时间久了，事多了，很多人就不来了。后来我又组织了“河边青年创业小组”，还是希望有一批人能为村里的建设做事。

在河边村的建设中，村民的确做了很多义务劳动。但是组织集体义务劳动有一个难题——只要有人不来，很多人也会说“他们不来，下次我也不来了”。前面说到的“工作队”和“小组”最后都不了了之了。

反过来想，我们住在城市，如果没有市政服务，每天社区的人都去每家每户找人搞卫生，一次可以，经常做可能吗？难道说城里干净是因为城里人勤快，农村脏乱差是因为农村人懒惰吗？很显然，城里干净是因为有市政。那么，城市有市政，为什么村里不能有“村政”呢？我们这些被服务得很好的城里人，为啥到了农村就高高在上地指责村里人懒惰呢？

这几年扶贫工作热闹，农村里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标语。有的彰显政府扶贫的决心，如“精准脱贫，不落一人”；也有彰显爱心的，如“扶贫济困，你我同行”……也有很多如“人穷志不短，政策不养懒汉”、“扶贫不能等靠要”等这样激励穷人脱贫的。

▲ 2018年，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为强化扶贫攻坚宣传引导，营造浓厚社会氛围，马场镇拟定一系列简洁明了、接地气的扶贫标语，由各村张贴、刷写在村委会、村主次干道沿线等醒目处，确保辖区村民群众抬眼可见，驻足可观，为脱贫攻坚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 © 活力普定

仔细想想也有意思，假如我自己很贫困，有人来帮我，我会不想脱贫吗？“要你脱贫变成我要脱贫”这句常常挂在很多人嘴上的话，逻辑到底是什么？

一次，一个基层干部朋友说：“李老师，现在扶贫不好搞，老百姓难搞得很，你给他养猪，他说不要，让他脱贫他都不脱。”

我说：“养猪能脱贫吗？劳动力增加成本，再遇到非洲猪瘟，卖都卖不出去。”不能想当然地让农民脱贫。

我刚到村里时，有人说：“李老师，你搞不出啥新产业，办一个公司来搞冬瓜猪。”于是我和农民商量，他们总体的反馈并不积极，表现得“不想脱贫”。后来我发现，真正的冬瓜猪就是一家一头，两头满山跑，生长很慢，个头也小，一旦规模扩大，势必要用饲料。规模大了，吃的不一样了，猪病就来了。

外界往往会把这种对“脱贫方案”的迟疑视为“麻木”，认为他们不想脱贫。但如果换一种情境，有人劝你去投资股票，估计不少人也会迟疑。难道他们不想致富？我们这些城里人端着“铁饭碗”，一旦没了这个碗，也没有土地，处境可能比农民还困难，我们怎么能理直气壮地去教育农民如何脱贫？

当然，我们不能搞“农民本位”，不能说他们不需要外部的支持，他们需要。我做扶贫二十多年，最近到很多地方看，包括我自己扶贫的村庄，变化很大，精准扶贫扶出了成效。2012-2018年，80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难道说这8000多人全都在几年里由懒惰变成了勤快？真是那样的话，估计会是全世界社会学家最感兴趣的案例了。

河边村是一个地处深山的瑶族村寨。2015年我第一次到村里，第一印象就是村里没有一栋砖混房，全村房屋都是没有窗户的破旧木房，进村的的路是八公里的曲折土路，开车要40分钟，雨季来临时就无法通车。那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03元，45%来源于农业，其中27%来源于甘蔗种植。由于地处亚洲野象的栖身地，野象群不断侵害甘蔗，经常造成当地甘蔗绝收，而由此得到保护区的补偿每亩只有700元，正常情况下，每亩甘蔗收入可达2000多元。

河边村属于少数民族村落，很多人不会讲普通话。由于语言等方面的限制，村民很少出远门打工，只是在山下做一些零工，2015年，村民每天的打工收入大致在80-100元，但并非每天有活干。而同年村民日常开支高达总支出的41%，小孩的教育支出高达25%。在低收入的条件下，现代消费文化不断推高农户的实际支出，致使相当多农户依靠债务维持消费。现代性的福利要素如教育、医疗等又继续构成农户的刚性支出内容，加之农户传统的支出，使得河边村农户陷入了“三重性”（低收入、高支出、高债务）的贫困陷阱。如果让我呆在这个村里，我估计会是最贫困的农户。

我到山下的村子调研，外面的人说，“你在那里扶贫啊？河边寨子的瑶族可是懒啊”。可是当我们真正了解这些村落的基本情况时，又有多少理由认为他们的贫困是因为懒，因为愚，因为没有志和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