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医生”在云南已经有10多年了，他们主要为外国病人提供门诊服务。5月27日原设于华夏中专校内的福华国际门诊，搬进了伍家堆村开业，改名怡园福华国际门诊。

这个有NGO背景的门诊有13名医生，在给外国人看病的同时，也在帮助中国的患者，他们的宗旨是：“收有钱人的钱，帮助有困难的人。”在这里看病，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医院的地方：看病需预约、医生开出的处方需要翻译人员签上中文名字、开出的药单上有时居然有半片药的剂量……

唐约翰 门诊主管 儿科医生 来中国9年

我汉语不太好

但看病人没问题

唐约翰来中国9年，但汉语说得还是生硬，但他很自信地说：“虽然汉语不太好，但看病人没问题。”

唐约翰是门诊的主管，每天除了要处理一些行政事务，大多数时间他还要与病人在一起。虽然是个“当官的”，但他在诊所没有一分钱的报酬。他和孩子维持生活的费用，都是来自美国的朋友和其他机构的资助。

有着NGO背景的福华国际门诊，也有着NGO色彩的收费标准，外国人每次来看病需缴纳100元（视药费还有可能增加）；有困难的中国病人看病只收2元（属于特别困难，2元包括所有诊费和药费）；有钱的中国病人看病，按外国人标准收费。唐约翰很自豪，开诊多年来，很多有困难的中国人得到了资助。

唐约翰的桌上摆了台电脑，里面存满了病人的病历、药单等信息。诊所共有7台这样的机器，医生们轮流使用，任何一个医生都能看到某个病人的具体情况，从而给出治疗方案。

1989年，唐约翰从美国图森市亚利桑那大学毕业，之后又在该校成为医学博士。从1993年开始至今，他一直是国际儿童健康组织美国地区儿科医学会会员。2001年，唐约翰来到中国。在中国，最让他震惊的是，中国的医院里总有那么多病人，医生却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给患者开出药方，并判断是否住院。

5月28日下午下雨，唐约翰照例骑单车来上班。给第一个病人从问诊到开出诊断，唐约翰几乎用了40分钟。40分钟之后，唐约翰一笔一画地写出药单，如果是中国病人，他还会用汉字在处方上写“每天几次、每次几片”，有时，唐约翰甚至会开出半片药的药单，他笑着说：“在美国就是这样做的。”

唐约翰给很多病人联系过免费手术。他桌上那台电脑里，记录了各大医院的各个科室他认识的医生的电话。某一天，这些人将成为为病人主刀的医生，由唐约翰来穿针引线。

有一次，唐约翰的一个朋友在路边发现了一个乞讨的病孩。他打电话给诊所，唐约翰看了情况后，联系了上海的朋友帮孩子做手术。门诊资助过很多这样的病人，但也有很多情况他们无能为力，比如一些患了血癌以及其他癌症的患者。

任和华 内科医生 来中国8年

来中国8年

还想延长工作时间

任和华收养了一名中国的孤儿，同样，任和华也靠美国朋友、机构资助的生活费来安顿自己和孩子。

任和华留着小胡子，嘴角总挂着笑。在美国，他被称为“全科医生”或“家庭医生”。因国情不同，任和华在中国的行医资格书上只写了“内科医生”。任和华每周在诊所里工作两个上午，他负责给病人专业的初步诊断，如需要手术，他需要给病人推荐最合适的医生和医疗机构。

让任和华惊讶的是，中国的很多病人并没有得到专业的医疗指导。即便如此，任和华也对中国的医疗系统大加赞扬：“中国的医生真是好样的，每天要看那么多病人，而且不出错。”

和很多在门诊坐诊的医生一样，任和华有着自己的关系网，这个关系网帮助了很多患者。昭通人Baby sam 就是其中一个，任和华记不住他的中国名字，却记得Sam的病情。

Baby sam 是一个患有严重脑积水的孩子，“他的后脑勺有一个非常大的肿瘤，很薄，一不小心就会弄破。”任和华边说边用手比划着肿瘤的大小。Baby sam是任和华的朋友在路边发现的。

任和华在对孩子检查完后认为，孩子必须立即手术，他和同事把孩子送到了昆明的医院。医院的结论让他们非常沮丧，Sam须到上海做手术。诊所立即给Sam办理了疾病补助。通过这项用于救助中国贫困患者的政策，病人只需要承担全部手术费的5%-10%，但前提是病人的病情不是癌症。

任和华还记得孩子从上海回来的那一刻。“他已经是一个非常健康、非常漂亮的孩子了，后脑勺全部好了，连头发都长得非常好。”任和华开心地说。

Sam病愈回家后，会定期到门诊复查。然而最近Sam像消失了一样很久没来了。“有时候看见我自己的孩子，就会想起Sam。”任和华说。

任和华在门诊工作8年了，他非常希望延长工作时间，多帮助些人。

子马可 内科医生 来中国3年左右

我热爱中国，是中国人

Zimmreman Mark根据自己的英文名字，在朋友的帮助下给自己起了一个非常简单而且好记的中文名：子马可。今年43岁的子马可有一双蓝色的眼睛，他喜欢大家叫他“子医生”。

子医生的中文很好，能流利地和任何病人交流。然而，作为一个行医13年的医生，中国医疗系统中的一些做法还是让他觉得很奇怪。“病情为什么不告诉病人呢？”

子医生理了理花白的头发，4月份的一天，来了一个哈尼族的小孩。他29岁的哥哥患有脑瘤，诊所根本帮不上忙，就是出了手术费也不见得能痊愈。子医生感到非常伤心：“我很感动（伤心）不能帮他。如果什么都不做，他哥哥就快不行了，癌症真的很难。”

子医生打算将病情告诉小孩的哥哥时，弟弟不肯。这让他觉得难以理解，“在美国，隐瞒病情的话是非常奇怪的。但是弟弟说，别告诉哥哥，哥哥能过得好些。”子医生说。

子医生的病人大部分在一两天前就约好了，一般儿童比较花费时间，单一的问题，比如听力方面的疾病，子医生会从饮食、脑部状况、运动情况等细节问起，有时他还会给孩子测智力。

子医生自有自己的理论：“任何一个身体问题，都可能是一个复杂的原因引起的，所以不能马虎，得一点点排除不可能的因素。”

为什么来中国？这是很多人问过这些外国医生的问题。子医生笑着回答：“美国的医生已经够了，中国的好像还不够，我就来了。”子医生每天在门诊工作两三个半天，其他的时间都是陪孩子玩耍。

采访结束，子医生整了整自己的蓝色T恤说：“我热爱中国，我是中国人。”

记者观察

“冷眼”看“洋门诊”

昨天早上，一名患有先心病的患儿得到了80%的手术费资助，但和这个幸运的孩子相比，诊所不得不拒绝更多的求助者。

“洋门诊”的门诊量每月在300人左右，其中有2/3的人是中国患者，这其中有不少有留学背景的中国病人，更多的则是前来求助的病人。

“洋医生”们在问诊、用药理念上的不同，有其值得称道的地方。但在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和相对落后的医疗条件下，要做到如此精细的诊断和治疗，似乎还不现实。

在中国庞大的医疗体系中，“洋门诊”只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洋门诊”的所有医生都不穿白大褂，目的只有一个，拉近和病人的距离。有些时候洋医生还会和病人一起祷告，诊室显然不是中国各大医院诊室的样子。除此之外，“洋门诊”诊室内，并不像中国诊室一样贴着全国地图、赞助厂商的宣传画，他们喜欢什么，办公室里就贴什么。

沈士珊是来自新加坡的牙科医生，在她的诊室里贴满了患者们从各个国家邮寄过来的画。中午休息的时候，沈士珊在诊室里放着音乐，诊室里除了一张牙医床之外，还有各种儿童玩具。看病的时候，家属可以陪在旁边，甚至在看病的间隙，牙医床上的患者还能跟家属说两句话，再做治疗。沈士珊和病人家属们都穿着拖鞋，干净无菌的牙科门诊的地板打扫得干干净净。“洋医生”们还喜欢跟自己喜欢的孩子拍照，一定要全家福，然后一起合影、再单独合影，一个都不能少。

“洋门诊”每一间诊室有没有患者都是大门紧闭。特别是在看病的时候，冒昧地敲门被视作不礼貌。“我真的很难理解，中国的诊室里为什么总是那么多人？所有病人都可以听别人的病情，这个应该属于病人的隐私吧。”子马可说。诊室内除了一名护士、一名翻译就是患者。在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医生需要仔细地问患者任何方面的问题。

“洋门诊”内所有的仪器都是从国外带来的， 唐约翰用着一个价值三四百美元的听诊器，除了听诊器，耳镜等都是从国外购买过来，所有能公用的东西都采取一次性的工具。从国外带来的绷带、压舌板等整齐地放在写满英文的柜子中。

“洋门诊”有一个专门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内，联系着各省的医疗单位，一旦有人求助，他们将成为实施手术单位。门诊没有大型设备，所以门诊只能借助病人带来的病历资料，做一些小的手术和检查。

“洋门诊”聚集着一群热爱中国的外国医生，他们分文不取，资助中国病人摆脱病痛，哪怕有一线希望，他们都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为病人争取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