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发生的校园血案，让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多了一份沉重。严惩犯罪分子、保卫校园安全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一场全国范围的孩子保卫战已经打响。与此同时，很多人也开始思考，包括儿童、青少年在内，如何更好地保护弱势群体的生命安全?毫无疑问，这是全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和共同使命,需要政府、民间、学校、机构等多力配合。

　　可以肯定的是，“打”之外，“防”的作用亦不可忽视。由此，我们选择以“非政府”的视角，从儿童安全的民间应急反应和相关公益项目入手，试图展示民间安全防卫体系的发展状态及其未来趋势。

　　可以看到，通过制度建设和政府引导，民间力量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社会安防体系和弱势群体救助机制正在向常态化、制度化发展。正如温总理日前所言：“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不仅会给孩子们，而且应该给每一个人。”

　　“注意安全!”最近，这句话成为了很多老师在放学之前与学生们的告别语。

　　5月12日，陕西省南郑县幼儿园惨案成为最近一个多月内连续发生的第六起校园恶性事件。最近，全国各地的校园里陆续出现警察、保安不停巡逻的身影。面对曾多次伸向孩子的罪恶之手，儿童安全的话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触动我们的神经。

　　犯罪分子迅速被绳之以法，然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时间社会反思群起，管制“武疯子”论、弱者遭殃论、二代民工变异论等围绕社会精神文化和基尼系数的各式论点纷纷登台。

　　在一片议论声外，温家宝总理的声音铿锵有力：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我们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努力去做。

　　而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当警力派驻进各个幼儿园等社会弱者集中的公共机构的同时，民间力量也在积极参与。全社会都行动起来，为构筑儿童安全防护网而努力。

两个民间儿童安全应急反应样本

安康计划十年磨一剑

　　相比于政府“严打”行动的立竿见影，民间力量则更多地集中在防范和疏导等“长线”计划上。5月7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召开“安康计划”项目论证会，会议邀请了包括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在内的各级官员参加。根据最新计划，5月30日，儿基会将在北京儿童中心宣布再建100个儿童应急安全教育体验中心。

　　作为儿童安全公益项目探索和成长的典型案例，“安康计划”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郭晓表示，民间组织的努力应建立在国家综合治理的基础上，在政府制度革新之外，民间组织需要积极行动，民间力量也应该用长远眼光去支持民间公益体系。

　　但是从2000年5月实施以来，“安康计划”很像是一个独行侠在左冲右突。郭晓解释说，社会资源很容易青睐扶贫、教育等公益项目，而对于这样投入产出效果长期化的公益项目关注不够。

　　即便如此，安康计划也成为儿基会旗下除了“春蕾计划”之外的另一个拳头公益品牌。当然，这样的知名度是从安康计划诞生数年后才获得的。2003年5月，儿基会围绕“远离失学、远离疾病、远离伤害、远离犯罪”四大主题，推出“安康计划进校园”公益活动，搭建起全社会关注儿童、教育儿童、保护儿童、服务儿童的新平台。

　　“安康计划真正大力投入到儿童安全领域是从汶川地震后开始的。”郭晓说，“安康计划采用了与政府相关部门联动的机制，与国家安监总局共同启动，此后陆续与民政、教育、公安、消防等部门建立联系，因此获得了多方支持，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而安康计划推展的渠道和载体，就是通过社会捐赠建设应急安全体验教室以及进行各类安全教育培训。“安全应急体验教室”以“情景式+体验式”教学模式为依托，结合相应的教学演练活动，帮助广大儿童少年了解安全应急知识，提高灾害自救技能，远离伤害。安康计划办公室负责人李海菊表示：“目前正在精心策划与筹备，适时推出校园安全应急相关公益项目进行全面实施。”

自发草根安保联盟志愿行动

　　相比之下，草根级别的民间响应往往更具有戏剧性。

　　在北京，发自“拼”文化的“拼护”应声而起。北京石景山、丰台、昌平区的一些幼儿园家长联合起来，发起了联合卫护队。草根NGO妇女环境小组下设网站“妈妈互助联盟”负责人梁女士也介绍，该组织共有近万名网上注册会员，近期将开展线下活动，帮助年轻妈妈们尤其是职业妇女结成对子，来交替接送孩子。

　　在丰台区方庄的一些幼儿园，家长们更是志愿成立了“护校队”。胡成禄便是一名家长志愿者，2007年退休的他，是方庄第三幼儿园大班一名孩子的爷爷。

　　“我在原来的单位，当了8年的保安处处长，没想到如今在这派上用场。”五月初，胡成禄接到了幼儿园电话，向学生家长寻求安保志愿者。胡成禄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之后胡成禄与其他志愿者一道，在幼儿园听了一次课——芳城园的片区民警来给所有志愿者讲解了安保的形势与方法。课后，志愿者也与园方一起，制定了详尽的安保方案。

　　从事安保工作的胡成禄，也给幼儿园提出了制作家长接送卡，建立家长接送缓冲区等建议。这些建议第一时间就被应用到具体工作中。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就对这种行为非常赞赏，他认为家长联盟非常及时，如今全国约200万警察，平均每万人才有11个警察，“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家长们结盟能有效防范不安全事件。不过，由于联盟系志愿性质，一旦孩子出事也不可能向其他家长追究责任，家长还是要尽到自己的责任。

　　但是作为社区自组织，社会应当给予更加宽容的态度，同时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大力支持。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表示，除了警方，社区和单位也要行动起来，公民也应该行动起来。

两条殊途同归的社会指向

封闭式保护面临挑战

　　一场全国范围的校园保卫战已经打响。重庆市公安局在全国第一家成立了专门的“校园安全保卫支队”，并率先成立了“重庆交巡警”。

　　不仅是重庆。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掀起了一场新的厉兵秣马：配足学校的警用装备，严格门禁制度，警车巡逻，专职校园保安大批进驻学校，如此等等。

　　而作为学校等弱者聚集的机构，更多的方法是采用全封闭管理，有些学校更是拒绝了一切校外人士进入校内，包括民间组织进入学校举办活动可能会带来不安全因素等。

　　对此暨南大学应急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应急管理咨询专家组副组长李从东表示：“我并不希望把校园变成一个防范森严的场所，要像保卫国家金库来设置校园的安全力量这是不现实的，即使是应急措施做得比较充分的国家，也照样存在校园突发公共事件，比如美国的校园枪击案。我们所采取的措施，只是尽最大可能地减少，目标是消除这样的隐患。我们不可能做到完全杜绝这种事情发生，这是防不胜防的。如果真要全面防范，那无非是把校园变成一个壁垒森严的堡垒，这不现实。”

长期防护需开放式教育

　　除了“严打”，从长远的角度看，防范的作用不可忽视。针对目前封闭式保护可能面临的困难，专家提出建议，现实的做法是尽可能采用综合治理，政府民间必须联动起来，甚至是一个全民投入的问题。校园安防不仅仅需要警力防范，需要针对儿童、教育工作者进行安全教育，还需要对心理问题和社会矛盾进疏导。比如北京的社区社工站建设就是很好的尝试，一些学校模仿西方在学校设立驻校社工也是很好的方法，这种力量需要扶持推广。

　　来自台湾的顶新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滕鸿年认为，教育机构本身秉承教育职能，本该以教育来辐射社区及社会，现在反倒比任何机构更加封闭。“开放是未来趋势，也许这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但教育的教化功能不能抹杀。”滕鸿年说。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郭晓同样认为大环境的改变需要制度来改变，需要教育来改变，校园安全需要一种健康的社会文化。

两个鼓励民间参与的官方规划

北京民政安保通知

　　作为多数社会弱者的“娘家”，各级民政部门响应迅速。5月4日，北京市民政局下发紧急通知，各区县民政部门迅速转发，在福利院、SOS儿童村、养老院、光荣院、救助机构等社会福利机构中开展安防措施。

　　除了要求各个福利机构自我应急安防之外，通知更加开放性地指向了社会组织的维稳作用。

　　通知要求，大力开展安全常识教育，引导广大师生和居民牢固树立安全意识、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舆论引导，加大心理疏导;会同公安、城管等部门，加强校园周边的巡查;加大社会救助力度等。

　　不过通知只是要求发挥社会组织建设和谐社会的作用，号召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服务民生项目，通过服务民生行动的开展，传达党和政府的政策、服务百姓生活、促进社会公平、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而没有提出相关的支持计划。

　　北京市团市委书记王少峰表示，北京市目前有自发组织50000多家。北京目前正在筹划社会组织联动机制，不仅要成立常态下的应急服务团队，还要进行资源整合。

　　当然好消息已经出现。5月9日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透露消息称，今年北京将投入30亿支持社会组织，也许受这些突发社会事件的影响，资助不会拘泥于常规公益民生项目，一些直接参与到社会安全中的公益项目将会获益。

台湾民间安防补助令

　　作为值得借鉴的范本，台湾早在1992年就开展了校园安全及防灾教育倡导活动，并在实施要点中重点突出了民间组织的作用，教育部门发布补助各级学校及民间团体办理校园安防的规定，要求以部分补助为原则，并以不超过申请计划经费百分之五十为限，对民间组织参与校园安防活动进行资助。

　　而台湾此类民间安防计划除了一些大型社会组织常规参与之外，主力军则是“家长理事会”，理事会的工作内容不仅涉及校园安全，还囊括了学校教育的许多方面。

　　在世界卫生组织(WHO)认证的国际安全学校中，台湾有17所之多，占到全球的一半。要想获得认证，必须先成立一个安全委员会，每学期开学，委员会都会召开一次全体大会，卫生单位负责通报社区有无精神病患，而警政单位则通报社区事故多发区，有无假释罪犯。

　　校门口是第一道防线，每所学校都有两名政府配备的警卫。但外人有所不知的是，台湾校园如此严密的联动防控系统，最初也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1984年3月30日，36岁的台湾男子蔡心让带着一瓶硫酸和一把刀，把硫酸泼向了台北萤桥国小36名小学生。此后，所有学校正式设立警卫制度。家长参与模式也在探索中出现。其中志工妈妈是孩子们最贴身的“保镖”。上下学高峰，她们在学校周边要道护送小朋友过马路。上课了，她们就戴上志工证，在校园内外巡逻，并提醒小朋友：如果谁没戴志工证，不要跟他靠近，马上报告老师。

　　“家长理事会”模式的诞生，不只对于校园安全，对于整个学校教育，都有着难以估量的改进作用。这种经验在东南亚及欧美的华人世界里多有推广。

　　在福建漳州市芗城区江滨小学，已经诞生了国内首个“家长理事会”，理事会有200多位家长，他们分成25个小组，每天8个人于早上7时20分到校门口站岗。漳州市对这类组织给予了大力扶持，并作为试点进行模式培育，这有望成为校园安全防护的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