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在上海世博会开幕前夕修订已经实施了20余年的相关法规“禁令”，取消对患有艾滋病、性病、麻风病的外国人入境限制。该消息经各大门户网站转载，引发网友热议。大多数网友流露恐慌情绪，担心此举将危害中国公共卫生安全。
　　
    据网上调查显示，近84%的受访者表示反对政府松动外籍艾滋感染者入境的禁令。在近3500名投反对票的网民中，有3200多名担心外国感染者可能会加速艾滋病在中国蔓延。另有近18%持反对意见的网民认为，一旦禁令全面取消，在华国外感染者可能会加重中国医疗救治的经济负担，占用国人的医疗资源。
　　
    今年以来，韩国和美国也相继正式取消对患有艾滋病外国人的入境限制。截至目前，不限制患有艾滋病外国人入境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10个。

限制措施是不必要的（郝阳）

    《公益时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为何选择在今年世博会前进行修订？
 
    郝阳：随着艾滋病防治认识水平的提高，这样的限制措施被证明是不必要的。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就采取了不限制入境的临时措施。早在几年前，我国政府就开始考虑取消相关限制，并做好了基础工作，之所以到现在才宣布实施，是由于一些必要的程序要履行。
 
    《公益时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修订有何意义？
 
    郝阳：允许国外艾滋病患者入境是基于我们这些年流行病学调查和研究的结果，同时也根据我国流行病学防治工作的经验，借鉴了一些国际上的先进的做法。据我国的研究结果显示，采取限制艾滋病患者入境的方式并不能控制艾滋病在国内的传播和流行。我国艾滋病流行也不是从国外流传进来的，而是由吸毒、卖血和性传播造成的。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一样。目前，已经有110个国家取消了患有艾滋病外国人入境的限制，因此我国没有任何理由继续限制艾滋病患者和携带者入境。
 
    《公益时报》：取消限制是否将为世博会带来直接的好处？
 
    郝阳：这是肯定的。最直接的好处是会让世博会更热闹、人气更旺。让想来世博会的外国人来不成无疑是很煞风景的一件事。
 
    《公益时报》：您认为艾滋病防控工作未来的方向是什么？
 
    郝阳：要加大力度，一个是筛查，一个是治疗，一个是宣传力度。最大限度发现感染者，对感染者进行管理关爱，包括综合医院、疾控部门及其它社会上的参与检测工作，我们是专业搞检测的，我们力争把快速检测推行到各个社区医疗机构中去，使检测的可及性更强。
　　
    另外，研究表明，对艾滋病知识的缺乏和不科学的认识，是艾滋病歧视和恐惧产生的重要原因。因此，深入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广泛动员社会参与，尤其是开展有针对性地宣传活动是减少艾滋病社会歧视的有效手段。我国应该把艾滋病反歧视宣传教育作为防治工作的重要举措。
 
    《公益时报》：在筛查方面有哪些具体措施？
 
    郝阳：将进一步扩大艾滋病自愿检测服务的覆盖，提高其可及性。目前，中国有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VCT）站点共7335个，北京市有十几家。检测者可自愿在此接受免费的检测和咨询服务。在今年内我们会建设更多的VCT站点。同时，快速检测也将会在这些站点大规模推广，全面提升艾滋病检出能力。

限制已造成自身防护弱化（戴志澄）

    《公益时报》：当年，限制艾滋病患者入境的法律法规出台时，您个人是怎么认为的？
 
    戴志澄：在中国，以前限制艾滋病患者入境的法律法规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这些法律法规均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颁布，不但确定艾滋病感染者不得入境，且一旦发现就将被公安部门要求立即出境。
　　
    当时的思路是，筑起一道新的长城，御艾滋病于国门之外。刚制定这些法律时，国外就有反对意见，认为这是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当年，对这样的批评，我自己也很难接受。最初我们认为这个病就是老外的病，我国就是一片净土，守好国门就好了。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采取相同的禁止入境政策。而且，那时艾滋病在中国还是个小众问题，国内还没有声音反对这些法律。
 
    《公益时报》：快20年过去了，如今，您如何看待此次解禁？您个人的想法有转变吗？
　　
    戴志澄：当时，给我们带来一个误解，艾滋病是外国人的病，只要外国人不进入中国，我们就会安全。但渐渐问题就暴露了，这一思路带来的后果渐渐明显，那就是对自身防护的弱化。今年对于管理细则的修改正是基于大家认识到原法律的不合时宜。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就已经开始召开相关的专家会议，讨论制定艾滋病防治的专门法律。当时中国社科院教授李楯就已经在会议上提出，应该将禁止艾滋病患者入境的法律法规取消。
　　
    很多专家认为，强制阻止艾滋病的病患外国人入境并不是一种科学的制止艾滋病的方法，并且在价值理念上就包含了歧视。
 
    《公益时报》：有网帖认为，取消限制“是一场人为的灾难”，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戴志澄：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感染者入境并不见得会传染其他人。目前，国内艾滋病感染者的数量逐年上升，很多在不知情中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患者，直到死亡根本就没有见过外国人。实际上，以各国实行的出入境管理并不可能真的限制艾滋病患者入境。因为在海关并不能实现艾滋病的现场检测，艾滋病携带者和患者想入境还是可以入境的。我们知道信息之后，为感染者或者患者提供相关服务，是可以大幅度减少病毒的传播。网友的反对应该很大原因是基于对事实的了解不是特别明晰。当然，这可能与当下舆论的宣传和引导有关。（张木兰对此文亦有贡献）

并不意味艾滋病将肆无忌惮传入（吕繁）

    《公益时报》：您如何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在今年被修改？
 
    吕繁：第一、修改这个法规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势。这个法规是1986年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制定。当时发现的艾滋病病例主要都是来自境外，基于这个情况，我们采取的预防策略是限制传入，这样一个策略在后来几年中起一定作用。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目前，以艾滋病来说，感染者和病人以国内为主。卫生部对病情也进行了公布，截止到去年年底，有23万多感染者和病人被发现，其中只有不到1.5%是来自于境外。目前，艾滋病流行状况是以国内为主，防治策略就不应像20年前刚发现时那样。第二、从国际环境来看，取消限制是国际上的趋势，目前全球只有50个国家还保持限制。客观上说，这个规定是带有一定歧视色彩、带有一定惩罚性的措施。取消后，对于减少歧视也是一个促进，对于我国的国际形象也是有益的。
 
    《公益时报》：国外制定和取消这个限制的原因，与中国是否相同？50个没有取消限制的国家未来是否会取消？
 
    吕繁：应该说是大同小异。这50个国家到底取不取消限制，与当地的实际情况有关，和政府与主要领导对这个事情的认识有关，另外与国际上的呼吁有关。因素比较多，不同国家有不同国情，总的来说这是个趋势。
 
    《公益时报》：网上一则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网友反对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您认为是什么原因，是否因为宣传和引导还不够？
 
    吕繁：原因从两方面来说，一是网友对健康是非常关注和关心的，有些反对是因为担心在里面。另一面就是宣传和引导，对取消限制做出反应的人，可能对疾病本身的性质和特点、传播途径等认识的还不那么清醒，对现在发现的艾滋病的人数当中有多少是外国人，这些背景信息还不够掌握，对法规调整的意义也不是那么清楚。
 
    《公益时报》：宣传和引导方面，未来如何做？
 
    吕繁：通过多种方式、各种媒体，像《公益时报》等这样的报纸；众多的网站，因为很多民众都把互联网作为信息的来源；像中央电视台等电视媒体，通过多种方式来对相关知识进行正面引导和宣传，这些都是科学的引导方式。
 
    《公益时报》：有人认为，取消限制会使艾滋病患者涌入中国，您认为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吗？
 
    吕繁：国家在制定法规的时候，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其中也考虑到取消限制后，会不会有更多患者进来。我们反过来说，如果不取消限制，也不可能没有感染者入境。要想做到限制，除了要求他自己报告之外，我们的口岸要加强检测。2007年，就有3亿多人入境，外国人就有5000多万，我们能在口岸做到检测的只是一部分。换句话说，这5000多万人都做艾滋病、性病、麻风病的检测也是很难做到的。取消之后是否会有大量患者涌入还需要时间的检验。分析来讲，如果感染者没有必须来中国的活动，他们也不会因为取消限制就涌入中国。
 
    《公益时报》：一些反对的网友认为，取消限制可能使外国人占用我国医疗资源？您认为可能发生吗？
 
    吕繁：这个要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不管是得什么病的外国人，在中国的治疗或寻求其他的医疗服务，我们有相关规定。比如说得了艾滋病，我们国家有“四免一关怀”政策，这个政策是针对中国公民。对于外国感染者和病人，不在范围。当然出于人道考虑，有些特殊的操作也是有可能的。第二、我们从更大范围考虑，如果外国人来中国占用了中国的医疗资源，那么中国人也到外国去，如果这个说法成立，中国人也要占用外国的医疗资源。（本报记者 吴燕辛 见习记者 张雪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