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挣多少花多少。”三十好几的魏佳羽笑着说。北漂多年，没有北京户口，中国工程院物理研究院“博士未遂”的他被业内称为“流动儿童问题活地图和数据库”。
 
       2016年，魏佳羽出任新公民计划总干事。这项曾被媒体誉为“第二个‘希望工程’”的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的项目，在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社会背景下，不断调整发展策略。魏佳羽接手新公民计划后，完成了对机构的系统性梳理，制定了新的发展方向。
 
       目前，魏佳羽正在对新公民计划进行战略聚焦，一面开展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研究和相关公众传播、政策倡导，一面在城市边缘中低收入社区及打工子弟学校运营“微澜图书馆”。未来，他希望通过深入调研和专业化传播手段，增强公众和其他机构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认知。

 “南都不养着我们是对的”

       今年7月4日上午10时，魏佳羽从昌平区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出发，尝试48个小时之内骑车抵达遍布北京昌平、房山、大兴、海淀等11个区的111所打工子弟学校。他在两天后的夜晚写道：“很遗憾，距离目标似乎还差很远，不过依然在路上。”

魏佳羽挑战“48个小时走访111所打工子弟学校”

       正是在实地探访中，魏佳羽摸清了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生态”。“说白了，你能看到特别多的不一样的北京。”他表示。受拆迁影响，不少学校方圆几公里是无人的荒地，有些农民工随迁子女居住的城中村条件极差。“但他们也活得蛮开心，”魏佳羽感慨，“不走到那去，你是不会有这种感受的。”
 
       实地探访让魏佳羽很清楚流动儿童教育领域的需求。今年上半年起，新公民计划对一所打工子弟小学毕业班40多名孩子展开追踪，记录他们在面临一些重要决定的时真实的处境和情绪变化。
 
       魏佳羽还计划通过还原打工子弟学校名单和访谈校长，对自1993年北京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出现以来，这些学校25年间“整个的变迁”进行历史纪录。他正在跟同事们一起制作一个类似Wiki百科的数据库，将每所学校编为一个词条，并在网上发布关于这些校长的非虚构故事。
 
       新公民计划前身是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新公民计划”项目，发起于2007年8月，旨在解决城市化进程加速时期的弱势者权益问题。新公民计划的经费一度占据了南都基金会支出的70%，最盛之时一年支出近2000万。2009年，南都基金会战略转型，新公民计划逐渐独立运营。
 
       过去几年，合作和服务的打工子弟学校不断被关停，仍在办学的也举步维艰。近日，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的打工子弟学校黄庄学校被关停，引发公众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热议。黄庄学校曾是北京最大的打工子弟学校之一，20年来为数以万计的流动儿童提供教育。
 
       伴随着打工子弟学校的调整，新公民计划也几经动荡，由直接服务型转为领域支持型。2016年魏佳羽接手时，它正在进行流动儿童教育机构的孵化，但魏佳羽觉得：“这件事有点超出机构能力，是小马拉大车。”
 
       2017年，机构在北京市民政局正式注册为北京三知困难儿童救助服务中心。拿到“民非”资质对魏佳羽而言“是一个意外收获”，否则新公民计划只能继续以公司为主体运营，这将给机构后续的筹款、运营等带来极大不便。同年，新公民计划前期孵化的几个教育初创机构也已经结束孵化期，相继独立运营。新公民计划在“加倍努力地为流动儿童教育领域的民间工作提供支持”的同时，提出“为社会公众的参与提供行动平台”。
 
      “微澜图书馆”是新公民计划唯一保留下来的服务项目。自去年起，新公民计划招募、组织志愿者团队与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和流动人口聚居的社区中心中运营小型图书馆，持续、稳定地向城中村流动儿童提供教育和文化服务，改善他们文教资源匮乏的状况。目前，微澜图书馆在北京市7个辖区设有分馆。

孩子们在“微澜图书馆”读书

       一位早期参与过“新公民计划”的业内人士认为：“我是觉得，现在（的新公民计划）有点可惜，声音太弱了。”
 
     “南都不养着我们是对的。”魏佳羽说，他希望机构脱去惰性，用更强的动力谋生。明年起，新公民计划的收入将以众筹为主，也接受企业基金会捐赠。魏佳羽清楚这预示着更大的困难，“但是如果真的能扛过去，我们才有机会做得更好”。
 

     “我觉得当下应该是整个新公民计划的最低谷期。”魏佳羽说，“我们现在在做的几件事情，我自己内心都很清楚地知道它们的价值的意义。包括我们的工作，都理得很清楚，剩下的无非就是把每一件事真的一步一步落地，这样内心就很好了。”

“关乎整个民族、国家的一件事情”

        8月上旬，魏佳羽在C计划主办、3ESPACE联合举办的“C讲坛”上作了题为“流动的未来”的分享，观众提问异常热烈，分享结束后还有一群人围着他讨论。
 
       魏佳羽自称不擅长公众演讲，但为了作公众倡导，他愿努力做一些尝试。眼下，传播是新公民计划面临的重大挑战。今年，有新的传播人员加入团队，在她们的敦促下，魏佳羽撰写公益经历自述传到网上，也会更加努力地撰写相关议题的文章。
 
       接手机构前，魏佳羽就发现：“整个公益机构里边，都有这个氛围——很多做公益的人觉得传播是一个花里胡哨的事，一个项目我做好了就行了，花那么多经历去做传播干嘛呢？”他认为这件事要“从观念到行动”做改变。
 
       需要塑造不只传播意识。“大部分公众传播一定是双向的，一个是社会问题，一个是整个机构的价值观体系。”在魏佳羽看来，历经几次方向调整的新公民计划的价值观“并不是特别清晰和明确”，致使它无法“真正往前走远”。为进一步明确“新公民计划”的价值观、初心，魏佳羽还邀请机构早期主要参与人刘洲鸿回机构作分享。
 
       魏佳羽被业内称为“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研究得最为深入的公益人”，他用“二桃杀三士”比喻流动儿童教育问题面临的困境，认为“这个议题确实带着很强的社会撕裂能力”，且“远比想象中复杂得多”，“明明是公共服务不足，最后变成本地人和外地人的资源争夺矛盾”。

北京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分布图

       2017年，“新公民计划”与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合作发布国内首本《中国流动儿童教育蓝皮书（2016）》。研究了一遍新公民计划的200多个合作和资助项目，又结合学者段成荣、陆铭等人的研究后，他得出结论：流动、留守儿童问题的解法不在乡村，为随迁子女提供教育机会而非鼓励他们回乡留守，才是城市化背景下亲子分离问题的解决之道。“我们都不太理解大城市，很多时候恰恰是我们以为对的事，害了我们自己。”魏佳羽说。
 
      “我们很难介入到政府层面的利益博弈。我们能做的就是让外面有更多的呼声。”魏佳羽觉得这样的努力“摸得着、看得见”。他设想，“我们去影响更多的人，更多的人把这件事情再去传播起来”，但下一步“怎么样在政策层面上有一点点推动、变化，甚至如何影响更多人，都还没有明确的方法论”。
 
       在城市上学难，回老家留守苦，流动儿童面临的困境颇令魏佳羽头疼。研究心理学后，他认为，留守对儿童的成长无异于“扎刀子”。“如果我们理解，把一个孩子送回老家长时间留守这件事情跟扎刀子一样话，有多少个家长会送？”但他无法直接这样告诉家长。“事情的尴尬之处在于，你拼命地说服他们留下来，留下来之后他们自己也没有解决方案。”魏佳羽说。
 
       在新公民计划向研究和倡导转向后，魏佳羽对“教育”有了更多思考。“教育的可持续是什么？”他提出，“我们会问一个学校说，你教完了他你明年不教了，这孩子还可持续吗？没有这个问题。教育它就是一个服务，你永远要做。”
 
       在他看来，教育没有捷径，“就是没有一个方案，让你能一下子教100个孩子啊”。“教育的改变实际上都是太漫长、太长久的事了，”魏佳羽说，“这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你理解清楚就不要自我催眠”。

     “中国有1亿名儿童受人口流动的影响，大约占全国3亿未成年人的1/3。人口极速老龄化，年轻人大幅减少，”魏佳羽说，“这件事不单单是这些孩子本身的教育问题，这真的是关乎整个民族、国家的一件事情。”

“言行合一”

       明年，南都基金会对新公民计划的预算将进一步缩减。魏佳羽将带领机构在众筹上发力，解决资金困局，同时将“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理性认知输出给公众”。“说白了如果众筹做不好，新公民计划可能就会死掉。”他说。
 
       2013年，魏佳羽参加了香港“毅行者”筹款活动，与当年机构的同事一起组队徒步募捐。最终筹款失败，因为他当年“始终没法认同”扶贫这样一件事。两年后，他又参加了腾讯“益行家”，为“新公民计划”筹款，48小时筹满8000元。“当时特别坚定，就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你怕的。”魏佳羽回忆。
 
     “众筹本质上就是公众倡导，我一直觉得你说到人家给你捐钱，才意味着你把这事说动了，”魏佳羽表示，“这不是一个众筹本身的事，而是意味着我们对整个社会问题的路径判断是不是成立。至少我们的策略跟我们的筹款是言行合一了。”
 
       有人对魏佳羽的评价也是“言行合一”。“我觉得我一直处在自己比较理想的状态当中。”魏佳羽说。
 
       2010年前后，发生了“饭否关停”、“谷歌退出中国大陆”等事，这让当时正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读博的魏佳羽感到惶惑，一番深思后，他递交休学申请，赴四川巴中做乡村图书馆，投身平民教育。一年多以后，他把休学申请变成退学申请，加入了新公民计划。
 
        2016年，他参加了威伯福斯国际扶贫与发展学院(WISPAD)的培训，了解到威伯福斯和克拉朋联盟为废除英国黑奴制度做出的努力。那一刻，魏佳羽“瞬间被击中”：“我真的很清楚地知道说，推动中国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使他们真正获得受教育的权利，这就是我这辈子要干的事。”

孩子们在“微澜图书馆”排队借书

       魏佳羽自称是“一个特别容易给自己做的事赋予意义的人”，参加过WBI职业测试，结果是“过于自负”，但他觉得这有利有弊。“我就是相信自己。”他说。
 
       如今，做研究的同时，魏佳羽将很多精力放在机构管理和运营上时。魏佳羽察觉，自己在“沟通方面同事”很难让同事满意。他将这归咎于自己“非线性”的思维模式。“我想清楚一件事情是这想一点、那想一点，汇成线之前自己也不是特别清楚。同事们发现就很抓狂，我自己也在调整和反思。”魏佳羽说。
 
       去年，魏佳羽将一名早年离职的成员拉回新公民计划，老同事规范化的工作风格和沟通能力与他的缺陷弥合，他说这是自己“过去一年蛮大一个的工作”。
 

      “其实我不会表达情感。”魏佳羽说。多年的流动儿童问题研究经历，几乎没有影响他和女儿的相处模式，他女儿今年6岁，就读于一所民办小学，一年学费7万元，妻子在做公益阅读推广，“以后的事还不曾细想”。“我妈就这么理解我的——这人精神不正常。”魏佳羽笑着说。
 
       魏佳羽喜欢去酒吧喝两杯，不点酒，让调酒师看着自己随意发挥，“一杯酒面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调法”。“偶尔会有无力感，可能这个瞬间喝点酒，第二天就过去了。”他说。
 
       做客“C讲坛”那天，演讲、讨论、采访全部结束已是晚上7点。魏佳羽来不及吃饭，赶着去探访黄庄学校。倒了几趟地铁，出地铁后买了盒“老婆饼”匆匆吃完，扫开一辆共享单车继续前行。到学校时已是晚上9点，说明来意后，一行人被保安拦在警戒线外，探访未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