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乐施会在全球范围内发起“构筑公平世界”（Even It Up）行动，我们聆听到不同群体如潮涌般的澎湃心声，它们来自亿万富豪、宗教领袖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领导人们，也来自各种工会、社会运动、妇女组织的领袖和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我们一致呼吁全世界的领袖们行动起来，尽早采取措施，消除极端贫富差距。

日渐加剧的贫富差距

       收入与财富发展趋势告诉人们一个清楚的事实：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已经达致一个全新高度，而且还在继续扩大；同时，权力还在不断汇集到少数精英群体手中。

       1980 年到 2002 年期间，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程度迅速攀升至新高。随后，这一状况由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而稍有回落。但是，与人们最为休戚相关的，是存在于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最贫困的人群必须挣扎着勉强度日，而他们的邻居却兴旺发达。如此的贫富悬殊状况几乎在所有国家中都与日俱增。全球每 10 个人当中，有 7 人生活的国家贫富差距大于 30 年前。世界各国中富有的少数群体占据着越来越高比例的国民收入。

       世界范围内，个人财富不均的状况更为极端。2014 年初，乐施会估算出全球最富有的85人所拥有的财富大致等于占全球一半人口的最贫困人群的财产总和。2013年3月至 2014 年 3 月期间，这 85 位顶级富豪的总财富每天增长 6.68 亿美元。 如果比尔 • 盖茨将其所有财富兑换成现金，即便每天花掉 100 万美元，也足够他花上 218 年。当然，在现实中，他的钱不可能花得完：即使按略低于 2% 的适中回报率计算，他每天仅利息收入就高达 420 万美元。

       金融危机以来，全世界亿万富豪的数量已猛增至 1645 人，翻了一倍多。极端富有已不再是富裕国家的独有现象。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是墨西哥的卡洛斯 • 斯利姆（Carlos Slim），2014 年 7 月他超过比尔 • 盖茨成为世界首富。如今，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有 16 个亿万富豪，同时该地区尚有 3.58 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在世界各地，匪夷所思的富有和暗无天日的贫困相邻而居，比比皆是。

       如果能抑制财富的失控聚集，即使仅取得微小的进展，成效也将很可观。据乐施会推算，如果金融危机之后立即对全球亿万富豪的财富征收哪怕是 1.5% 的税，所得税收就能为世界上最贫穷的 49 个国家提供足够的资金投资于医疗事业，从而挽救 2300 万人的生命。 亿万富豪们的数量及其财富总和增长得如此之快，仅仅在 2014 年，如果对其财富征以 1.5% 的税，就足以填补那些最贫穷国家每年的资金缺口，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学，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公共医疗服务。

极端经济不平等伤害我们所有人

极端经济不平等：减贫路上的一道障碍

       极端经济不平等的急剧增长严重妨碍了减贫进程。乐施会的最新研究显示：在肯尼亚、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国，如果收入不平等状况得以缓解，这些国家就可以有数百万人口脱离贫困。 如果印度能遏制不平等状况持续增长，可以在2019年之前让9000万人脱离极端贫困；如果进一步减少36%的不平等，印度就基本上可以彻底消除极端贫困。布鲁金斯学会也做过一系列情景模拟和估算，结果显示：不平等确实阻碍了全球减贫进展。与不平等程度加深相比，在不平等减少的情况下，扶贫工作的成效可使脱贫人数多出 4.63 亿。

       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民的生活机会。例如，孟加拉国和尼日利亚拥有相似的平均收入水平，后者还略微富裕一点，但其贫富悬殊却比孟加拉国严重很多。结果是，出生于尼日利亚的孩子 5 周岁之前夭折可能性与孟加拉国同比高出 3 倍。

极端不平等削弱普惠大众的经济增长

       有一种假设普遍存在，认为消除不平等会阻碍经济增长。事实上，大量最新证据表明：极端不平等才对经济发展不利。在那些存在极端经济不平等的国家，经济增长的持续时间相对较短，未来的增长可能性也会受到影响。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们论证了贫富差距是如何推波助澜全球金融危机的。显然，“消除不平等会妨碍经济增长”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

       极端经济不平等还会削弱经济增长带来的减贫效应。在许多国家，经济增长已经演变为最富裕阶层“胜者通吃”的局面。例如，2004–2013 年间，赞比亚人均 GDP 年均增长率为 3%，世界银行因此将其列入中低收入国家。尽管有如此经济增速，该国生活在 1.25 美元 / 日国际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却从 2003 年的 65% 飙升到了 2010 年的 74%。乐施会和世界银行的研究均指出：在解释为何相同的经济增长率会出现不同的减贫率时，经济不平等是一个关键因素。

经济不平等加剧性别不平等

       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是一种最普遍、最古老的不平等。性别不平等与经济不平等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联。

       一直以来，处于收入顶端的男性数量远远多于女性，权力机构中担任部长或商业领袖者也以男性为主。全球财富 500 强企业首席执行官中，仅有 23 位女性；全球最富有的 30 人中，只有 3 位女性。与此同时，在收入最低也最不稳定的劳动者当中，女性却占了绝大多数。例如，在孟加拉国，近 85% 的制衣行业工人为女性，对她们而言，虽然这份工作略强于仅够糊口的生计型农业生产（subsistence farming），但也只能提供最低限度的工作保障和人身安全。2013 年 4 月，拉纳大厦（Rana Plaza）坍塌事故中，遇难者多为制衣厂的女工。

       研究表明：越是贫富悬殊的社会，能够完成高等教育的女性就越少，立法机构中女性代表人数也就越少，男女之间的薪资差距也会越大。因此，近期大多数国家迅速加剧的经济不平等现象也严重阻碍了性别平等的实现。

经济不平等导致健康、教育和生活机会等多方面的不平等

       性别、社会地位、种族、宗教信仰、族群和其他一系列人们与生俱来的特征在贫富分化的形成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墨西哥，原住民孕产妇死亡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6 倍，和很多非洲国家的比率相同。澳大利亚土著人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受贫困、失业、慢性病和残疾影响的程度也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他们更有可能英年早逝或沦为罪犯。

       经济不平等还导致生活机会上的巨大差异：最贫困人群在教育和预期寿命方面面临多种障碍。最新一轮发展中国家人口与健康调查（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s）详细阐述了贫困与经济等种种不平等是如何相互影响，从而造成“劣势陷阱”（traps of disadvantage）。这些陷阱将最贫困、最边缘的人群推至底层深渊，终其一生难以挣脱。

       在埃塞俄比亚，最贫困的 20% 人口失学可能性高出最富有者 3 倍。如果再将性别不平等和城乡经济不平等等因素放到一起考虑，那么该国贫富之间的差距就更加悬殊。最贫困的农村妇女终身无缘学校教育的可能性比最富有的城市男性高出 6 倍。如果不着力解决这种不公平，那她们的女儿、孙女们也将像她们一样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被迫世代贫穷

       很多人都认为，只要通过努力学习和工作就能够成功，能变得更富有，一定程度的经济不平等是可以被接受的。这种想法在大众文化中根深蒂固，还被大量的好莱坞电影反复强化。那些白手起家创造辉煌的故事在世界各地不断地宣扬“美国梦”的神话。然而，在那些极端经济不平等国家里，现实情况却是富人的孩子大部分将继承父母的经济地位，而穷人的孩子不管天资如何聪颖、后天多么努力，仍将继续深陷贫困之中。

       已有研究证实：在有数据可查的 21 个国家中，极端不平等和低社会流动性之间密切相关。如果你生于一个极端不平等国家中的贫穷家庭，你很可能在贫困中终老，并且你的子孙也将如此。在巴基斯坦，如果一名农村男孩的父亲属于该国 20% 最贫困人口，那么，这孩子能够挤入最富有 20% 群体的几率只有 1.9%。在美国，接近一半出生于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成年后仍将属于低收入人群。

       纵观全球，数以亿计的最贫困人群的希望和抱负在极端不平等现实面前显得微如草芥，如果没有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政策干预，这种特权和劣势并行的现象将世代延续。

不平等危害社会稳定

       连续 3 年来，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风险》（Global Risks）调查报告都着重指出，“极端经济不平等”将会是未来 10 年内全球最大风险因素之一。越来越多的证据也表明：经济不平等会导致一系列健康和社会问题，包括精神疾病和暴力犯罪。无论富裕国家还是贫穷国家，无论富豪还是乞丐，均无法幸免，不平等伤害每一个人。

       在极端经济不平等的国家，谋杀率几乎 4 倍于那些较平等的国家。作为世界上最不平等也最不安全的地区，拉丁美洲是最好的佐证。世界上最危险的 50 个城市中，41 个位于该地区。从 2000 年至 2010 年，这里发生的凶杀案高达 100 万起。生活在一个极端不平等的国家，恐怕真是人人自危。

       许多最不平等的国家都饱受冲突和不稳定的困扰。2011 年以前，导致叙利亚暗流涌动的不稳定状况，除了政治根源之外，该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也难辞其咎。当时，政府减少补贴，并对公共部门进行裁员，这些举措让一些群体所受冲击尤为强烈。

       虽然生活于不平等国家之中对任何人都明显不利，但最贫穷人群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来自警察或法律制度的保护，通常居住条件极为恶劣，也无力负担安全保障费用。因此，当灾难发生时，无财无势的人受害最深，也最难从打击中恢复过来。

追求平等的天性

       证据表明，在接受测试时，人们会本能地指出极端不平等是不对的。

       实验性研究已经充分证明：公平对于大多数个体非常重要，这与相信人之天性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普遍假设形成鲜明对照。一项于 2013 年在 6 个国家（西班牙、巴西、印度、南非、英国和美国）开展的调查研究显示：大多数人认为社会中最富有群体与其他人之间的财富差距过大。在美国，92% 的调查对象认为：理想的收入分配模式应该类似于瑞典模式，而不是现行的美国模式。这表明，绝大多数人还是更青睐更高程度的经济平等。

       放眼全球，各类宗教、文学、民俗和哲学都具备一个共同点——认为极端不平等在本质上是不公平的，也是不道德的。这种关切体现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表明追求公平与平等是人类的天性。

是什么导致了不平等的大爆发？

       许多人认为不平等根本无法避免，或相信它是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必然产物。然而，各国历史经验证明：事实上，政治选择和经济决策会造成更严重的不平等。不平等是两股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与如今各种极端现象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这两股力量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精英群体把持权力。

市场原教旨主义：当今不平等之祸端

       过去 300 年来，市场经济给整个欧洲、北美和东亚地区的亿万人民带来了繁荣兴旺和体面生活。然而，经济学家托马斯 • 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 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中指出，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市场经济会将财富不断聚集到少数人手中，从而加剧经济不平等。

       尽管如此，近些年来，经济思想却被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学说主导，坚持认为只有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自行发挥作用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但是，这一做法削弱了监管和税收在抑制不平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类似教训在历史上比比皆是。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债务危机使得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和前东欧国家都曾采取措施，疾风骤雨般地放松管制、大幅削减公共支出、推行私有化、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和富人大幅减税、弱化劳工权益保护等，其结果就是导致不平等加剧。到 2000 年，拉丁美洲的贫富悬殊上升到空前高度，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的数据都显示，收入不平等在过去 20 年间持续扩大。据估计，这一时期贫困的增多有一半是由于财富的分配方式更有利于最富有的人。在俄罗斯，自 1991 年实施以自由化和放松管制为主要手段的经济改革以来，贫富差距在 20 年内几乎翻了一番。

       女性受市场原教旨主义政策的冲击最大。当保护劳工的法规如带薪产假或休假被取消或削弱，或者社会公共服务质量下降，造成女性的无偿家务劳动愈加繁重，女性就成为此类政策的最大受害者。同时，由于妇女和儿童对医疗或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的依赖程度高于其他群体，因此当这些服务被削减时，她们受到的冲击也是最大的。

       尽管市场原教旨主义是引发近期全球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它仍然主导着全球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且还在继续助长不平等现象。它左右着强加给欧洲欠债国家的援助条件，迫使这些国家放松管制、推行私有化，削减最贫困群体的福利待遇，同时还为富人减税。当一个国家如此饮鸩止渴，极端经济不平等就将成为不治之症。

精英把持权力和政治，更加助长了不平等

       政治精英的影响力和获得的利益长期以来都在强化不平等。金钱能买到政治影响力，权贵们又可藉此进一步巩固其不公平的优势地位。司法也常常通过合法或非法的形式沦为交易，能负担得起高额诉讼费、请得起最好的律师，有权有势者就能逃脱制裁、逍遥法外。如今倾斜的税收政策和宽松的监管制度就是有目共睹的结果，它们掠夺了政府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财税收入，助长了腐败，并削弱了政府在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等方面的能力。

       无论富国还是穷国，精英群体一方面利用自己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来攫取政府提供的种种好处，包括税收减免、“甜心合同”（有利于雇主一方的秘密劳资合同）、土地特许经营权、多类补贴等；另一方面阻挠那些有助于加强大众权益的政策得以实施。在巴基斯坦，议员平均资产净值为90万美元，然而他们当中却没几个人交税。这阻碍了政府对教育、医疗和小规模农业等部门的公共投资，而这些部门恰恰在减少不平等和贫困方面至关重要。

       财大气粗的企业利用其强大的游说能力让规则变得有利于自身获取利益，这更加速了权力和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金融机构每年花费超过 1.2 亿欧元，用于雇佣游说大军努力影响欧盟的各项政策，以维护自身利益。

该如何终结极端不平等？

       全球持续攀升的经济不平等并非无法避免，它其实是政策选择的结果。政府可以通过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抵制权贵特殊利益、改变导致当今不平等大爆发的规则和制度，并采取财富和权力再分配政策等多种方法，有力减少不平等状况。

构筑一个更平等的世界

       尽管经济不平等状况看起来似乎是大势所趋，但还是有一些国家逆势而上，努力为工人们提供合理工资、体面工作并保障他们的权益。1995 至 2011 年间，扣除物价因素，巴西的实际最低工资水平提高了近 50%，这使得该国贫困和不平等程度也相应降低。厄瓜多尔和中国等国家也都有意识地提高了最低工资水平。

       一些富有远见的公司和合作社也采取措施，限制高管薪酬。例如，巴西的塞氏企业（SEMCO SA）旗下雇员逾 3000 人，业务领域涉及多个行业。这家企业一直坚持 10:1 的工资比。德国的企业治理委员会（Corporate Governance Commission）也曾提议设置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上限，并承认正是公众对高管薪资日益高涨的不满催生了该提案。

通过税收和投资来创造公平环境

       税收制度是政府用来缩小贫富差距的最重要工具之一。来自 40 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在缓解由市场条件导致的收入不平等方面，政府的再分配税和投资拉动等手段潜力巨大。

       据乐施会计算，如果对全球亿万富豪的财富课以 1.5% 的税，可以筹集到 740 亿美元，足以填补最贫穷 49 个国家的年度资金缺口，让这些国家的每个孩子都能上学，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公共医疗服务。

医疗与教育：对抗不平等的利器

       提供诊所、学校、医护人员和医药，可以弥合人与人在生活机会方面的差距，赋予人们工具来挑战造成经济不平等的旧制度。免费的公共医疗和教育不仅是基本人权，还能缓解当前因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所带来的恶劣影响。

       2000 年至 2007 年间，公共服务带来的实际收益（virtual income）将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收入不平等平均降低了 20%。在拉美五国（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墨西哥和乌拉圭），单是医疗和教育带来的实际收益就降低了 10%–20% 的不平等。教育是巴西减轻贫富差距历程中的关键要素，⁹⁶ 也帮助韩国将收入不平等程度维持在较低水平。

免于恐惧

       社会保障提供现金或非现金形式的福利，如儿童补助金、养老金和失业保障，这些措施使人们可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免于无依无靠的恐惧。此类安全网是具备关怀能力的社会之标志，它们愿意联合众人之力来扶助最脆弱的人们。就像医疗和教育一样，社会保障给那些最有需要的人提供收入，以平衡当前极度倾斜的收入分配状况，缓解不平等带来的冲击。

       然而，近期数据显示，全球 70% 以上的人口都面临着陷入贫困的风险，皆因他们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证据显示，就算是最贫困的国家，也能负担基本社会保障的费用。巴西和中国等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与二战后初步建立全民福利保障体系时的欧洲持平。全民社会保障的意义在于，确保任何人都不会因未能挤入丰裕经济阶层而受到忽视或不公平的对待。

实现女性经济平等

       错误的经济决策给女性带来的打击尤为沉重，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忽略女性会让政府在无意中加剧性别不平等。

       例如，在中国，由于国家和用人单位缩减了对儿童抚养及老年人赡养的支持，妇女要承担更繁重的、无报酬的照料家人工作，这枉费了为女性创造新就业机会的努力。一份针对欧洲紧缩政策影响的研究报告指出：金融危机之后，幼童的母亲们受雇机会更少，她们也更易将受雇机会减少的原因与家庭本应享受到的照顾服务被缩减联系起来。近期一项在加纳的研究也发现：针对低收入家庭做饭所用煤油征收的间接税，大部分也是由女性来承担的。

民众力量：与那“百分之一”的较量

       要想战胜业已失控的经济不平等，必须让政府倾听民众的声音，而不是唯财阀马首是瞻。历史经验表明，这需要广泛的公众动员。令人欣慰的是，尽管许多国家的政治被富有的精英所主导，民众受到压制，但全世界的人民都在要求变革。近期爆发的大量游行示威中，大多数抗议者都对公共服务缺位、话语权缺失感到愤怒，一系列民意调查也证实这种不满情绪正在全球蔓延。

       历史证明：普通民众的行动及其对于进步政策的广泛诉求，可以破除精英阶层的政策把持。

刻不容缓，终结极端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