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年来公益行业跌宕起伏，经受着新观念、新潮流的洗礼，“公益市场化”正是其一。公益市场化是什么？它源自何处、有什么特点？它给公益行业带来了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目前的公益领域，是处在全面萎缩的坏时代，还是适逢春风拂面的好时代，抑或其他？正如公益领域的多元化取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仁者见仁，背后是观者所秉持的价值理念，看待发展的视角和路径，以及在公益领域的站位。

《“美丽新世界”：公益的黄昏》这篇长文，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作者自己的分析、解读和批判。这并非严谨的学术之作，观点犀利、深刻，当然也难免有偏颇和不足，却值得讨论和思考。在政府、市场和非营利部门边界模糊化，三种力量互动搅合，重塑公益行业格局的今天，有力度、有深度的思考和讨论有助于公益组织既立足自身价值，不迷失自我，保持“平衡”的同时不固步自封、兼容并包，也对公益行业价值标准、规范的建构以及公益行业的未来建设尤为重要。我们相信，发展中的中国公益领域面临的多种面向和复杂性，非一篇文章、一种声音能够囊括。这，只是一个开头。如果您就这个话题有话要说，支持也好，拍砖也罢，都请联系我们。

       近年来，在愈发严苛的舆论管控和日渐紧缩的社会空间的影响下，“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中国公益何去何从越发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令人颇感遗憾的是，中国公益界的表现即使不能用集体失语去形容，却也可称作大面积的噤若寒蝉。令人颇感费解与难堪的是，在这样一种透骨的寒冷与绝望中，“公益市场化”作为一种现象与思潮，还越来越被中国公益人广为接受并奉为圭臬，视其为中国公益发展的不二正途。然而，在这种笃信与热情背后，却显出智识上的缺失、思维的局促和视野的狭隘。此篇文章将对公益市场化进行实践意义上（而非学术意义上）的分析与批判，力求展现其表象，挖掘其根源，透析其缺陷和展望其矫正之道。

       在进入正文之前，笔者必须首先阐明进行此类分析的困难在于，与学术流派与学术思潮不同，公益市场化并未以某一群体的明确阐释与持续丰富为表征，而是散见于各大媒体与自媒体的公共言论与评论文章，并呈现于公益组织（含基金会与NGO）的运作项目与实践思路之上。同时，公益市场化的支持群体内部，对其内涵有着多样的定义和表述，故针对其的总结与分析难免会有所遗漏，此外，笔者并不愿以任何一种公益模式作为公益市场化的参照对象，事实上也不存在与之完全对应的公益模式。此篇文章更为希望读者从对公益市场化的批判与评析中重新审视那些被当作“常识”的理念，进而得出自己心中的理想的公益模式。正如文题所言，本文重点在于对公益市场化的批判，至于破后所立之事并不是本文重点所在。

一.  不存在的稻草人？——公益市场化之定义与特点

       由于上文所言的公益市场化思潮自身存在的散乱、多元而未系统化的特点以及公益市场化实践的刚刚起步的状态，许多人认为并不存在公益市场化，它只是反对者脑海中假想的稻草人或标靶。此种言论固然有其道理，即当下公益市场化在一种思潮意义上的存在要远远大于其在实践意义上的存在，但这并不能导向对公益市场化存在的否定，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在公共言论与公共实践中发现它的存在。

       在定义上，公益市场化指的是一种运用市场的理念、手段与方式对公益进行重构和塑造，以实现公益行业的现代化、专业化、高效化为目的，进而推动整个公益行业的发展的思潮与实践，以去行政化、效能至上、消费话语、技术崇拜、数据霸权、服务理念为基本特点。它既是一种面对沉重现实无能为力之际的本能反应，也是一种对美丽新世界图景的理想主义的追求冲动。

       其一，去行政化是中国的公益市场化思潮的诞生之基，也是公益市场化所孜孜以求的大业宏图。去行政化既指向公益独立的目标，又指向公益社会化的手段。它意味着不再以国家行政手段主导公益发展，掌控公益资源分配，决定公益发展方向，而是推开这只看得见的手，以看不见的手更为正当且高效地推动公益发展。“独立”与“高效”是公益市场化的根本意旨和自然冲动，但相比于“高效”在能力与表现上的需求，“独立”更在精神气质和群体人格上奠定了公益市场化的导向。起于草莽的民间公益组织是先天带有独立精神气质的江湖游侠，要求国家停止对公益领域的行政性干预，渴望打破官方垄断，让市场调节资源分配，并且与官办机构公平竞争，成为政府、市场与非政府组织三方博弈中真正独立的力量。在“让市场去配置资源”口号的背后是“以市场的手段让公益的归公益”，其所呼吁的是市场因素在公益领域内充分发挥作用，从而使得公益成功脱离行政力量的过度干预。“去行政化”的说辞经常会与“社会化”无缝连接。社会化要求以社会为主体而非政府为主体来发展中国公益，而公益市场化思潮又似乎认为社会涵盖市场。如果就独立性而言，持公益市场化论调者认为市场与公益共享这一基本价值，在对社会的定义上，他们也认为公益与市场可以被归为与政府相对应的“大社会阵营”。于是，脱离了政府的控制，也就进入了社会领域，在同一领域内，公益无需考虑自身与市场的区别，借用市场的思维发展也并无不妥。

       其二，商业主导下的效能至上是公益市场化的核心特征之一。以企业背景基金会为代表，效能已经成为许多公益组织所追求的首要目标。效能包含效率和效果两个面向，公益市场化要求的是商业思维主导下以专业化为媒介的效率与效果的最大化，也就是一种“又快又好”的专业化公益实践。其拥趸认为，凭借商业概念（如消费者、投资、营销等）和商业模式（互联网经济等）的引进与改造，这种披着商业外衣的公益路径既能够在项目筹划与执行中准确快速地把握社会问题、找出目标群体并制定和执行解决方案，也能在机构建设中建立权责明确、高效透明的团队管理机制，从而实现社会效应的大幅提升，和公益组织的组织建设及项目方法的专业化发展。在此过程中，商业与专业、市场与专业实现了巧妙的联姻，不只是那些设计精巧、匠心独运的收益评估体系、绩效分析框架与诸多文件表格促成了商业对于现代“专业”意涵的强大影响，更是由西装笔挺、短裙端庄的商务礼仪与职业形象构成了大众而不只是公益人对于“专业”的当代文化想象之一（另一个典型的文化想象是身穿防护服正在用滴管进行新药物实验的科学家）。而专业是高效的手段，以商业化、市场化的高效为最终目的，商业理念与商业模式被认为是可以稍加改造应用于社会问题解决的公益新思维，市场的引入与建设被视作提升公益效能、转变传统路径、服务于未来公益发展方向的必由之路。效能至上论的潜在假设为，市场化、商业化的手段必然同样适用于公益，而并不存在由公益本身去定性的专业话语，专业化即意味着“商体商用”而非“公体商用”。

       其三，作为公益市场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商业思维中的消费话语日渐成为公益话语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正如在2015年“慈善+2015跨界公益论坛”中某基金会秘书长将对筹款中的普通捐助者的行为习惯的描述类比于消费者的行为习惯侧写，这种“慈善消费化”的冲动即使未能形成现实，也早已成为了一种被认可和追求的理想手段。所谓消费话语是指一种将公益所面向的目标群体、所承担的公共职能与所进行的一般实践进行消费主义语境下的再诠释和再定义。具体来说，是用消费者来描述目标群体的身份，用消费满足来定义公益行为的职能，用营销行为来定位公益行动（尤其是筹款行动）。在此三者中，借由大众消费达成企业盈利的商业逻辑被转换成借由大众消费慈善行动达成社会效应扩大化，这也意味着公益组织项目运营与公益行业全景建设的营销化，与效能至上相呼应，企业对于利润的无止境的贪婪的欲求转换为公益组织对于社会效应最大化的永不停息的追逐。为了实现此目标，公益组织的公共表达与公共倡导方式都会以公益行动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消费者的身份既可以是筹款中捐助者，也可以是公益活动的参与者，但无论是哪一种身份，首要的也是唯一的目的是基于需求的吸引与迎合，如同消费中最重要的是保持消费者的愉悦，消费化的慈善与公益也将极力避免任何对于目标群体既有价值观念的挑战与规范，从而促使消费者能够以不间歇的消费循环形成对公益组织事业的永动的支持。此外，消费话语也存在于公益组织向第三方购买服务，其中消费者由大众变为公益组织，以市场细分和专业服务购买为方式，其用意在于行业链条整体的完善和效能提升，南都基金会的“服务援”项目堪为范例。

       其四，与效能至上、消费话语一脉相承的是公益市场化思潮中技术越发成为宰制公益思路的主导性因素。在这个除魅的现代世界，与诸神的败退相伴的是科学的加冕，科学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而科学的应用层面的分支——技术因其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而成为中国公益人关注的焦点，身处现代的中国公益从业者不可避免的被卷入到互联网技术等信息科技的浪潮中。公益市场化的信奉者认为在公益领域运用技术创新将为中国公益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活力，如同互联网所生发的互联网金融、互联网经济，互联网公益等技术主导型公益模式将带动中国公益行业的大变革。鉴于技术的中性，如何将技术转化为一种公益模式的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是向已有的范例借鉴，而对技术更新最为敏感、技术创新发展也最为成熟的商业领域首当其冲的成为范本。无论是公益界还是普罗大众，技术越发成为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技术创新成为社会创新的根基，技术崇拜与创新痴迷如火如荼。如同社会创新公号Bottle Dream所推送的那篇《一本可以喝的书被这个漂亮姑娘发明出来，让7亿人远离死神》的文章所暗含的技术崇拜下的英雄主义叙事，公益市场化思潮中对于市场和商业的推崇也包含了对于商业模式的技术开放性和结合性的欣羡以及对“技术决定论”的潜在接受。

       其五，与市场中对数据采集和分析的侧重相似，公益市场化也要求数据应用化为专业化的翅膀。数据霸权指的是“唯量化主义”主宰公益中的价值判定和评估标准，进而形塑了公益项目的具体运作，与市场分析为基础的市场行为高度同构，它既是技术崇拜的伴生品，也是效能至上的互补品。来源于美国学界的“唯量化主义”，因为对量化分析学术方法的推崇使美国社会学被讥为“数学帝国”，这个舶来品不只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学界，也极大推动了今日中国公益界中的数据霸权的形成。在公益市场化的思潮中，如果一个公益项目不能做到完全量化评估，至少也应尽可能的部分量化（而定性分析却付之阙如），将社会效应转化为切实可感的数据指标，从而更为有效地应用于公益实践中。大数据崇拜是这一理念的有力明证，它来自数据库、互联网等科技的兴起和成熟，与技术崇拜同气连枝，又以大数据的不断累积所带来的数据的海量存储与掌握为方式推动公益组织以工具理性为价值更为准确地认识分析社会问题，更为明智地选择介入路径，更为科学地评估成效，这无疑呼应了效能至上的公益市场化的宗旨。现实中，因数据采集尚属于发展阶段，未能尽善尽美，遑论数据分析，因此目前数据霸权仅属中国公益人脑中的一个“美好”的愿景。但其作为公益市场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却不容忽视。

       其六，服务思维也是公益市场化思潮与实践中的特征之一。所谓服务思维指的是在宏观意涵上将公益的目的窄化和矮化为社会服务（鲁达，2015），在微观操作上将公益视为对目标对象的服务。（需要注意的是，服务思维由来已久且并非公益市场化思潮所独有，但却与公益市场化思潮中的其他特性完美契合互为呼应，内化为公益市场化思潮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从其语意上即可看出其与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的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共享微观上的对于消费者的服务思维，但在宏观意涵上略有区别（商业或市场更强调自利以利他的精神，认为市场的自发秩序将实现每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进而也就促进了整体利益的最大化）。然而，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层面，这都是一种以目标群体为根本关注点和第一出发点的思考方式，正因其是服务社会而非改造社会，对现实的接受与妥协是第一位的，对需求的偏重和满足是顺理成章的。因此，它并不涉及对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四大领域的批判性思考，也不在意公益组织职能与使命的多种可能，而更多的是强调出于爱心与善心的单向的公益行为，赋权、社会运动等理念当然也不会出现。与上文所言的四点特性不同，服务思维是公益市场化思潮中最缺乏理想主义色彩和规范意义的特点，反而反映了务实而庸俗的现实主义态度和妥协之后的自我角色定位。

       不难看出，公益市场化的思潮中五大特点互为补充、相互联动，共同构成了公益市场化思潮的形成。在现实层面上，尽管已有部份公益机构将之付诸实践，但整体而言仍处于起步阶段。

二、自由的反动——公益市场化之根源与动因

      公益市场化的出现自有中国独特的社会语境和复杂的社会动因，独立的冲动、专业化的渴望、提升效能的冲动和工具理性的膨胀等因素都植根于中国的本土土壤和当代的时代背景。考之首末，自能发现公益市场化形成与发展的四个主要动因。

       其一，行政化的限制与分类管控是最为根本的体制动因。如前文所言，公益市场化源起于对行政化的反动，发展于高压下的公益退潮。自鼎革以来，在总体国家的阴影下，国家主导的单位制不仅决定了基本生产方式，也决定资源和福利分配。在此种单位制下，人的独立精神了无踪迹，依附成为最为理性的选择。改革开放虽然逐步放开了市场，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公益领域却依旧是以官办公益组织为主力军。尽管随着各项法律法规的出台，几个试点城市（如深圳）的政策放开，民间公益组织（尤其是基金会）的数量得到了较快的增长，但机构注册、员工薪酬等方面的政策限制犹在，低效而又占有大量国家资源的官办公益机构在歧视性国家法规的保护下仍旧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这激起了民间公益组织的极大不满。另一方面，由于日益趋紧的分类管控政策，权利倡导型组织大幅萎缩。尽管公益组织在议题和项目上的自我阉割早已驾轻就熟，以往的模糊地带的存在还是给公益组织以一定的灵活运作空间，但当模糊地带变为禁区，公益组织的无力感也就越发凸显。在这种情况下，非官方的民间公益组织在渴望自由的心理动机下探寻新的模式。为追求独立和社会化，市场成为公益的天然盟友和最佳导师。原本就魅力十足的市场化路径似乎在“效能”（经济）与“独立”（政治）两个维度上形成了对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巨大的吸引力。而这当然离不开中国市场经济已取得的辉煌成就。

       其二，改革开放所激发的市场经济的伟大成就与中国公益行业建设的重重困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尽管只是财税型市场，但市场经济的自由活力依然推动了中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马云式资本英雄的涌现，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家们似乎拥有了与政府议价协商的权力，以一种看似独立的社会力量出现在社会舞台上（尽管这确是一种错误的想象）。而中国公益行业建设却问题重重，僵化呆板且任人鱼肉。不光受限于环状结构（政府居于中心，事业单位和官方慈善组织在次环，民间公益组织处于最外环）的权力结构限制，而且行业规范和行业共识严重匮乏，择优汰劣的良性竞争机制尚未形成。于是，痛感于中国官方公益的死气沉沉和麻木陈腐，惋惜于中国民间公益的散漫无序和低效低能，市场的自发秩序所激发的资源的优化配置、人才的自由流动、效能的高度提升都让中国公益人歆羡不已。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公益人无法接受中国公益由于社会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中国公益行业建设中的政治限制与理念落后等问题而举步不前的现状，“有效公益”成为一个日渐响亮的口号，而“有效公益”的背后是接受市场化对公益的全方位改造，进而推动公益组织能力和实力的提升，带动在当前权力结构中的话语权、议价权和行动权的增长。

       其三，公益市场化的产生不只是市场经济这一强刺激性的他者促使民间公益反思自身，更是资本力量在公益领域内的攻城掠地直接促成了公益市场化思潮的传播，与此相伴的是，以草根组织为代表的独立公益力量的权力衰落。前者不仅仅体现在企业基金会的雨后春笋般的出现，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资本大鳄对公益领域的大笔投资，更体现在以马云、李彦宏、马化腾等明星资本家对于公益行业建设的诸多高论上，意即资本力量不只是在公益实践中狂飙突进，更是在公益理念和行业规范上试图一展身手，以领袖的姿态整合行业、重塑行业（当然是他们脑中的市场化的公益行业）。与此同时，独立的公益力量却日渐单薄，草根组织既面临政治压力和政策限制而举步维艰，又因职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的时代要求而处于被动的权力格局中，而在这种双重劣势和资本的强势进击下，基金会与草根组织都逐步呈现出一种渐增的亲资本性，正如福布斯中文网的一篇名为《BAT等中国一线企业家为何都捐助同一家慈善基金会？》的报道所传达出的以资本态度为基金会衡量标准的意涵，原较为独立的中国公益力量并不是因处于被动劣势而未能抵抗公益市场化的思潮，而是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这一行业新思潮，成为了资本力量在公益界的有力的联盟。

       其四，体制、社会环境构成了舞台背景，行业、社会力量因素拼凑出了舞台结构，人的要素则成为了公益市场化这场大戏更为微观的成因。首先，公益人这一身份认同并未在公益界形成，公益人的身份建构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任务。近年来，与公益领域不断萎缩相对照的是“公益热”，正因其行业建设薄弱、准入门槛低且深具道德感召力，各行各业的职业人士都将加入公益视为人生的新航程，每个人口中都有一套关于公益的理论与说辞，每个人也都自恃多年的其他行业的经验而将自己视作公益新军中的战力最强者，而其中自视最高者即为企业出身的新公益人。如前文所说，商业的更为成熟的专业知识使其自带光环，而虽已加入公益，却未曾将自己归为公益人，一是因为长期从事其他职业所必然侵染的思维惯性和专业局限，二是因为公益人的身份与公益的专业知识和行业准则一直处于中空状态，三是因为在诸多大佬的批判下公益俨然成为不专业的低下行业的代名词。以拯救者和立法者姿态亮相的新公益人必然要对传统公益进行一番伤筋动骨的改造，但这种改造以市场之名进行，在完成之前自然无法接受公益人的身份认同，完成之后则可能诞生一种市场精神、企业家特质为内核的新公益人身份，但无论如何，独立的公益人的身份建构从未被提上日程。其次，与传统官方或民间的公益组织一样，传统公益人职业素养的低下使得公益市场化在建立在对传统公益的整体批判上获得了论据。正是因为公益从业者的不济，所以必须引入市场确立淘汰机制、提升从业者专业素质，同样，也正是因为传统公益从业者并未累积、总结和归纳几十年中国本土公益发展的宝贵经验，作为个体也缺乏慎思明辨的批判思维、博学笃志的坚定信念和知中晓外的宽广视野，才会轻信公益市场化鼓吹者口中的事例堆叠下的局限论证，才会妄自菲薄般主动否定公益实践中的其他价值和路径。

三、公益的终结——公益市场化的缺陷与危害

       行文至此，公益市场化似乎并无任何缺点可言，因为没有人会拒绝更为科学有效的公益手段，以及伴随市场化而来的权力与地位的上升。诚然，细化公益领域内的市场分工，运用高新技术、大数据进行社会创新，借鉴商业手段更为精准地掌握目标对象心理和动态，这一切都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妥之处，就连南都基金会的“服务援”项目所产生的争议也主要是聚焦在不彻底的自由市场化方式上，而非否定公益市场化本身。那么，公益市场化是否完美无瑕、毫无缺陷呢？非也，固然十分隐蔽，但其确有四种不同的缺陷与危害。

       首先，公益市场化因对单一现代性和完全市场化的崇尚而使得多元价值、人的价值的旁落。公益市场化所宣扬的效能至上、数据霸权和技术崇拜等理念是自工业革命至信息革命以来，现代社会所痴迷的单一现代性话语，在此种现代性话语体系之下，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统治性代替包容性，单向度的人战胜了完整的人，人不再是目的，而是工具。其从未思考不同文明、不同历史文化所能生发的多种现代性的可能，也未就现代性本身做出深刻的反思，而是理所当然地将这条科学、理性的市场化公益发展之路视为现代中国的必然选择。就多元价值而言，公益市场化完全无视社会发展之中多元价值的丰富性以及不同价值之间的张力，以市场作为一把尺子，高效作为刻度，其必将在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领域中无所作为，因为诸如本土文化的保存与公民权利的争取，难以用市场化的手段进行衡量与推进，许多社会问题的复杂性要么远远超出单一市场化所能解决的限度，要么其产生本就是由自由市场的弊端所致。例如，人文教育领域内的公益项目因其自身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很难提出具体的量化的衡量手段（一位哲学教授可以给学生的关于《理想国》的论文打分，但一个第三方评估机构如何给一个人文教育NGO的提升市民人文精神的有效程度打分？），更难以以高效之名强迫此类性质的公益项目强行科学化、理性化和专业化。

       在面对这些难题时，公益市场化一派并非承认自己的方式的局限性，而是跳过此类难解之题，以选择性忽视否认其具有的独特价值。就人的价值而言，消费话语、服务思维将公益行动的对象矮化和窄化为消费者，将公益组织和公益行动的参与者视为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这种消费主义主导下的工作思路既无视人本身的丰富意涵，也将工具理性置于价值理性之上，是对人的尊严和荣誉的一种无情的践踏。公益组织与目标对象不只是生产/服务—消费的关系，二者共享同一个社会问题情境，共生于同一片价值天地，因人类的利他精神与公共之心联结在一起，需要的是彼此心灵关照的生命成长，而不是愉悦而冷酷的消费体验。在公益组织的公益行动中更为重要的是赋权式的人的发展、思辨式的公民的引导和平等对话式的社会问题解决的协力同心，而这些没有一点是公益市场化所能解决，公益市场化并不关心人的境况，它只是将人的境况看似完美地转化为表格上的数字，以社会效应的语汇解释为自身的功绩，一个个具体的、可感的人的悲苦在数据的欢歌中烟消云散。须知，人不只是消费者，公益组织也不是只为服务社会，高效科学也不是公益组织发展的唯一目标。

       其次，公益市场化必然造成公益作为一种主体的沦陷。公益市场化在去行政化上所追求的独立是一种片面的独立，其并未看到公益不可能依附于市场而获自由之新生，一如不可能在对政府的依附中养独立之傲骨。公益市场化却不问是否已有公益领域、公益行业这种自洽和自治的主体的存在，而直截了当的试图以市场统摄公益，在其眼中，传统公益和其他公益形式所积累下的一切体系、框架和成果都是不存在的，而且它是一种顽疾亟待以市场的药方进行医治。主体性的丧失有两重含义，一是殖民化，二是虚无化。实际上，公益市场化是市场将公益殖民化，正如同哈贝马斯所言的系统（System）对于生活世界（Lifeworld）的殖民化一样，公益市场化可以专业化的名义对公益组织进行企业标准的机构再造，仿照企业的人事制度、项目管理和决策流程等将低效的公益组织转化为高效的公益机构，形成系统对人的本性和公民精神的压抑，造成公益人“在NGO之内而不在公民社会之中”（梁晓燕语）的局面。此外，殖民化也意味着制度、法则的移植，公益市场化通过树立通行的市场导向的价值标准和行业规范一统当下行业建设初期的理念纷争，公益并不是以公益的方式去做的公益，而是以市场的方式去做的公益。这里必须指出，公益原本作为一种包容性的概念从不片面排斥任何其他领域的理念原则与方式方法，诸如社会企业等社会创新就是公益吸纳市场要素进行再创造，但这是本体明确的公益吸纳市场，而非市场殖民公益。虚无化，一方面是指对本土传统公益的历史的全面否定，另一方面是指对发展学和其他学科中对于市场与资本本身的弊病的批评以及一些替代性思路的否定。很难想象，中国公益虽然受制于政治社会环境，三十多年来一路走来步履蹒跚，但竟然全无可取之处，目光所及尽是让人寒心的失败，即使是三十年来接踵而至的失败，也不代表没有价值，更不代表其中的经验不值得总结和反思。从最早的希望工程到2008公民社会元年，总有一些尝试与探索深具启发意义，可以向我们展示社会问题的复杂与宏大，向我们揭示人心的深度与广度，为我们的未来公益之路点亮一盏明灯。同样令人费解的是，如果本土经验恰恰给了公益市场化派批判的证据，国际发展学和其他相关学科对于资本与市场本身作为社会问题产生与恶化的根源的论述同样被搁置一旁，在当今西方普遍检讨资本主义的问题之时，由于中国独特的语境，这一域外的讨论与争鸣被公益市场化派视而不见。

       再者，市场病的侵蚀是公益市场化所可能产生的恶果。在具体意义上，市场病包含了可能产生的恶性竞争、对短期收益的唯一关注以及伦理道德的可能崩溃。第一点不难解释，如市场经济以自由竞争为不二法门，市场化公益也推崇竞争，但就竞争而言却如德鲁克所言面临标准上的差异，市场竞争大可以利润为直接尺度，公益竞争却无法以难以衡量的社会效应为尺度（这也是造成公益内部竞争性不强的原因），市场化公益的竞争自然要以可量化的标准去制定规则，这种举措既造成了与市场相斥的公益领域缺乏大众关注与资金投入，更可能引发与市场相亲和的公益领域的恶性竞争。而竞争本不是公益的核心要旨，公益更在乎的是合作共赢，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商战，从未听闻福特基金会一家独大碾压诸多小基金会，也从未听说绿色和平与自然之友结下公益深仇；其二，如同一些美国的NGO一样，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将使得NGO将精力与目光集中于短期社会效益上（Impact-focused），并且高度关注品牌传播。这无疑既背离了公益的长远性和战略性考量要求，也使得公益机构内卷化与公关化同时发生。就前者而言，思想性研究资助、环境问题改善和公民素质培育等需要长远考虑的公益领域将因无法满足短期效益而被遗弃，社会资源将潮涌至短期收益快、品牌宣传有效的社会领域；就后者而言，项目运作这一核心业务可能被机制建设、品牌宣传等辅助性措施所超越，公益组织可能失去对目标群体的关怀，从而堕落为宣传机构；第三点最为敏感，这不是说商业机构不须遵守商业伦理和道德底线，而是说在当下中国，市场的大举进军可能打破公益组织心中仅有的道德敬畏，在行业整合和行业建设蹒跚学步之际，公益市场化尽管存有行业整合与建设的雄心，但其对效能的强调将在何种程度上使得中国公益组织与公益人越发失去道德推理（Ethical Reasoning）的动力和丧失全面思考问题的潜在能力，让人感到忧心忡忡。

       最后，公益市场化将使得公益成为去政治化后的权力附庸。这里，权力涵盖了政府和资本两大角色。事实上，中国公益在数年间已经成为有司与资本家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力秀场，原本应处于舞台中央的公益从业者却成了跑龙套的。公益市场化不光是以服务思维使得公益的意涵被粗暴地简化省略，更是以“包裹着蜜糖的砒霜”─——种种提升效能的工具与语言──让公益组织内心认同这样一种生存与发展之道。去政治化则意味着政府与资本家在如何分割公益统治权上达成了协议，这协议的内容是中国公益不以任何抗争性的公民行动与社会运动的面貌出现，不以任何权利与诉求为内容，专注于社会服务这一中性、去政治色彩的领域，起到为政府政绩与意识形态和为资本家的企业形象与个人形象服务的补助性作用，如此一来，公益既不会危及中国政府的核心利益之一——社会稳定，也不会对资本家的商业利益和个人利益形成威胁。这种无害的公益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权力的附庸，既无主体意识，也无独立思想，更无可以与政府、市场分庭抗礼的自生资源与实力。从此点也可发现，公益市场化理念看似激进实则保守，看似开放实则偏狭。

如若以公益为主体结合市场元素进行社会创新，则市场可为公益的强有力的助力，但若以公益市场化的方式则必将使本就“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中国公益彻底崩溃，以新公益的方式宣告公益历史的另一种终结。

四、公益的自我救赎——公益市场化的应对与矫正

       如果公益市场化并非我们所欲的，又当如何应对与矫正这一走偏的公益思潮呢？如果公益市场化不能代表一条唯一正确的公益发展之路，又该如何丰盈我们的公益想象和未来图景以支撑我们度过困难的此刻呢？

       一者，公益的自我救赎与自主建构应从主体的内省和外观开始。所谓内省，是中国公益人与关注公益领域的学者应回顾中国本土公益的发展历史，远至专制时代的施粥施米的温情脉脉，近至腾讯99公益日的喧哗躁动，从传统慈善到现代公益，未尝没有需要进一步总结分析和归纳提炼的必要。其目的在于内省中国本土公益的发展历程，于其中发现公益发展的动态与规律，看到不同的社会角色在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时的选择与思考，汲取智慧，去除糟粕，提升自身的问题意识与打开历史视角。所谓外观，是中国公益人将视野外移，密切关注全球公益发展理念的变革与动态，这里的全球并非等同于西方，更不等于美国，相比于今日公益市场化对美国的推崇，全球视野需要的是平视西方发达国家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公益发展动态，积极对外交流，明析分辨中外之别与东西之同，在共同与差异的交响中探求可借鉴的模式与方法。需要注意的是，此处虽然强调的是公益本体的内部建设优先，但并不排斥市场因素的引进与有机结合。此举意在开眼看历史，睁眼看世界，去除虚无主义与市场决定论的偏见，保持对世界复杂性的基本认识，培养健全而又丰富的想象力。与此同时，内省与外观所必然导向的是对多元的接纳，保持公益的包容性与开放性，不以任何一种理念为绝对之是，也不以任何一种反驳为绝对之非，着力为多元公益理念的落地与实践开辟社会空间。正如胡平在《犬儒病》中所说医治犬儒病最佳方法是信心的恢复，而这需要以不断的胜利与成功为现实激励，同样医治公益市场化对于市场之外的多元路径的晦暗而颓唐的否定也是以多元实践的成功为最佳论据，而这需要从包容多元、鼓励多元开始。

       二者，中国公益界，至少是民间公益组织群体，应全面开启行业建设与行业整合。中国公益界最大的蓝海领域不是别处，正是行业建设本身。不论是百色助学性骚扰案，还是红十字会郭美美案，中国公益行业远未形成具有约束力的行业守则和行业规范。我们不须等待下一次的公益丑闻作为行业反思的起点，而是从此刻起开始以活跃、开放和深度的行业讨论思考公益组织当如何自我约束和公益行业又将如何在黑暗中保有尊严与希望。在此类行业讨论中，多元声音必须得到尊重与理解，它不应成为公益大佬们的又一次清谈，而应面向公益从业者群体公开，鼓励基层员工和专家学者的平等参与，同时为避免流于空泛，可以先从公益领域内的小的实践者共同体开始，例如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论坛可以组织非公募基金会中的代表以参加月度论坛为先导，待时机成熟召开大会，讨论非公募基金会共同体的行为规范和行业守则，制定行业公约后由所有非公募基金会联署同意，凡欲加入非公募基金会论坛的会员必须首先签署此公约。公约必须是有效性公约，涵盖奖励与惩罚性内容，对于违反此公约的组织会遭到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论坛的公开谴责，且会受到行业内部相应惩罚。此类公约的要旨在于以民间公益组织自发的参与凝聚行业智慧，达成行业共识，从而撰写中国公益界的1787年宪法。只有先将行业整合，形成行业联盟，才有与政府和市场博弈的基本筹码，保持公益的本色，为职业公益人创造一个更好的职业环境。

       三者，中国公益人需要以自主的成长与行动培养自身的心性，增长自己的智识，扩展视野，培育价值理性、批判性思维和想象力。现今公益界颇为流行一种实践者的自负，公益组织从业者们以自身的实践经验自矜自傲，漠视或抵触来自外界的合理的批评，须知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诚然存在，但却不是一切批评无效的借口。公益界不是养老院，公益界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闲逛的城市公园，所有以公益为志业的从业者，不论是来自商界还是政界，都应放下内心的那份偏执与骄矜，从零开始学习公益、体悟公益和践行公益，放下自己以成就自己。而这既需要在实践中试验和锤炼理念，也需要在博学笃志、切问静思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突破自己认知的局限，经验与理性不可偏废。然而，笔者十分怀疑眼下种类繁多的公益培训是否具备此教育功能，也许唯有个人化的阅读、自我修行和与社会紧密相连的公益实践才能实现。此外，公益人还需保持健康的生活作息、良好的身体状态和心理状态。

       以上三种应对之道从公益主体、公益行业和公益人角度出发，希冀公益行业的发展，建基于公益界和公益人的自省、自强与自清。

       五、面向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公益——公益市场化的参照物

       行文至此，相信许多读者会有所疑惑，在你对公益市场化的大张挞伐中，你所以之为参照的公益模式到底是什么？笔者很难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它绝不是现存的某种公益模式，但它也包含当下的每种公益模式，在是与不是之间存在着更大的真实。笔者更愿意将其名为“面向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公益”，它既是对传统公益中各种理念和方式的梳理，也是对当下市场化思路、催化式慈善等多种方式的批判性反思和借鉴，更是对未来诸多公益之路的探索和发现。而与之相关的概念，如专业化，也必将带有同样的包容性，超越于某一单一思路下的狭隘的专业意涵，更为广阔而协调地容纳地方知识、传统智慧、市场原理和他山之石，从而给出多条而非一条专业化的路径。

       现代世界，政府、市场与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之间绝非泾渭分明，三者间交叉重叠，但这并不意味着三者间不存在根本区别，我们在公益市场化的思潮和其有限的实践中总是能察觉到一种简单化的倾向和一种现代乌托邦式的幻想，试图以任何一个领域的特性去统摄与主导其他任何一个领域都会在失败之余留下悲剧的哀歌。我们大可以用开放的态度去欢迎市场因素与公益要素相结合的试验，但这并不是公益市场化，而是在明确“公益的归公益，市场的归市场”后的创新，是面向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公益的独特创造。

参考文献：

1.《公益原理》，鲁达，出版社未知，2015年；

2.《BAT等中国一线企业家为何都捐助同一家慈善基金会？》，李好，福布斯中文网，2015年12月；

3.《公益市场化到底如何做才好？》，张军宏，二黑的爸（微信公号），2016年2月；

4.《徐永光：公益支持性组织的市场定位》（演讲），徐永光，乐创公益（微信公号），2016年1月；

5. 《一本书离真的能“喝”还要走多远》，我独爱你的那份敏感与深沉（微信公号），2016年1月；
6. 《批判与反思：价值思辨缺位下的跨界公益》，曲晨，微思客（微信公号），2015年6月；

7. 《冷眼看贵圈：一个新人眼中的中国公益怪现状》，冷锋，NGO招聘（微信公号），2015年9月；

8．One Way to Think About Philanthropy, Don M. Randel, March,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