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当我刚刚开始筹备一个名为“田野营”的小小的暑期项目的时候，完全想不到它今天会变成一个收到八百份申请的庞然大物。那个时候我刚刚从英国完成了我的硕士学位，作为整个高等教育产业最底层的劳动者回到我本科的母校任教。教书这个事情唯一的好处，就是你如果放弃了在这个金字塔体系里向上爬，你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时间、用在你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一直以来，我感兴趣的都是社会的发展，或者更具体一些，是NGO的工作。

      当我在09年9月结束在英国的短暂学习回到国内时，惊讶地发现国内的NGO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汶川地震之前在NGO领域各种暗流和潜力似乎都因为这样一场地震被释放了出来，各种NGO组织有如井喷一样涌现，似乎进入了一个在不久之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兴盛时期。但是我很快意识到了这背后的一些问题，社会发展自有其规律，个别事件或许会影响现象的浮现，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推动现象的规律。在NGO蓬勃发展的现象背后，各种在暗流和潜力时期即已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而是随着NGO的发展浮出水面。这就好比一个人在幼年时长了个瘤子，当此人进入青年后瘤子并没有消失，反而随他一同增长，并且还隐隐约约地开始从躯干内部向外部浮现。中国NGO的发展并不是一个自然过程，它和更为复杂的全球性和本土性的结构因素紧密相连，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种种矛盾和紧张深刻地体现在NGO的发展历程当中。我们眼前面对的NGO的发展现状，是多种力量共同互动、制约、影响的共同结果，任何一个身在其中的、严肃并且负责任的人都无法宣称自己已经掌握了关于NGO发展的客观真理，因为变动本身就是规律——或者至少是规律的一部分。

       回顾中国NGO的发展，实际上同时有几套话语体系在共同发挥作用，一套是陈旧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充满复杂性的、来自于官方的话语体系，在这套体系当中的守旧者将NGO看作是不稳定因素，必将灭之而后快，开明者则将之视作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尝试，世故者则将其作为一种可以收买的、可以为体制查漏补缺的、带有统战色彩的组织资源。相应的则有随着二战之后兴起的、来自于西方国家的话语体系，在这套体系当中社会发展和公民社会是两条交错影响的子系统，前者深深植根于殖民体系的崩盘，后者则与冷战及两个意识形态阵营的对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此之外，在民间中弥漫的守望相助的古老传统和人性的善意本能，加上对三十年来政治、经济、社会不平衡发展的怨望，共同构成了一种有别于前两种话语体系中浓厚的精英色彩的民间话语体系。这三套话语体系同时作用于中国NGO的发展，在互动和斗争当中共同书写着对自身的理解、对对方的理解、以及对社会的理解。

      但是，无论是哪一套话语体系，实际上都是欠缺真正的反思力量的：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深深地被一套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话语体系所影响，扎根于工具理性所带来的道德上的自鸣得意，认识上相信庸俗化的实证主义和一种进化论似的进步主义——所以迷恋技术和数字，方法上追求科学主义和管理主义——并将之代入到一种盲动主义的迷思当中，对于一切有深度的思辨敬谢不敏，而对于什么是“人”、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这样的根本性问题缺乏最基本的思考，结果是将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单纯地看作是一个可以用数字简单衡量的、可供科学改造的客体，因此不断犯错。换句话说，我相信中国蓬勃发展的NGO们共同表现出了一种狂热病，这种狂热病的病征，就表现在崇拜数字和技术，把社会问题简化为技术问题，将人们的生活简化为数字，认为只要掌握了数字，就掌握了客观真理，辅以外来的先进技术，人类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就可以药到病除。

       更有意思的是，不但极权主义的本土官僚体制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就连外来的国际NGO事实上也一样受制于同一块短板，“土”“洋”两套官僚体制实际上成为了一个硬币的两面，然后被他们所宣教的民间社会则更是难以摆脱这样的缺失，结果共同构建了一个系统性的缺陷。而这套缺陷最危险的则在于，身在其中的人很多时候难以意识到自己深受这种系统性缺陷的影响，因而往往高举着一套多元的旗帜，却在行动当中消解多元价值和意义。

      这样一种结构缺陷有着及其复杂的成因，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具体的个人或群体。但是这样的缺陷在西方国家一定程度上能够被消解或者至少可以被意识到，得益于西方国家在社会发展领域的自我反思能力以及社会研究领域与人们生活的紧密结合。但是在中国，我们则完全没有这样的环境。国家垄断了高等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政治权力通过威逼和利诱掌控头脑和知识。我们国家的社会研究即便在兴复之后仍然长期滞后于全球学术社区的真实水平。除开少数佼佼者，中国社会学作为一个体制和体系，其理解水平仍然停留在1930年代，维持着不合时宜的实证沙文主义。而伴随而来的专家主义则进一步导致了社会研究者和社会行动者之间长期疏离和自我孤立——社会行动者没有社会研究的能力，因此没有生产话语的能力;社会研究者没有社会行动的能力，因而没有实现改变的能力。两者之间即便表面上密切互动，却在内心深处由于互不理解而互相轻视。

      知道我们如何改变社会的前提在于明确我们如何能够理解社会，主流的社会发展话语中对于“人”和“人们的生活”理解是片面的——很多时候是完全站在经济的角度，因此往往忽视价值的复杂兴，将社会简单处理成一个有待维修的拖拉机，将生活在其中的人刻板地处理为拖拉机上的零部件。如何将深刻思考于自我反省的能力带入中国社会发展领域，将有价值感和生活感的“人”的概念带回社会发展的主流话语，我认为是眼下中国社会发展领域的一个重要挑战。

      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让人们意识到可以在数字之外认识彼此的生活。因此，推广我们称之为“田野研究”的质性研究方法是重要而且必要的。所谓的“田野研究”，指的是一种质性的社会研究方法。在田野研究中，研究者来到被研究者的真实生活场域(我们称之为“田野”)中，以学习的态度来理解人们地生活、理解人们对于生活地理解。这种方法植根域价值多元主义，并且提倡一种深刻地自省精神：即相信任何一套价值体系都与特定地社会形态以及人们的生活紧密相关，在价值体系之间并不存在孰优孰劣，每一种价值都是有意义的，现实的权力关系对于田野有着真实的、难以消解的影响，必须通过自省精神来觉察。正是这种文化多元主义和自省精神，使得文化沙文主义和科学沙文主义能够被消解，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和意义才能够被充分尊重和肯定。而在田野研究中所积累的对于社区的理解，则无疑为进一步社区的发展事业提供了参考坐标。

     恰好2010年我有一些科研经费的结余，作为年轻的高校农民工，我没办法把这笔钱揣进自己的口袋里，却也不愿意让领导把这笔钱揣进他自己的口袋里，于是便建议用这些钱做一个推广田野研究的暑期培训项目，顺带为我们学校扩大些影响力。鬼使神差之下，领导答应了我的建议，随后还和我一起给这个暑期项目起了一个山寨感十足的名字：“青年社会领袖田野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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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过去，田野营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暑期项目发展成了一个受到业内关注和青年人青睐的青年成长项目，我也从单打独斗变成了参与到一个互信、互谅、互相依赖的优秀团队当中继续我的工作。盘桓在我们这个年轻团队面前的，是如何将这些年的工作更有效地整理归纳，在一个更好的平台上实现我们自己的理想。

       于是，成立一个机构成为了某种必然的选择。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预想中的机构叫做“社会发展新学院”，因为“社会发展”是我们整个团队都能够接受的工作立足点和靶心，而我们恰好都对“社会研究新学院”(现名“新学院大学”)有种共同的亲近感和仰慕感。显然，限于我们目前的注册限制，这样一个名字是不会被通过的，于是我们苦思冥想许久，找到了“新南社会发展中心”这个名字。新者，进取也，南者，化育也，作育新民，铎震岭南，是为“新南”。

       名号有了，接下来要做什么，远远比我们如何自我标签重要得多。

       从有限的个人体验和工作经历出发，我发现在中国，作为一个关注NGO领域的知识分子，往往会处于一种尴尬的两难境地当中。一方面有时候NGO的朋友们会很自然地把知识分子的“专家”属性放大，仿佛成为了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巫师;一方面却也经常遇到另一些NGO的朋友会将知识分子看成手无缚鸡之力只会空口说白话的酸腐秀才，甚至表现出了一种不屑与之相谈的轻蔑感。

       如果抛开自己的感受，我发现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两种看上去彼此对立的情况或情绪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深深植根于弥散在我们当前NGO领域中的结构性的反智倾向中。这种倾向的本质就是将行动和反思进行(并不合理、也全无必要地)区隔，并人为地在二者之间生产一种对立，从而使得两者之间“理所当然”地归属于不同的身份主体，并从身份的角度对不同的主体及其实践进行褒贬臧否。

       这种对立的结果是引出了一系列在当下中国NGO领域普遍可见的现象：首先是行动者放弃了反思，总是期待多快好省地将事情做完(美其名曰“get things done”)，最好是能出“模式”并迅速“推广”，对于“理论”则更是敬谢不敏，将之视为洪水猛兽、天方夜谭或者痴人说梦，结果事情越做越粗糙、人也越来越浅薄贫瘠，实际是自我弱化和自我矮化。其次伴随着这种自我弱化和自我矮化的，还有一种自我神化、自封自圣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来自于“了解真实情况”(所谓“接地气”)的认知幻觉，也来自于“我至少还在做事情”的道德妄想。再次则是催生出一种并不鲜见的投机主义：一部分人玩弄语词和话术，煞有介事地炒作一些呓语狂言，另一部分人则更为不堪，在理论水平不怎么样的同行那里炒作自己一知半解甚至一窍不通的“学术理论”，等遇到真正有理论水平的同行的时候又用“我是行动者不是理论家”来做遮羞布，奈何业内本身智识水平不高，所以这种投机主义总有市场。

       这种反智倾向的根源复杂，受着各种因素的影响和牵制，却又如明镜，映照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气质。一方面，我们的文化当中——如余英时先生已经讨论过的那样——本身就有此传统或资源，而且这种传统或资源在共和国时期伴随着“反右”和“文革”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大——从这个方面说，反智的倾向是其来有自。另一方面，庶民社会的崛起则使得反智成为了一种对抗旧有精英的有效武器，人们通过戏谑和蔑视，完成了对既有的知识-权力结构的反抗，并尝试生产出一种新的权力结构。

       如果具体到NGO领域，这种反智倾向则显然也和我们当下NGO行动者和研究者的各自经历色谱有关，大多NGO工作者以草根自居，隐隐地有种草莽英雄地自我期许(实则江湖气息和流民气息浓厚)，对于那些干扰其草莽英雄形象的因素或者自觉保持距离。与此同时，许多研究NGO的知识分子也确实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坐在摇椅上想像世界，和行动者之间总有一堵无形的墙。政府和市场则通过各自的方式为NGO领域中的这种反智倾向添柴加火，明里暗里地帮助这种反智倾向成为一种结构性思潮。

       这种结构性和系统性的反智倾向，使我意识到，当下盘桓在中国NGO行业中的最大的危险，不在于外部，而在于NGO自己的浅薄、轻浮和愚蠢。外部的危险是显然的，要么消灭你，要么驯化你。但是对于“如何不被消灭/驯化”，我们有着不同的看法。

       若要回答“如何不被消灭/驯化?”，首先应该知道“消灭/驯化如何是可能的?”

       牢房和镣铐可以清除一个又一个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无法消灭整个行业。集中营或者大扫荡可以让整个行业沉寂一时，却也无法消灭整个行业。除非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否则难以想像对整个行业的大清洗将如何实现。

       但是，驯化则要容易得多。只要放弃思考，或者假装在思考，驯化就已经开始了。如果看似反对一个事情，自己却在为这个事情添砖加瓦修修补补，而且还不能自知，驯化就已经完成了。倘若明明已经被驯化，却以为自己正在反抗，是自由的，则驯化已然全面胜利。

       说着自己不了解的语言，谈论着自己不了解的事情，坚信着自己不曾深思过的教条，这已经是很愚蠢的事情，却在NGO领域中每天都在发生。不懂装懂、夸夸其谈，炒作根本站不住脚的浅薄语词、凭借话术四处走穴，这本来是江湖术士的行径，却在NGO领域屡见不鲜。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意见、以利益取代原则、以亲疏远近决定好恶、以其昏昏却偏要使人昭昭，这也算不得什么光彩的事情，却被NGO领域在事实上普遍接受了。只把自己的行动当成行动，偏执地相信自己的“行动”会让自己“接地气”、“了解真实”、“解决问题”，而一切非自己所认定的行为都算不上行动因此都是邪魔外道，这明明是低劣愚昧的反智主义，却往往引来一篇“深得我心”的叫好声。迷恋技术、迷恋工具、迷恋操作化、迷恋对问题的“解决感”(而不是真正的“解决”)，这明明是自我矮化、阉割和去权，却成为了NGO领域的时代风潮(Zeitgeist)。

       更为重要，而且独具中国特色的是，中国NGO领域知识生产颇不健康，话语权长期被一小部分人把持。这些人以“教父”自居，动辄以“人间正道”这样的话语相要挟，裹挟行业朝着符合这些教父们个人利益的方向发展。这些话语精英未必全是知识精英，甚至其许多教化都因为鸡汤味浓厚而显得十分可疑，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操持行业内有限的话语资源，对业内进行新的、隐蔽性更强地——往往是温情脉脉地——洗脑。凭借着知识水平和成色都十分可疑的洗脑功夫，这些人在行业中发挥着极不相称的影响：基金会掌门人、行业意见领袖、各种比赛和招投标的评委等等身份往往加诸一人身上——人称“大佬”。话语垄断、权力垄断和资源垄断三位一体，共同塑造了许多行业大佬的奇异金身。而考诸这些大佬们的底色，他们一方面是投机分子，从个人利益出发决定说什么，所以一会儿“公民社会”、一会儿“公益慈善”、一会儿“市场化”地来回唬弄行业;另一方面也是犬儒分子，内心里其实看不起知识，知识不过是自己用作插旗占山的虎皮罢了，以至于一年一个元年、一地一个模式地胡吹。

       在这种奇异光景中，NGO行业的许多一线工作者处在一种双重压迫之中：一方面他们缺乏足够的能力(即布迪厄所谓的符号资本)去抗衡结构性的反智主义和大佬们的洗脑，因此他们事实上是“失语”的;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又要应对具体的现实工作，这些现实工作又往往和反智主义框架及大佬洗脑话语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紧张感。这样一来，他们一方面从现实工作当中感受到了由反智主义和大佬洗脑催生出的行业语词的不妥当，另一方面却又没有能力去消除或改进这种情况，他们欲语无言、辗转反侧、实在难受。许多时候——尤其是在社工行业里——我们都可以听到一线同工对于所谓“高大上”语词的轻蔑，这种轻蔑既植根于这种双重压迫，又是对这种双重压迫的反抗。但是同时又因为这种轻蔑，与结构性的反智主义产生了辩证地链接，往往为后者的滋长提供了丰厚的社会资源。

       知识和知识生产的过程与权力关系是互为表里，一种知识和知识生产过程一定植根于同时也一定导致了相应的一种权力关系。因此，我们在中国NGO的知识领域所见到的诸多压迫，实际上是一种压迫性的权力关系的直接反应和生成机制。这也就意味着，欲改变这种压迫性的权力关系，可以——甚至是应当——从知识工作入手。——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新成立的机构所要做的事情就豁然开朗了。

       我们决意用夜校这样的草根形式、立足于免费教育这样的工作手法和理念，在广州这一个NGO多元蓬勃发展却又深受知识困境所缚的城市，为一线的NGO从业人员用前沿的、有理论深度、却又扎根于我们自己在NGO实践经历的知识，去武装我们的业内同行。——这种工作，我们称之为知识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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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会堕入“唯智主义”的陷阱之中，即将世界的本质看成仅仅是一个有待智识上认识的对象，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知识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实践”，这种实践不仅仅能够挑战既定议程，还能够产生在开始这些实践时难以估量、却又是极为珍贵的积极效用。——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挑战了只将一类实践(或曰“自己的实践”)看作“行动”，而将之外的所有实践都归入“非行动”的浅薄观点，极大地丰富了“行动”的内涵，从而为行业提供了可贵的、有积极意义的新的努力方向。

       我们所有的教员都在自己的求学经历中扎实地接受过训练甚或洗礼，我们对于中外的高等教育体制的优劣利弊有切身体会，不盲目崇拜任何一种既有的教育体制，而以更大无畏的精神，投身到草根教育当中。而且，我们绝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外来于这个行业的知识精英，更不是来这个行业攫取私利的投机份子，我们自身就在这个行业当中，同样是中国NGO行业的普通一线工作者，我们与我们所有一线同行同呼吸、共命运，分享着一样的苦痛、喜悦、欢笑和泪水。我们和我们的学员有着一致的生命体验，我们的教学工作是基于这样的共享的生命体验而展开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生命体验，以及我们武装过的头脑，我们这个夜校即便很不讨业内一些人欢喜，但是总还是坚持下来，一期一期又一期，微小而持续地发挥着自己有限的力量。

      我们是生来带着武装的一代，注定要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漫长征程中做一个苦行僧，许多人间正道我们没走，偏选了一条荆棘遍地的窄路，这真是时也命也，呜呼哀哉。寒冬里执炬夜行，星月寥落、山河泱漭，竹笠蓑衣芒鞋，万山悄然过，何必问此身何在，早知身在苍茫天地中。

       本文为新南社会发展服务中心总干事刘韬老师2016年春季在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伙伴交流会上的发言稿。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新南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