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正处于全球合作的关键时刻，2015后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正在规划之中，这些进程由联合国成员国和多边机构领导，而其他非常关键的利益相关方，特别是公民社会组织和企业部门，也已经逐渐确立它们自己的角色，并作为非政府的行动者获得认可，有时必须被纳入这些进程。但是，还有一组慈善部门中的特别行动者，很少参与其中。

       发展援助，还有更加广泛的用于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公共财政，将会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保持关键作用。但是在投入南方国家的总资金流量中，官方发展援助(ODA)资金比例的逐渐萎缩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分析。同时，私人的资金流动在显著地增长。最大的份额来自于国外的直接投资、资产组合和股权投资流量，第二大的份额是汇款，第三则来自私人慈善。以上三者都可以对慈善的结果产生影响，但慈善事业如果设计得当，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性和附加效应。由于越来越多的慈善家们正在出现并参与国际性捐赠，同时，发展中国家国内范围的捐赠也正在增加，这个机遇是巨大的。

       但是，慈善的出现不应该被看作是官方发展援助(ODA)的“填补者”，因为慈善事业经常支持缺少资金的领域，比如社会融合、人权还有性别平等。而且，慈善事业对于非营利部门的一个特殊的附加值是，通过创设资助型的投资组合来推动社区实践、学科建设以及社会运动，以实现积极改变。考虑到南南合作和连结日益重要且充满热度，南方国家迅速增长的慈善事业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记录，因此对其的探索和研究变得格外重要。以下从几个南方国家的案例出发，对慈善事业发展的状况和特性进行简要说明。

       慈善事业的地域多元性

       印度

       印度的国际慈善事业有着宝贵而悠久的传统，福特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盖茨基金会等基金会给边远地区的本地行动方案提供了相当重要的资源支持，它们对成功的项目进行推广，对有争议性的议题，比如家庭暴力和人权问题做出应对，并在建设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对话中发挥了作用。印度人的慈善捐赠有更悠久的传统，一个早期的例子是塔塔家族，这个家族传奇性的慷慨伴随着他们工业财富的增加而增加。与中国相同，印度的经济在近15年来增长迅速，并且产生了数以千计的有高净资产的个人，据统计，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排名第三。

       在慈善捐助的水平上，印度在南方国家中领先，并且每年仍有显著增长。到2012年，慈善捐助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0.3%~0.4%，相当于每年50~60亿美元左右。但印度的慈善仍然主要关注灵性与宗教事业，自我管理的慈善事业主要是为医院、学校和商业运营的周边区域提供支持。很多新捐赠的基金会正在创立，其中有很多通过支持教育来消除印度的社会隔离和社会经济水平的差距。

       一个名为Dasra的组织就是这样的慈善援助的例证，值得其他国家效仿。Dasra成立于1999年，与慈善家和社会企业家一起，通过加强印度的慈善生态系统来催生大规模的社会改变。其活动包括研究、调查评估、发现问题根源，并使慈善家、公司和基金会参与其中，在解决关键社会问题的时候更具战略性。它们的一个能力建设方法是每年为个人提供100天的支持，并举办工作坊，旨在实现大规模的影响力。

       近期在印度值得一提的一个进步是立法通过了“公司法案2013”，该法案要求公司公开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预算，对公司社会责任做出规定：所有在印度注册的公司，如果有超过83.3万美元的净利润，超过8330万美元的净收入，或者有1.66亿美元的净值，则要求这些公司必须投入2%的净利润在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上（包括跨国企业和它们的分支机构）。Dasra和其他机构预计，此举会给社会部门带来每年34亿美元的收入。

       印度社会通过慈善事业明确地追求社会正义、减少不平等的努力，为实现后千年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提供了独特视角。当印度政府参与到SDGs规划过程中，并将本国慈善部门纳入进来，让它们发出声音，特别是增强他们的受助者和合作者的声音，将会产生持续的价值。

       与印度国内慈善事业的发展相比，印度的海外慈善事业并没有相应增长，而其海外慈善一般都与公司慈善和商业运作有关。Sampradaan 印度慈善中心的Pradeepta Kumar Nayak博士认为，除了像Ratan Tata先生这样的慈善家一次性的捐助，印度的跨国捐赠相对于经济的总量来说，是微乎其微的。他估计印度的海外捐赠最少有2.49亿美元。[1]印度的对外官方发展援助（ODA）在扩张，但并没有同时鼓励印度的基金会也去效仿。一些慈善行业的领袖和支持机构看到，与世界各国的捐赠人联系，去了解不同的模式和最佳的慈善实践，有着巨大的益处，但由于以上所提的原因，这样的方式只会慢慢发展。

       非洲

       非洲的慈善部门正在兴起。它很早以前就被很多国际基金会支持，并且越来越多的非洲基金会也加入支持的行列，其中也包括非常富有的基金会：现在非洲的亿万富翁已经超过25个，而他们很多都已经创立了相当重要的慈善事业。Tade Akin Aina博士写道，三个重要的元素构成了非洲慈善事业的背景：贫困的存在和对它的回应；不公义和不平等；还有非洲社会融入广大世界的特性。对此的应对之一是Trust Africa,一个在1999年成立，由福特基金会及其顾问孵化的基金会，重点关注治理能力和公平发展，还有通过借力传统与新兴的捐赠形式支持非洲慈善事业，从而推动民主和进步，并且减少对于外部捐赠者的依赖。在将慈善贡献转化为对国内社区的深远影响方面，肯尼亚社区发展基金会是一个先行者，他们帮助第三部门与政府合作来改善税收政策，鼓励更多的贡献。非洲资助者网络、东非资助者联合会、非洲妇女发展基金会，还有最近的非洲慈善论坛，是正在繁荣发展的跨国网络的其中几个例子：在非洲，它们对很多像肯尼亚社区发展基金会这样的国内机构形成补充。另外，本土的慈善家发起了越来越多的非洲机构，意在回报他们的国家。

       金融融合的团队作业：股份集团和万事达基金会协力合作

       非洲跨国慈善事业是几个因素合力的自然产物，不仅因为在泛非主义、历史上的社会和政治建设运动、意义重大的跨国移民这个几个方面的悠久传统，更因为最近非洲大陆的一些主要慈善家在国际上设立了自己的基金会。他们非同寻常地将非洲的挑战和机遇凸显出来并用系统的策略来应对。

       非洲治理能力指数

       邀请以上提及的非洲慈善网络参与到与联合国和政府官方的发展对话，会进一步深化这种讨论和2015后慈善的影响力。

       巴西

       作为有相当规模与重要性的区域大国，很多年来，巴西都是国际慈善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国际基金会已经帮助培育很多本地组织，形成了巴西慈善的生态系统。他们已经支持了像GIFE这样的基金会中心、IDIS这样的捐赠者支持组织，还有在巴西引领企业社会责任讨论的非营利组织──Ethos的创建和成长。超过十五年以来，这些受资助者一直支持、激励和促进公司、家庭和社区进行社会投资，以推动国家创造包容性，并且直接影响到巴西发展的方向。

       慈善网络的价值

       IDIS刚刚向巴西国会提交了一个法律提案，目的是为了给捐助者提供税收激励。在巴西，一个正在热议的话题就是如何改进税收结构以更好的促进和优化慈善的影响。现在，税收的激励是行政命令式的：项目必须提前由政府审核通过，并且政府还要对慈善机构获得的捐赠征税。

       巴西很少有基金会是资助型的，基金会一般都倾向于自行运作项目。当地一些专家认为，所有的基金会都应该至少将一部分支出用作给其他机构的资助，这是基金会应具备的一个独特并富有价值的方面，而且应由本地的基金会来资助，而不只是单纯依靠国外的基金会。目前，巴西正在努力改进立法，新法将聚焦于使当地非营利组织更加容易获得筹款、更加可靠和透明化。

       巴西慈善事业的发展，很多是来自商业部门的推动。新的趋势包括共享价值和影响力投资等概念，尽管这两个概念都还未深入人心。很多公司正在使它们的慈善活动与其商业运作更为契合。同时，越来越多的公司所有者在出售他们的企业，以此将资金投入新的家族基金会，或者（在更大的程度上）投资社会企业。

       与巴西国内的慈善发展规模和深度相比，巴西的跨境慈善事业尚比较有限。一些巴西的NGO在国际上也有业务，但是比起公司来说，基金会比较少向国际发展。一些专家认为，巴西需要解决的国内问题重重，使其在国际方面的捐赠兴趣受到抑制。也许，2014年末关注SDGs的IDIS会议将是一个呼吁巴西慈善走向国际化道路的好机会。

       土耳其

       土耳其现在已形成了丰富的国内基金会的气候。历史上著名的贡献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捐助和福特基金会在1960年对科学高中的支持。早期的国内领袖之一是Sabanci基金会，它于1974年成立，很快成为了土耳其最大且有众多国际关系的基金会。1990年代初期，很多新的基金会创立，目前在数量上已经达到4500个。这些基金会大部分向公众筹款，据估计，不到500个基金会是由富人捐款和私人募款创立的。一般基金会不会被强制要求信息公开，除非它们享有官方的优惠资格，后者有些信息必须公开。TUSEV在2005年开始为它的100多个成员建立信息数据库，但如何更好的分享信息资源仍在缓慢地推进。

       尽管现在的法律环境比20年前更加宽松，但基金会在筹款方面并没有稳定的增长。总体来说，资助呈现出“另辟蹊径”的图景，私募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有着不同的轨迹。土耳其的基金会大部分关注社会进步的基础设施，建造学校、医院和学生宿舍；而大部分非政府组织则会去挑战社会现状，并且希望传递新的价值和实践；在其他情况下，活跃的资助者希望支持特定的项目。提供资助被认为是具有风险、耗费劳力并且实现的结果是无形的，所以对于资助者来说就减少了影响力和可见性。在这种背景下，也许土耳其的慈善事业可以与新的国际合作伙伴一起探索战略性的公民社会支持道路，使得其对SDGs的贡献更可预测。

       土耳其的跨境慈善事业发展有限，尽管有些公共慈善组织在其他国家开展救援工作，并且提供捐款渠道（比如叙利亚和非洲大陆）。土耳其政府正在越来越多地鼓励土耳其的企业到海外特别是在非洲投资。慈善活动也很可能与这些投资相伴而生。由土耳其国际发展署（TIKA）的官方援助所补充，并且模仿其他新兴市场的模式，这些慈善事业提升了土耳其在发展中国家的软实力，尤其是这些发展中国家新的经济和社会投资正在产生。未来有益的一步是分享更多来自TIKA的关于官方发展援助的信息，这样土耳其的非商业慈善可以补充进来。土耳其的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增长他们的经验、方法和财力呢？土耳其基金会在教育、性别平等和青少年赋权方面已经有丰富的经验，就像TIKA正在向更有经验的资助者学习以提升他们的实践并汲取教训，土耳其的基金会也需要做同样的事情。

       阿拉伯国家

       在阿拉伯世界，慈善的成因在传统上是由本地和个人主导的，并且通过宗教的教义深化。直到1990年代，在阿拉伯地区的基金会、慈善事业和企业社会责任才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在近几十年，石油的收入大大增加，提高了很多国家本来就很高的国内生产总值；并且在像埃及这样的国家，商业家族的财富急速增加，这使得更为正式的慈善事业得以发展。从海湾国家的资助型基金会，到阿拉伯基金会论坛（AFF）持续增长的成员，显示了这个区域的多元性。[3] 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复杂而且困难的关系，给慈善如何更好地回应这个问题提出了挑战。AFF是一个鼓励对话和合作的平台，它的创立是为了建立一个平台对形成更富有战略性的捐赠文化以及建立基金会的网络架构提供支持。更强大的透明度方面的技术支持、有效的系统和慈善的“价值观”、有效的政策结构还有合作结构，被认为是三个要优先考虑的方面。Gerhart慈善和公民参与中心（Gerhart Center on Philanthropy and Civil Engagement）的Barbara Ibrahim认为，在最近的十年里已经出现了一个转变：捐助者在捐助的过程中有更多的参与。与此相关的是，企业社会责任在区域内有了越来越多的动力，现在已经成为公司形象和商业运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北非，政治的变动和治理转型正在改变慈善事业。当传统的权力结构被挑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海外侨民以及普通市民参与的捐赠，新的、更多的非传统捐助模式正在出现。

       其他金砖国家如俄罗斯，在慈善事业发展方面呈现了复杂的局面。俄罗斯捐助者论坛发现，尽管慈善机构和公民社会面临着越来越普遍的巨大挑战，仍然有越来越多的基金会正在出现。有数百家基金会面向公众筹款，其中一些基金会甚至有数百万美元的预算。私人和商业的基金会一般接受创始人的年度捐助，只有少数是永久性地受到资助。大概有一半基金会是自己执行项目，其他的都是资助型基金会。业内人士不认为俄罗斯的慈善行业会在近期更多地参与到发展合作中，因为大部分的机构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内问题的解决上，而且政府也没有积极向外的参与政策。同行交流工具、更多的信息流动和意识提升、支持慈善家和慈善机构的配套专业服务，还有更好地用以评估受资助NGO成效的知识信息，被认为是最为关键的需求。

       中国

       由于中国的幅员辽阔和急剧增长的财富，以及商业和发展援助方面越来越多的全球参与和影响，中国的慈善事业是一个受到特别关注的热点。大约在2007年，慈善事业开始迅猛发展，社会领域的私人行动开始增加，这与经济领域的发展过程相同。2008年四川地震给慈善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广泛影响，使得很多潜在的捐助者发现民间组织比政府运作的组织更为可靠和有效。大型的知名基金会如南都基金会、凯风基金会、壹基金、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以及万通基金会，是公民社会、商业和国际慈善组织都梦寐以求的合作伙伴。最近，电子商务集团阿里巴巴的主要创始人马云，许诺将捐赠30亿美元来成立他的新的基金会。另一方面，在如宜信这样的公司的支持下，非常本地化的从人到人的贷款支持和自下而上的慈善事业也在增长。

       据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的统计，截止2013年底，中国有超过3600家基金会。中国从持续的国际交流访问、顾问服务、正式的课程和互联网中学习慈善的实践方式，并且在某种方面有跨越式的实践。值得重视的是，在了解和学习到美国基金会中心，并且与之开展合作之后，在一年内，这家新成立的基金会中心网用自己的软件积累了中国慈善行业90%的数据（编者注：指有关基金会的数据）。其网站是权威的、有关中国慈善行业的全面信息来源。在其他的国家扩展这样的数据库，对于记录慈善事业对全球和国家发展目标的贡献将会非常重要。

       最近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正式确立了政社分离的概念，就像多年之前将政府和市场分离那样。这对于中国国内的慈善事业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转变了政府和党的角色，使其从社会领域的控制者变为监督者。不只是对后2015发展议程的实现而言，政社分离还在很多其他议题上发展更多的合作空间都是一个好兆头。其前提是，这样的理念能够转化为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可以为之贡献的、与本地相关的目标和活动。大部分中国慈善事业的观察者热切地期待，中国慈善事业能够使NGO领域变得更有效率并富于创新。所以，在当下的格局中，尽管仍然受到诸多限制，在官方发展合作中寻求合作伙伴仍然有巨大的可能性。

       根据中国基金会中心网关于中国对外跨境捐赠的信息，大概有50家中国基金会向亚洲和非洲的其他国家提供资助，它们大部分与中国政府或者政府下属的基金会合作。在海外运营的中国基金会更有可能与其他国家的中央或地方政府合作，即便它们最后还是可能选择资助地方性的非政府组织。

       中国慈善专家指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从其自然资源得到的利益，将会也应当伴随慈善捐赠以支持责任投资。从中国国内对慈善的需求来说，开展海外慈善捐赠将有益于中国的观点无疑尚未成为主流，但是对中国慈善行业拓展海外捐赠的期待是必然的。参与到更广泛的多方合作的过程中，建立长期的关注，将会是未来创新的一步。

       几点结论

       世界各地的慈善事业没有一个简单的定义和分类。简单的定义和分类会使追踪慈善对特定发展目标的贡献变得非常困难，但这不应该妨碍慈善事业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增加与其他相关者的深度参与。慈善事业，无论它源自何处，都是由以下需求所驱动的：满足人类需求、减轻疾苦和解决系统性的阻碍人类发展和进步的挑战。社会部门有自己的话语和实践，慈善的话语和实践与官方发展援助并不相同。但是慈善能够提供很多可资借鉴的东西，所以归纳慈善对国际发展援助的推动作用，应该是：有巨大的潜力，但迄今为止行动太少。一方面，慈善可以是开创性的、支持创新的、有专业建设性的先驱与快速行动者；另一方面，它也从长计议，提供面对长期挑战的资金，这需要超越政治风向以及短期的商业利益的艰辛努力。慈善需求需要借力于更多的资源和官方发展合作参与者的专业知识，同时，政府和联合国的系统需要借力于慈善部门及其所支持的其他机构的洞察力、创新性和灵活方法。慈善事业跨越边界，目的是给大家创造更好和更安全的世界。为了实现2015后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官方发展合作和慈善的合力将带来实质的变化。这需要新的思维、新的伙伴合作关系和联合国系统、政府和慈善部门之间新的合作形式。为了发挥慈善部门的杠杆作用和更大的影响力，这个挑战是很值得去跨越的。正如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最近指出的，一种新的国际主义正在进入这个充满可能性的领域。                                             

   (王颖怡译。作者系独立慈善咨询顾问，目前任洛克菲勒慈善咨询机构全球慈善高级研究员。本文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份报告删减和修改而来，并省略了部分注释，已征得作者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同意。英文报告全文下载：http://chinadevelopmentbrief.cn/publications/philanthropy-emerging-contributor-development-cooperation-undp-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