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后，我去广州参加一个培训，恰逢我们机构的资助方正荣公益基金会一行人在广州拜访机构、开会，我也受邀旁听会议，前后大概4个基金会在交流，主要都是关于项目的。作为唯一在场的草根，听了之后感触很多，不由想起了我的公益之路，并触发对中国公益发展的思考。

       2002年和2003年，我分别在云南做助学以及在上海做农民工学校老师，这是我正式进入中国NGO的时期，那时候对公益的理解还比较简单和浅显，基本停留在慈善的概念上。2005年，在那个公益人才还比较匮乏的时代，仅通过电话面试，就让我不小心“混”进了公益圈子，而且去了现在看来绝对“高大上”的国际机构——国际行动援助工作。

       2005年到2010年在国际行动援助的工作经历，是我事业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国际机构工作，让我从慈善跨入了公益。刚进入这个机构时，被行动援助这样的国际机构的理念和观点震撼。一下“吊丝”逆袭，成了有“范儿”的发展工作者。开口“参与式”，闭口“社区发展”；今天广西妇女健康小组培训，明天成都救灾培训；这边翻译完了反性侵害的资料，那边又要参加灾后重建项目……

       但是做着做着，疑惑开始来了（这里要真诚感谢行动援助，在张兰英老师的带领下，形成了一种民主和批判性思考的机构文化）：行动援助选择的项目点都是国家级贫困县，通过参与式的方式做扶贫与社区发展。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行动援助的的路径，和宣明会、国际计划等做社区发展的国际组织都是一致的。这种路径并没有错，当初我对这些理念也是奉为圭臬的。

       但是实际呢？比如，河北怀安的一个点，是行动援助进入工作最早的点，1998年就开始在此开展工作，但是至今怀安依然是贫困县，行动援助开展工作的村，依然还是贫困村。所有行动援助开展工作的地区都是贫困县，而5年、10年过去后，它们依然是贫困县、贫困村。

       问题出在哪？参与式社区发展的理论没有问题，让农民积极行动起来，而不是被动等待接受援助和救济，这个思路肯定是对的，而且很多地方成立了妇女小组，妇女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生产力得到了解放，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理论，也投入了不少的资金，实践之后的项目结果也很好，这些地方依然没有摆脱贫困？

       放眼看去，除了行动援助工作的区域，宣明会、国际计划等很多国际机构工作过的地方，也依然还是贫困地区。在行动援助培养的批判性思维，让我没有沉醉在自己喜欢的理论中，我苦苦思索这个问题并略有所获。贫困不是简单的经济贫困，简单的贫困后面是一个系统的环境问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制度乃至宗教等各种因素。

       放眼全球，中国的经济与发展绝对不是靠国外的捐款或者投资就能实现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整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综合产物，甚至和全球化发展以及“被诅咒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发展都有密切关系。中国经济的发展涉及了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治建设等各方面的综合、系统因素，需要综合手段来应对其中的挑战和问题。比如，需要国家大规模投入建设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比如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妇女的解放等等。我们的邻居印度虽然早就实现了民主，但是其社会文化、妇女地位、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等发展滞后，在脱贫方面被中国迅速追上并被甩在了后面。

       再回到这些国际组织开展工作的贫困县，其共同特点之一是区域性的贫困，你在一个点服务，投入资金，很快就被稀释了，甚至连个泡都没有。又如，如果公路建设不到位，交通不便利，再怎么投入，交通成本立刻抵消项目投资带来的收益。再比如，不通电，你如何实现产业升级？产业无法升级，手工作坊怎么竞争得过高科技的大规模生产？如果基础设施不完善和便利，导致交易成本增大，你再怎么扶贫都无济于事。

       说白了，这些地区的贫困因素，不是单靠国际机构的资本投入和先进理念所能解决的，只有整个地区的发展，才能带动这些贫困县的发展。而这些投入、改造和发展，如果想在短期内起效，只有国家机器才能实现。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非洲。每年投入非洲的外援为数众多，但是非洲国家依旧贫穷，以至于成了“白人的负担”，也验证了这个思考：国家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发展，除了资金投入，还有文化、制度、宗教、性别、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各方面硬件软件建设的问题。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那这些机构在中国干什么啊？不如趁早回家。此言差矣，我们必须承认，无论如何，这些机构实实在在为农村地区做了很多事情，当地虽然不能一下脱贫，但生活仍然极大地得到改善。国际机构铺的路、建的桥、筑的池、修的房……都造福了当地的百姓，而且这些东西一直在发挥作用。

       但是不限于此，更重要的是这些国际机构带来了先进理念和发展模式，对中国社区发展，乃至社会发展都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价值，比如一整套的项目理念、参与式方法、能力建设等，现已在中国遍地开花，成为不少本土NGO工作的主流观点和工作方式。

       同样重要的是，国际组织还通过其系统而完整的体系，培养了一批具有战略眼光和专业技能的中国NGO发展人才。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的杨国琼、曾担任阿拉善SEE基金会副秘书长的高天，儿童乐益会的创办人魏巍，壹基金救灾部的李弘、李健强、沙磊等，这些跻身本土机构管理层的人员，都有着国际机构的工作背景。还是举河北怀安的例子，虽然行动援助撤出了，但是行动援助当时的一个地方员工被培养出来了，他后来创办了一个叫“一墩青”的农民合作社，现在干得如火如荼。我觉得这才是行动援助最有价值的财富和工作意义所在。

       2009年灾害重建结束后，我回北京述职，无意中看到北京朝阳地铁旁一个户外广告上的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伟大不是你一个人做得如何好，而是如何让更多的人都做好一点点。这句话一下击中了我，是啊，公益也是这样，公益不是你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做得多优秀、多棒，而是如何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做公益，这才有意义和价值。我想自己去实践和实验这个想法。

       打定了这个主意，2010年，我从行动援助辞职，回到我的老家江西——中国NGO的洼区——做推动性的工作，为江西公益培养人才和组织。起初的想法是希望能把当时最火的NPI模式搬到江西去，但是发现不行，政府这关过不了，于是改成了做支持性的平台和组织。目的和宗旨很简单：对江西来说，不是我去创办一个机构在某个领域做得很出彩，而是为江西培养人和组织。有了这样一些具有公益理念的人和组织，一个区域的公益才能活起来，才有持续发展的动力和资本。对江西来说如此，对全国公益也是如此。

       中国的NGO在初创阶段喜欢形容自己是草根，我觉得极其贴切和形象。这些草见缝插针地在社会中生存，先是各自为战、挣扎求生，慢慢地从一个变成一批，从一批变成一群，从一群变成一片，就会有木，木多了就会有林，随着林的发展，就有森林，最后形成整个NGO的生态环境，在这个环境里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大自然的进化理论会造就一切。

       基于这样的逻辑和情况，我觉得中国基金会应该做的是大量培育和支持草根组织，为未来的公益生态发展做好最根本也最实在的基础建设工作。通过对人和机构的支持，形成一个区域性的公益生态，公益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形成第三部门，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不是拾遗补缺的丫鬟（我很不认同“公益只是给政府拾遗补缺”的观点）。

       据个人观察，目前中国基金会资助NGO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种模式是以项目的形式来支持。资助方和被资助方围绕项目来合作，基本上被资助方讨好迎合资助方，双方关系并不平等，感觉更像一个买卖产品和服务的交易。这种模式的特点在《基金会资助工作的“职业病”》[1]（下称《基》文）一文有所描述，主要是满足了基金会的需求，基金会可以去宣传我做了多少项目，做的有多牛，至于最后那个公益组织是死是活，就不关我什么事了。

       这种模式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很多基金会热衷于公益创新或创投。目前在我个人了解的范围内，除了“多背一公斤”在这方面做得有声有色外，当年那些在公益创新和创投中风生水起的组织，现在无论是影响力还是持续性，都鲜有好例子。当然了，基金会不管这些，反正在评选颁奖的时候已经赚足了眼球。此外，某些项目还成为香饽饽，赶场一样去拿奖参评，成了获奖专业户。

       另外一种就是正荣公益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西部阳光教育基金会、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GGF）、乐施会、社区伙伴（PCD）等基金会对机构和人进行资助的模式。我认为这些基金会富有战略眼光，是从中国NGO整体发展的角度来做资助。目前的中国NGO在整体而言，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播种、耕耘。如同前面提到的国际机构的作用一样，在这样一个阶段，基金会的工作应该是通过物色和选择优秀的人和组织合作，来培育社会发展力量。

       尤其对NGO这样一个相对比较理想化的事业来说，人才尤其重要。在中国现在这样一个高度物质化和货币化的时代，来自就业、高房价、父母等等各方面的压力，使很多有理想的年轻人都因为经济原因让理想倒在了起跑线上。当他们被生活击败后，其实是对整个公益行业造成重大打击。人家会说，你看，你做公益，帮助别人就是这个下场，还是去赚钱和做公务员的好。

       确切地说，这些基金会看起来资助的是个人和机构，实际上是对中国的公益行业提供支持。目前中国很多基金会的做法都是坐等草根组织来申请项目，而很少从个人和机构的使命出发来考虑资助。项目资助就是双方围绕项目、围绕指标、围绕项目书、围绕逻辑框架来“讨价还价”，如同《基》文中描述的，“项目项目项目，只见项目不见人”，我称之为“战术资助”。 “战术资助”考核的是指标、成本、逻辑框架、产出、成果等可衡量、可感受和可视化的指标；“战略资助”则是双方机构，尤其是基金会通过对某个领域的工作推进来寻找合作伙伴，双方就共同的使命和目标进行合作，考核的是双方的视野、态度、决心和价值。通过这种战略性的合作，推动某个区域或者领域的发展。典型如正荣公益基金会和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对教育类和支持性类组织的支持，GGF对环保组织的支持，PCD对公益人才的培养，都属于战略资助的类型。举GGF为例，现在中国环保领域的许多草根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都有GGF的影子和影响力，一个小小的基金会能对中国的环保行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就是因为GGF具有战略眼光和策略。

       项目是机构实现使命的步骤和载体，如果机构缺乏清晰的使命、目标，项目做得再好，不过是昙花一现。片面的项目合作使我们很容易陷入到项目的逻辑框架、指标、监测评估等细节中去，即使项目做成功了，却往往是人和机构一撤，一切又恢复原样甚至更糟，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只有围绕战略进行合作，才能使人和机构产生持久的影响力。

       这里以益心益意为例子。2012年底我们申请一个基金会的项目被毙掉后，给我们的打击非常大，顿时被绝望包围，因为当时这是我们唯一的资源。我的一个合作伙伴当场就说，这还做什么公益啊，我不做了，准备去找工作了。虽然我不服输，立志一定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但是我也不知道能撑多久，说白了，颇有点斗气的味道。

       这个时候，我们认识了正荣公益基金会。通过交流，他们了解了我们的想法，困难和目标，认可我们的组织使命和工作意义，提供了一年的行政费用支持，我们这才没有倒下去。有了了这笔支持，我们不慌不忙，按照自己的目标和计划开展项目，之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再以此去和其他基金会及政府耐心沟通交流，陆续得到更多支持，最终走出了困境。

       作为一家支持性机构，又亲身经历了这样的事情，我们更知道对机构和人支持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目前中国资助草根支持性组织的基金会很少，尤其是在中部这样一个公益洼地而言，支持性组织的作用和意义更加不言而喻。

       杰克·韦尔奇在他的自传中说，他花80%的时间用于寻找人才。在《天下无贼》中，小偷集团的头子黎叔说了一句流传甚广的经典话：21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人才！对中国公益界而言，优秀的人才和有使命感的组织才是发展的源动力。

       所谓的影响力投资，就是对这些人才和组织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公益发展生态环境。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基金会来推动行业和区域发展，为中国NGO的发展创建良好的生态环境。

（作者系江西南昌益心益意公益服务中心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