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简介】郭宇宽，著名媒体人,曾任《南风窗》高级记者和央视《新闻调查》栏目记者,现供职于《南都周刊》,1999年国际大专辩论会最佳辩手。郭宇宽的新闻作品大量关注各种各样的社会现实以及民生问题,主要代表作品有《拆迁备忘录》、《悲愤的朝圣之路——上访者群体调查及对造成上访的制度文化土壤的思考》、《天价住院费》等。

 

主持人：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农民之子中国转型论坛，自08年11月份的首次开讲，到了今天已经是第17期了，一路走来感谢各位朋友一直以来的关注与支持。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清华大学博士后郭宇宽老师。郭宇宽老师是江苏南京人，2000年毕业于西安交大，1999年获得国际辩论赛最佳辩手；2003年于西安交大获管理学硕士学位；08年获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郭老师正可谓是阅历丰富，06年至今，任美国大学中译研究所研究员；2000年到2003年先后主持湖南卫视的《步步为营》节目及《新青年》栏目；03年加盟央视任首席记者；04年到05年中央电视台《成长在线》主持人、主编；05年到06年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出任策划、出境记者；06年到07年任《市民杂志》副总编；并以自由撰稿人跟《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第一财经》、《上海证券报》、《瞭望东方》等媒体撰稿，是智力的传播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

 

郭老师对北京、上海等地的流动儿童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最终调查，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并有深刻、深入的思考。下面我们就邀请郭老师和我们一起探讨流动儿童的生活状况。大家欢迎！

 

郭宇宽：非常感谢的大家，相当的感谢！我想今天我在农民之子讲的这个题目，可能和大家平时关注的领域不大一样，因为我今天讲的是“农民工之子”。农民工之子是现在比较特殊的现象，是属于在中国最不被人待见的一个群体。农民之子现在已经在江湖上有很大的名号，也有很多中央的政策开始向农村倾斜。但是对于城市的市民，比如说北京、上海的这些市民更不用说了。而夹在中间这样一个身份模糊的群体，他们的成长会是什么样？这是我从我的角度关注的一个重点。

 

大家看我这个（PPT），我的第一页用的是一个灵壁石，灵壁石是很高级的势头，长的都七形怪状。在我看来每一个人的生命其实都跟石头一样，比如说你看一个石头，你觉得很奇怪，它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样子？跟它在几千年、几万年、几十万年受到的挤压，也许雨水的冲击，也许水流，也许阳光日晒，这种经历最后在它身上留下烙印，最后它成为一块石头，而每一块石头跟别的都不一样。我有一个假设，我觉得人也是跟石头一样，你看每一个人长的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可能达到的成就和性格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有时候研究农民工子弟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群体未来是一个社会动荡因子，我觉得确实是这样。

 

即使在一些比较发达国家的，对于移民依然有很多的歧视，假如说在美国的话，你是一个非洲裔的或者是拉丁裔的，同时又没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可能你也会在这个社会里面感觉到你比较边缘化，甚至别人会说你这个群体犯罪率很高，素质很低。但是如果你把一个人当做一个石头的话，你整个感觉就会不一样。哪怕你感觉奇奇怪怪的人，他怎么从孩子一步步长大的，也许你现在在街上看到一个人是坐台小姐或者是一个小偷，或者在我们看来是一个素质不高的人，你觉得这个人很讨厌。但是如果你能够找到他小学时候写的作文本，你可能就不会觉得这个人讨厌，你会感到一种心里的莫名的感受，哪怕我们看到这个人是多么的跟我们不一样，他是什么样的环境塑造了他的这样的性格，这个是我们研究的一个核心的假设。

 

我们下面来展示一下我们关注的问题，法国2005年产生了一次很著名的“巴黎骚乱”，这个骚乱的导火索其实很简单，有一个小孩不懂事，可能闹一闹，然后被警察打了，后来愈演愈烈，最后成为整个社会的大动荡。一开始的时候，像萨科奇这些人都说这些都是街头小混混，不值得一提，但是后来整个是席卷巴黎，波及到法国的很多地方。但是你观察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法国移民的第二代，为什么是移民的第二代？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街头骚乱的这些年轻人，年富力强，工作情况不是理想。为什么移民的第一代不容易产生，虽然有很多的不满，那时候条件更差，没有产生很大规模的骚乱。这个道理其实我们也很好理解，法国这么好的地方，巴黎至少比北京、上海的条件还要强。

 

一个非洲的移民，法属殖民地，跑到巴黎来打工，住的再差，吃的再差，比他家庭里面，从小生长的环境里那种艰苦，他都觉得挺好，有什么不满意，法国也还对得起我，他会有这种感觉。假如我们设想，这个北朝鲜的难民跑到北京来，没有被我们的武警遣散，在北京落脚了。你们北师大的学生假如毕业了，我这个工作给你，一个月管吃管住，每个月给你发200块钱零花钱，你肯定不干，干这活，太不象话了。但是要是一个北朝鲜的难民，你要说我管你吃饱，一个月给你50块钱零花钱，你都谢天谢地了，真是太好了，来这儿就没有什么奢望，太棒了。但是如果他在这里生活，他的第二代感觉就会完全不一样。他的第二代和北京的孩子、上海的孩子生活在同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在这里一块长大，你看了北京奥运会，我也看了北京奥运会，咱们都是一样的。结果等到20岁，咱们要找工作的时候，你找到了工作，这些难民一看，法国人那么好找工作，我们找不到，他的这种情绪就很容易爆发，这种不公平感就非常明显。

 

这是不是歧视呢？也好理解，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在北京假如说我开了一个小超市，我现在招一个收银员，我招这个收银员我绝对不歧视，我就招人。结果有两个人来报名，一个人北京户口，街坊从小看着这个孩子长大的，来我这儿当收银员，肯定没有问题。同样一个人，长的一表人才，能力也没有问题，一说什么河南驻马店的，在这儿没亲没顾，在同样的条件下你敢招他当收银员吗？这是不是一种歧视的？这个歧视在哪一个社会里面都是一样，法国也是一样。法国从二战以后，经济开始飞速的增长，另一方面它的殖民地开始独立，有大量的人开始涌入法国，这个过程，从法国的五六十年代的移民潮，到它的2005年第二代移民成长起来，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那么中国开始社会的流动，开始有农村到城市的移民，或者说农民工现象，至少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也就是说，比法国大概晚了十几年、二十年，有这样一批人开始进入北京、上海打工。

 

最早的是盲流，就是农闲的时候过来，打点零工过去，当小保姆。后来渐渐长期在北京和上海工作，在这里谋生。那么这些人的孩子，很多是出生在北京、上海，他们的问题什么时候会在中国被注意到，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我先提出这个问题。

 

巴黎骚乱以后，法国的社会有哪些反思呢？法国号称自由、平等、博爱，结果你对咱移民来的哥们不仗义，怎么不仗义呢？你说移民群体被主流社会边缘化，得不到平等的教育和工作机会，尤其是在第二代身上，他们的感受更加强烈。法国是这样反思的，那么中国现在有没有任何反思呢？至少在国家层面看不到，我们的国家层面目前的主旋律还是中央政策亚克西。我们看这个亚克西的问题未来怎么样爆发出来。于是我们就开始涉及研究，从去年开始。

 

这是我们第一个阶段的研究，我们希望找到在北京和上海各500个打工子弟学校的小孩，是抽样，北京10所学校，上海10所学校，每个学校抽大约50个小孩，而且年龄段集中在10周岁左右的小孩。因为我们估计10岁的小孩差不多在这个时候是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开始形成的时候。我们从10岁的小孩一直跟踪起，如果我们能对样本群体跟踪5年甚至10年，我们就能看出来是什么样的经历会塑造他的成长。未来10年以后，我相信这些小孩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也许里面黑社会的也有，也许成为一个企业家的也有，也许做一些很不道德的职业可能也有。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追溯，是什么样的经历、成长环境使不同的小孩走上不同的道路？他们的经历和最后我们看到他的成长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这些就是在他们家庭里的照片，看起来肯定没有法国那些移民住的好，法国的北非移民都有政府跟他们盖的房子，上的都是公立学校，跟大家一块上学。你看北京一个家庭，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打工子弟的家庭。

 

我们现在看一看我们调查的问卷，我抽出一些调查的结果跟大家分享，中间体现出的问题。我们调查了在北京这500个小孩的出生地都在哪里，大家可以看出来，地域特征非常明显，其中41.6%来自于河南，河南人口压力比较大，当地就业情况不理想，所以河南人在北京是最主要的移民群体，接下来是河北、安徽这些地方。还有一个数字，10%的小孩就已经在北京出生的，也就是说10年以前他们的父母就已经来了北京，在北京出生、成长已经10年了。数字基本上是社会科学的内力，你调查出来的数字跟它的结构非常近似，虽然北京、上海离的非常远。在上海最主要的打工者群体是安徽人，也是基本上10%的小孩10年前在上海出生的。这个数字也基本上也完全一致，河南和安徽省。这是父亲的籍贯（PPT）。我们看看兄弟姐妹的数量，也是高度温和，基本上大约在80%左右都不是独生子女，而且还不排除以后还有其他的孩子，家庭规模还在增长。有很多二、三个兄弟姐妹的比例占的相当大。家中排行可以推算出来，大概10岁左右的小孩很大比例是老大，也就是说大概10年前，大家可以估计就是邓小平92南巡讲话之后那一批城市流动的潮流，来到这里，开始定居，安定下来以后开始在这里生孩子，或者说在这里打工几年以后，积累了一定的条件以后，比如说最早住工棚的时候，肯定不能把孩子、家里人带来一起同住。当他在这里有稍微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老婆、孩子从家乡带来一块住，租了一个很小的房子，大概有几年的时间功夫，大家可以推算。

 

我们曾经估计说这些打工子弟的家庭是一些破碎的家庭比较多，在我们做这个研究之前，会觉得这个家庭可能是单亲家庭或者说母亲在这里带着孩子，父亲在别的地方打工啊。结果我们发现，像这些家庭完整的比例数高，基本上都是比较完整的家庭。也就是说他们是整个家庭到北京、上海来，有长期居住的打算，我一家人就在这里过日子。那么普遍的和父母同住，跟兄弟姐妹，还有同辈人、父辈人，甚至爷爷奶奶都在这里。我们再看另一个（PPT），一个孩子的成长很大程度取决于他所成长中间交往的圈子。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圈子，亲戚之间的紧密程度，比如说假如是北京、上海的小孩，问这个问题，我们在今年会增加北京、上海本地户籍小孩的样本。比如说你问北京、上海的小孩，多长时间会去走一次亲戚，这个时间肯定比较长，城里人好像不是很爱走亲戚，但是你看他们这个群体，80%以上一周好几次走亲戚，这体现什么呢？一是他们来到城市打工工作生活，就很强的血缘的关系、亲缘关系，比如说一个人在北京工作干的不错，跟家里人打一个电话，北京人少钱多，快来，大家都来了，都是亲戚，这帮人相互帮助，在这里发展。另外也说明，他们的资源圈子跟交往的圈子，很大程度上是这样的一种群体。

 

我们看看职业，这个体现出很大的差别，我们接下来看这种差别对小孩的性格会有什么的影响。在北京最主要的工作机会，像个体零售业、手工业，什么叫个体零售业？比如说在学校门口削菠萝，卖一些什么东西。而在上海排名第一的是建筑工人，在上海的产业工人群体非常的突出。跟上海的经济结构有很大的关系，上海有很多的产业工人。我们看看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一致，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这两个数字都完全一样，小数点后头都一样，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都是母亲一方没有工作，这也说明这个群体的一种共性。但是又有个性，比如说在北京，母亲也是服务性行业、个体零售业比例最大。而在上海最高的是工厂的女工，上海现在很多纺织加工企业，有大量的女工。我们下面会分析不同的父母职业对小孩的世界观和成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这里有上海父母的收入的大概数字，因为有一些小孩很糊涂，或者说你问他父母挣多少钱，大多数10岁左右的小孩对钱的概念还不清晰，但是有一些比较清晰的，我问他回去把你的父母收入问一问，咱们不是税务局的，我们是研究需要。我问回来的结果大概是这样，平均收入在上海父亲是2千多，母亲是1千多，这个大概跟我们的预测是差不多的。但是这几个特别不一样的，比如说10多块钱、100块钱，我们说是不是瞎写的，他们说也不是瞎写的，这样人一般父母没有工作，可能是上个月干了什么挣了点钱，就属于没有工作的，但是这个非常少。我们看一下有些收入非常高，比如说有3万的，在北京也有，这收入不错啊，咱们北师大一般的毕业生是达不到这个收入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样的工作一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而且基本上可以算是小企业家的群体，一般是什么样的小企业呢？比如说收废品，在北京我这个小区垄断，我收费，这个收入是非常高的。而且有非常强烈的地方行会的特点，在北京北师大这一片收废品，我垄断了，这个是老大层干的事，这样成功的企业家在这个群体也有不少。

 

一般来说，比如说在北京，收废品的被河南人垄断，而河南垄断的还分一些区域，比如你是固始人，在北京东城区、西城区划了几个片区，就是你这个地方的人，你只能在这个地方收，你要到这个小区，别人把你打出去，是这样一个势力。在上海也差不多。

 

我们看一看收入的分布情况，从事个体零售业的，我们可以理解有一定企业家精神的工作，收入水平还是不错的，比如说父亲的工作，一个月3000多，在北京已经是一个中等收入水平，是一个不错的收入。女性的工作收入水平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比例基本上比男性低了快一半，这也体现这个群体的权利结构。我们看一看住房面积，记得我们前面看的那个，这些人来到北京，一个家里有好几个孩子，百分之好几十都跟其他同辈人、亲友一块同住，家庭的面积通常是多少？最集中的基本上是40平米，这40平米当然作为学生宿舍很宽敞，但是对于五口之家，40平米还是比较拥挤的。我们看到有几个数字为什么那么高呢？这个一般是在城乡接合部，在城乡接合部有的人是收废品的，这个面积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后面有两间房子住，前面有一个院子，这个院子我堆废品的地方，有200平米，有这样的人。在孩子的概念中，问他你们家有多少面积，他说我们家有300平米，这个是很牛的，当然这样的家庭也是高收入的家庭。

 

我们看这些小孩的零花钱，很不一样，小孩的零花钱的概念，很多小孩认为，尤其是产业工人，需要在外面吃早餐，需要在学校出一顿中餐，他们上学的地方离住地距离比较远，如果带上吃饭的钱的话，这些孩子一般每个月的零花钱至少也要100多、200，有的三四百的也有，最少的一个月几十块钱的，这个就是坐车的钱。这些小孩有的时候中午还跑回家吃饭，家里有老人烧饭，是这样的家庭。这个就比较独特的，你最近两年搬家次数怎么样呢？大家可以看到，大多数都搬过家。而且搬家的原因是什么呢？在北京最突出的原因是拆迁，就在我们刚调查完的10个学校，结果在过完春节已经被人拆掉两所。转学率45%，80%以上都转过学，像这样的，大概20%转学3次，这个小孩才10岁，小学3年级转学3次，那对他的生活是相当的不稳定。

 

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些问题，就问这些小孩，你喜欢城里的学校还是喜欢老家的学校，你看一条柱子代表北京的，一条柱子代表上海的，这个比例都差不多，基本上70%左右都说我还喜欢北京的学校、上海的学校。但是你们再看看北京、上海打工子弟的学校简直烂的不得到了。尽管这么烂，大家看后面这个原因，为什么喜欢北京、上海的学校？说学校硬件比较好，教师水平高，还有其他原因。唯一上学开不开心，不怎么开心，很少小孩说在城市学校里面上学开心，但是都说在北京、上海学校上学，教师水平高，硬件设备好。你可想而知，我们现在国家的政策还是在要求所谓照顾留守儿童，解决乡村义务教育。你可想而知，北京、上海那么烂的打工子弟学校，硬件水平比他们老家还是好。在北京的打工子弟的老师一个月工资大概800多块钱，这样的工资水平能招到什么素质的老师，可想而知。但是就这样他还觉得师资条件比老家好。

 

这个大家可以顺便看一下，课后有没有人辅导你的工作，有的比例不到一半，而这个数字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在上海老师给学生课外辅导功课比较普遍，北京比较少。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个数据是说，上海的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平均工资已经得到了上海市政府的补贴，比北京略高的这么四五百块钱，以次推测，上海的打工子弟学校里面的老师更加有责任心，课后还给学生辅导功课，这的比例比北京高出了一倍。我们看看做家务比例，这个就体现群体的特点了，百分之八九十都要在家里面做家务，而这个做家务不是一般意义上做家务，大家看看这个时间，最厉害的是一天做两三个小时，最起码也是一个小时，反正一天都做不了半个小时家务，这帮小孩10岁，你说谁家的孩子这么能干。

 

看这个数字，早晨一般几点钟起床，因为我们要分析大概生存状态是什么样的，反正我早上一般八点钟起床，这帮小孩平均集中早晨起来的时候是5点多钟，为什么起这么早呢？也很简单，比如说产业工人，父母要赶着上班，比如说做小买卖的，父母早晨六七点钟到菜市场出摊，父母出摊不能把小孩留在家里，锁上门，所以父母早上出摊前就要把小孩给送到学校去，或者让他自己坐早班车去学校。一般在北京，比如说早晨是菜市场6点多钟开始出摊，在这个之前，你算一下这个小孩要几点钟被父母拉起来。这个跟城里的小孩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数字就是说问他去过肯德基和麦当劳吗？为什么我们问这个问题，麦当劳和肯德基应该比较象征代表城市的生活，快节奏的，比较都市的、时尚的生活，这个比例都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十几，基本上4个里面3个小孩都说去过，而且还有一些小孩问的时候，你多长时间去一次啊，经常吃。

 

在这个里面有的可能是这样，有的可能是水分，他们可能觉得我去吃肯德基那是有面子，我们家有钱，每天中午去吃。其实你看他们的家庭经济条件，显然不可能经常去吃的。我们问他希望多久去一次，很多小孩都说一周去好几次，经常去吃肯德基、麦当劳，尽管我也觉得那个东西很好吃，但是跟小孩不一样。我们看这个，问他说你的身份认同是什么，你是不是北京人，你在北京也生活了这么多年，是不是北京人，在北京说是的比例1.6%，我们记得前面那个数字，大概10%出生在北京，但是我出生在北京，我不是北京。比如说你出生在纽约，你肯定把自己当成纽约人，但是你出生在北京不是。这个比例在上海高一点，在上海17%的人说自己是上海人，说我就是上海人。这个有两种假设，我们要去推敲，一种假设说上海更加开放，上海海纳百川，你来的人就是上海人。但是另一种假设，是说上海的身份歧视更强，比如说你在北京的话，大家好像对于身份不是很强调，你不见得一定要是北京人。比如说我在北京也很多年，刚才主持人介绍我说我是南京人，我也乐意把自己当成南京人，我们没有必要硬要做北京人。但是你在上海，如果你不是上海人，感觉就很别扭。哪怕你理解为卖身投靠也好，很多人更加迫切的愿望就是要成为上海人。

 

什么样的人算是本地人？我们就问这些认为自己是上海人的人，你说你是上海人，你为什么是上海人啊，你给我讲一讲。很多人都说我生活在上海，我主要生活区域在上海，我就是上海人，他是这么理解的。但是反过来说不认为自己是上海人的人，很大的比例说什么人算是上海人，说会说上海话，我不会说上海话，所以我不是上海人。

 

我们再看看这些圈子的社交，我们让他说，比如说这个小孩你今年给我说出三个觉得最好的朋友，我们看一下三个小朋友都是哪里的人。在北京数字高度一致河南人，这说明什么呢？河南人还和河南人交朋友，安徽人还和安徽人交朋友。他们的交往圈子高度的认同还是在自己的老乡群体里面。上海基本上一样，但是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也许是未来城市化的比较重点的突破点，在上海有29%，这是相当大的比例，说你最好的朋友是谁？张三，张三是哪里人啊？不知道。这就说明什么？他们交朋友的时候已经谈话了身份和地缘的属性，比如说我交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反正从小跟我一块玩，我从来没有问过他是哪里人，反正我们都在上海，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

 

我们问这个小孩在哪儿上网，这个上网的比例也是高度一致，大概到了10岁的小孩，81.8%都开始上网，但是上网的地方各不一样。在上海是在网吧比较多，在北京在家里比较多。这个体现上海和北京的两个地方的文化差别，问小孩两个问题，一个问题说，你理想的收入，就是你将来想挣多少钱，第二个问题，你觉得一个月给你多少钱你比较开心，就是够花了。结果我们发现，够花的比例差别的并不是很大，在北京和上海基本上什么样的钱够花，在北京小孩的概念中我有2千5，花天酒地，怎么花都够了，没有问题。在上海基本上2千够花了。但是你理想的目标你要挣多少钱，我不光够花了，我还可以光宗耀祖，我还可以给我爹妈花，还有家庭责任，这个北京和上海就完全不一样了。在北京这个数字非常集中的比较高，中位数是7千，我目标一个月将来怎么也得挣7千，很多人相当高的比例说一个月挣2万以上。而在上海的人，上海人比较务实，说你挣多少钱，说平均大概挣2千就可以的。这非常鲜明的体现出，来到北京和上海以后，这两个城市对人的性质塑造，这个好理解，北京人比较爱吹牛嘛，比较好高骛远，说你挣多少，最近做什么生意，做大生意，肯定都是这样。

 

我们问这些小孩，以后像做什么工作，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想做什么工作，第二个问题，你认为做什么工作最赚钱，最有钱。想做什么工作，这个很好理解，小孩们都比较崇拜教师，人民教师很光荣。但是北京的小孩是这个数字，我们以后要开公司，这个比例是相当大的，他们心目中开公司就是成功人士。北京小孩还有说当明星。上海的小孩说什么呢？专业人员比较多，消防员、警察比较多，医护人员比较多。上海的小孩想象出来将来想做的职业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现实的，北京的小孩当明星，开公司，都是比较牛一点。最不愿意从事的工作，最不想干什么，你看这个数字，北京的小孩最不想干服务性的行业，就是咱也是爷了，你让我伺候人不干。北京的小孩还最讨厌收废品，我们接下来还会看到为什么这些小孩会这样。上海的小孩最不喜欢什么呢？建筑工人，其他的也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职业，就不说了，工厂工人，就是产业工人。

 

觉得什么公司最赚钱，大家注意到这两个数据不一样，有一些小孩他觉得什么工作最赚钱，但是理想并不是做最赚钱的工作。但是有的小孩，未来的分析很有意思，什么样的小孩他的理想就是要做一份最赚钱的工作，可能有一个比较有企业家精神的小孩群体，有一个是比较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小孩群体。北京的小孩都觉得开公司、当明星最赚钱，上海的小孩认为开公司也认可，但是比例比较少，这体现上海的文化特点，做白领，都市白领，上海的文化氛围做白领最赚钱，在北京几乎太少了。上海小孩觉得我能做一个小生意已经可以了。

 

这个数据仅供参考了，尽管在城市里面生活，他们生存的这么边缘化，条件这样的苦，问他们说以后要在哪里生活，这个数字都完全一致，85%、86%，我以后就要留在城市。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的执政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准备的，从心理的准备到政策的准备都没有做好，就是这帮人你怎么办？不管有什么政策，他已经下定决心了，从小就说我就要留在北京、上海。原来我们老一辈人你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什么时候不想要了，遣散农民工。这帮小孩我就是在北京长大，我别的地方没有家，我就要在这里。

 

我们下面分析一下一个人认为自己认同的城市人，认为自己是北京人、上海人，跟什么样的因素有关？我们发现跟他的交往圈子里面，我们前面列举了你有3个朋友，中间有没有北京、上海的当地人，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分析的这个（PPT），也是高度的相关，事后我们做一下验证，我们本来推想的就可以知道是相关的。他的朋友籍贯和他父亲的籍贯基本上高度相关，基本上安徽人跟安徽人交朋友，河南人跟和河南人交朋友。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我们曾经设想有几个试一试相关不相关，比如说喜欢吃麦当劳、肯德基，跟你认同不认同城市，相关性怎么样？发现不大。有的人想回农村，他也一样喜欢吃肯德基，这个相关性不大。但是上网跟这个相关性挺大的，基本上上网的人更愿意接受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城市人。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这些小孩，什么样的小孩最想做赚钱的工作，就是你的理想是什么，什么最能赚钱，什么就是我的理想。你看这个比例比较高的是什么呢？当然个体户家庭是比较高的，企业家也比较高，还有什么呢？建筑工人，建筑工人的小孩非常想赚钱，服务性行业是比较高的。我们看到的数字怎么理解，什么刺激这些小孩在10岁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清晰的概念，我们要做最赚钱的工作，什么样的因素会影响，我们觉得因素很多，但是至少有一个是肯定的，他父母的职业和他接触到的群体。为什么说北京建筑工人的小孩非常想赚钱，北京在建筑工地抡大锤一天60，盖起来的房子一平米3万，给这小孩带来的刺激，不赚钱没有办法活啊，无地置身。至于服务性行业，就是父母有一方是服务型行业的，在北京特别明显，他特别想以后要赚钱，也好理解。比如说母亲在人家家里当保姆，一个月2千，一看有钱人这么生活，有钱人日子过的太好了，他受到这种刺激，他会树立人生标准，我以后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妈是给人家当保姆的，我以后不能干这个，我以后得做人上人。

 

我们反过来看，什么样的职业最讨厌？发现有相当的比例，这百分之几十已经不是能用凑巧来解释的，天底下这么多职业，我最讨厌的职业就是我父母干的那个职业，就说明这些孩子在成长中间，对他父母的人生就是不满意的，他父母完全能够接受。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为什么移民的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不一样，移民的第一代，我到城里来，我能找一个人家做保姆，一个月挣2千多，我相当可以了，在老家一年下来也挣不了那么多钱，他已经非常满足了。但是对他的孩子来说，他不能接受这样的一种生活。这个也是一样的，大家可以看一看。什么样的职业最糟人讨厌？在北京是收废品，收废品在北京收入也是相当不错的职业，但是这些孩子最讨厌收废品。还有当散工，散工就是那些没有固定工作，今天帮人家打打零工什么的，这个是很可以理解的。北京的孩子也很讨厌服务性行业。

 

这是我们今天的汇报，下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未来做研究要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我们前面讲了，说这些小孩从小都有远大的理想，树立了目标，以后就要在北京、上海生活，有的人说一个月要挣2万，要开公司，要当明星。现在这些小孩，虽然他们也有很多的心理烦恼和痛苦，但是基本上他的人生观都是积极向上的，你从他的职业选择里面看，都是以后我当教师，我当警察，我当科学家，跟城里的孩子差别不是太大。但是当他们的目标，我们再预想，现在他们小学4年级，到什么时候他们开始觉得他们的理想跟现实给他们提供的机会会产生碰撞，最简单的碰撞，就是学习机会。比如说你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小孩，以后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这意味着什么呢？你得回你原籍，而且回你原籍，你在北京受的教育跟原籍又对应不上，高考题也不一样，所以绝大多数的这些小孩没有高考的机会。没有高考的机会，怎么当科学家？怎么当警察呢？当教师呢？这些人生理想到时候就会遇到挫折。再有一些小孩说以后开公司，挣2万，这些到什么时候会产生挫折呢。

 

那么假如说是一个城市的小孩，比如说一个北京小孩，开公司不是人人都能开的，城市的小孩靠着爹妈找一个工作，一个月挣几千，家里有房子，没有什么可着急的。但是对他们来说，如果他们在未来，家里也给他压力，自己给自己的期许，如果梦想在什么时候开始被现实所击碎，那个时候他们的性格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他们会怎么适应这个条件。最后的歧视，我们的这个国家虽然每年春节晚会都表演一遍中央政策，但是在北京这个群体已经30多万或者50万了，上海也是这样规模的群体，基本上相当于一个小国家的群体，有没有为他们的未来做任何政策上的准备？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点所做的工作。我想请大家和我们一起讨论交流。

 

主持人：感谢老师跟我们分享，刚才老师通过法国巴黎的骚乱引进了流动儿童的一些探讨。下面是提问时间，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困惑一起交流交流。

 

提问：你刚才说打工子弟的小孩以后不能参加北京的高考，现在调查他们可不可以上高中，他们到北京的高中，然后参加高考。

 

郭宇宽：情况是这样，首先他们这些孩子天然的跟北京孩子的差别在于，基本上都不会英语，在北京上小学的孩子，很多上初中的时候英语就不错了。但是他们虽然都有英语课，英语老师都不会英语，所以上了10年的英语课基本上能把ABCD认全就不错了。这个在参加考虑的时候有天然的不一样。另一个现在的高考制度，我们就不说他不会英语，就算他家里有钱，请了家庭教师，或者交赞助费，未来送进了北京当地的学校，也是不会英语。他们到了高考的时候不能享受北京小孩的待遇。你们大学生都知道，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过一个统计，是去年数据统计，以单位人口来算，在北京和上海的话，基本上每1.9万人左右，可以有1个小孩考上北大和清华。在河南大概30万居民才能够有一个居民考上北大、清华。

 

你在北京能考上北大、清华的小孩，如果你不幸投胎在了河南或者说安徽，或者说江苏、河北，或者说各种地方，基本上你能考上郑州大学已经非常不错了。这就是中国高考制度性的不公平，就决定了他们本来起点就低，而且更加不公平。所以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况，大多数这些小孩一旦到了初中的时候，就还是考虑要么跟着父母打工，要么有一些条件好的可以上一些技术学校。那么我们常规的解释都说，教育的职能是使社会阶层能够有上升的通道，能使社会的每一个群体都有机会，但是至少在北京和上海，我们调查了解的这些农民工的孩子，教育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重复那个阶层再生产，基本上你是一个农民工的小孩，你跟北京、上海的小孩相比上学的途径非常小，你不可能以他们的那种上学途径去上学。比如说你在北京，你投胎投的好，投到北京了，反正不怎么费力考上一个名牌大学，然后找了一份工作，像这样的上升途径不存在。

 

提问：老师你好，我有一个困惑，你刚才提到北京、上海的小孩更加希望未来继续在城里生活、打工，我不知道你的调查里面有没有涉及到，为什么这么选择，或者你有没有一些鲜活的例子。

 

郭宇宽：这本身就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这些小孩我们有问题就问他，你在北京、上海生活的开心不开心，有很多的比例都说不开心。说我在北京、上海活的不开心，问他们为什么呢？周围的生活环境可想而知，跟贫苦区差不多，杂乱，问他们说生活边上能有公园吗？没有，不可能有，边上就是垃圾堆，就是收垃圾。这样的成长环境很不快乐，但是即使这样，你问他说以后要不要回老家，还是不愿意回。这也是我们未来要求解的一个问题。

 

提问：我想问两个问题，对你研究的方法非常感兴趣，因为你提到调查孩子们的住房面积等，这些概念都比较抽象，对孩子来说通过哪些手段来传递具体的信息和内容呢？第二个问题，比如说孩子们回答不太真实的信息，比如说吃麦当劳的次数这类的信息，怎么来验证它的不真实性，对你的研究提供更可靠的信息呢？

 

郭宇宽：你说的第二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中间我们只是需要知道他的态度就可以了，比如说你问他喜欢不喜欢吃麦当劳，平时吃没有吃过。哪怕没有吃过，但是他回答吃过，这至少态度是非常清晰的，他认为我说我吃麦当劳是很有面子的，这玩意时尚，我喜欢。甚至有的小孩，他穿一个假名牌，你问他说这是不是假的，他说真的。我们并不是要搞清楚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要搞清楚的是，他对城市生活，对于一些时尚符号的态度是什么，这个已经我们搞清楚了。

 

你说问题比较抽象，比如说认同这个问题，像我今天的总结，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他的社会身份认同确实很抽象。但是我们提炼这个概念所依靠的问题基础，对这些小孩来说都是非常具体的，他的认同其实就决定你的身份认同是什么？他肯定傻了，他不会回答。但是你问他，你是河南人还是北京人，他肯定告诉你，他这个概念非常清楚。甚至有的人告诉你，比如说有的河南小孩，你问他你是河南人还是北京人，说我不是河南人，也不是北京人，我是固始人，是河南的一个很大的县，这就体现了他们对于认同的概念是什么。

 

再比如说，他的认同也是体现在，你要问他说北京和上海笼统的喜欢不喜欢，他们说不出来。你问他说，周末去什么地方比较开心啊，他会说上海的什么外滩，去了一次真好，说北京的动物园去看过，太好了，这个就反应他们的认同。所以我们对这些小孩的问题，肯定是在他小的时候是非常具体的。有一些更加抽象的问题，比如说他怎么理解正义，怎么理解公平，或者说我们在明年、后年的中间会体现出来，当这个小孩开始产生朦胧的爱情，我们会问他怎么理解这个，都会有专门的涉及。谢谢！

 

提问：比如说住房的面积，我到现在对多少平方米还不是很清晰的概念，这样的话调查是孩子还是他的家长？

 

郭宇宽：调查孩子，有的情况让孩子回去了解。我想问一下你是什么家庭背景？你为什么会对现在家里住房面积还不了解呢？

 

提问：我小时肯定不了解，现在还凑合。比方说90平方米或者100平方，不是特别清晰具体的概念。

 

郭宇宽：一种可能是我们过去学过机械制图，有的人天生空间想象能力比较差，我对空间没有概念。还有一种，是不是你从小生长的环境房子比较宽敞。

 

提问：我生长的环境是两种，一种是老家特别大的院子。

 

郭宇宽：你如果是在老家生活的那种环境的话，确实对住房面积不敏感，因为你问那些农村孩子说家里多大面积，他确实说不出来，好大一个院子，他只会说有两间还是三间正房，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你在北京、上海生活，你对住房面积会非常的敏感，小孩之间都会相互比，说你家有多大，我们家有多大，这是一个成长环境塑造的。

 

提问：我还有一个很好奇，刚才你提到，孩子们说在北京、上海生活的不开心，我想知道，如果跟当地孩子比较的话，这种不开心是普遍存在的，也许他们都觉得学习压力太大，所以这种不开心。

 

郭宇宽：有可能。

 

提问：你问那些孩子去没有去过麦当劳，其实他们没有去过，也会觉得去过，这是不是一种虚荣心？他不是说从农民工子弟这种心态去回答问题，可能就是这个年龄段孩子的一般心理特征。

 

郭宇宽：一般的孩子心理特征肯定是有的，比如说小孩都有虚荣，但是虚荣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你问农民工子弟的小孩说去没去过麦当劳，没有去过说去过，那已经是虚荣了。你问一个北京、上海的小孩，他绝对不会说觉得去麦当劳是一种虚荣，太普通了。你要问他说，去没有去过凯丁斯基吃饭，他没有去过，他说他天天去，那叫虚荣。你爸开什么车送你上班，明明是骑自行车送他上班，说我爸开奔驰送我上班，那叫虚荣。这种小孩的心理结构，我们的基本研究假设是，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小孩的心理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不同的环境会塑造他们不同的观念。

 

提问：你说这个研究是追踪研究，像上海和北京各500个，怎么保证能够追踪下去，因为我觉得流动性会增加难度？还有一个问题，你这个课题是监督流动儿童的生存状态的分析，是吗？

 

郭宇宽：不完全是。

 

提问：想问一下你对这个生存状态是怎么看的？具体的指标是什么？

 

郭宇宽：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你说那个指标是什么，我现在没有清晰的指标，因为我们在不断的研究中间，都会发生新的问题。我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想搞清楚，这些小孩是怎么成长，他现在的成长过程会和10年以后我们看到这个小孩长成的样子是什么因果逻辑关系。我无法在现在设计出指标来，这就是我们社会科学的魅力，好的研究应该让你觉得最后看到的结果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为什么说是意料之外呢？就是你最初的那些假设，可能最后发现成立不了。你最后得出来了的结论跟最初的假设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一解释，又觉得是情理之中。这就是社会科学逼着你最后通过实践以后，颠覆你原来的假设。如果我们在几年中间，每一年我想我们关注的重点都会转移，都会变化。我们没有从一开始设定一个特别具体的指标或者说研究规划，但是每一年的推进都会不一样。

 

但是这个可能也就是这个研究的魅力所在，因为有的东西确实以我目前做的文献跟踪，国内对于农民工子弟的研究，还没有提出很详细的和好的样本，或者说在有一些问题上跟我们一些启示。我们觉得有一个好的研究典范，是美国在大萧条年代，有几个社会学家做的大萧条的孩子，但那个研究样本原则上没有我们这个大。回到你的第一个问题，你说靠什么能使1000多个小孩一直跟踪下去，可以说非常难，这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要做到，第一个最简单的，花钱，这个资金得保证，所以我搞这个最累的就是筹资，到处去筹资。第二个，我们做这个实验，我们带着研究小老鼠的这种态度，好像这是一群小老鼠，你和他们之间没有建立感情。在这个研究过程中间我们研究团队，像北京、上海的这些同学，还有一些志愿者，都和这些小孩建立一种信任和默契。同样做一个调查，如果让这些小孩认为你就为了搞课题，把我当小白老鼠看一看，他会觉得跟你没劲。

 

但是我们的这个研究，让这个小孩觉得有一些人在关心他们，对他们的生命有一种关注，那他会乐意接受。那从技术上来讲，我们调查中间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我们除了调查你现在在这个班，在这个学校，我们还要调查说，问清楚你老家的通讯是什么，你父母的手机是多少。现在有一些小孩已经开始上网了，我们还要问他说上网的QQ号码是多少。这就最大限度的保证了这些小孩未来能够继续跟踪，当然跟踪成本会非常大。到目前为止，我们看的做的文献，那些社科院搞的这些课题里面，能够把这个群体跟踪上两三年的还非常少，这也是我们的挑战。谢谢！

 

提问：谢谢你跟我们的分享，我本来也准备了两个问题，第一个他问了。另外一个，根据你的调查，你觉得我们政府应该改善他们的京沪两地的生活环境，还是改善他们在家乡的生存环境，吸引他们父母回乡工作，这样对他们成长更有利？

 

郭宇宽：我觉得现在是我们最主流的一个政策争论，而现在在政策方面的主流意见其实是非常愚昧的，还是在力图让这些人回到家乡。但他们又说的非常暧昧，说我还希望你作为城市劳动力，比如说北京需要保姆的时候，我说你来吧。但是你要说我在你家做保姆，你的孩子上小学了，我的孩子也要上小学，这时候就表现出特别虚伪的一面，我们来建设新农村，我把农村小学建设好，你回农村上小学去吧。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政策目前只想从移民中间把他们当作一个劳动力，当作一个可以暂使的一个东西。而且现在很多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脑子也非常进水，是站在这个立场上，还在大声疾呼说要改善家乡留守儿童的教育条件。这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讲不通的，人家父母已经到北京、上海来了，都在这儿工作，你的意思说改善家乡的教学条件，还让孩子在家乡读书，这叫什么事？这讲不通啊。

 

像你说的改善北京、上海的生活条件，我倒不主张改善北京、上海的生活条件，因为生活条件这个指标是很难说的，改善到什么算是公平？你总不能说给每个人发一套房，法国是这样的，跟你盖一些廉租房什么的。但是你给人家这样的房子人家还是不满意啊，最关键的，我觉得这种救济不是生活福利上给点什么，而是权利救济，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公民基本人权有哪些。我在北京、上海工作这么多年，有的在北京、上海纳税，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跟北京、上海人在一起受教育，为什么中国高考制度、升学制度要像所谓的北京、上海户籍的这种特权阶层倾斜。那这些问题我觉得是最关键的。

 

那些其他的，现在这种主流的政策走向，我们要大力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有一个背景要知道，中国的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中国的劳动力，连政府也想的非常明白，如果中国比如说有7亿农民都在农村的话，人人都得饿死，都靠农业来生活的话，活的跟大跃进的差不多。人均一亩多耕地、两亩耕地，你怎么能够容纳劳动力在那儿。你一个人，哪怕你是大学毕业生，你再大的本事，你们家的责任田就两亩，你能够折腾出什么效果来？中国的唯一道路，就是要使农村劳动力大量往城市流动，像工业，像第三产业流动。然后把农村的土地能够变的更大，比如说你一个大学生回去，我家里有50亩地，这个可以搞搞农业了。

 

提问：我想政府可以让他们的家乡为他们的父母提供就业机会，改善他们在那边的工作环境，然后吸引父母回家。

 

郭宇宽：你要这样想的也很好，有的地方可以。这其实就是说进行小规模的城市化建设，你城市化别老是发展北京、上海的这些大城市，你重点发展二线城市，你把一些小城镇城市化了，这个在全世界都是这样。但是中国为什么不能这样？因为中国是中央集权体制。在上海和北京生活成本如此之高，同时自然条件也不好，北京现在缺水，把河北的水都抽干了，为什么大家都要往北京来？为什么不能把河北发展的好一点？这就是中央集权体制的作用。但是我们的政府是这样的，我不给你批指标你就不能发展，你有很多的地，北京的房价这么高，河北那边1000多块钱一平米，这么便宜，为什么不去那儿发展？政府不给你批指标，你就发展不了。

 

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得所有的资源都必须向北京、上海来集中？明明已经不经济、不划算了。如果在飞机上看一些城市，都是一个大城市带动很多小的卫星城，一个城市群，中国为什么不行啊？在北京一定要修五环、六环，最后修八环，一直全部圈到中心。这是中国的权利结构决定的，我们的中央集权体制就造成了资源的分配要从中央向地方分散。等北京修成50环以后，基本上全中国就天下一片恐慌。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都是空口白说，你说我们去发展中小城市，整个废话，这不想发展。那边地这么便宜，工业为什么不可以去投资？为什么不可以在那边搞房地产的？把那一片都开发成别墅，不是很好嘛，但是不行。我们中央政府不能让你们随便发展。

 

提问：我想问一下，中国对这些问题的改善方面，最重要的还是要依靠这个层次人自身素质水平的提高。在现在这种状态下，政府、社会怎么做才能够把农民工的水平提高？但是该怎么做呢？

 

郭宇宽：我其实不同意这种话语，说这么大一个群体素质水平不是很高。

 

提问：我们现在看到的流动儿童，他们受到的教育的确没有当地的孩子受到的教育好，起码在硬件设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他受到的教育对于孩子的成长是很重要的一点，他们在以后走上社会以后，这必然就成为他们的弱势，现在我们可以做什么？政府、社会，包括我们应该做什么，改善这种现状？

 

郭宇宽：最根本的要改善这个现状，大家要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唯一的出路。很多人觉得好像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讲政治，其实政治关乎到一个人的福利。为什么我前面讲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所有权利资源都是中央集权的体制，所有的地方办的最好的小学一定是领导干部的儿子所上学的地方，比如说北京的史家胡同小学、景山学校，那教育资源太好了，但是普通老百姓一定是接触不到的，用纳税人的钱办的教育，最后在为特权阶层服务。在现在这个社会，短暂来说，5年、10年很难变化，但是要做一些力所能及。所谓力所能及的，比如说“农民之子”（北师大学生社团），我们现在是农民之子了，很关心农民，现在中国对农民的关注我觉得这几年来比前几年要改善很多。

 

比如说农业税全免了，这确实是一些福利，比前几年进步很大。但是我们现在又说了，一个边缘的中间的，而现在人口基数不比部分农民少了，中国的外地务工人员，就是以农民的身份到各地务工的人员，至少有4、5亿这样的规模，很大一个群体。但是这样一个群体，比如说在北师大也没有一个“农民工之子”，我觉得以后到了一定时候，至少发展出一个“农民工之子”。那么我们的政策部门应该对应的专门对这个群体呼吁，专门对这个群体服务。我们的支教，现在很多支教还是注意力集中在农村，有的大学甚至说把大学生派到农村当什么村干部、村支书，这是很无聊的事情。你就在城市边上，眼皮子底下都不做。最简单的大学生支教，现在大学生就业这么难，北师大毕业的学生，国家拨款，一个月给你两千块钱的工资，你就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当老师，对于国家来说这个钱也没有多少啊。

 

提问：现在北京很多地方都把民办打工子弟中学的学生转移到了公立学校当中，你有没有调查过这一部分的学生？

 

郭宇宽：这个主要还是媒体的宣传，大多数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很难进正式的城市学校。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从幼儿园开始就能够在北京上城里的幼儿园。比如说北师大幼儿园，周围的农民工子弟也能来上，这一步都跟不上，到了小学，尤其是像我们调查的10岁左右的群体，他跟城市的孩子已经差别太大了。你可想而知，如果今天把你们几十个小孩转学，给你们受好教育，转学到北师大附小，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他们在这个班上一定会受到最大的歧视，这个社会的势利一定会影响到小孩。这些小孩普通话不标准，长的又土，习惯了没有城市人那么高雅，从小接触的文化环境也没有听过什么歌剧，看过什么的，见的世面也小。你可想而知在一个班上上课，小孩欺负小孩，那对小孩来说是最厉害的。最后这个小学会成为什么呢？我在纽约的时候听过这样的故事，纽约不是移民城市嘛，有很多移民聚集的地区，这一个小学里面有一半是意大利的小孩，有一半是爱尔兰裔的小孩，结果小学你就分一大帮了，这一帮人打那一帮人，所以也很难。

 

提问：你的调查当中有包括这一部分人吗？比如由民办的转到公立的。

 

郭宇宽：我们在前期调研里面找到了几个样本，很少有在那样的学校里面能够坚持下来上课的，有的家长转学去，可能一两个月就呆不下来，就回来了。最后会成为一个什么学校呢？比如说北京有一个郊区的学校，因为城市规划，那一边已经招不到学校了，一个废弃的学校，政府就说，现在这个学校招不到学生了，我允许你现在招打工子弟学生。其实那样的话，又成为一个新的打工子弟学校，还是农民工的小孩和农民工的小孩在一起，城里的小孩和城里的小孩在一起。

 

提问：我先说一下我刚才听的感受，你从打工子弟开始说起，比如说从小村庄长大之后，就进城务工，很大的动力是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到了现在，有了一代人之后，他们第二代人再来一些主流城市，比如说北京、上海，遭受很多不公平的待遇，或被边缘化，或教育、就业的不公平，导致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很多的社会矛盾。这时候你所说的这些问题，归宿于体制，把问题升层到体制那个层面了，但是体制这个层面，因为现在说既得利益集团嘛，你要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肯定要触动一批利益集团，你不改的话，这样下去又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你改的话，现在既得利益集团又很难触动他嘛，你认为这个问题的结在哪里？

 

郭宇宽：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我能回答的，确实是很多我的同志们、朋友们，可能是我们这些年来都在思考的问题。而且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能够涉及的，比如说像巴黎的骚乱，人家法国人对这帮子移民是够仁义的，好吃、好喝、好福利，失业金给你，还给你安排房子住，安排你上学，这么好的伺候者，真是把你们各个都当爷，这帮人还要骚乱。而这个骚乱之前，对于生存在法国的那些知识分子，那儿政府的政治家都没有预感，这个东西不是可以推测出来的。但是事后的一些总结，很多想想，原来这个问题早已经存在了，一直是这样挤压很久了。那么我们今天中国之所以现在农民问题也是一个显学，人民大学都搞三农学院了，都搞出这个来了。

 

而对于农民工问题，绝大多数人没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现在的问题不是像你说的，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停留在怎么使社会认识到这是一个问题。我想如果说大家都认识到这是一个问题，有动力和压力机制，咱们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都能够解决。你想文革搞了这么多年，咱们中国人都能够走出来，这些问题都好解决。

 

谢谢大家，我觉得时间基本差不多了。

 

提问：我提最后一个问题，如何通过你这样的方式，使现在这样的孩子更快的受益？或者如何通过你的调研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呢？

 

郭宇宽：就是把我们的调查结果，通过各种途径向社会传播。

 

提问：随时性的吗？

 

郭宇宽：每一年都会做。

 

提问：就是说做一段时间就会及时的把这个信息…？

 

郭宇宽：因为我们调查是一年做一次，我们设计问卷会拖很长时间，但是调查一年就是一次调查，然后最后一些项目分析出来，我们以后会更多的影响政策。

 

提问：这样的话，让他们所在的那个群体获得改善的周期性会不会太长了一点？

 

郭宇宽：肯定很长，而且我们最擅长的不是马上改变这个群体，最简单的，比如说我现在手里一共有20万课题费。我现在调查1000的小孩，我直接一个人发200块钱，马上就改善了。但是这不是我们的长处，我们所做的长远意义应该超过这些。谢谢！

（本网站在发布时稍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