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重新走近这个让NGO再熟悉不过的垃圾议题，里面竟是别有洞天。尽数环保NGO所涉足的领域，垃圾议题已经成为难得的可以自下而上进行社会建设的平台。如今，垃圾分类不再是NGO小众的自语，而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公共话题。如果说早期的垃圾议题具有环保启蒙的教育作用，而现在则是一个容纳多重意义的舞台和平台。垃圾问题得到社会各方更加积极回应，NGO在其中必须有自己的角色。面对新的社会需要和期待， NGO需要重新厘清自己的行动方向和角色定位。

2009年1月的一天，北京六里屯的一位居民一大早就打电话给自然之友，希望在当地居民反对建立垃圾焚烧厂的抗议中，能得到自然之友的帮助。当时恰巧接电话的自然之友调研部主管张伯驹还记得，等到放下电话，同事们已经去吃午饭了。谁也不会想到，四小时的通话对一个人，对一个机构意味着一个改变的契机。

环保组织对垃圾议题熟悉又敏感，因为在中国，拾垃圾是民间环保组织起家的“老三样”之一。这个电话让张伯驹意识到垃圾问题的重要和迫切性。六里屯的这位居民还说，找了好几家环保组织，但回应几乎都是同样的意思：“最好别找我们，你们的事情政府不愿意，我们对你们提供帮助，对我们也不好。”这句话让张伯驹心情异常复杂和沉重。他说，如果NGO让一些对环境议题已经开始有所行动的居民失望，自己都觉得说不过去。

早在2007年六里屯居民反对建焚烧厂的时候，他们就联系过自然之友，而自然之友当时并未做好回应的准备。《光明日报》记者冯永锋说，自然之友当时的总干事将资料转给了他。

2008年自然之友在做机构战略规划时达成一个共识：要在未来5年，回应现实问题，对一些重要议题要深度去做。垃圾就是这样一个值得去做的重要议题，但具体到环保NGO如何回应垃圾争议，经过反复讨论，垃圾分类最终被选择为一个突破口。在当时的复杂背景下，六里屯的两个小区成为自然之友推广垃圾分类的试验点。但自然之友并没有和居民一起走上前台，推动六里屯停建焚烧厂。自然之友对此的解释是，业主反对焚烧有其自身利益，也有公益的成份。但是自然之友是会员或者更大的公共群体的代表，而不是只代表一、两个小区。所以，自然之友并不直接参与反对建立焚烧厂的行动，但可能会在更大的尺度上有所介入。这种解释即使合理，也遮蔽不了中国NGO无力直接介入这类有争议活动的现实。

重提“垃圾分类 ”

乍看“垃圾分类”这几个字，也许业内不少人会有审美疲劳之感。从1996年开始，北京地球村就开始在北京倡导垃圾分类，廖晓义、李皓是当时的旗帜性人物。10多年过去了，环保组织在北京推动的垃圾分类即便不算失败，也已式微。今天重提垃圾分类的意义在哪呢？

相比当年，垃圾分类不再是NGO小众的自语，而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公共话题。如果说早期的垃圾分类具有环保启蒙的教育作用，而现在的垃圾议题则是一个容纳多重意义的舞台和平台，垃圾分类目前已经成为各个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居民和NGO都可接受的话语。当下各地政府推动垃圾分类的核心动力来自垃圾围城造成的日益紧张的垃圾填埋和全国不断的垃圾焚烧争议。被认为是“主焚派”的清华大学的聂永丰教授称，“靠垃圾分类减量，是好的国外理念，但我们忽悠的多，真正做的少”，这也是各地建焚烧炉的说得出来的最大理由之一。

 关于垃圾问题对生活乃至社会的重大影响的预见，廖晓义早在1997年发表的文章  已经说得很明白。她写到，1957年中国已经实行垃圾分类收集。20世纪70年代初，一位在北京生活了3年半的美国妇女路易斯专门在自己所写的见闻里写到北京的回收系统，见闻发表于1979年。当西方国家大量垃圾除了填埋、焚烧，找不到更好出路时，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国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完整的回收系统，生活垃圾不仅为工业提供原料，还为农业提供饲料和肥料，连西瓜皮也送去喂猪。

然而，环境NGO早先的预见和奔走推动并未引起多大的改变。只有垃圾快要堵住家门，旧填埋场几乎寿终正寝，焚烧炉似乎成为一个最后选择的时候，社会公众才意识到，垃圾问题是关乎自己的房产价值和自身健康的大事。但是，当NGO乃至社会各界重拾垃圾话题的时候才发现，那么多年以关注垃圾为旗帜的不少NGO，更多的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多少实践经验可以拿来用。大乘巷1号院是北京地球村最早开始推行垃圾分类的三个小区之一，即便在这个全北京公认做得最好的社区，家委会主任崔湘文也承认，“一年只做五六次厨余垃圾收集与清运，主要是为了做宣传，平时则（垃圾混装）不分” 。去过两次大乘巷1号院的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的陈立雯却说，事实上，这个小区一直在坚持垃圾分类，只是在运输时垃圾被混装。

提到以往NGO推动垃圾分类的失败原因，几位环保NGO人都说太超前了。 陈立雯说，以前中国对垃圾的处理基本上是野埋，正规的垃圾填埋系统从1990中期才开始，比如北京阿苏卫的垃圾填埋场是1994年开始建的。这些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出现了垃圾围城问题，并蔓延到二三线甚至县级城市，才使垃圾问题的迫切性凸显为全国各地的共同的问题。另外，中国的垃圾分类重点与国外不一样，发达国家垃圾分类重点是回收再利用，而中国六七十年代已经解决了回收系统的问题，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混合垃圾处理的困境，其中厨余垃圾占普通居民家庭垃圾量比重较大，若不分类的话，后端的一系列运输和处理都将面临很多的困难，但目前尚无现成的经验可以拿来借鉴。

垃圾减量的一次实验

要想从基础上瓦解各地上焚烧炉的“大跃进”，首先得让垃圾减量成为可能。“垃圾减量从垃圾分类开始”已是共识，但以往的问题依然存在。分类只是垃圾处理这个链条的前端，在其他环节上配套系统并没有跟上，例如，在清运环节如果不分装垃圾，即使小区居民进行了分类，还是被垃圾车混合装走。这也是早年环保组织在社区实验失败的原因之一。

现在，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早年在广西横县的实验被重新检视和关注。相比北京的垃圾分类实验，横县实验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的系统工程。1993年该学院中国项目组到横县做综合农村教育项目，实施卫生保健、环境教育培训。前期对农业技术人员和环卫工人进行培训，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这些工作为横县后来的垃圾分类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也有助于协调机制的建立。

当时，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横县县城城区建设面积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加，生活垃圾的产量也以每年8%～10%的速度递增，垃圾问题愈发严重。1999年，县里有关部门提出垃圾问题亟待解决，但那时县里连个临时的垃圾填埋场都找不到。于是，乡村改造学院组织政府相关部门到菲律宾参观、学习。横县是农业大县，果皮在垃圾中占了很大比重。根据这个具体情况，乡村改造学院建议对该县的垃圾进行干湿两类分类，这样垃圾中的70%～80%分出来用于堆肥， 如按未分类时的垃圾量设计，一个使用期限为10年的填埋场，实施分类后该填埋场使用期限约为40年。也就是说，40年内，少投资3个填埋场建设的费用，效益十分可观。

这个项目一开始就是与地方政府合作的，当地环保局、教育局都给予支持，环卫站不但上门宣传，手把手指导居民，还设计了一些激励机制，比如给居民户贴红花，奖给日常用品。试点的两街居民户中，85%～90%干湿分类都做得很好。同时，也推广到学校、宾馆、酒店。

在下一个节点上，项目方一度尝试建立一个企业与公益结合的模式，借助市场机制解决厨余垃圾的模式。项目方找到一个当地残联支持的复合肥厂，提出将大部分垃圾用来堆肥，堆肥盈利5%作为环保基金。这个支持残疾人就业的企业看到了有机肥的市场前景而进入这个链条，可谓是双赢的模式。堆肥的下一个环节是进入农业。项目方在大头菜、茉莉花地里做实验，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从2000年启动垃圾分类到2005年结束，项目完成了分类、收集、堆肥、农用的系统建设。其中收集环节最为关键。2005年项目试验告一段落后，没有了外部支持，当地开始自我运作。2010年当年的参与者再次去回访，发现居民已经养成分类的习惯，但是5年来没有外部推动，分类的质量有些下降 。

当年横县项目的重要推动者、乡村改造学院中国项目负责人张兰英说，这个项目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前期的宣传教育很重要，相关各方也要通过有效的协调和沟通达成共识；在建立垃圾分类收集技术处理系统的同时，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垃圾分类处理的管理系统。 在项目实施中，充分发挥了政府、民间组织和私营企业的不同角色，实现了优势互补。

行动才是王道

横县的经验让人对垃圾减量的可能性有了信心。2009年，自然之友在垃圾问题上的策略是“搅动”。负责人李波和他的同事们利用自然之友这个环保NGO先行者的位势，在多种场合说垃圾问题，对各地的NGO说，对基金会说，对媒体说。

2010年，包括基金会在内的几家核心组织开始在垃圾领域加大推动力度，希望通过一系列的经验交流、能力建设及支持工作，和各地民间组织共同提升对于垃圾议题的认识，促进各地本土行动而不仅仅是口头的倡导。为了鼓励更多的组织参与进来，自然之友和SEE基金会还联合设立了小额基金支持各地环保组织介入垃圾议题。

2010年3月，SEE基金会和万科公益基金会与自然之友邀请全国十几个省、市的环保组织来京研讨如何回应垃圾挑战；2010年11月，在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办的杭州环保年会上，又专门设立垃圾专场论坛；垃圾议题重新回到了环保NGO的视野。

现在，全国有10多家环保组织和社区组织参与垃圾领域的工作。为了避免以往的活动经常局限于展览、培训、讲座等宣传形式，这次重新出征，大家特别强调“做”而不是“说”。 虽然还不敢说NGO完全脱离了以往只说不做的局面，但是垃圾分类、垃圾减量和处理的行动已经在全国很多地方铺开。其中，在前端的、针对具体的垃圾处理的，北京有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环友公益在做包装物处理方面的工作，绿色之星环保人合作组织“主攻”废旧电池回收处理。在去年的杭州会议上，电子废弃物行动网络（ECAN）对外宣布成立并开始行动。绿色和平是环保组织中较早开展电子废弃物工作的组织，当年团队中的两人现在也是电子废弃物行动网络的成员，绿色和平在广州活动时，培养了当地一家年轻的组织——广州绿E，现在这个组织也很活跃。西南环保组织绿色昆明也可能介入电子垃圾项目。

另有一些组织在做与垃圾有关的环境影响调查。湖南、黑龙江、福建等地的组织做填埋场的环境影响，绿色潇湘针对垃圾场的位置、现状、处理情况以及对周围群众的影响对固体废弃物处理场进行调研。中国资深的环保组织绿色江河在青藏线进行环境调查，重点集中在沿线集镇垃圾及厕所粪渣，调查报告提交到西藏自治区、青海省政府、铁道部、国家环保部，国家由此建设两处垃圾填埋场、三座垃圾中转站。在垃圾的清运、资源回收环节，安徽的芜湖生态中心重点关注拾荒者。在垃圾议题重新回到公众视野的时候，拾荒者本是一个重要角色，但却经常被人遗忘。随着城市因扩张导致可能的限制政策，拾荒大军在城市里的生存将越来越难。环保NGO担忧垃圾后端的工作将来会面临困境，因此，芜湖生态中心对拾荒者的特别关注也有了特别的意义。此外，芜湖生态中心还建立一个垃圾信息网络，做一些翻译和传播工作。自然之友也建立了一个在线的资料库，名为零废弃网站，这也是对“主焚派”声音的一种平衡。

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和自然之友合办的“垃圾学院”在垃圾领域的定位比较特殊。垃圾学院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公众讨论、汇聚人气、发布声音的平台，同时，它还强调自己对重大环境事件的调研功能。垃圾学院最近正在组织各方力量支持谢勇诉讼。谢勇一家住在江苏省海安县一个垃圾焚烧厂附近，他两岁的孩子一出生就被诊断为脑瘫。谢勇向当地法院起诉这家垃圾焚烧厂，认为焚烧厂释放的污染物二英和其他重金属是导致孩子患病的重要原因。法院虽然立案，但是他没有能力支付如果败诉就要承担的诉讼费用。通过寻找和别人介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给他提供了公益律师。后来，垃圾学院邀请谢勇来京讲这个案子。为此垃圾学院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邀请了法律、环境、医学方面的专家，为其提供诉讼所需要专业支持，也邀请媒体、NGO，甚至参与过垃圾维权的居民参加讨论会。同时，达尔问以一家民间组织的名义，向江苏各级环保部门申请环境信息公开。达尔问通过谢勇案例，参与海安县生活垃圾焚烧厂和焚烧发电厂的监督，通过外力的介入，让企业和环保监管部门正视垃圾处理问题。

谢勇的邻居们也不同程度遭受焚烧之害，对他的行为表示道义上的支持，但更多的还是观望。谢勇说：“只有我这个案子胜利了，他们才行动。”谢勇认为，他比他的邻居们多的是法律知识和环境意识。“如果我不懂电脑，我就不知道垃圾焚烧厂的毒性。我在北京服役两年，培养了坚定执着的性格。”谢勇说他很幸运，全国那么多环境事件，他有幸得到了公益组织的帮助。而福建南屏的村医张长建，很早就开始与NGO打交道。最近在涉及当地垃圾的问题中，他向很多NGO发出求助信，但鲜有回应。他说，他想通过NGO前来调查给地方政府一些压力，但很多NGO在这些话题上连碰都不敢碰。NGO认为，这超出了他们能力所及的范围。陈立雯认为，任何一个地方的环境问题，关键还是要依靠当地的力量，尤其是当地环保NGO的介入，因为推动问题真正解决和持久进行的力量必须是本地化的。

反思：远离幻想和狂欢

在2010年3月召开的垃圾减量研讨会上，谈到组织行动困境的时候，大家一致认同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资金和解决方案或成功经验。NGO发现，一旦开始行动，就会有成堆的基础问题横亘在前面。

在2009年的“搅动”之后，自然之友2010年的工作更多集中在基础调研上。“没有实在的东西，在讨论的时候心里不踏实。看到很多组织夸夸其谈，我们就担心。”张伯驹一口气说了很多具体、也是基本的问题：“比如垃圾的概念。我们发现，从政府的决策层到操作层，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围绕一个垃圾焚烧厂，媒体报道可以漫天飞。但什么是垃圾产生量？我们经常说的垃圾量概念有很大的问题，那只是进入清运的量，已是末端环节了。垃圾量怎么定义？没人知道。什么是垃圾分类率?没人知道。”

张伯驹谈到，人人都在说垃圾焚烧会产生很多二英。这个“很多”到底是多少？没有人知道。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生毛达曾经在NGO工作多年，现在也是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的核心成员和自然之友垃圾议题的顾问。他这些年静下心来研究二英，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和调研，为很多机构提供了资料和信息，但至今还没有一个特别成熟的成果出来。这说明做基础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NGO喜欢说成果、产出，但是对一些特别核心、基本的问题，至今说不清楚。

NGO似乎已经不再习惯沉到社区，从一些基础工作开始。经过这几年居民的抗议，一些地方实现了垃圾焚烧厂的停建、缓建或者迁址。这些结果特别容易让NGO进入强大的幻想和狂欢状态。这些成果和N GO有多大的关系？“NGO太容易有成就感了，太容易把一些变化归结到自己的工作成效上，我们太容易原谅自己，甚至鼓励这种方式。”年轻的张伯驹反对NGO业界动辄乱联系、喜邀功的做法。他说，做社区工作，评价的指标是什么？NGO可以去拍照片，出版了什么文集，但NGO的工作是否带来了一些改变？一些改变和NGO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哪些改变是我们想要的呢？

张伯驹认为NGO的位置感和角色感特别重要。在垃圾减量这个层面上上，他认为自己找到了位置。在垃圾政策倡导和回应垃圾焚烧挑战的领域，还继续着在行动中找位置的状态。每个人、每个组织自身定位和所拥有资源不一样，未必都有条件和意愿从基础的调研开始，但不管从哪里、从哪个方向上启程，大家都在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