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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也有生命的光彩
2009-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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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位平均年龄81岁的老人花费13天的时间，行程1300多公里，骑摩托车绕行台湾岛一周。《不老骑士》纪录片记下了2007年11月间一群台湾老人的“壮举”。
2009年1月，骑行台湾活动的主办方——台湾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的代表应邀来京参加第五届“全国老人院院长论坛”，并在北京小规模展映了《不老骑士》纪录片。借此良机，中国发展简报的编辑就弘道的历史、工作及《不老骑士》的诞生，和台湾的朋友们展开对话。
中国正在快速地奔向老龄化社会。如何应对由此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我们期待台湾弘道的经验能给大陆的NGO同行提供借鉴。
钱霄峰，女，《中国发展简报》主任编辑
郭东耀，男，台湾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在下文中简称“弘道”）理事长
谢延仁，男，弘道北部服务处主任
陈晓明，男，台北市社区暨志愿服务推广中心主任
林怡莹，女，弘道执行长
华天灏，男，《不老骑士》纪录片导演
“服务老人的理念来自于服务儿童的经验”
钱：弘道当初是怎样成立的？当时台湾的老人服务处在什么样的状况？
郭：1964年，我加入家扶中心1工作，并在此30年的时间里，从普通社工一直做到执行长。我想我在儿童服务领域已经尽到了我的责任。台湾自1993年进入联合国定义的高龄化社会，65岁以上的老人占全台总人口数达7%。我和很多朋友都认为老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认识到社会（对老人服务）的需求，我于1994年退休，转而投入老年服务的工作。
1995年，我邀请了九位朋友，每人捐100万（新台币，以下同），个别人捐了150万，筹得了1000万，注册成立了台北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
不论老人的身体状况如何，只要是孤单寂寞的老人，我们就愿意服务。对身体健康的老人，我们组织桥牌赛、足球赛等体育活动；对体弱的老人，我们派志工登门服务，陪谈，陪诊。弘道服务老人的很多理念都来自我在家扶服务儿童的经验。
钱：后来弘道又添加了哪些服务？
郭：所谓“弘道”，就是弘扬孝道。弘道成立之初，我们就发起了“志工人力时间银行”的活动，推广我在日本杂志上看到的交换志愿服务的做法：志工服务老人的时间可以累积起来，等到他老了，要求别人来服务他。年轻人也可以马上要求他远地的亲人获得当地志工的服务。比如一个在台北工作的台中人，可以在台北弘道做志工，然后要求台中的志工服务他在当地的父母亲，使孝心没有时空的限制。
自1998年起，我们每年举办“三代同堂孝亲表扬”活动，表彰与高龄父母亲同住多年的孝心儿女，并给予一定的奖金。
自2005年起，配合台湾内政部规划推动建立“小区照顾关怀据点”计划，目前设置或承接的小区照顾关怀据点及小区日间照顾点有9处。
钱：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和弘道志工协会之间是什么关系？
郭：其实是二位一体的。弘道成立之初，筹到了一千万的资金，只在台中开展活动。后来工作扩展到台北及其他各地，但是还是拿不出三千万的资金，无法注册为“全国级”的基金会。于是，我们就找了分布在全台各地的20多个热心人士，登记成立“中华民国弘道发展协会”。
陈：台湾有财团法人和社团法人之分。台湾《财团法人组织管理条例》规定，在县、市一级成立基金会需要一千万的注册本金，在全台湾一级则必须有三千万（的本金），但是召集20个人及以上即可成立全台性的社团法人。财团法人实行董事会制，社团法人实行理事会制/监事会制。
“年轻人不是我们的负担，而是我们的资产”
钱：林怡莹什么时候接替您担任理事长的？
郭：我1995年开创了弘道，此后一直担任执行长。2005年时，我六十五岁，想找一个人来（接替我）。一个偶然的机会，怡莹来访问我，我发现她是一个很好的人才。我退休前就聘她担任我的助理，退休时，指定她为执行长，接替我的工作。那时候她很年轻，只有32岁。她本来考上中正大学社会福利研究所的博士班，已经读了一年了，但为了弘道的事情，就把博士研究放弃了，全心全意做这样的冲刺。
钱：弘道员工平均年龄只有30岁，你们是怎样吸引年轻人加入到服务老人的事业中来的？又是如何留住优秀的员工并让他们不断地提高工作水平的？
郭：我总是以我自己为例子跟员工讲，只要你做一个很好的个案，有成就，台湾很多报纸都愿意报道，所以社工很容易被大家了解和认识，容易有成就感。
我常常说，员工不是我们的负担，而是我们的资产。我们的统计表明，弘道社工每年的产出都超过他们的薪水五倍以上。我们还会告诉员工，弘道得到的所有捐款和政府委托，都是你们努力来的。产出多少，你们的福利就会是多少，产出的钱不会跑到董事会去。所以，大家就有产出的观念，很努力地工作。我们可以留住这些人才。
陈：通过郭理事长和其他理事的努力，弘道的薪资水准在同类服务机构里是中上等的，不算是最好的，和企业比也还有一段差距，但是使得我们没有经济的后顾之忧。
我对加入台北市社区服务中心的同仁有一些要求，比如要求他们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不只是把工作做完，而是要把工作做好。我还会提醒年轻同事，在工作的过程中去思考人生，找到自己生命的方向。我们是做服务的，不是出卖我们的劳力。所以我们在工作当中一定要思考我们创造什么样的价值，这个价值跟个人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关系。
因为他们非常年轻，我们不期待他们会在我们的机构退休，但是我们希望他们离开弘道时，凭着在弘道接受的训练，能够出去为更多的NGO服务、工作。
郭：谈到退休，我们有很好的退休计划。以前我在家扶工作的时候，每年预算都多编一个月，作为员工的退休准备金。即使机构倒了，员工的退休金还在。弘道也借鉴了这种做法。
钱：很多年轻人都有自我发展的愿望，想念学位或者出国留学，你们机构支持吗？
谢：最近加入（弘道）的员工都是80后，都很自我。我的经验是让他们在工作的大方向上展现自我，让机构的方向和他们的展现求得平衡。比如他们办个活动创意十足，可是细腻不够，所以我们给机会让他们的创意得到展现，可在细节问题上就需要我们老一辈来提醒。
很难期待他们把弘道当作一个终身的事业，我自己也在不同的机构工作过。所以我就鼓励他们去思考，去尝试，尽量给他们一些沟通的机会和个别的谈话。
刚刚提到教育和训练，弘道有在职教育的制度。员工依照程序做一些申请后，即可利用公假去进修。我们很鼓励他们去上课，去国外进修也很好。他们回馈回来就是整个组织能量的提升。
钱：那担不担心年轻人获得更高的学位或更好的教育之后，会离开弘道呢？
谢：比较不担心。反而担心他们不去寻求更高的学位。员工获得更高的学位之后，即使可能不回馈给弘道，也会回馈到整个的社会服务界。
郭：我们常常会有机会让年轻员工参加各种学习机会，都是公费的。比如我们每年都派员工到日本和香港参会，这次来北京也算是一个机会。
“从被服务者到服务者”
钱：弘道的志工主要是哪些人群？他们每周大概服务多长时间？
谢：高龄者居多，女性居多。主要是五六十岁的长辈，有一些站还会有七十几岁的志工。例如北部的平溪（音）站，志工的平均年龄是70岁，都是一些阿公阿嬷，去服务八九十岁的。平溪是个山城，他们去服务都是走路，越服务越健康。
有些社区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例如北部的新店（音）是文教区，所以那边的志工大部分是五六十岁的退休老师或者幼稚园园长。
我们期待他们每周至少服务一人次，每次服务两小时。有的人可能每周会服务两个老人。
郭：一些原来呆在家里非常忧郁的老人，在接受服务之后也倍受感染，主动加入志工服务。现在，我们在嘉义大林的一个志工站有十几个老年志工都是从被服务者变成服务者的。日本的媒体还对此做了报道，我们很开心。
钱：现在大家都很重视发扬志愿者精神，但是如何培训志愿者，如何管理他们，更好的利用他们的时间和专长却是很大的挑战。弘道是如何做志愿者这方面的工作的？
陈：根据台湾“内政部”的《志愿服务法》，任何想要成为志工的人必须完成基础部分和专业部分各12个小时的课程，才能领到由各县市社会局颁发的志工证。基础课程帮助想成为志工的人树立正确的志工观念，了解基本的法令。基础课程完成后，志工再针对要加入的NPO的类型学习专业知识。譬如如果想加入社会公益性质的弘道，他必须了解怎样做老人服务，了解老人的身心特点。已经成为志工的朋友如果想提升为志工小组长的话，还要参加相应的管理课程和督导课程。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怎样让志工在服务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我们必须要做这方面的规划，才能够让志工持续的在我们机构服务下来。
谢：弘道的志工有一千多个，分布在六十几个志工站，很多服务是由志工完成的。但是，弘道专职的工作人员只有六十个。我们自我定位是一个辅导组织，从三个面向对志工站进行辅导：首先我们有站务研讨的机制，专职社工每个月要跟站长讨论如何帮助社区开拓资源（如经费、物资等），更好地服务老人；服务方面，我们去辅导服务的技巧，怎样去看老人，怎样跟老人互动，怎么办老人活动，怎么跟老人会谈，老人遇到问题怎样回馈等；在组织方面，我们会和站长研讨，什么样的干部组成或什么样的组织形态，是对组织最有利的。
我们实质上不太讲志工管理，因为管理隐含着上对下的关系。我们弘道的特色是由老人服务更老的老人。弘道的社工平均年龄三十几岁，三十几岁要管五六十岁不太好管，所以我们讲“充权”（大陆一般译成“赋权”，编者加）。我们用平等尊重的概念充权这些志工，让他们有更大的能量作志愿服务，当然我们也会给他们更多的训练和研讨。
我们还建构一些平行互动的平台，例如我们全会每年会组织一次志工站大会，大家聚在一起，对每个站的服务进行研讨。我们服务处也开始帮他们创建一些分区的平台。
另外，我们还想创造新的平台，让志工站跟当地的一些社会福利机构的服务相结合，因为老人的需要不单单是志工站能解决的，除了志工站这种非正式的服务外，社区里还有一些福利组织提供正式的服务。
“希望社区能够成为自给自足的有机体”
钱：很多人认为服务老人更多的是身体方面的，但从你们工作来看，你们更关注老人心理和社会层面，这种理念是怎么样贯穿到你们平时的工作里面的？
谢：对于一个健康的长者而言，身体和心理健康都要照顾到。身体健康比较容易被照顾到，因为是比较具体的，台湾又有健保政策。而社会心理层面比较容易被忽略，一个没有病的老人在家里呆久了，没有和别人互动，也会有病。心理的功能不跟人互动，也会退化。一个独居的老人生活品质会降低。
我们在心理层面的工作，可以分为专业性和非专业性两个方面。非专业性的社会心理层面的访谈，我们拜托志工站的志工去做，通常这类活动是单向的，互动只存在于志工和长者之间。我们也开始在社区里面训练志工做一些专业性的辅疗，例如在日本走红的音乐辅疗，现在已经走进台湾。
钱：你们在社区里是怎么开展工作的？
谢：十几年前，弘道就前瞻性地采用了社区的活动方法。在台湾，社会福利的发展强调的是独立性的服务，社区工作的方式是受西方影响的结果，在近十几年，才逐渐受到重视。
2005年，政府出台了“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政策，我们弘道趁着这个政策，试着把组织比较健全的志工站转成关怀据点。我们的志工站原本是没有办公室的，为了满足关怀据点对面积的要求，我们就去社区找一些闲置处所，让老人能够在社区中接受服务。以前，社工去家里探访老人，被服务者没有办法与其他被服务者互动。照顾据点出现之后，志愿者会带被服务者进行一些健康促进的活动，一起到据点共餐，他们有很好的机制，可以让老人彼此交流。很多长者社会参与和社会支持是比较低的，这个服务就可以补足这一块。
为什么说社区的工作手法是扎根社区？因为它是由下而上的来产生服务。我们不是让社工去办服务，去做第一线的服务，社工是一个促进者，他去跟老人研讨，他们需要那些服务，他们缺少哪些资源。这是一个在专业角色上的调整。社区可以很多元，如果社区成熟的话，他除了可以照顾社区据点的社会福利服务之外，还可以跟社区的文化面向作接触，整个社区就可以很丰富。
我们已开始考虑，社区能否作为自给自足的社区产业出现。台湾的怡然（音）是农村，我们的据点就在田中间，那边的志愿者经济上比较贫乏，我们就和站长讨论，农村的志愿者本来就会做酱菜，可不可以做一些去卖，贩卖所得再投入据点的服务。有些志工站的志工本身就种田，我们就讨论说，有一些长者有定点进餐的需要，可能就需要志愿者自己种菜再烹调给长者来食用。总之，就是希望社区能够成为自给自足的有机体。
“以行动来影响当地政府”
钱：弘道基金会和志工协会在解决台湾社会老龄化的问题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除了提供服务，你们有没有参与到政策倡导和干预的层面？
郭：有。我们每一个主任都加入了所在县市的老人福利志愿委员会，在讨论老人福利政策时都会参与。
钱：这个是在政策层面还是立法层面的？
郭：都有。
陈：虽然加入（弘道）才一年，我觉得弘道是以行动来影响各县市政府。举个例子，我们去年举办的据点大赛上，很多社区服务据点都组队来参加。我们规定，参加者中如果有身体残障或者活动不便的老人，就可以获得加分。这样做的目的是促进大家重视老人的身心健康和身心活化。据点大赛的竞争非常激烈，到总决赛的时候，我们并没有邀请各区县的政府来做指导，可当天高雄、台中、桃园各地的主管都前来了解，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市民和老人朋友都来参加这个活动。这就是我们用行动做出的一些影响吧。
谢：影响政策的活动在台湾的社会历史是蛮蓬勃的。我们还有几个管道（渠道）会做，比如说我们这些NGO在民间组成非正式的联盟，承办政府的居家方案。在接了政府的方案之后，我们会做一些平行互动，办一些所谓的联谊会，对政府的政策作一些研讨。我们在一线服务，在接了最底层的县市的案子之后，会做一些网络互动，然后再做一些对谈。还有，台湾立法前都会举办公听会，我们也会积极地参加并发声，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管道。
“期待台湾的洛克菲勒”
钱： 请您介绍一下目前弘道筹资的状况，全球经济衰退有没有影响弘道的筹款？
郭：弘道成立第一年，我们的年筹款目标是三百万，但是实际筹得了五百万。后来每年经费都有增加。在我要退休的那一年，我们得到了大概六千万的经费，怡莹接手以后每年都在冲，目前已经超过一亿了。由于实际筹到的钱往往比预算的多，这些年来我们累积了大概两千多万。现在碰到经济不景气，我们当然会受到影响，但是有两三千万代垫，现在还能够支撑过去。
我们以前的捐款主要来自个人，现在有一些企业看到弘道做的不错，愿意加进来，与我们合作。例如有一家生产成人纸尿裤的企业表示，售出一个纸尿裤，就会捐给弘道五块钱。
另外我们还有政府的拨款，占我们资金总额的60%，企业和个人各占20%。
谢：我们在一线工作，资金的六七成都来自政府的委托。老人和一般的弱势群体不太一样，需要服务的老人并不一定是经济弱势的，所以我们也在思考一些付费性的服务方案，如何在国家规定的最基本的服务之外，满足老人更进一步的其他服务的需求。我们已经开始尝试社会企业，让整个经费来源多元化，虽说目前这还是总经费中非常小的一块。
郭：洛克菲勒死后把钱都捐给基金会，只留很少的钱给他的儿女。我们一直在期待弘道是不是能够得到这样的捐款，因为很多老人接受了弘道的服务，很开心。台湾富商王永庆过世时留下了大量的财产，我们当时就很期待他能把财产捐出来给我们，很遗憾没有。到现在为止，我们得到了几个数目不是很大的此类捐款。
钱：弘道有没有获得国外基金会的捐助呢？
郭：就收到过两笔，都是从日本来的。9.21大地震那一年（1999年，编者注），台湾所有的捐款都流向赈灾。那年年终，是我从事社会工作四十年来最困难的一年，担心员工的年终奖金都发不出来。那时候日本全社协每年都会给我们一个名额，派人去日本受训一年，由全社协承担所有的费用。当他们了解到我们的状况，就问我们需要帮忙吗，我们说需要，他们就给了我们四百五十亿日元。另外，因为我之前在台湾儿童福利基金会工作多年，日本儿童福利基金会也赠予了一万美金的捐款。
“老人家还有很多生命的光彩”
钱：弘道是怎么想到要拍《不老骑士》这个片子的？
林：最开始我们办这样一个活动就是想打破社会大众对老人的负面观点，例如老人没有用啊，不能做什么啊，其实老人家可以创造他们的生命价值，建造他们的活力。
我们的定位是社会教育，就是通过纪录片的拍摄，通过影像，拍摄下来令人感动的、有趣的或者是有意义的东西。活动一办完就没有了，影片的留存能够长久，所以可以通过纪录片的方式传递不老精神。
钱：在拍摄过程中很费你们脑筋的是什么？
林：最伤脑筋的是爷爷奶奶要骑完全程。第一天演练时，就有人因为瞌睡从车上摔下来了，受了小的皮肉伤。我们完全没想到老人家因为太阳照而想睡觉。我们准备了游览车，里面也备有被子，希望他们累的时候进去休息。但是他们不愿意，认为已经说了要环台，这样停下来可怎样面对江东父老呢？我提出载他们，可他们不愿意，后来他们找到了自己提升精神的方法，像咬舌头，捏大腿等等。我们也安排更多的休息，还发明了“摇一摇”的方法，就是每骑十公里左右，找个空旷的地方把摩托车停下来，做简单的伸展操，伏地挺身，仰卧起坐。整个过程很有趣，老人们也很珍惜这个机会。
钱：您觉得拍记录片然后到处巡演是一种倡导吗？
林：没错。在台湾有所谓的倡议，方式有很多种，有的是比较硬的，比如在政策上抗议，开共听会等等。我们想透过一些柔性的方式，让民众自发性的喜欢《不老骑士》这部纪录片，让大家看了以后笑中带泪，又感动又觉得有趣。我们在整个台湾岛做巡回分享的时候，发现那个力量很大，很多年轻人说，他们有梦但是光说不做，可是老年人却是这么有毅力去实现他们的梦想，令年轻人觉得很惭愧。透过影像的力量，很多年轻人改变了对老年人的看法，想去亲近老年人，自己也从中获得了激励。
“这是一件很高尚的事情”
钱：华导演看上去非常年轻，请问你在拍这个片子之前了解弘道基金会吗？
华：拍这个片子之前我和执行长是不认识的。听说执行长说要办这个活动，不纪录太可惜。我们就去报名参选，希望能够拍摄。
钱：通过这半年，你怎么看弘道的工作？
华：我们大学毕业之后，都是想着怎样去找工作，我在拍这个片子时才会认真地考虑老年人的问题，虽然过去常听老奶奶抱怨公车不停、保险不保这些问题。在台湾，大家对老年人的态度不是很友善，如果这部片子或者弘道做的事情真的能改变社会对老年人的看法和态度，这就是一件很高尚的事情。有机会参与到这样一个过程，对于我来说是很好玩的，我学到了很多。
钱：拍摄这个片子用了多长时间？
华：从07年9月到08年的2月，我们大概拍了半年。后来陆陆续续补拍，又拍了一两个月，总共拍了七、八个月吧。
钱：对于你个人而言，通过这半年的拍摄，你对于不老精神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华：我在27岁的时候能和比我大60几岁的爷爷奶奶交朋友，对我来说将是非常印象深刻的一段记忆。在台湾的社会环境里，除了自己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之外，年轻人很难有机会和其他的爷爷奶奶交朋友，一聊一个上午或一整天。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帮老人家，而是他们帮助我们。
钱：你觉得整个拍摄过程中最困难的是什么？
华：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在要在十三天内把片子拍完。开始拍的时候，我和爷爷奶奶不熟，不知道哪些爷爷奶奶会讲哪些观点和故事，所以常常担心他们要是不愿意拍怎么办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开拍之前，很多爷爷奶奶都没有驾照。他们去考驾照，但是不让我们拍考试的经过，因为很怕没有考过自己很丢脸。所以这些发生的事情他们不一定会跟我们讲，只能我们自己找。旅程到了一半以后，感情都出来了，拍起来就比较顺利。现在爷爷奶奶们都叫我华老弟。（笑）
注释：
1.全称是“台湾儿童及家庭扶助基金会”，发端于1937年外国传教士在华北成立的孤儿院。详情见：www.cc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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