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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县里成功的小额信贷“生意”


领域
乡村振兴
李昌平痛心疾首的一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将积重难返的三农问题推向国人视野,而农村金融问题是近年三农问题的侧重之一。
人数居多、势力守弱的中国农民在金融问题上处于极度不平衡的弱势地位,有两个数字为证,一、我国县以上城市每万人银行机构网点和金融服务人数平均约为农村的4倍;二、农村银行机构贷款大约只占全国总量的15%,其中包含农村企业性贷款,直接到农民个人手上(到户)的贷款仅有6-8%。在以上问题的求解中,商业金融机构难有作为,而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恰能弥补缺口。
然而小额信贷机构的经营管理却是出名的艰难,工作方式上需要深入田间地头、走街串巷,贷款额度往往只是区区三五千元,收入与支出的巨大鸿沟常常让很多专业性商业金融机构望而却步。2007年5月,笔者走访了四川省仪陇县的乡村发展协会,希望探询这个被众多国际组织和行内专家普遍认可的小额信贷组织成功背后的原因。
仪陇位于四川西北,以川北凉粉闻名的南充是其上级市,这里山高路陡,交通不便,距离成都和重庆都需要5、6个小时的车程。“以前从仪陇到成都要开2天车,还不能下雨,下雨路滑就有事故。我们这个协会成立后,总有专家从北京甚至国外到我们这里来考察,那时都是碎石路,条件差得很。”仪陇乡村发展协会的老司机对笔者聊起这些年仪陇交通的变化。
仪陇是朱德故里,前几年国家领导人多次来到这里,看到老区人民的生活依然穷困,很是痛心,都通过各种方式提供政策希望改变老区现状。2006年恰逢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赶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之前,不仅重修了位于仪陇县马鞍镇的朱德故居纪念馆,还大张旗鼓的“打造富有仪陇特色的红色文化品牌”,依托琳琅山52.5平方公里的旅游区域,建设起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成的这片风景区是仪陇最为“风光”的地带,沿途尽是平坦的道路、新修的农舍,煞是光鲜。
如果不是匆匆而过,很轻易就可发现那些新马路、新农舍后面依然是大量的破旧不堪的村舍和穷困的山民。突击性的局部改善并没有改变100万仪陇人的日常生活,仪陇“国家贫困县”的帽子还戴着,而且已经戴了20年。
在四川西北地区,仪陇的贫困并不孤立,由于相似的不良地理环境和落后的社会发展状况,南充所属的6县3区中有4个县为国家级贫困县。现在国家每年给仪陇的2个亿,尚填不平该县财政工资的支付。
仪陇乡村发展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的秘书长高向军,以前只是天天和文件打交道的县政府办公室秘书科科长。然而,协会成立13年后的今天,高向军和她的同事们已经将协会带上了制度化良性发展的轨道。不可否认,高向军作为机构创始人,她的个人特质,富有激情、工作勤奋,甚至个人传奇性的经历,都成就了协会的成功。但回首来时路,高向军认为这不是个人功绩,协会已经走出了个人主义时代,这个20多人的团队和大家的集体智慧,以及外部的多方援助,托起了这个不太出名的小县城里一个国内小有名气的小额信贷协会组织。
协会至今已做了十余年的小额信贷扶贫工作,至今累计发放贷款6000多万元,直接受益人群近20万人次。尤其最近两年,协会还在村一级帮助农民建立农民互助合作社(互助基金)17个,共有1617农户入社,协会将小额信贷的理念和管理方法移植到农民互助合作社(互助基金),并教会农民用小额信贷的方法来管理农民自己的互助基金。基于这所有种种,高向军和她所领导的协会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很受欢迎,威望甚高。
“认定小额信贷是个好东西”
仪陇人均耕地只有6分,但人多地少还不是仪陇穷困的唯一成因,这里的穷是多因素的,交通不便、教育落后、观念守旧,所有的发展困难在这里都可遇见。甚至连狭小地形下的县城都落入了“永远长不大的”的窘态,前两年仪陇县城终于获得批准搬迁,从原先的金城镇搬迁到50公里外的新政镇,离上级市南充近了些。上万人搬离金城并没使这里变得萧条,很短的时间里更多的农民搬了进来,金城镇,这个1.5平方公里的小地方现在住了近10万人。
这种局部的城市化并不能说明生活条件的改善,现在的仪陇农村,生活的艰难比十年前还要沉重,当初经历“分田分地、当家做主”的农民,今天弃田撂荒、背井离乡,曾经“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愉快心情,而今是必须拿外出打工的“血汗钱”贴补家庭生计。在这里种地只能勉强糊口,经济上几乎没有额外赢余,仪陇9成以上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用当地人的话说“不出去打工不可能,根本就活不出来。”
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最初在90年代中期利用国际援助项目的支持开始学习做小额信贷,至今已逾12年。协会的发展也不是直线式的向好,和全国大部分的小额信贷机构一样,从90年代中后期的迅速繁荣,短短几年后就陷入机构无序、帐目混乱的乱局。经过几年艰苦的组织重建,仪陇乡村发展协会终于走出了一条可见可行,被业内专家认可的路。
以2006年当年计,协会小额贷款用不到400万的资金累计发放小额贷款775万,年末逾120天的拖欠款仅有3万多元,拖欠率0.92%。按照正常的偿付标准,0.92%已经算是很低的了,但协会实行了更为严苛的内部岗位管理制度,要求完全实行资本金的保全经营,对在年末拖欠超过120天的贷款由相关直接贷款经营人员全额代偿。当笔者就此细节征询社科院专家杜晓山时,杜以非常坚定的口吻肯定了这个严格的规定,他认为只有这般执行才能杜绝无抵押贷款的欠还行为,“必须严格,否则大家互相观望都拖欠不还,无抵押的贷款根本就没法收场。”
除了全额还款硬性规定,以及国际小额信贷通行的帐龄质量管理制度,仪陇乡村发展协会的内部股权治理结构、贷款审批委员会管理制度、严格的日清日结信息管理系统等制度都获得了专家的肯定。
过去协会贷款帐目混乱、严重拖欠和严重的贷款重置的经历,让高向军清楚地看到问题出在机构的内部治理结构的缺失上,于是开始思考重建机构内部机制。过去协会的管理方式类似于“办国营企业”,和小额信贷机构的要求相去甚远。因为协会之前项目留有几百万的资金余额,所有的协会员工和客户都盯着这些钱,经营好坏、亏损与否、贷款情况、机构发展生存问题等等事关机构的大小事务,都成了协会领导自个儿的事儿,好像是一个人在这里守着这些钱,“这样不行,必须把这个事变成大家的事儿。虽然前面失败了,我还是认定小额信贷是个好东西,这么多年我们小额信贷管理得不好,但小额信贷对农民是有帮助的,我从心底里坚信小额信贷是可以在我们这里走下去的,因为农民太需要了。”高向军凭着不服输的性格,以及多年学习实践的积淀和对小额信贷的虔诚,带领全体员工反复讨论用股份制方式建立内部治理机构。“现在回头来看,不这样根本走不出来。”高向军对笔者回忆说。现在的协会在乡一级有3个工作人员,入股时主任出2万,出纳1万2,业务员8千,没钱的员工到信用社贷款,协会替他们偿还利息。为了鼓励基层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协会总部的员工也拿出钱按照1:1的比例给乡一级员工配股,并且规定如果协会年末有赢余的话,乡级员工可以按照配股后的股本分红,如果协会整体亏损,他们只需按照他们自己出的份子倒贴。高向军认为,“这样的话,协会的钱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了,大家都为了自己的利益保护这个盘子。尤其是乡一级机构,他们是我们的实际利益来源,对他们的鼓励和压力都必须考虑到。”
2004年9月,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改革运行了新的内部治理机制和信贷风险激励机制,开始了协会全新的第二次发展。组织关系上分设总会和分会,总会驻扎金城镇,分会散于仪陇下属6个乡镇。分会作为独立的贷款主体、赢利主体,自我承担风险,分会中主任、出纳、业务员三人建立起贷款审批委员会,负责本辖区贷款的审批。贷款分为三个品种:纯务农可借3000元以下,亦工亦农5000以下,专门经商最多不超过1万。任何一笔贷款的申请人前来申请时填写《贷款申请书》,信贷员随即下去考察,并填写《农业小额信贷客户调查表》,包括个人家庭情况、家庭经济情况、偿贷能力的详细测算、贷款主要用途等几大内容,经过三人小组评估达成一致并决定贷款的发放。
协会在90年代有项目支持时也曾经实行固定工资,1995年招聘的工作人员不管干得好坏都是800块钱,这在当时算高工资,“吃大锅饭”,但是随着项目期的结束,维持高工资就成了不现实也不合理的事情。从那时起,协会开始实行严格的效益工资,到现在,乡分会员工的月工资仅4、5百元左右,外加少量的补贴。为了不形成裙带关系,工作人员经常离开自身所在地乡镇,交叉到其它乡镇工作。而乡分会的员工们工作辛苦,压力也大,实际承担着全额还款要求的所有风险。为了鼓励他们的积极性,协会实行年末多发少扣的结算制度。平均下来,乡分会工作人员月收入接近千元,普遍高于总部员工的收入水平。
协会在帐面管理上也颇为严格,为了及时了解局部性动态,实行各分会业务情况每日上报制度,“什么路远啦,不方便统计啦,只要不想让你知道,可以有各种理由搪塞你。我就是坚持执行每日上报,不管有什么困难。”协会贷款部主任李世冰每周要到下属分会跑两圈,了解每天的贷款情况,不下去的时候,各分会每日工作即将结束时通过电话报帐。
一套缜密的监管手段,加上员工的配合,新办法开始实施后就受到了农户的积极响应。协会执行8%(名义利率)的贷款利息,连本带息每月利用赶集时间还款2次。两年半来,协会已累计贷款1400余万,受益客户超过4400人。
改革后的协会,管理办法以及运行情况得到了业内专家的肯定。省、市、县人民银行、银监部门多次来协会调研并作出高度评价;国内外相关组织也纷纷前来考察学习;社科院杜晓山、清华大学NGO研究所邓国胜等专家多年来都和协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对情况非常熟悉,他们对现在的协会总体评价基本一致,“做得不错,是国内县一级做得最好的小额信贷组织之一。
也有些金融背景、商业背景的人对协会的赢利情况表示了不屑,认为以400万资本金形成8万元利润的业绩根本不值一提。面对这样的质疑,协会员工给出了有力的回击:“小额信贷的精髓不是为了赚钱,保证还款率,产生高利润,而是促进农民发展,培养农民的理财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这比赚钱更有意义。”
“说我们像毛泽东时代的干部”
小额信贷的事捋顺了之后,协会挪出一部分人员的工作重心转向更高层次同时也更具体的另一方面――农村资金互助社。“光解决农村金融问题是达不到整体效益的,农民的组织问题、经济问题、社会安全,甚至跟大市场对接,都要求把农民组织起来。”高向军谈起互助社来滔滔不绝,而她对农村问题的观察角度也更高。“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从基层往上改,这就关系到农民的有效组织问题。如果使农民处于无序发展的状态,国家就不安全了,社会就不和谐了。现在过多的政府政府已经越来越阻碍经济的发展了,这就说明上层建筑已经不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需要了。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政府层级都是非常简化的,而中国农村乡镇政府的层级已经处在越来越弱化的过程中,往远了说,乡政府迟早是要被拆的,这就需要农民组织建设起来。”
和基层打交道多年的协会员工对笔者说,“除了生产关系的变革,现在的农村农民组织结构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农民一家一户已经搞了20几年了,现在发展到什么地步了。村子里所有的人都仇视富裕户,看不起贫困户。这种社会结构已经不对了,不和谐了。”
2005年初,国家扶贫办在仪陇县里做新农村建设试点,县里提出的修房子、修路这种单向式传统扶贫方式没有达到他们的需求,协会提出的农村资金互助社让他们为之心动。
协会领导高向军虽然也是县级官员,但是多年的国际项目经验,又经常出差北京甚至国外,她的见解也经常让县里领导吃惊。当县政府开会讨论推进新农村建设时,高直言不讳的指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官员不该坐在这里商量农民应该干什么。”
协会提出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建议得到了县委和国家扶贫办下派干部的重视,2005年6月,协会开始了第一个村――仪陇三蛟镇昆山村的动员工作,“我们都是做过多年农民工作的同志,对农民很了解,原想应该挺容易的事,没想到要农民把自己的钱拿出来那么难,和以前我们做项目发钱的感觉太不一样了。”协会员工在昆山村前后做了将近2个月的动员工作,最后有116户自愿参加互助社。“我们用参与式的方法和农民讨论,咱们穷,问题在什么地方?缺钱,缺技术,缺信息,都对,但根子上是他们一家一户太弱小了,互助社就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个村子的人最后说我们像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和其他领导不一样。”协会员工辛苦工作的结果得到了乡亲们的肯定,大家都很有满足感。
仪陇的资金互助社定位为“扶贫互助社”,以“由富裕户入股,为相对贫困户配股,给特困户增股”的方式组建基金。具体操作上每股1000元,民主评选的特困户由政府赠送1000元入社,一般贫困户政府赠款500自出500,富裕户出1000元,自愿入社。
在管理方式上,互助社认可村干部对互助社的监管身份,“但互助社属于经济组织,村干部可以以普通农民身份参加,但不能担任管理者。”协会的标准非常清晰。互助社3个管理人员开群众大会,让老百姓自己选举管理人。协会认为“老百姓自己的钱,选出来放心的人,他们才能替百姓承担责任,选举出来的人如果干不好农民可以改选。”三人的互助社管理权建立起互相制约的机制,参考协会以小额信贷方式给本村人贷款,因为相对熟悉的环境和较低的管理成本,入社会员甚至可以贷到100元本金的超小额贷款。这样的贷款额度,对收入极低的特困户能带来直接有效的帮助。笔者在来仪乡惠明村互助社看到,村民蔡中友去年11月底从互助社贷款100元,在乡下买菜拉到金城镇去卖,12月中连本带息108元还了之后又贷了200元。
之前县里领导担心利息高,觉得十天还款一次未必可行。“但我们第一个村子的互助社建立起来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这个好,借钱还得起了,也方便了,在村里就可以借。”第一个村互助社的良好反应让高向军和同事们干劲十足,到2006年10月,协会已经在仪陇下属的17个村建立起农民互助合作社,累计建立村级基金193万元。
贷款服务、年末分红其实只是互助社的一部分功能,联合生产、联合购销、搞产业发展是让老百姓普遍感觉受惠的事。互助社为社员做联合生产服务,给老百姓买到了物美价廉的种子、化肥,共同打沼气池,搞果树管护,养獭兔,联合销售畜禽、蚕茧等,甚至成立文艺表演队,使得老百姓都津津乐道、踊跃入社。 县委书记也感叹互助社的好作用,“不到10万块的一个村基金没几个月流转好几次,前后借了30多万出去!”高兴之下政府又让高向军接着做,在更多村子成立农民互助合作社,今年计划让协会再做20几个村出来。
“想知道小额信贷到底会怎么样”
小额信贷越做越顺,资金互助社越建越多,协会现在走在了一个向前向上的平坦大道上。但协会一路走来并不一帆风顺,也经历过一波三折。90年代末,中国即将入世的影响波及农村,多投入并不能带来多收入,大量农民外出务工,之前按照孟加拉模式建立的联保制度难以凑效了,外出的农民也导致一部分贷款流失,没有有效监管的贷款员迫于借款压力,有的开始暗箱操作。这时协会开始加强内部管理,调整员工工资,执行效益工资。
效益工资开始执行后,各种虚假的东西逐渐显露出来,协会在没有任何监管手段的前提下强制要求高贷款率、100%还款率,有些工作人员开始乱放钱,收不回来后就从协会借,再转手还给协会,并谎称是农民还款。贷款员们各自为政,还、贷款帐目不清,整个全乱了。
1999年初,虽然当时的协会已经成了全国小额信贷类似培训基地的地方,常有其他机构前来学习,但高向军和同事们都认识到前面的贷款工作已经失效了,高向军自己回忆说“当时都不敢说话了。”协会员工集体总结经验教训,一致认为,由于缺乏管理系统、监管系统、风险控制系统,贷款量急剧膨胀的同时亏损也迅速加剧,以往过于粗线条的内部控制管理体系根本无法应对管理上的问题。“当时协会有7000户,800万的资金在农村放贷款,不是农民不还,是我机构内部‘乱完了’。”高向军这样形容当时自己的心情,“任何一笔款从我这里出去,我感觉就像风筝断了线,是绝对的风筝断了线,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农民还回来的钱我也不知道它是从哪个旮旯回来的。我觉得不能再做了,开始追贷款,同时进行机构建设。”
那时的协会有50多位工作人员,钱几乎都在农民手里,全机构上下开始了艰苦的追款过程。1999年时协会还进行少量的有控制性的放款,但到了2000年,贷款部分全面停止,全部进行收款。这期间有个别工作人员因贪污被判刑,有几个趁乱携款潜逃,核心的十几个协会员工肩并肩,一起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贷款部李世冰对笔者说,“当时很困难,可是心里总有一股劲儿,想看看干了几年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就没有出路,大家都想着,我们收回来了钱,再重新来过,就想知道小额信贷到底会怎么样。”高向军也说,“我当时真没有想到追款是那么困难,800多万,几乎一直收到2003年。”期间的2000年时,为了稳定队伍,高向军在经济吃紧的情况下咬牙盖了栋办公楼,“我要给我的员工们打气,我一心做小额信贷,而且会一直做下去。” 2002年,协会又得到UNDP可持续小额信贷SMAP项目的支持,在处理发展遗留问题的同时开始总结经验教训,重新确立发展目标、发展定位,发展战略。2003年开始,协会开始新一轮的学习、培训和试验。
2003到2004年,是高向军最忙碌的阶段,政府中她历任外经贸局长、招商局长、政协副主席,业务繁忙而杂事丛生。协会这边试行的管理制度也不顺畅,由于新系统的机制过于严格,导致业务员不敢放贷,业务难以开展,收入锐减,月工资低的甚至只有70、80元,员工们都说干不下去了,各分会主任还集体辞职。高向军召集大家一起坐下来讨论问题和根源,一起合计共同寻找办法,于是,协会又一次探索出更新一轮的管理体制并进行尝试,迅速获得了成功,一直做到现在。
后记
小额信贷不是个容易操作的“生意”,专门针对贫困人群的扶贫性小额信贷更是利润微薄,仪陇乡村发展协会却把它做成了。
从人员构成上看,这个组织丝毫不具有优势,60%的员工是农民,20%是下岗职工,但凭借着制度的磨合和人员的齐心,趟出了一条路。
亲眼目睹协会人员工作的辛苦,听他们回忆曾经的困难,我总是忍不住产生疑问,所有这些辛苦的动力在哪里?高向军的一段话或许可以作为注解:“我们县信用社有7个亿,农业银行十几个亿,这里面少说也有80%的钱是农民的,总说农民没钱没钱,这些钱都哪里来的?但是,这些钱又都哪里去了呢?商业银行几乎都拿到利润高的地方去了。当然这也是商业中的逐利法则,我们不能指责。但是,谁为农民服务?小额信贷是正规金融体系中没有的内容,社区金融有自己一套发展的理念和手段,小额信贷扶贫的目标就是为最底层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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