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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参与进行时——演进中的宁波海曙区社区改革
2006-07-11
1736
领域
乡村振兴
华兴社区：萌芽中的社区自组织
在宁波市西南端的海曙区段塘街道华兴社区，一段300米长的“文明路”一直沿着街边围墙延伸到社区大门入口。这段围墙被设计成富有亲和力的文化宣传画廊，富于人性化色彩的社区青少年活动图片替代了街道宣传常见的简单粗暴的命令式口号。
这个象征性的变化源于海曙区数年前开始的社区体制改革。2002年，海曙区政府在社区层面展开了旨在推动基层自治、提高社工专业服务的“选聘分离”制度。1
实际上，这段又被称为“莲心墙”的围墙还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因为华兴社区的“区花”——莲花，也盛开在这面墙上。它们和居民共同出资在社区池塘内种植的莲花一脉相承，已成为社区文化的一部分。与此相连的，还有莲心桥、莲心路、莲心窗、莲心网等等，都试图彰显社区的一种精神气质。
对“主政”华兴社区的裘丽萍书记而言，也许“莲心”寓意“连心”，对华兴社区而言有着特别重要的涵义。
华兴社区由拆迁户为主的“宁兴小区”，城市年轻白领聚合的“海光新都”，以及富裕阶层（包括领导干部）为主体的别墅区“金华苑”等三大小区组成。这三大小区反映了社会分化带来的阶层差异。宁兴小区老人和低收入人群居多，扶贫救济和老人服务压力较大；“海光新都”主要居住着年轻的城市白领夫妇，他们在子女教育方面对社区有较大需求；“金华苑”业主则具有很高的组织意识和维权意识。三个小区贫富悬殊大，人群结构复杂，相对独立各具特色，它们构成的整个社区又被称为“缤纷家园”。
居民结构差异对社区服务提出了个性化的需求。而且，不同阶层的居民需要共享社区的公共空间，他们能否在社区层面心连心，实现相互理解和融合，是华兴社区工作成效的一项重要指标。
“以前大家是老死不相往来。”裘丽萍说。
但是这样的局面后来被渐渐打破了。2002年6月开始，社区针对不同群体从需求出发启动了各项“工程”。在老人服务方面，2004年社区出资，将原来的老年活动站改为“居家养老服务站”，设置7个不同功能的活动场地。在宁兴小区，党支部还发动党员成立了爱心基金，对特困老人进行救助。
与此同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社区组织活动开始在华兴社区相互交织，出现了愈发活跃的态势。它们多姿多彩的活动加强了居民的互动，改善了人际关系，增进了居民的相互信任和社区凝聚力。
社区小领袖：参与带来变化
青少年协会的活动是缤纷家园的一大特色。“海光新都”小区内有1100 个孩子，仅从数字上看，这个群体就是社区中不可忽略的主体。
走进社区活动中心就象进入了一个儿童文化宫，整个建筑的内部设计刻意强调了非行政化色彩。尽管居委会与物业设在二楼，但并未让人感觉到机关式的压抑和管束，而是非常放松，令人愉悦。
一楼“快乐小屋”墙上贴满了琳琅满目的活动方案：小小模特秀，DIY布贴画、体验残疾人生活……靠墙的书架上摆满了小朋友自己策划、制作的作品。社区邀请小朋友一年一度竞选协会职务，自己策划活动方案。活动中心二楼的阅览室也是孩子们的天地，设有的故事屋每周五晚向小朋友开放，他们在一起讲故事，评选讲故事明星。不难想象这里周末的热闹场景……
这些活动提升了孩子们的独立能力和自信心,并吸引他们关注社区的问题。有件事让裘丽萍印象深刻：孩子们自己提出方案，对残疾人生活进行了体验，结果提出要为残疾人修建一条专用通道，方便其进出社区活动中心。社区内的党员们及时回应，出资完成。
社区参与行动主任宋庆华感慨，这个源自社区的需求并非残疾人自己提出，而是孩子们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发掘而来的创意。
另外一件儿童服务也体现了华兴社区对内部资源的整合能力。两位下岗人员被物业付费聘来担任管理人员，轮班管理图书室、台球、网球场等设施，不当班的一位则负责在下午接送一些放学的孩子到阅览室写作业，等候父母来接，这就相当于一个分时段的日托中心（家长每月付200元给接送者）。通过这种带有公益性质的低成本社区资源整合运作模式，上班族的家长得以“减负”，又为社区解决了两个人的就业问题，社区的公共空间还得到充分利用，有点四两拨千斤的味道。
据介绍，华兴社区有800位小朋友参加文化宫的活动，这样高的参与率势必也带动了家长关注社区举办的“家长学校”和“亲子学校”，参加专家讲座和圆桌讨论，吸引住孩子的目光也就吸引了家长的目光。
守望相助：邻里顺风车
在“海光新都”出口有一个“顺风”车站，小区内的有车一族和无车的上班族结成对子，提供免费搭载。开始是社区居委会经过需求调查后给予引导，并利用社区资源引入奖励机制：服务量达到一定数量的车主能够获得社区的洗车券。后来，居民已开始通过社区网站自行发帖联系，人数从7-8人发展到20多人。顺风车站在宁波开风气之先，使被楼层隔开的邻里关系得到修复。
老人协会：我们是权益组织
年轻的有车族在行动，老人们也没闲着。张阿姨发起的社区文艺队每晚7-8点在社区广场上唱歌跳舞，“裹挟”了越来越多的爱好者跟风，甚至从老人“蔓延”到了年轻人，引来当地电视台跟拍。现在社区内有5支不同活动内容的老年文体团队，参加者来自三个收入水平迥异的小区。
但老人的活动并不限于“歌舞升平”，老人协会走得更远。
“我们是权益性组织，要维护老人的合法权益。”刚刚在改选中当选会长的唐老先生很清楚协会的定位。居住在富裕的“金华苑”小区，老唐却把目光投向了宁兴小区的弱势老人。他的“施政”方案，是要在短时间内解决社区生活困难老人的健康保健和看病问题。
上任伊始，协会很快进行了摸底，搞清了60岁以上、以及孤寡、独居、空巢和困难老人的情况。协会计划通过卫生院为社区老人建立健康档案，提供上门跟踪服务。
此外，协会还对社区提供的“居家养老”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只是解决了两顿饭的问题而已。”老唐对此并不十分满意。
“但是，我们并非慈善机构。”资金困窘之中的这个“维权”协会只能四处募捐，但处处碰壁，最后只在会员中筹集到一、二千元。
“你们为什么就不能资助我们？”老唐有点咄咄逼人地对裘书记发问。他要求社区对协会提供力所能及的资金支持，进一步加大对弱势老人的支持力度。
“我们小区7、8位社区工作者，天天很辛苦，但成天忙于政府部门下达的事务，很少有机会进入社区居民当中，有没有一半的居民认识她们？”老唐又问。
居民自下而上的意识觉醒势必给社区管理者带来压力。老年协会就是一个例子。老唐其实提出了一个新课题：社区体制如何调整以适应自组织的兴起。
业主顾问小组：构建利益协调机制
与“宁兴小区”注重弱势者救助，“海光新都”提供青少年服务不同，“金华苑”的居民表现出很强的自我维权意识。金华苑曾是宁波市业主和物业矛盾严重的小区之一，遗留了很多历史问题。第二届业主委员会选举后，成员全部由产权人（业主，在职人员）担当，老人（业主父母，非产权人）按规定退了下来，但“退而不休”，继续以顾问小组的形式“发挥余热”，对业主委员会行使建议权。这些顾问并非“顾而不问”，而是成天在小区里面找问题，听意见并积极采取行动。经过和物业沟通，顾问小组蹲点查了三个月账，将7年的物业账目理清，为业主找回14万元退款。同时在顾问小组动员下，业主对物业费的缴费率从原先的20%上升到75%。
有趣的是，不久前顾问小组商议更名为“安居参与小组”，凸显了作为社区利益沟通协商主体，而非单方维权主体的角色定位。在顾问小组的推动下，2006年5月居委会还举办了一次听证会，就小区增设停车场的地点问题邀请物业、业主等利益相关各方进行磋商。
华兴社区似乎要在和风细雨的氛围下推动利益调和与平等价值的实现。莲花池边的绿地一角放有一面宣传板，上书“做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权威只一时，名声垂千秋”，似乎在有意引导和强调社区居民的平等价值和非权力关系、非竞争关系。
从华兴社区服务理念和方式的转变、人群间的各种互助、救济行为以及交流沟通，到各种自组织（兴趣小组、权益型协会）的兴起并拓展影响，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在社区层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化解。
如果说家庭是个人的港湾，社区则是家庭的港湾，一个对人的价值给与尊重的人性化社区有助于缓解家庭在社会转型中受到的冲击。“社区不是市场，因为与社区相适应的是人文关怀法则，而不是竞争法则。市场是物质的战场，社区是精神的家园。我们建设的社区，必须把握生活方式的变化方向，满足人性的多层次需求。”2 联想到不久前北京房地产届围绕 “富人分区论”发生的波及社会的沸沸扬扬的争论，华兴社区的做法值得借鉴。
而华兴社区的变化，是否意味着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正开始在社区层面发生重构？
洞桥社区：新老居民融合
“文化上墙”似乎已成为海曙社区的一大亮点，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段塘街道洞桥社区也不例外。不同的是，在洞桥社区“文明一条街”3两边的简易墙上，居民和居委会用粉笔书写的对话你来我往，颇有意思。
问：“范家几处下水管道需要疏通，太脏了。”
答：“已联系市政公司专业人员疏通，并提醒大家注意卫生保洁，维护我们的生活环境。”
问：“我仓库里有一些全新的小孩衣服，你们需要吗，我拿到哪里去？”
答：“非常感谢你的热心！你可以把衣服送到居民会“爱心屋”，同时替受赠的家庭谢谢你！”
这是社区居民表达意见，居委会反馈回应的“解惑台”。
“我爱宁波，我爱洞桥。”“洞桥您是我第二故乡。”一位苗姓居民在另一面墙上的“心情驿站”表达了自己对社区的归属感。
洞桥社区在宁波属于农村迁村建居并成，农居混杂，无物业管理的一类社区，是外来务工人员多，人口复杂的城中村。社区5546人中，外来打工者占到1/3。他们从外地的熟人社会进入陌生的社区环境，难免和当地居民之间发生排斥和隔阂。
“十年前来宁波，当地人认为内地人抢了他们的饭碗，又压低了工价。”来自四川的小柯并不隐讳当时受到的排斥。
但是，这样的排斥在现在的洞桥已成为历史。“刚来时外地人和当地人合不拢。现在‘外地打工的’这样的称呼在洞桥都听不见了。”安徽人邵士兵也是社区变化的见证人。十几年前他从安徽来到洞桥，一直开着个小小的理发室。
新居民称谓：消除歧视
在洞桥社区，外来打工者有个非常中性的名称，叫新居民，与比邻而居的老居民相区别。这个称谓不强调人员的流动性，而是把他们看作城市的资源，强调社区融合。
现在，新老居民之间相处融洽，互相尊重蔚然成风。2004年4月新居民联谊会的成立功不可没。当时，居委会想要打破隔阂，想出了成立一个新居民自治组织的主意。大家在推敲提法时觉得，“流动人口”、“外来人口”、“外地来甬人员”等常见的称呼有排斥的感觉，无形中划分了界限。结果有人一提“新居民”，就获得了一致赞同。没有激烈的论争，也没有理论和舆论的铺垫，似乎在润物细无声中，新居民的称呼就被叫开了。其他地方常见的打工子弟学校，在洞桥也有个诗意的名字，叫蓝天白云学校。
“3 年前这个提法很超前，老居民意见很大，反对居委会向新居民投入过多的精力。”社区办公室主任李菲回忆。
“一开始文化墙上的照片被人破坏。而在解惑台、心情驿站上，新居民也是满腹牢骚和抱怨。”段塘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周照宇坦承。“原来社区卫生差，新老居民互相指责，谁搞脏的？”
居委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了为新居民服务的系列活动。礼仪、卫生保健、劳动保障等培训话题吸引了新居民参加。学校假期开设的爱心课堂，在帮助新居民子女教育的同时也提供了照看服务，解除了家长的后顾之忧。就业帮助、劳动者维权、困难救济方面，新居民获得同等对待甚至政策倾斜。 2005年经过集体讨论，居委会将难得的一个企业助学指标给了一个江西来的小孩子，他将持续得到资助，直到学业结束。
新居民联谊会也开始发挥职能，组织新居民参与综合治理、安全巡逻、志愿者服务、纠纷调解等社区公共事务，运用自己的一技之长（理发、修鞋、管道疏通等）赢得了老居民的信任。小柯就利用自己开办的家政服务社，为孤寡老人免费或低价服务。居委会设计的其他活动，也意在沟通新老居民，比如互赠书籍、厨艺比拼、家庭趣味运动会，手艺才艺展示等，推动双方了解并尊重各自的文化。而理发师邵士兵，联谊会的活跃分子，已成长为颇有威信的新居民“非正式领袖”。他热心公益，长期免费上门为老人理发，成为沟通新老居民和居委会工作的中介。在安徽老家，他将自己的房子让给社区，作为村里的活动室，还捐钱为老人们配置了一台电视机。
现在，每年夏天晚上纳凉的时候，社区内的一座桥上就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地歇满了人。小桥流水，映衬着融在一起用不同口音说笑的人们，成为这个移民社区的一道风景。
新老居民的融合也激发了新居民的“参政”意识。小柯今年报名竞选居委会委员，他希望通过此举改变外地人在社区的被动局面，获得社区事务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为大家的利益。” 面对今年5月来宁波参加海曙区社区参与式治理交流研讨活动4的各地代表，小柯直言自己的参选动机。
徐家漕、泰安社区：救济和互助项目
和前面提到的几个社区不同，望春街道徐家漕社区是宁波市2003年10 月成立的第一个经济适用房社区，2700住户中有848位老人、161户低保户、82 位持证残疾人（还有很多是隐性残疾人），以及大量失业人员，因此弱势群体救助成为社区工作的重点。
社区活动中心一楼设有医疗服务站，为处于城乡结合部的社区居民提供便捷的医疗服务。持证人员（低保、扶助、特困和残疾证）以及70岁以上老人能够享受平价医疗服务，每月有医生举办健康知识讲座。服务站的低廉价格得益于社区免费提供场地，节省了房租。
在同处一楼的爱心超市，低保人士在领取低保金同时，可持爱心卡领取社区筹集资金购买的日常用品。持卡者参加社区公益活动的情况由积分的多少反映，并决定领取用品的数量。据说民政部曾下达指令将参加社区“公益活动”作为领取低保金的附加条件。徐家漕社区通过加减积分的方式人性化地执行这一政策，使参加此类活动大大减少了行政强制色彩，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低保人士的尊严。
与爱心超市同处一室的是小饭桌服务，每年社区补贴2-3万元，供生活不便的社区老人在此低价就餐。目前，有20多位老人常年享受此项服务。
在中心二楼一角，有一处被称为“叫醒耳朵”的地方，这是社区老人读报的场所。2003年社工入户调查发现，很多老人无钱买电视或订报纸，对外部信息有很高的需求，于是由一名社工组织为老人读报。后来 “积极分子”孟阿姨站了出来，主动提出担当志愿者为大家读报，大家由读报又发展为讨论报道的内容，结果这个地方人气越来越旺。老人们在此交往，打消孤独，增进了相互间的关切和照顾。
促进就业也是社区的一大特色。中心内的社会保障与救助服务室掌握着社区失业人员和特困群体的资料，除受理低保申请，还利用联网电脑提供市、区用工信息和就业指导。此外，在顾阿姨牵头的“励志房”，30多位下岗女工、家庭妇女组织起来，正在为外面的厂家从事加工业务，“一方面补贴了家用，也避免她们没事在一起说东家长西家短，造成居民之间的矛盾。”望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杨爱萍说。
自下而上：外部力量的介入
海曙区发生的这些变化，缘于2000年以来区政府分阶段推进的基于社区体制改革和选举制度创新的策略，也得益于致力于城市社区参与式治理的民间组织——社区参与行动的介入。正是由于区政府对自下而上的社区治理理念有较强的开放意识和接纳程度，社区参与行动得以在2004年3 月首次介入，5对海曙区全体社工进行“社区参与思想和方法的培训”，并于次年3月在望春街道启动了为期一年的“选聘分离制度下的街道与社区参与式治理项目”。这是中国第一个在街道层面，政府和民间组织合作开展的合作治理项目，在街道层面强调从转变观念入手，操作层面主要以改变工作方法为目标，将单一化的政府治理转变为多元化治理（政府、社区组织、其他非营利组织、辖区单位、居民），倡导社区利益相关群体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这家外来的民间力量向海曙区引入了社区参与的理念和工作方法，还帮助社区尝试建立了每月一次的参与机制——街居例会制度，形成街道和社区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平等合作关系。同时，帮助海曙区将选聘分离制度的效果落到实处。6
在过去的一年中，首批进入试点的望春街道拿出5万元在7个社区开展了22个以社区需求为导向的项目，由社区居民实施。下属的泰安社区实施了三个项目：面向社区老人和残疾人的便民理发、针对外来移民老人和家庭晚辈语言沟通障碍的普通话培训班，两月一次的便民服务（磨刀、修鞋、 量血压等）。值得注意的是，小项目动员起来的资源均来自社区内部，面向社区普通居民服务，体现了自助互助的精神，以及低成本、高效率的工作方式。
在政府自上而下的善意推动和民间自下而上的积极互动下，海曙区小项目创新实践以及一些自组织的出现，使得大部分还停留在行政动员和口号形式上的中国社区治理，开始有了一点令人耳目一新的精神内涵。
这些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小项目孕育着细节之美，隐含着生发开来的潜力和愿望。今年，望春街道将继续开展并扩大项目的资金额度，段塘街道也承诺出资5万元进入试点，海曙区其他一些街道也表达了相似的意愿。
注释：
1 海曙区2002年开始实行以选聘分离制度为核心的社区体制改革，即居委会成员由社区居民选举，由社区居民兼任，同时成立社区办公室，由街道招收社工，再由居委会聘用为社区服务。 2. P78，许义平，《寻找家园，关于社区发展的思与想》，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 3. 又名安徽一条街，主要居住着来自安徽、四川等省的打工者。 4. 见13页文框。 5.详见后文：《社区治理需要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力量》 6.社区居委会一直被认为是街道办的一条腿，由于同时承担政府和社区服务双重功能，后者常常受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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