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对国家各项政策作了全面调整,宗教政策也更趋合理、宽松，大批基督教会在1980年后相继重建或恢复。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丁光训主教同时也担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主席和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的职务。在与一批志在服务社会的基督教界及社会各界人士深度理解政策的同时，利用广泛的国内、国际关系，筹建起了爱德董事会，成立了爱德基金会。在江苏省登记注册为一家从事社会发展工作的民间团体。那时是1985年4月。

        打开国门的中国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社会问题接踵而来，同时也为爱德这样的NGO(非政府组织)提供了积极参与并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和空间。

        开放的中国渴望与世界交流，需要大量的外语人才，而在海外，也有很多人希望到中国来看一看，并帮忙作点什么。这样,在江苏南京一座幽静的小院里，4名员工开始了爱德的第一个项目：从海外聘请教师到中国来任教。借助海外友好团体的帮助，当年便聘请了22位外籍教师，他们在江苏省几所大学开始了为期1年的任教工作。15年过去了，来自欧洲、北美、大洋洲及亚洲十多个国家的大批外籍教师约1100人年来到了中国，为中国的外语教育贡献了力量，也架直了一座中外交流的理解之桥。到目前为止爱德已先后与全国近百所高等院校建立了合作关系。为回应国内需要，90年代以来爱德的教育项目在保持聘请外教的同时，增加了对中小城市师范院校或教育学院师资的培训；为中学英语教师开办暑期英语班；派送中国教师到海外短期进修等内容。

        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以“赤脚医生”为主体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难以为继，农村卫生室的停办，使得三级医疗卫生网不复存在，农村又回到了缺医少药的境地。爱德针对这一状况，开展了医疗卫生项目。15年来为西部边远贫困地区培训乡村医生达17000多名，并在许多无医无药村建起了“爱德诊所”；为农村设备简陋而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医务工作者编译了全球畅销的健康精典著作《医生就在你身边》，印刷9万册，赠送给乡村医生；在防盲治盲方面，由德国克里斯朵夫防盲协会提供资金与技术援助，目前已为全国十三个省、区培训各级眼科医生及眼保健人员5000余名，并提供了相应的检查和手术设备，为130，000白内障患者做了复明手术。   

        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原来由政府和企业担负的服务职能转移到社会上来。而社会上完整的失业保险体系又尚未建立，大批下岗人员加入弱势群体，从而产生了新的“城市贫困现象”并日益严峻。1999年爱德董事会确定了将中西部农村贫困人口及城市弱势人群为工作重点。针对下岗女工进行的护工培训，就是在解决老龄化带来的老人问题的同时，帮助女工们寻找新的工作岗位。

        在市场经济效益优先的原则下，社会福利也面临着巨大的从财力、物力到人员上的困难。本来处于困难状态下的弱势群体相比过去更加困难了。爱德与各福利团体及教会合作，设立了许多社会服务项目：助学、“祖母计划”、为残疾儿童施行康复手术、孤儿寄养、培训特殊教育人员等等。至今共资助儿童福利院35所，受益人数达5000人。一步一步为需要援助的人卸去重负，也为政府分忧解难。

        中国有十亿人住在农村，贫困制约着他们的生活，也阻碍了国家的发展。爱德农村发展项目的投入逐年在递增，这项重中之重的工作,从早期的单项项目如建电灌站等发展到近几年有选择、有计划地推行农村综合发展项目，以促进贫困地区农村社区的整体发展。目前已经或正在进行的项目包括：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改善当地环境为主的造林、灌木林改造、混农林业、坡改梯、塘坝、河道整理、节柴灶、沼气池、人畜饮水；以促进社区能力和机构建设为主的妇女发展基金会和小额信贷，农民技术协会，妇幼保健培训、各种技术和管理培训、扫盲和重返校园等单项和综合项目。涉及中国23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受益人口达150万。

         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爱德对社会服务工作有着超前的思考和行动。

        1993年董事会决定将爱德工作的重点从华东转向中国西南和西部地区，这一眼光与目前中国政府开发西部的战略不谋而合且提早了8年，累积的项目示范经验将把一些较新较实用的发展概念和观点介绍到这项开发工程中去。8年中爱德对西部项目的投入达500万美元。

        在项目内容上，爱德应对新问题提出新方案，如艾滋病在80年代初现于中国之后，近几年来被感染的人数急剧攀升，1999年已达50万左右。1996年他们在云南开展了AIDS的预防教育项目，从民间的角度帮助人们认识AIDS并懂得如何自我保护。

        同传统物资扶贫不同,，爱德一向强调，“我们不是慈善家,而是授渔者，农村扶贫是一个综合发展事业，应致力于对当地人能力建设方面的培养”，从这个意义上说，爱德所开展的农村发展项目，是当地人民自己的项目，爱德的参与只是提供适当的协助和支持。在与项目官员邱仲辉谈及扶贫时，他告诉我们。在一次项目调查中，与村领导入户采访时，当看到一些农民无所事事的闲坐着时，村领导训斥到：“怎么还在晒太阳！”事实上，惰性往往是由体制造成的，几十年来，农民们习惯了等事做，现在要他自己找事做，谈何容易，所以改变惰性，帮助脱贫要给机会，“不是他们懒，是他们没有机会”。由此爱德在扶贫项目中谨慎地引入参与式管理和小额信贷，提供农民自身能力培养的机会，这样的扶贫将是以培训为重点的“教育扶贫”，培训要包括目标群体及当地的领导人,因为开明而受过良好教育的领导人也是变革的动力。此外，这样的扶贫项目常因在短期内看不到明显的效益而与传统的纯物质投入扶贫方式相冲突。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进而卖鱼，还是个努力的方向。

         建立广泛的国际、国内合作网络，是爱德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并取得成效的关键。

        与许多组织“多职员，少项目”相比所不同的是，爱德仅以35名员工管理着全国31个省范围的综合社会发展项目。这样的发展是建立在国内广泛而迫切的需求和国际资源适时提供的基础上的。爱德根据地区需求与自身的原则目标设定出了如此广范围的项目地点，那这些广泛的项目是如何管理的呢？“爱德推广项目范围的过程也是一个与各地政府相关部门及非政府组织合作的过程”，与政府合作的重要性决定了他们基于中国自上而下的体制，利用政府已有办事机构，与当地政府、技术部门、人民和教会紧密的合作。目前爱德全国的合作伙伴包括各级地方政府、专业机构、大专院校、社会福利机构、民间机构、教会及其他宗教团体。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这些部门和团体提供了人力、场地、配套资金及技术和政策咨询等帮助。资金上爱德强调“三个一点”：即群众自筹一点，政府配套一点，爱德资助一点，鼓励项目目标群体积极参与项目计划、决策、实施、管理和评估的全过程，从而增强他们自力更生，自我发展的意识。这样，项目结束了，效果才会持续下去，实现自我发展。也为政府提供了某些项目的可参考模式。而爱德的这一特色同时也正是她所面临的一大挑战，虽然从理论上说，他们最大限度的与项目地政府、技术部门、人民和教会合作，有效运用已有工作结构和资源，但效率如何？而处理好与政府的合作关系，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也是一个难度极高的工作。爱德也承认，在这个挑战面前，他们需要认真考虑，努力工作，在实践中找答案。

        过去，爱德与海外组织的合作大多是资金援助的形式，近年来，爱德也开始与一些海外组织以共同开展项目的方式进行合作。从这个角度看，爱德似乎扮演着一个国际协调者的角色。如1998年，加拿大国际开发署与中国国家外经贸部决定在中国的甘肃、宁夏、山西和贵州四省合作开展一个扶贫项目。加方提出必须有一个中国的NGO介入，于是爱德被邀请加入进来，这时，国家外经贸部也才知道还有一个已活动广泛的爱德的存在。有人戏称，爱德在欧洲其他国家的知名度大于在中国国内，在项目中，爱德与加方的交流促进了员工管理项目的能力和专业知识的提高，同时也吸纳了新的发展概念和观点。这样爱德的员工日渐成为活动在基层的社会工作者。也正是在实施项目过程中，政府部门与爱德逐渐走向了合作。NGO的形象及工作方式也为更多人所认识。

        在项目中专家的参与必不可少。如在防盲治盲和特殊教育项目中，早在1987年就与德国克里斯朵夫防盲协会合作，先后在全国十五个省市开展了防盲、特教、助残等项目；邀请国内外特教专家在十多个省、市举办了50多期特教培训班，培训了2000余名特教老师；在爱德聋儿听力语言康复训练中心他们也积极聘请聋哑学校的教师参与。

         又如与世界联合圣经公会共同开办了爱德印刷有限公司，优先承印《圣经》和其它基督教书籍。目前，已有汉语、少数民族语及盲文等各种不同版本。到1999年底，已印刷圣经二千二百多万册。

        在香港，爱德设有一个海外联络处,他们与香港众多NGO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引荐他们开始在内地的援助项目.如1992年,爱德与香港循道理杨震社会服务处在南京市儿童福利院合办了保教实验室,这是香港与内地在社会福利工作方面进行合作的第一个实体,也是当时境外在内地建立的第一个合作实体,通过硬件和软件的投入,福利院焕然一新,于1996年被指定为国家二级福利院,成为全国学习的模式。

        世纪之交的中国面对的问题还有很多。难怪爱德基金会秘书长韩文藻先生说：“爱德成立至今15年，似乎我们所面临的挑战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了。长远来看中国需要利用自己的社会力量办社会服务事业。中国NGO的资源及成长也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内。1998年那场洪水，唤起了中国普通民众对社会灾难的个体回应与行动，歌星无偿献艺，企业慷慨解囊，私人也尽其所能。整整一个夏天，全国人民都融在浓浓的救灾热情之中。事实上，这不是追求所谓的奢侈的爱心，尽美德，而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应该了解互帮互助是生存的公理和规则。正是基于这种思想，爱德尝试着在国内筹款，因为爱德体会到向国内筹款将有助于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培植一种文化，使人民更好地更多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同时在社会民众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推动社会服务体系的发展，中国自己的NGO也才能在资金筹集上有一个面向民间的渠道。但目前中国有关企业和个人捐赠的鼓励措施及相关法规还未明确出台，致使企业在捐赠行为上缺乏诸如免税等方面的优惠，造成了企业及个人在向社会捐赠时顾虑重重，也因为此目前企业的捐赠行为大多限于行政命令和推派，或仅对具有官方色彩的大型慈善组织如希望工程等捐赠，这样他们能通过广告间接受益。  

       “有爱心，有责任心，有专业知识”是爱德招聘员工的标准，但对有专业知识的人才一直很缺乏。由于过去99.9%的资金均来自海外，员工也常参加国际交流与培训，工作报告采用英语，故在招聘时很强调外语水平。也吸纳了大量的外语人才,在过去的十年里，政府还未意识到有序的培养社会工作者的重要性，一些大学的相关科系才于近年开始设置此类专业。所以爱德在工作中需要坚持不断的培训员工，现在他们在吸纳新员工时，除了外语，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才成为首选，但这样的人才不仅是爱德，其他的社会工作系统也很难找到。 

        有人说，外国NGO的产生与发展总是与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事实上，西方教会始终有着参与并服务社会的传统，而爱德在中国也继承了这传统并在中国变革的背景下，不断参与社会,适应这些变化，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也正是由于与海外有着的密切联系，支撑着爱德，不论在资金还是在精神上顽强的发展，15年来，爱德主要的资助者在海外，其中包括众多教会团体，捐资数额约4亿多人民币。但这样的背景并不总是优势，在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人们对教会的不甚了解，使得在与有教会背景的组织打交道时，难免有猜疑和犹豫，甚至回避。其实在中国工作的一些NGO也都有着教会背景，他们大都以参与社会，服务人群为宗旨，而不进行任何诸如传教的活动。还有，在这些组织里，很多工作人员也并不是基督徒，这也是爱德愿以求同存异之心为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服务，而与非基督徒一起共同努力的原因。   

       中国政府倡导实施“小政府，大社会”的举措，将促使许多半官方性的“非政府组织”脱离政府，融入社会。断粮后的他们将如何以完全NGO的身份生存下去？在国内还在探讨NGO是什么的时候，爱德已经成长了起来，具有了自己鲜明的个性，并通过项目示范，将一些较新的发展概念和观点介绍到国内的社会发展工作之中。与一些国际NGO在中国“如履薄冰，小心从事”相比，爱德同样存有“吃螃蟹”的心态，“爱德15年的工作和发展证明了，NGO在中国能做一些事情，也有很大的活动和发展空间”爱德员工自信地说。爱德的存在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它的积极回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