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花姨（化名）/辽宁籍在京务工者

整理： 潘愉/协作者社会工作者

编者按：

花姨，70岁，辽宁大石桥人，1999年来到北京，经历两段婚姻，现独自抚养患抑郁症的女儿和有癫痫病史的外孙小金。作为隔代抚养者，她每月依靠3030元退休金支撑一家三口的生活，在病痛、住房压力与照料责任中艰难前行。这个七旬老人的故事，藏着无数隔代抚养家庭的缩影——用衰老的肩膀，扛起下一代的人生。

我是花姨，1955年生在辽宁大石桥，营口县那会儿还属大石桥管。家里兄妹五个，我排老二。父亲是八级钳工。在我18岁那年，父亲得胰腺癌走了，他一走，家里经济各方面都不行了。母亲身体也不好，肝硬化。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受不住打击，没几年也跟着去了。那时候我哥哥刚参加工作，一个月30块钱工资要养六口人，日子过得像被水泡透的棉袄，沉得喘不过气。

在父亲活着的时候，家里氛围特别快乐。我父亲特别喜欢小孩，我的同学会经常来我家里来玩。那段日子真的是无忧无虑，也让我感觉到家特别温暖，但父亲和母亲相继去世之后，我就觉得没有家了。好长一段时间，我觉得生活没有乐趣，后来慢慢才熬了过来。

从售票员到北漂：被命运推着走的半生

1975年，我高中还没有毕业，正赶上文革后期，学工学农的日子刚过，父亲单位照顾我们家庭的情况，让我接了他的班。我妈说：“如果我去高考，家里怎么办？”考虑到家里生活太困难了，我就没有参加高考，直接参加工作了。1977年，我成了汽车运输公司的售票员，在厂矿和市区间跑通勤，每天收票、报站，车厢里的煤烟味混着乘客的汗味，一待就是二十多年。

那时候的婚姻，像搭伙过日子的工棚。25岁，我和高中同学结婚了，原以为知根知底能安稳，没想到碰上个喝大酒撒酒疯的。他在外边花天酒地，工资一分不给我。我每月挣得30块钱既要养家，还得给他还赌债。有次他喝醉了，在车厢里当着满车乘客扇我耳光，青肿的脸让我半个月不敢抬头见人。我想要离婚，他就又哭又闹，没到三天又恢复原样，就是“滚刀肉”。但没想到那个年代离婚比登天还难，需要单位街道都给开证明，但单位、街道都不给开，我被逼得精神崩溃，住进疗养院两年。后来，恢复身心之后，我就到法院起诉分居，直到分居满半年，法院才判离。

那时候女儿刚5、6岁，判给了前夫，我就一个人工作生活。后来，1999年单位效益不行，我办了买断工龄，先去大连可口可乐厂流水线上干活，也在中医诊所打过零工，也做过做饭钟点工等等……后来我妹妹在北京站稳脚跟，喊我过来帮忙带孩子。她是口腔医院的专家，忙得脚不沾地，我在她家一做就是好几年，接送孩子、做饭、打扫，成了家里的“保姆”。

社会工作者跟小金的姥姥在访谈

暖过也冷过的日子

第一段婚姻的结束虽然暂时让自己脱离了困局，但女儿跟着前夫却一直在受罪。前夫整天不务正业出去喝大酒，也不管她，心情一不好就回家打她。他去外出开货车的时候，就把女儿一个人锁家里，让她在家里吃凉饭，后来女儿憋出了抑郁症。女儿在学校混了七八年，初中还没有毕业，就在家里待着了。后来，2003年左右，前夫亲戚给女儿介绍了表弟，我寻思女儿这个状况，只要找一个老实巴交、不欺负她的就可以了。但结婚了之后，她的丈夫把钱都交给了他妈，老太太整体东走西颠打麻将，女儿怀孕之后在家吃喝没人照顾，也跟不上营养。她有时候给我打电话，说自己什么都吃不着，我就给她打点钱支持她……后来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就离婚了。现在状态也不是很好，有时候会自言自语，患有糖尿病，要每天打胰岛素，还有胆囊结石、鼻炎等一身病……

我自己在2010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北京的老伴，他比我大10岁，是水泥公司的站长。在和他结婚之后，没多久我就把女儿和外孙小金带过来北京一起照顾了。过去的这13年是我这辈子最安稳的日子，虽然每天就是柴米油盐——他买菜做饭，我收拾家，外孙小金来北京后，他也特别宠着小外孙。

儿童小金在写作业

但小金这孩子也是命苦。一岁多在奶奶家，从高床上摔下来磕了头，开始抽羊角风，一晚上能抽10次，脸憋得发黑。接过来北京之后，我和老伴带着他到北京很多家医院看病，现在吃药基本控制住了，每月药钱1050元，一分不能少。后面才知道是癫痫，小金的大脑损伤比较严重，影响了他的智力，三年级了还数不清5以上的数，语文课本上的字认不全，说话也磕磕巴巴。在学校被同学推搡，他只会拿铅笔扎人，说不出来。有次把小女孩推倒在草坪上，人家家长不依不饶，我带着去朝阳医院检查，医生说“孩子蹦跳自如，没事”，可我还是赔了500块钱。

除了我女儿和外孙小金的情况，老伴的儿子从一开始就反对我们在一起，为了财产闹到打官司，老头被气得血压飙到200。2023年11月，老头突然脑梗昏迷，抢救了一个礼拜才醒，之后小脑萎缩得厉害，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很多时候他吃完饭就忘，总说我们饿着他。没办法，我会在饭桌上放个本子，他吃完就画个勾，就这样糊涂着过了半年，去年还是走了。

关于明天：不敢想的心愿

我自己身体也不太好，去年3月在医院做了手术，嗓子里的囊肿已经癌变，切下来的组织装了小半盘。大夫说再晚点就麻烦了，可我哪有时间顾自己？之前老头住院，小金疫情期间阳了发烧，我白天跑医院，晚上给孩子物理降温，熬得眼睛都糊了。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心口窝堵得慌，恶心反酸。胃里还有息肉，三年没敢复查，就怕查出问题来，这一大一小没人管。小金的癫痫药、女儿的胰岛素、我的降压药，堆在窗台像座小山，每个月买药就得两千多。水电费燃气费加起来近500，吃饭省着花也得1000，这些账我记在着，越算心越沉。我现在这点退休金，养家根本不够……妹妹偶尔接济我，塞个三百五百的，可她脾气急，说两句就拌嘴。社区街道我也没找过，不知道还可以找到谁。

社会工作者跟小金在访谈

有时候坐着发呆，会想起辽宁老家，现在老家房子早没了，哥哥得了脑血栓，自顾不暇。我想过回老家，可我的医保在北京，半年得查一次嗓子。回去也没有可以营生的事情，但不回去，这房租就快交不起了。我自己这个岁数也没什么想法了，但是我女儿和孙子，如果我走了，他们可怎么办？女儿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小金癫痫一犯，谁给喂药？

什么是幸福？我觉得就是能看着小金好好吃饭，女儿能多说句话。要是哪天我不在了，希望有人能多照拂他们一把。我最想就是把这两个孩子安排好，将来我不在了，怎么能让他们能生活下去，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协作者始终将目光聚焦于困境流动人口，深切关注他们的发展状况与多元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工群体的故事丰富而深刻：有人背井离乡，在陌生的城市中努力打拼，只为给家人更好的生活；有人遭遇挫折困境，却凭借顽强的毅力，一次次重新站起。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中的很多人“因为淋过雨，所以愿意为他人撑把伞”，他们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从受助者成为助人者，用自身的经历传递温暖与力量。基于此，协作者将用文字和影像记录、分享这些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