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 连载之三】三十余载破冰前行:红枫中心反性别暴力的实践、研究与社会倡导
来源:红枫中心
作者:红枫中心
2026-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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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于合集 公益人口述史

社区模型落地,立法持续推动, 

“半边天家园”从地方试点走向全国推广

(2001‑2015)

  

【编者按】

这个阶段是红枫反家暴实践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婚姻法修订后,反家暴亟须可落地的基层干预模式。本篇聚焦红枫“半边天家园”本土社区社会工作模式的诞生与推广;同时回顾了机构在反家暴专线、儿童性侵预防、职场性骚扰立法研究、婚内性暴力研讨、受暴妇女心理干预模型等前沿领域的开拓,为国家专门反家暴法出台积蓄实践与民意所做的努力。

2001年《婚姻法》修订,明文禁止家庭暴力,这是法制层面的重大突破,但条文比较原则化,缺少配套实施细则。公安机关、法院、妇联、社区各个机构之间,尚未形成协同干预家暴的工作机制。很多受暴妇女遭遇暴力报警之后往往只作为家庭纠纷调解,人身安全保护等制度还不存在。社会迫切需要一套可以落地的基层工作模式,让社区、公安、司法、社会组织能够协同处理家暴问题。

红枫在这一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工作重心从“发声”转向“落地”,从“倡导”转向“服务”,从“单一热线”转向“社区干预”,从2001年起,为期五年,与天津市妇联合作开展家庭问题社区干预实验项目,创建“半边天家园”本土化社会工作模型。这个模型从天津试点,实现天津城乡社区全覆盖,之后被全国妇联吸纳,以“妇女之家”名义推广到全国,在全国建立九十多万个妇女之家和妇女微家,成为中国基层妇女工作重要载体。

一、天津家庭问题社区干预实验项目:“半边天家园”的诞生与推广

2001—2005年,红枫与天津市妇联合作开展家庭问题社区干预实验项目。项目核心目标,就是在社区搭建反家暴的干预系统,创建“半边天家园”妇女社会工作模型。过去,家暴干预大多发生在暴力已经发生之后,受害者求助才开始介入;而“半边天家园”把工作前置到社区层面,在社区搭建平台,把社会组织、政府部门、普通居民联系在一起,构建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的三维支持系统。

项目开展过程之中产出大量实务成果:编写《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警察工作手册》,这是国内较早面向公安民警的家暴工作手册,给一线执法人员提供实操指引。项目主持人王行娟专门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彭珮云,提出城市弱势妇女群体与反家暴的工作建议。项目运行之后,彭珮云主席先后三次实地调研考察天津“半边天家园”,对这套社区干预模式给予高度评价。2007年12月19日,天津市政府和市妇联召开全市推广“半边天家园”大会,天津市政府将半边天家园模型作为天津市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支点,决定用5年时间,在全市3000多城乡社区建立半边天家园,实现全覆盖。全国妇联顾秀莲主席出席会议,称赞半边天家园是一个有特色、有影响的妇女工作优质品牌;在全国妇联维权工作中有地位、有影响,值得推广。

2010年全国妇联将“半边天家园”模式吸纳,以“妇女之家”的名义推广到全国,落地九十多万个站点,实现了民间机构实践向全国基层工作的转化。

二、持续通过媒体输出项目经验并出版《在社区中赋权妇女》专著

《中国妇女报》多次刊发专题报道,如2001年11月18日头版头条刊发《警官研析家庭问题——天津市家庭问题社区干预项目步入实施》和,之后《天津法官探讨家暴审判难点》《反家暴法律实施难——来自受虐妇女的呼声》《受虐妇女为什么不能脱离暴力环境》等,把天津社区实践当中遇到的法律困境、受害者现实困境传递给公众。红枫方舟家庭中心举办多场反家暴公益讲座。

2002年11月,王行娟赴香港参加“打破沉默——妇女反对家庭暴力在亚洲”研讨会,发表《家庭暴力在中国》,向亚洲各国介绍天津社区干预的本土经验。

2003年,红枫持续产出研究文章,关注精神冷暴力问题,在《工人日报》刊发《精神冷暴力——受虐妇女的另一种痛》;《妇女研究论丛》刊登《社区妇女维权的新思路——家庭问题社区干预项目介绍》,系统介绍半边天家园模式。同时接待美国多所高校学者来访交流,把中国社区反家暴实践对外传播。

2005年天津项目成果集《在社区中赋权妇女》正式出版,记录家庭问题社区干预实验项目的完整实践经验。

半边天家园模式,不只是一个项目试点,它的创新价值体现在:第一,突破过去反家暴“只做后端救助”的局限,把反家暴工作下沉到社区做好预防、宣传、矛盾调解;第二,搭建多机构协作网络,打通妇联、公安、社区、社会组织,改变各个部门各自为政的局面;第三,形成可复制、本土化的社会工作模式,在全国全面推广。这套源自民间NGO的探索,转化为全国基层妇女工作的重要载体,实现民间实践向制度建设的转化。

三、开通反家暴专线,持续进行家庭暴力立法倡导

2004年3月8日,红枫开通反家暴专线,并且配套电话后续跟进服务,这条专线一直延续至今。这是专门面向家暴受害者的专业求助通道,区别于普通妇女热线,志愿者经过专门家暴干预培训,除了倾听疏导,还会做后续跟进,对接法律、社区等资源。同年“两会”前夕,邓伟志等五位全国政协委员来红枫视察,听取关于家庭暴力电话咨询的介绍,联名在政协会上提出“关于制止家庭暴力的建议案”。《人民政协报》3月3日刊发《邓伟志等5位委员呼吁:家庭暴力是社会公害应“五管齐下”》,《北京青年报》3月4日刊发《政协委员作客妇女热线:提出解决家庭暴力建议案》。

2005年,红枫通过人大代表提交对《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的修改意见;联合中国妇女报举办“全国反对家庭暴力与妇女心理健康研讨会”,聚焦家庭暴力带来的心理伤害,会议论文汇编成集,广为散发。同年,红枫一行三人组团赴联合国参加“北京+10”纪念活动,在国际论坛讲述中国本土反家暴实践。

2006年,红枫通过政协委员提交关于《妇女权益保障法》司法解释当中性骚扰定义的修改意见;联合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举办反家暴心理与法律救助论坛,着重探讨心理救助与法律救助如何结合。在实务当中,很多受害者拿到法律判决,心理创伤却长期得不到修复;只做心理疏导,缺少法律支持,受害者也难以真正脱离暴力,红枫很早就意识到,反家暴救助必须心理、法律双轮并行。

2007年,在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年会上,红枫举办“对施暴者进行心理矫治”专题论坛,在国内率先倡导:家暴处理不能只救助受害者,要把法律惩治和施暴者心理矫治结合起来。论坛上,王行娟率先发言“对施暴者进行教育的心理学基础”,接着,右安门街道妇联主任冯丽萍“将教育施暴者的工作做到社区”、由施暴者成为志愿者“在反家暴活动中成长”、上海维尔福热线主持人周美珍“男性施暴者心理分析及矫治”、中国公安大学副教授荣维毅“促进男性参与终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策略探讨”、北大妇女法律中心律师李莹“关于对家庭暴力施暴者法律惩戒的思考”陆续登场。在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干预重心全部放在受害者支持上,如何对待施暴者是讨论很少的议题,红枫的这一倡导具有很强前瞻性。同年,红枫参与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的“受暴妇女需求调查”,深入访谈了62位受暴妇女,收集了大量一手需求数据。

四、儿童性侵预防“大篷车”开赴十几省市硕果累累

红枫早在2006年流动妇女权益调研中就发现女童受侵害问题,随即在流动子女家教项目的家长课堂中增设预防性侵相关课程。争取到专项支持后,2011—2013年,红枫在河北赵县三所小学连续开展了三年儿童预防性侵项目,研发出首套面向儿童、家长、教师的绘本教材,在实务层面积累了课程、教案与一线干预经验。

正因前期已有数年扎实的项目实践与培训内容储备,所以,当2013年海南小学校长带学生开房事件引发社会强烈反响时,红枫中心立即行动,率先发起预防儿童性侵大篷车项目,并具体组织筹办、由全国妇联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出面,联合召开“预防性侵百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后,“红枫预防性侵大篷车”立即开展多层次实务工作:为安徽、河北、宁夏、太原、河南、南京、成都、深圳等十余个省市培训师资。其中包括为国家卫计委主办,来自山西吕梁、四川凉山、贵州毕节的90位基层卫计和社区干部举办5天的讲师TOT培训;2014年宁夏灵武重案曝光,12名女童被教师猥亵一年之久,红枫又第一时间赶赴灵武与贺兰,对两县中小学、幼儿园负责人举办了4天工作坊;还通过皮影戏剧目、公益沙龙、社会问卷调查等多元形式开展公众宣传,发放各类防护手册画册;同时为湖南祁县12岁受侵害被迫生育的女孩等13起儿童性侵个案提供专业心理干预服务。

2013年6月25日,红枫与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中国妇基会心灵家园专项基金、中国新闻周刊等合作,召开“儿童性侵害防治论坛”,有专家和实务工作者120多人出席。王行娟在论坛上分享了为期三年的女童性安全教育活动和调查研究成果。论坛最后联名向教育部发出公开信:“关于尽快在中小学中开展人身安全及预防性侵害教育的意见”。

2018年至2019年,红枫以《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和国内教育部等两个《纲要》为指导,结合云南山区实地调研成果,完成一套四本《儿童性教育》(小学、中学、家长篇与亲子读本)参与式培训教材,并走进昆明、广州、陕西洋县等地,为农村、山区社会组织培养200多名本土儿童性教育师资。

在实务之外,红枫依据一线服务中接触到的儿童性侵个案需求进行政策倡导,通过政协委员2014年向两会提交“关于落实未成年人性侵害防治的建议”和“关于落实教育部等四部委预防儿童性侵害《意见》的两份建议”,2015年提交了“保护被性侵害儿童的法规亟待完善”的建议。

2023年,红枫实现了远程深度参与式培训的突破。在福建省福至心灵助学服务中心支持下,利用“智慧教室”,于8月18-20日,红枫护花园丁计划项目组连续3天,为来自陕西延安和福建两省14所乡村小学的40多位在校教师和支教老师,举办了预防性侵师资远程工作坊。11月28-30日,“千万关爱”项目连续3天为威宁县30位中小学和福利院教师举办线上防性侵师资训练营。威宁县人社局已批准威宁县教育局将训练营课程列入教师继续教育学时。

红枫预防性侵项目先后斩获全国首届性侵预防高峰大会最佳公益爱心奖、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公益项目二等奖;2022年“红枫预防性侵大篷车”获评中国心理学家大会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优秀案例十佳;2024年在首届“全国社会工作和社会治理创新”典型案例征集活动中被评为“入围案例”。

五、开展职场性骚扰和庇护所制度等前沿议题研究

回溯媒体报道,红枫很早就推动职场性骚扰议题进入公共视野。1998年《妇女研究论丛》刊发王行娟学术性文章《性骚扰现状与研究》,从研究层面对性骚扰现象开展梳理剖析,为后续公众讨论奠定基础;《北京青年报》(1999.12.2)刊发红枫报道《忍无可忍:性骚扰》;《中国青年报》(2000.7.12)刊发《性骚扰举证:遭遇尴尬》,直指性骚扰维权当中举证难的现实痛点,推动社会关注维权实践当中的现实障碍。

2005年始,红枫联合浙江社科院社会学所、中山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历时三年,在北京、浙江、广东三地开展职场性骚扰问卷调查和与各界人士访谈研讨之后,于2009年完成《工作场所反对性骚扰防治法(草案)》以及《草案》说明,通过人大代表提交议案。虽然该法案没有进入立法流程,但这份草案,是国内民间机构系统推动职场性骚扰专门立法的重要尝试,调研报告与立法草案文本,为后续法律修订提供了重要参考。2006年“两会”上,通过全国政协委员递交了《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司法解释有关性骚扰定义的提案 。

2010年,已经持续关注庇护议题17年的红枫,持续开展庇护所制度研究。在“中国女性在行动”论坛上,王行娟发表《受虐妇女庇护所在中国为什么门庭冷落?》,直面现实困境:国内庇护场所数量不足,庇护制度运行存在诸多现实障碍,很多受暴妇女不愿意选择庇护。红枫没有简单呼吁多建庇护所,而是从社会现实出发,分析庇护所制度落地的堵点。同年在北京三个城区50个社区落地“将家庭建设成安全港湾”项目,开展社区层面家暴预防。

2014年,王行娟等赴徐州参加庇护所能力建设研讨会,继续探讨庇护所现实困境,王行娟发言题为“中国家庭暴力庇护所的现状与问题”。

同年,当国务院《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对外公开征集意见的时候,王行娟和志愿者王凯戎提交了一万多字的修改意见,把三十多年热线个案和项目实践积累的经验,转化为法条修改的具体建议。同年,红枫和人民网联合举办反家暴立法论坛,搭建公共讨论平台,引导公众参与立法讨论。

六、对夫妻间“性暴力”,从个案入手进行持续研讨和政策倡导

夫妻间性暴力是与身体、精神暴力并列的家庭暴力形式,特指家庭亲密关系中违背当事人意愿实施的性侵害与性羞辱,它剥夺受害者的身体与性自主决定权,造成其严重的躯体损伤与长期难以弥合的心理创伤,甚至酿成以暴制暴恶性案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法律对婚内性暴力仅有有限制约,缺少专门、明确的条文;即便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实施,性暴力也未被单独列为家暴类型,只能依靠法条中“等侵害行为”的兜底条款处理。由于司法实践当中认定尺度不一,给受害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带来现实障碍。受害者羞于求助,公共讨论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红枫中心基于热线接获的家暴求助个案,率先开启婚内性暴力议题的探索。

早在1994年,王行娟就在《妇女生活》上发表了《女性的性权利》,这是国内较早公开讨论婚内性权利的文章;同期还撰写个案报告《丈夫对我性摧残,怎么办?》回应一线求助。1998年《青少年犯罪研究》刊发《女性杀人犯罪与性暴力》,从犯罪样本视角观察性暴力带来的伤害。

进入2000年,红枫对性暴力从个案入手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在《健康人》刊发《婚内强暴让她们的心在流血》《婚内强暴者的心理分析》《女性杀人犯罪与性暴力》《婚内强暴者与妇女人权》《中国:婚内强暴调查》等一组文章,剖析施暴者心理、受害者处境以及婚内强暴背后的人权议题;红枫同步开展100个家暴个案研究,聚焦包含婚内性暴力在内的受暴妇女“为何不离开暴力关系”的现实困境;2001年完成108个家暴司法保护个案研究,形成专项报告,梳理这类受害者寻求司法救济时遇到的重重阻碍。

红枫积极借助学术会议、行业研讨推动学界与实务界正视婚内性暴力定性难题。2004年7月30日,在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反家暴专门工作会议上,王行娟提交《婚内性侵犯,是否属于家庭暴力?》,抛出核心争议命题,直接引发业内对于婚内性暴力法律定性的辩论。2005年全国妇女心理健康与家庭暴力研讨会上,她提交并发言《受虐妇女的心理创伤与干预对策》,基于60个个案中20%婚内性暴力个案研究,探讨心理创伤的干预路径,会议汇编形成论文集,将一线个案经验转化为行业参考材料广为散发。此后,王行娟持续在国内外专业平台分享本土经验:2013年在世卫组织专家研讨会上发言《从妇女热线看性暴力受害者的需要》;2015年红枫主办“消除妇女暴力 妇女为什么不离开”论坛,她发表《一个性暴力个案的社会心理分析》;同年在日本反家暴国际会议上作题为《中国反对性暴力的行动》的报告,把中国民间机构对婚内性暴力的观察带到国际交流场域。

七、介入重大社会事件发声,发布“红枫受暴妇女心理帮助模型”

2011年,李阳家暴事件爆发,当事人Kim第一时间向红枫妇女热线求助,陪同李阳来到红枫接受心理咨询。这是轰动全国的家暴公共事件,红枫直接介入个案服务,并在媒体上发声。王行娟应邀专程赴上海《东方卫视》录制关于李阳事件和红枫反家暴工作的专题片。同年,红枫在河北广平县启动“切断家庭暴力代际传承”项目,关注家暴代际传承现象,把视角延伸到儿童、家庭代际影响。当年11月国际反暴力日,红枫举办受暴妇女需求研讨暨“红枫受暴妇女心理帮助模型”新闻发布会,把二十多年热线个案经验总结提炼成“六三一”,即六项基本原则,三个重要工作环节,一个核心——即改变认知,包含对自我、家暴性质、婚姻、子女四个维度认知重构,强调家暴是加害人个人选择,属于违法行为;婚姻失败不等于人生失败;无暴力环境对孩子成长远比母亲忍辱负重更加重要;遭遇暴力不是受害者的过错。

在“六三一”模型的“心理咨询框架”中, 注意区分了高危和低危两类施暴者,开展差异化风险评估与干预。低危即“只打家人型”施暴者,暴力多发生在家庭冲突激化场景,不存在极端伤人杀人倾向。咨询重点是协助当事人梳理冲突症结,学习冲突应对策略,减少暴力发生频次。另一类属于边缘型人格的高危施暴者,存在极端威胁、报复伤人风险,干预重点不再是调解夫妻矛盾,而是做好风险警示,告知紧急状态处置方法,把保护当事人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热线志愿者会指导当事人报警、留存接警记录、就医取证,为后续离婚诉讼、人身保护令申请积累关键证据。对于评估为高危的个案,会留存24小时联络通道,做好危机转介、庇护对接的准备,一旦发生紧急险情,可以快速联动多方资源。

这套模型面向社会公开,为行业提供实务参考。Kim携女儿出席发布会,引发全社会和媒体广泛关注与报道。

2012年,红枫通过政协委员向全国“两会”递交提案,呼吁制定专门的《防治家庭暴力法》。此时距离专门反家暴法正式出台还有三年多,民间持续的提案呼吁,不断为立法积蓄社会共识。同年,承接雅芳“大声说出来”全球行动,作为中国唯一主持者,在北京、上海、河北、成都、深圳五个省市落地活动,在11月25日国际反暴力日到12月10日人权日的16天活动周期内,以“大声说出来”同一个主题,张贴统一内容的宣传海报,分别在这五省市开展社区干部居民培训、受暴妇女个案面询,借助媒体开展广泛社会倡导,把反家暴宣传带到街头和社区。

2015—2017年,红枫实施持续三年的“受暴妇女综合服务”项目,这套综合服务包含多个模块:热线咨询、面对面个案咨询、团体辅导等心理服务;当受暴妇女生命遭遇危险时,联动多机构紧急救助与综合服务;面向社区开展家暴预防培训和公共宣传,整合了红枫二十多年的经验,实现心理、法律、庇护、社区宣传一体化。

八、开展广泛的国际交流,在借鉴、输出的同时,立足社会现实,形成本土化反家暴模式

在2001—2015年,红枫围绕反家暴、反性骚扰、儿童性侵害防治广泛开展了国际交流,既借鉴境外理论和实务经验,又立足中国社会现实,形成本土化反家暴模式,同时推动国内政策、服务网络与公众认知进步。

1.出境参与国际或地区会议输出本土经验

王行娟多次出境参会:赴香港出席亚洲反家暴研讨会发表《家庭暴力在中国》;多次参加日本、韩国举办的东亚/国际反家暴研讨会,分享中国反家暴实践;出席第六届东亚妇女论坛;组团赴美参加联合国北京+10纪念活动;赴台湾参与两岸NPO反家暴圆桌论坛,结合《消歧公约》探讨大陆反家暴工作等。

2.境外专家来华交流学习域外干预经验

接待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学者来华交流家暴社会干预,境外专家为志愿者开展家暴婚姻干预专题讲座;接待韩国、日本、蒙古等妇女热线负责人来访,交流热线反家暴干预技术。

3.参与国际公益项目与全球联合行动

承接雅芳“大声说出来”全球反暴力项目,作为中国主办方在国内5省市落地社区培训、个案服务、公众宣传;借鉴国际理念开展庇护所专题研究,对比域外庇护模式反思国内庇护所现实困境。 

红枫的国内国际交流,形成了“引进域外理念经验—立足本土改造创新—推动制度完善—对外输出”的完整闭环。国际交流帮助红枫打开视野,吸收性别平等、多机构干预、施暴者干预、性骚扰防治等国际理念;但始终充分尊重中国社区治理、妇联组织、家庭文化现实,孵化出半边天家园、反家暴热线、受暴妇女心理帮助模型等本土方案;国内层面的多方协作,又将民间的实践成果输入政策与公共服务体系,切实推动中国反家暴事业向前发展。

阶段小结:

第三阶段是红枫反家暴实践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

一是,创造出本土化可复制的社区干预模式“半边天家园”,实现民间社会组织项目成果被天津市政府推广和全国妇联体系吸纳,推广到全国,实现民间实践向基层制度转化,这在中国妇女NGO发展史上是非常难得的案例。

二是,开通专门反家暴专线,构建综合服务模式,心理救助、法律支持、个案跟进、团体辅导相结合,形成完整服务链条。

三是,率先启动儿童性侵预防实践与研究,将工作重点放在教材编写与师资培训上,先后编写出三套预防性侵与全面性教育培训教材,及时填补了社会急需与空缺。

四是,持续不断政策倡导,提交提案、立法建议,推动专门反家暴立法的社会共识逐步积累,同时开展施暴者矫治、庇护所困境、夫妻性暴力、家暴代际传承、职场性骚扰等前沿议题研究,走在国内实务研究的前沿。

五是,直面重大公共家暴事件,把个案服务和公共倡导结合,借社会热点事件,推出受暴妇女心理帮助模型,向全社会普及反家暴专业认知。

六是,广泛的国际交流,在借鉴、输出的同时,形成“引进—本土化创新—政策转化—对外输出”完整实践闭环。


但是,在这个阶段,由于国家反家暴专门法律尚未落地,很多工作还处在试点、倡导阶段,庇护资源稀缺,多机构联动机制主要依靠项目推动,还没有成为法定制度。人们在热切期待着反家庭暴力法的正式实施,整个反家暴事业进入新阶段。


侯志明撰稿  王行娟修改审定 张琦排版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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