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协作者五地团队，每年都会有至少两次聚在一起闭门开展团队建设的时间，从项目开展、服务实践到团队发展、组织战略规划讨论等，梳理团队过往工作，为下一步的发展总结经验，分析当下公益环境，提升团队可持续发展能力。2025年的夏季团队建设中，北京、南京、珠海、青岛、江西五地协作者伙伴如约相聚在首都北京，共同参与“挑战与机遇”五地协作者团队能力建设活动。为期一周的团队建设中，协作者创始人李涛带领团队成员共同回顾了协作者的愿景、使命、战略规划、服务模式、核心竞争力，“协作者云社工”整理与大家分享。

李涛，“协作者”(Facilitators)创始人，北京协作者中心主任，高级社会工作师，首批全国专业社会工作领军人才

在团建中常常回顾来时路不忘初心与使命

每年团建都是我特别期待的，对于我的支持非常大。今天一见到大家，这段时间很多的压力立即烟消云散。

每年团队都会做回顾，是因为我们觉得在一个团队中，不管是老人还是新人，都应该知道这个团队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我们在一个什么样的团队里面。所以，了解一个团队的发展历史特别重要，就像结交朋友一样，除了要知道他未来的想法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他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因为过去的的痕迹会留在他的身上，刻在他的心灵当中，影响到他的现在和未来。

当时，我们之所以创建协作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觉得，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有更多元化的组织和服务，尤其是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服务。当时比较少，而协作者愿意做这样一个尝试。如同这幅当时画的组织理想图，我们希望协作者在公益行业当中就像雁阵一样，带领着大家一起往前飞，探索经验，给后来者节省一些时间、精力，少走弯路。

正因为如此，我想告诉大家，影像资料的记录、保存特别重要。这些年，协作者积累了大量的影像资料，包括大量的活动材料，随着时间的沉淀，它会越来越有价值。在回顾历史的时候，组织要有证据可以去寻证。所以，在历史研究当中，考古学是特别重要的。要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步都是在记录历史，不是靠脑子记，它是需要影像、文字、素材，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保存档案资料。

我们成立后做的第一个项目是非典救援，那时候比现在的压力要大得多得多。一方面，机构没有注册，也没有专门的资金，专职人员就更少，但那时候机构负担也非常小，我们不用考虑活下去的问题，只需要考虑如何把这个事情做好。协作者的发展历史上有没有遇到过困难？当然有，且都是非常大的困难。它不像现在，当年我们在社区里面开展服务很难，而现在我们在社区当中是有伙伴的，有大量的家长志愿者，也有政府部门对我们的认可，因为这些都是过去20多年里，我们积累下来的资源。但在当年，我们是没有这些支持的。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协作者已经从北京团队发展到了各地的团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2003年2月28日，我们坐在一个筒子楼铺着劣质地板革的地上，去展望未来20年会是什么样，当时我们希望协作者的发展模式，不光要在北京，在全国也是可以复制的。现在看，我们实现了当年这个理想。 但实现了之后并不代表没有困难，新的困难依然会产生，问题是我们现在的心境跟20年前是不是一样的。

20年前，我们坐在地板革上一穷二白的时候，对未来依然是充满信心的，知道前景是光明的，也并不在乎这一时的坎坷。但是，此时此刻在这里，在讲到下一个20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依然有这样的一种激情，依然有这样的信心，甚至是依然有这样一个更宏大的使命或者是理想？那么，什么东西让我们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当下的环境再怎么说比20年前要好了很多，但是我们有些伙伴反而没有理想或者不敢去想象，又是为什么，这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协作者成立时，提出了4个核心问题：“我们为什么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做什么”“我们的做法有效吗”“我们将向何处去”。到了2013年协作者第一个10年，又新增了“我们从哪里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协作者在刚成立时，我们更关注未来、关注自身是谁；而到了一定阶段后，开始思考“我们为什么会站在这里”，这个问题的分量也变得更重。 最早在公益领域，彼得·德鲁克曾提出过几个关键之问，比如“我们的客户是谁”“我们的愿景是什么样”等等。协作者则将这些问题，转化成了结合自身实践、用本土语言表达的内容。这是一项重大贡献，未来它的价值会越来越显著，尤其对那些需要进行内部梳理的机构来说，会有很大帮助。

聚焦使命与愿景，再看我们为什么在一起

一个机构是靠愿景与使命来牵引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而存在”的重要原因。协作者创立时，创始团队做了大量农民工的社会调查，也尝试探索农民工服务，由此形成了清晰且坚定的认知：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城市化问题，而农民工正是这一问题的核心，能否促进农民工的社区融入与社区参与，是其中的关键。若这一问题解决不好，整个中国社会就难以实现良好的可持续发展。一个机构总得有宏观视角，就像人一样，格局源于自身的价值取向。具体到机构层面，你所关注的议题或问题越关键、越重要，对社会发展的意义越大，机构自然就越有价值。若是只关注短期、无关紧要的事，机构便难以具备重要性，这本质上是由它所聚焦的问题决定的，也就是说，使命是由机构所关注的问题决定的。所以，协作者选择聚焦农民工这一问题，本身就极具意义。

在过去20多年里，农民工问题历经起伏，甚至曾有将近四五年的时间，这个问题完全被边缘化，少人关注，但协作者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使命。如今，这一问题再次被提升到更高的高度：中央社工部将其列为未来中国社会工作领域的重点关注群体。回溯20多年前，便能看出协作者的选择既务实又富有远见。因为农民工、流动人口本就是规模庞大的群体，而协作者认为，家庭是这一群体中最脆弱也最关键的存在，是流动人口、农民工实现社会融入的基本单位，所以最终选择以家庭为切入点。直到今天，协作者依然坚持“家庭视角的农民工服务”，秉持“以流动儿童为中心，进而带动家庭参与，深入影响社区与社会”的策略。

协作者人相信“每个弱者都有力量，每个生命都有尊严”，这是我们的价值取向，其背后蕴含着强烈的人本主义精神——这正是协作者重要的地方。前段时间我与王名老师有过一次对话，他提到，“协作者是有哲学的”，这是极高的评价。我们并非仅靠感性或工具（专业技术）前行，而是具备哲学高度的。哲学是“爱的智慧”，我们将协作者的哲学转化为理想实践，便是致力于实现“每个人都可以怀抱着尊严和梦想，自由地行走在大地”。 【协作者视线 | 王名vs李涛：如何促进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以协作者为例】因此，对外宣传时，这两句话是机构最鲜明的标识。它们是机构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最独特的“性格”，也是最能打动人的内容。

在社会组织领域，我们基本是靠理想主义凝聚在一起的，正是因为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价值观，才会走到一起。所以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寻找合作伙伴，还是招募工作人员、志愿者，核心都在于“理想与理念是否一致”，这一点至关重要。

我们始终认为，农民工才是主体，服务对象才是主体。我们社会工作者、机构只是一个平台，承担着赋能、协助、推动与规划的角色。每次王名老师为我们解读“协作者”时，都会从“Facilitators”（协助者、赋能者）的角度展开，他觉得“协作者”这个中文词，只翻译出了“Facilitators”内涵的百分之八九十，还有一些重要的隐性意涵，是中文的“协作者”难以完全涵盖的；即便用“追梦者”这类词去对应同源的英文意涵，也未必能精准传递，可见其内涵之深厚。所以，回过头来看，为什么我们在一起？

一是推动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与。我们现在做的工作，不管是微观层面的服务，还是倡导、赋能，都围绕着这一点展开：要让流动人口有更多参与机会，同时提升他们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协作者举办的大大小小活动，都会鼓励服务对象参与进来，而且不只是参与，还得让他们表达想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前段时间，参加某个论坛时，相关人员看到协作者在论坛里安排农民工上台发言，第一反应就觉得是要“煽情卖惨”。其实大家都没意识到，这个舞台、这些座位，本来就该有属于农民工的位置，可没人这么想。所以，我才说这是个反常识的时代，直到整个论坛结束，他才真正理解为什么，在当前的大环境里，协作者的做法确实特立独行。

二是推动社会发展理念与技术变革。每个人都希望建立更和谐的社会，拥有更美好的生活，但关键在于，怎么把这些理念、理想和蓝图转化成实际行动。而转化的过程，是需要技术、方法和理念支撑的。可直到今天，在公益领域里，我们还是特别缺少专业意识。所以这两年，协作者一直坚定不移地走专业化路线。大家在做的时候都感觉到专业要求是非常高的，好像永远都追不上。这背后其实有个原因：我们走专业化路线，不只是为了做好服务，更因为这本身就是我们的愿景，希望能为中国社会真正实现专业治国、专业兴国出一份力。

三是推动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发展。要实现“推动流动人口社会融入”这个目标，面对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光靠机遇是行不通的，要推动整个中国专业技术的发展，只靠一家机构也做不到，最终得依靠整个行业的力量。大家平时听到最多的词是“抱团取暖”，但抱团的目的不是为了自身取暖，而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变革。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可以想想，网络众筹管理办法的调整对协作者冲击很大，但实际上受冲击的不只是协作者，还有大量一线的草根组织。要是这个时候行业能团结起来、一起发声，我们就有可能推动这样的情况发生改变。可如果行业不联合，只靠几家机构去努力，能起到的作用特别小。所以在当下这个对我们不太友好的环境里，行业的团结、主动去突破就格外重要。因此，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不管我们做倡导、做专业支持，还是做服务，大家一定要记住，必须要有行业视角，联合更多机构加入进来，一起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