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起，方德瑞信（CAFP）联合共益资本论推出“CAFP共益筹款访谈录”专栏，并于2024年全新升级，我们将邀请公募基金会筹款负责人、一线组织筹款实践者、互联网募捐信息服务平台操盘手、筹款服务支持者、政策制定者等伙伴分享个人或机构的筹款行动历程与思考，以期探索本土筹款人成长与发展之路，让真知灼见引领行业迈向卓越。
本期对话嘉宾：黄庆委，支付宝公益平台运营负责人，蚂蚁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
黎宇琳：你既有一线的工作经验，也曾经在公益基金会任职，现在做平台的运营负责人，你的工作经验很丰富，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是怎么完成这个转型的？
黄庆委：我的社会工作专业学习和全职公益工作经历，多站在公益行业机构内部的视角，谈的更多的是工作的专业性问题。转型做公募平台之后，更多地站在了一个更大的公益视角。公益行业由受益对象、捐赠人和慈善组织三类基本主体构成，作为平台，虽然是“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但核心客户是捐赠人，慈善组织是平台的合作伙伴，我们共同的目标是一起服务好捐赠人，承接他们的信任，合力改善受益对象的状况。黄庆委：互联网思维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不仅要满足受益人和慈善组织需求，更要重视捐赠人视角，从系统的角度去思考如何做好平台服务。黎宇琳：在视角转变的过程中，你在工作方式上最大的改变是什么？黄庆委：最大的改变就是站位的变化。我越来越意识到，站在捐赠人的视角去思考，是平台最大的职能之一，这样才能把平台在社会中的独特价值展现出来。为什么慈善组织要跟平台合作？是因为平台能链接很多潜在的捐赠人；为什么捐赠人要通过平台捐赠？是因为平台能解决他们的便捷性问题、信息不对称和部分信任问题。黎宇琳：我本来想问你，一个募捐平台在当下的行业发展里面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但我想你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你认为募捐平台很重要的是扮演好服务捐赠人的角色。那在你看来，平台与公益行业关系、平台和公益机构的理想关系应当是怎样的？黄庆委：这个问题，首先得回到公益最初的目标。我觉得公益有两个基础目标：第一，让弱势群体的状况得到改善；第二，促进社会的参与，增进社会的信任，公益不仅仅是捐赠，更是唤醒。这两个目标构成了公益的价值，我就顺着这两个基础的目标，去寻找平台在与行业合作中各自的定位。捐赠人支持慈善组织是希望慈善组织能解决靠个人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慈善组织接受捐赠，就需要体现专业度和效率。同时，捐赠人也需要得到受捐的慈善组织提供的服务，比如，他（她）在捐款时希望项目可信有效，捐完后想要得到反馈，像项目进展等等，从而激励他们持续的通过慈善组织进行参与。平台和机构是合作伙伴关系，平台努力为机构赋能，如提供便捷的线上化募捐服务、带来公众流量、提供技术支持。但有一个问题一直有点纠结：平台究竟要不要代表公众向慈善组织问责？平台是没有这个法定权力的，但是，在很多时候，公众对大流量平台的信任，平台还是要承担起责任，也有助于公益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黎宇琳：平台在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会不会与慈善组织在合作上出现一些张力？
黄庆委：一般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现在部分慈善组织觉得拿到备案号，认为平台作为服务机构，不应提出过多的要求。二是部分慈善组织把平台当成了“甲方”、“资助方”。站在平台的立场上，平台与慈善组织应是伙伴关系，要共同思考如何服务好捐赠人。这就要求大家在合作的过程中互相理解，达成真正的认同。但有些时候，平台和机构之间会出现一些张力，比如在项目评估、流量分配的时候，平台基于对捐赠人负责的态度，会对慈善组织有所要求和筛选。黎宇琳：听闻支付宝平台近年也有一些新的站位、支持风向和价值理念的调整，给我们介绍一下新的变化？包括合规、捐赠人服务、平台和机构关系等等。黄庆委：信任和专业一直是公众对慈善组织提出的基本要求。支付宝公益平台基于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选择了高质量发展模式，这大概有接近一年半的时间了。高质量一是指的高质量项目，入选高质量的项目将获得优先展示的机会；二是高质量的捐赠人服务，我们围绕捐赠人关心的项目进展、捐赠票据开具、探访服务等设计了相应运营机制；三是慈善文化推广，吸引不同喜好的用户深入的参与不同的议题。如与公益机构及支付宝端内广受用户喜欢的“蚂蚁庄园”一起开发了“超级公益日”活动，帮助公众了解“58人道日”、“孤独症日”等知识，了解公益行业和慈善组织的专业性，从而让他们更愿意去捐赠。我们在平台最好的流量位置开设了“女性专区”和“备灾专区”等特色专区，引导公众更科学专业的关注特定社会问题的系统性解决。以备灾专区为例，我们和备灾伙伴一致认为，只有“有备才能无患”、“晴天修屋顶”才能真正在灾害发生时第一时间响应，实现“救在一线”，积石山地震、日喀则地震，备灾伙伴使用用户之前捐赠的备灾资金第一时间就进行了响应；这笔资金也在中小型灾害时候使用，让捐赠和服务都更为专业和富有成效。黎宇琳：难道之前不是走高质量发展的模式吗？我印象中，支付宝公益平台是全行业第一个让公益上链的平台，对合作的公益项目的要求也一贯是高的。黄庆委：并不是说之前就没有高质量发展，而是在新阶段，我们进一步升级了高质量项目的标准。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慈善组织发展阶段和服务能力参差不齐，我们需要进一步让“门槛高一点”，一方面督促公益组织持续提升项目的质量，另一方面要提升对捐赠人的服务，这是我们近两年在高质量发展要求上最大的变化。黎宇琳：不同的平台对好的标准也许有所不同，支付宝更侧重于哪些方面？黄庆委：在充分征求行业各方意见基础上，我们设置了项目的“五有”标准，既“国家有倡导、社会有需求、治理有规范、执行有效率、项目有结果”。2025年，我们还特别加强了慈善组织过往捐赠人服务的量化指标，实现了“数据+专家“综合评审的方式，从而也寻找到“专业”和“公众参与”的平衡，最好的项目是专业性强且捐赠人服务做的好。我们的评委有公益行业专家、媒体代表、律师、政府部门代表，甚至还有县里的领导，就是为了从多元视角进行综合评估。黄庆委：首先，要把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及成效给捐赠人讲清楚，避免用一些公众看不懂的表达，也不能追求“眼泪指数”，而不把科学原理讲明白。其次，捐赠后要及时反馈项目进展和资金去向，这其实法律都有规定的。我们鼓励组织做更多、更深入的反馈。另外，在捐赠人服务的评估项里，电子票据能力也很重要，我们会考核组织的响应速度和票据开具情况，每年3~4月份是舆情高发时期。我们鼓励一些有条件的机构组织一些捐赠人探访服务活动，不仅表明机构对捐赠人服务的态度，也希望在过程中让众多的小额捐赠人能够感受到真实的链接。黎宇琳：很多的一线组织可能没有这样的服务和反馈的能力。黄庆委：我有一个观点，做公众筹款，尤其是在用互联网募捐平台来做陌生公众的筹款，它不是一个低门槛的事，而是一个高门槛的事，这有点等同于企业的上市行为，关乎到整个社会信任。商业领域公募是属于强监管领域，社会领域公募同样需要更强的公开透明。如果各方面暂时还不太成熟，我建议中小组织一是可以与一些成熟的公益机构合作，做标准化项目的区域执行或者与成熟组织合作做好捐赠人服务工作；二是可以先做私域筹款，做好身边的支持社群，等到各方面的条件具备，项目又有规模化的需求时候再向陌生公众进行募款。条件成熟后案例也是有的，比如广东的“满天星”等，据我了解这部分组织也大多获得了主管部门认可，逐步申请到公募的资质。
黎宇琳：在过去两年里，平台和机构都经历了很多变化，包括 “严管” 的新政与转型的 “阵痛”，在你看来，平台和行业、平台和机构的 “共生” 程度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黄庆委：中国公众爱心是不缺的，所以公益事业一直存在，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慈善组织。你刚才谈到“共生”，作为平台，在高质量发展战略下，平台会对组织分类，更愿意与重视规范性、专业性和能提供好捐赠人服务的组织合作。黎宇琳：在你看来，平台与机构双方应该如何相互理解和合作，以更好地达到价值上的共鸣？黄庆委：平台和机构都要提高专业性，机构不能把平台当作“筹款客户”，双方要相互理解，共同服务好捐赠人，这样才能提高共生程度，达到价值共鸣。黎宇琳：在工作之余，你会看一些人文社科类的书吗？有没有哪一本书，对你的做事方式、看世界的角度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黄庆委：前段时间我看了稻盛和夫的《心法》，他让我明白，要坚持做正确的事，这样资源才会向你聚拢，事业才能持续发展；同时，要善待自己的客户、员工和伙伴。这对公益机构和事业同样适用，公益组织不仅要服务好弱势群体，也要善待自己的员工、捐赠人，否则很容易引起舆情。
黎宇琳：你历经公益行业的多个部门，你如何理解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 黄庆委：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公益慈善事业有很强的中国特色。社会爱心不缺，所以身边很多人都愿意做志愿者，很想找到做志愿者机会，身体力行；社区互助社区慈善有强大生命力，就像费老（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互助基于身边人展开，然后延伸到更多的人，所以“水滴筹”、“轻松筹”等个人求助平台得以快速发展，也侧面体现了老百姓对慈善的认知和需求。慈善组织不能只用抽象的理论去约束真实的需求，或者只是一味为了筹资，这样都会使慈善组织离老百姓越来越远。我们的慈善总量，不仅仅是慈善组织接收到的善款总量，应该是一个更大的、汇聚更多爱心行为的总量——不仅包括慈善组织获得捐赠的总量，还应涵盖志愿服务、个人救助及社区互助，以及未通过慈善组织进行捐赠的社会赠予。黎宇琳：你觉得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最重要的机遇和最紧迫的问题分别是什么？黄庆委：在机遇方面，国家相关政策已经为公益慈善指明了方向，如“第三次分配”、“乡村振兴”、 “一老一小”、 “共同富裕”、“应急救灾”、“环境保护”等领域，将慈善作为社会保障和精神文明事业的重要补充力量，这为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数字技术发展也为公益慈善事业插上了翅膀，这方面中国在世界范畴应该也是比较领先的。最紧迫的问题是慈善组织规范性不足，行业信任度低。公众更关注组织的基础透明性，像资金反馈、信息披露等底线问题。很多慈善组织早年服务单一资助方，习惯服务大客户，面对众多小额捐赠人时，态度和能力问题并存，导致公众信任还需要很多的努力。慈善组织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自律，坚守公益理念。黎宇琳：在支持公益事业的过程中，你对自己的工作有怎样的期许？你希望在你的努力下，给这个社会，给公益行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黄庆委：我希望坚持做正确的事。具体来说，就是在平台工作中选好项目，把好关，不辜负捐赠人信任，同时设计好机制，多方参与决策，让过程更高效、专业、透明；引入新型科技手段和发挥好平台功能，帮助更多捐赠人更深的了解公益慈善，帮助慈善组织更好服务好捐赠人和受益人。当然这些也是平台的规划，作为工作人员，我也是高度认同，十分愿意为之努力。通过这些努力，让优秀的慈善组织都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增强整个社会对公益行业的信任，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2025-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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