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联合捐赠基金迅速崛起。本文介绍了推动联合捐赠基金增长的三大趋势：高净值捐赠者的精简需求、基金会的跨界筹资需求，以及基于信任的慈善价值观。接着，作者把现有慈善捐赠基金划分为三类：社区驱动型、战略协同型和捐赠平台，并介绍了每个类型的特点及其所面对的机遇与挑战。过去的经验表明，联合捐赠基金能够在多种环境中实现高效且有效的运作，为了帮助其明确自身独特的作用与使命，基金领导者和捐赠者可通过回应本文最后的六个问题理清思路并优化战略。

插图：彼得·格兰特（Peter Grant）

过去十年间，联合捐赠基金（collaborative giving）飞速发展。事实上，在回应布里吉斯潘（Bridgespan）年度调研的300多个联合捐赠基金中（将资源从多个捐赠者处汇集或链接到非营利组织的实体），近半数是在过去十年间成立的。这种增长是有原因的：如果运作良好，联合捐赠基金能够显著提升捐赠影响力。这类组织通常由具备深厚领域知识的专家领导，能够高效且有效地链接资源。

许多与我们交流合作过的捐赠方都看好联合捐赠基金的潜在影响力，尽管这些联合捐赠基金的目标各有不同。例如，蓝岭伙伴（Blue Meridian Partners）专注于美国的经济和社会流动性问题。然而，捐赠者也有疑虑，他们希望联合捐赠基金的战略能更紧密地与其自身目标保持一致，并且想要更清晰地了解如何有效评估联合捐赠基金的影响力。事实上，由于人们对成立联合捐赠基金的兴趣日渐浓厚，而该领域的准入门槛又较低，一些捐赠者和基金会领导者开始担心联合捐赠基金可能供过于求。这种“泡沫”可能会导致现有推动社会正向变化的资源重复投入，从而削弱整体影响力。

根据布里吉斯潘的研究，以及我们在协助数十个联合捐赠基金从创立到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我们识别出了一些基金领导者和捐赠者可以采取的措施，以确保其领导的联合捐赠基金实现预期影响力。

在美国，有三大捐赠趋势推动了联合捐赠基金的快速发展。首先，最富有的捐赠者正转向更为精简的捐赠模式。例如，在近200位美国捐赠承诺（US Giving Pledge）签署者中，仅有少数人设立的捐赠机构（基金会或其他形式）拥有超过50名员工。与此同时，富有的捐赠者对多种捐赠方式持开放态度；福布斯全球慈善25强（Forbes Top-25 Givers）中，有四分之三的捐赠者采用多种不同的捐赠机制，其中可能包括联合捐赠基金，而不仅仅依赖私人捐赠型基金会（private endowed foundation）。

其次，捐赠型基金会越来越多地从其他捐赠者那里筹集资金，以便调动更多资金来推进其复杂的战略。慈善顾问瓦莱丽·康恩（Valerie Conn）和索菲亚·米凯拉基斯（Sofia Michelakis）最近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一篇文章中将这一方法称为资助者筹资（funders fundraising）。尽管这种方法可能与联合捐赠模式有所不同，但根据我们的经验，两者的界限可能会变得模糊。这是因为，基金会通常会建立联合捐赠基金以整合资源并解决特定社会问题；对于捐赠者而言，尤其是那些希望在人员较少的情况下做更多事情的捐赠者，通过联合捐赠基金撬动基金运作组织的人力资源极具吸引力。

第三，捐赠者越来越意识到基于信任的慈善（trust-based philanthropy）的重要性，也深知应将资源委托给那些与其所关注问题和所服务人群有着深厚联系的人。例如，美国的少数族裔领导者深知自身所在社区的种族化经历，而这为三类慈善组织——联合捐赠基金、经验丰富的中介基金以及再资助机构——创造了机遇。这些组织往往与边缘化社区的领导者关系密切，既洞悉社区核心诉求，并且懂得如何通过参与式资助等方式将权力转移给社区。

▍联合捐赠模式的进化

全球范围内的联合捐赠基金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演变。在非洲，联合捐赠基金的规模大幅增长，大多数联合捐赠基金采取跨部门协作模式，参与者不只是慈善捐赠者。它们通常将政府、商业和非政府组织纳入其运营，旨在扩大和持续推动正向社会变化。与跨多地区运作的联合捐赠基金相比，非洲联合捐赠基金普遍规模较小，且以聚焦单一国家进行捐赠为主。印度联合捐赠基金同样展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2020年至2023年间其捐赠额增长近七倍。非洲和印度的联合捐赠基金多依赖区域外的资本。

东南亚地区也呈现出相似的发展趋势。和非洲一样，该地区的联合捐赠基金相对全球同行规模较小，机构数量持续增长，资金来源多样化，通常包括私人、企业以及与政府相关的资金提供者。

纵观全球，联合捐赠模式在调动目前尚未被充分利用的资金上潜力巨大，若能有效引导这些资金投入推动气候行动、教育公平、经济正义等关键领域，则有可能实现期望的影响力。然而，捐赠者与基金管理者渴望更清晰地了解市场，对于联合捐赠基金如何能更精准地与其捐赠策略保持一致，同时真实反映一线非营利组织领导者的实际需求存在疑问。

▍联合捐赠基金的基本类型

联合捐赠基金的运作模式不尽相同，但大致可归为三种基本类型。每种类型为捐赠者及其所在领域提供了不同的价值主张，同时催生出独特的机遇与挑战。通过更深入地理解所创建或投资的联合捐赠基金的类型，基金领导者与捐赠者能够更清晰地定位自身角色，并明确其对整体格局的贡献。

1.  社区驱动型基金：通过整合多方捐赠资源并重新分配资金，推动具有共同目标的捐赠者与当地利益相关者及社区形成合力。凭借强大的合作伙伴网络与深厚的专业知识，此类基金能够发掘并支持那些容易被个体捐赠者忽视的优秀组织。例如，NDN Collective是一个由美国原住民领导的组织，通过组织资源、社会活动、资助、能力建设和改变叙事，基于原住民理念创建可持续解决方案。另一个例子是非洲妇女发展基金会（African Women’s Development Fund），作为泛非洲女性资助机构，通过资金支持、能力建设与社会活动增强非洲妇女组织的力量。

   
   

我们对近150个联合捐赠基金进行了分类，发现社区驱动型基金占比超过60%，是最常见的类型。这类基金最有可能采用参与式资助，重点关注性别平等和种族议题，且通常由少数族裔领导。与其他类型相比，其资助规模通常较小，且在筹资方面面临重大挑战，尤其是针对高净值资助者的筹资。

2.战略协同基金：聚焦特定社会问题，通常由一家或多家基金会等机构捐赠者发起设立。其目标一般包括扩大现有策略或干预措施的规模、吸引来自不同部门的捐赠者（如慈善机构、政府和多边组织等）、提升其所在领域的能力。例如，清洁制冷联盟（Clean Cooling Collaborative）是气候工作基金会（ClimateWorks Foundation）发起的联合捐赠基金，旨在通过减少制冷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清洁制冷的可及性，从而推动制冷行业的转型。另一个例子是阿纳玛亚部落健康联盟（Anamaya Tribal Health Collaborative），这是一个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联合捐赠基金，致力于消除印度部落和边缘化社区的可预防性死亡，其核心合作伙伴包括皮拉马尔基金会（Piramal Foundation）、盖茨基金会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这类联合捐赠基金的规模通常比社区驱动型基金的规模更大，且创始捐赠方大多会承担最初几年的运营成本。然而，协调多方资助者的战略——每个资助方最初可能都有自己的优先事项和评估标准，对联合捐赠基金领导者而言颇具挑战，当项目同时包含机构和高净值资助者时尤其如此。

3. 捐赠平台：帮助捐赠者（特别是高净值捐赠者）对联合捐赠基金筛选出的具有前景的组织和想法进行投资。例如，无畏计划（The Audacious Project）通过长期大额资助，支持气候行动、突破性科学研究及全球健康等领域的创新解决方案。另一个例子是Co-Impact，致力于在非洲、亚洲及拉丁美洲推动具有包容性与系统性的变化、性别平等与女性领导力发展。

我们的分析表明，捐赠平台的资金规模通常大于社区驱动型基金，且在所有联合捐赠基金类型中最依赖高净值资助者。数据显示，近半数捐赠平台以个人捐赠为主要资金来源，这一比例在社区驱动型和战略协同基金中分别仅为5%和12%。但值得注意的是，真正能调动超大规模资金的平台屈指可数。近年来，一些有前景的平台未能筹集到所需资金，部分原因是难以识别并吸引高净值捐赠者。

▍联合捐赠基金的战略优化

联合捐赠基金需要明确自身独特的作用与使命，否则将面临捐赠者设立过多同类型捐赠基金的风险，分散针对特定领域的投资，间接地挤压更贴近问题的组织和领导者的空间，最终削弱实现大规模正向社会变化的可能性。基于这些对风险的考量，布里吉斯潘近年来与众多基金领导者合作，就以下六个问题进行了回应：

• 是否有明确且令人信服的理由设立或维持该联合捐赠基金？

• 联合捐赠基金应如何与捐赠者合作？

• 如何调配财务与非财务资源以实现目标？

• 如何测量、评估与学习？

• 如何运作？（例如，联合捐赠资金需要什么样的流程、系统与团队来使战略落地？）

• 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发展？最终目标是什么？

回答这些问题可以帮助联合捐赠基金与其他类型的资金进行区分，并明确其创造社会影响力的独特路径；优化其协作方式、决策机制，并设定如最低捐赠额和影响力时间表等参数。

随着新型联合捐赠基金的涌现，以及现有基金的战略更新，它们有机会借鉴日益丰富的行业经验。过去十年的经验表明，联合捐赠基金能够在多种环境中实现高效且有效的运作；未来十年，我们期待联合捐赠基金能够充分释放潜力，在全球范围内创造更大的影响力。

艾莉森·鲍威尔是布里吉斯潘集团的一名合伙人，常驻旧金山，她负责领导该组织在联合捐赠基金方面的相关工作。

克里斯·阿迪是布里吉斯潘集团的一名合伙人，常驻波士顿。 

盖尔·马丁是布里吉斯潘集团的一名高级经理，常驻纽约，她负责领导该组织的慈善合作业务。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网站

原标题：Learning From a Decade of Collaborative Philanthr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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