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在气候挑战日益严峻的今天，全球已达成到2030年实现三倍可再生能源装机、两倍能效提升速率的目标，标志着全球又一次成功凝聚共识，致力于加快推动能源转型，促成可再生能源合作。2024年7月8日，北京绿研公益发展中心成功举办了主题为“共塑可持续未来：中非可再生能源合作的创新途径”——绿研思享会第三期。来自高校、智库、行业协会、国内外社会组织、媒体的近70位代表通过线下线上的方式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围绕中非可再生能源合作中的投资机会与风险、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挑战、政策支持与市场改革的必要性，以及金融支持的现状、挑战和机遇等多个维度，分享了他们在中非可再生能源合作领域的见解和经验。

本文总结了会议嘉宾主题发言与圆桌讨论环节的精华，与各位共享。

致辞

Kevin GALLAGHER，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全球发展政策教授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风光资源禀赋优越，光伏资源约占全球优质光伏资源的60%，风能资源占比也达到了50%。同时，该地区矿产资源与有色金属资源丰富，对可再生能源和电动车等绿色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至关重要。考虑到非洲人口基数庞大，超过10亿，其市场潜力与未来机遇不容忽视。然而，根据波士顿大学GDP中心与非洲在地机构长期的交流与合作经验，非洲在吸引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预可行性评估阶段，仍面临缺少启动资金这一最大也最直接的挑战。

中国在风能、太阳能和电动车等绿色领域已经成为全球领跑者，且正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今年9月，中国将举行中非合作论坛，为清洁能源发展最先进的国家与资源最丰富的区域间建立良好合作关系提供了契机。我们希望能够促进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与非洲发展银行以及中国企业建立合作，贡献于实现非洲绿色发展目标，共同助力全球低碳、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

主题发言

中非清洁能源合作：中非合作论坛（FOCAC）框架下的机遇及其更广泛的影响

Tsitsi MUSASIKE，Frederick S. Pardee全球研究学院全球发展政策教授

为保有实现1.5℃温控目标的可能性，全球已达成在2030年前将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至三倍的共识。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地区拥有丰富的风光资源，目前仅开发了1.5%。如要落实三倍可再生能源目标，非洲预计在2030年前需新增300GW可再生能源装机，与现有装机总量的差距为260GW，这需要新增约2,600亿美元的投资。这些增长需要建立在一系列已经准备充分的、可融资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之上。根据波士顿大学GDP中心的研究，目前非洲在吸引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预可行性评估阶段资金和技术支持不足，且只有一个专门的能源项目准备基金，三个区域性的项目准备基金，现有设施在数量上不充分（inadequate）、在运作上效果不彰（ineffective）、在资源配置上效率低下（inefficient），导致可再生能源项目在初期发展阶段缺乏系统性的支持。

为应对这一挑战，Tsitsi MUSASIKE教授提出了建立绿色非洲预可行性基金（GAPFREE），为部署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提供技术支撑和金融工具。GAPFREE将帮助非洲重构现存的设施，提高其有效性和效率，并通过构建伙伴关系扩大基金的规模。为实现非洲在2030年前新增约260GW的可再生能源装机目标，仅在预可行性评估阶段就需要约2.6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此外，为确保到2040年让所有人口获得足够的能源，并使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53%，非洲在2040年前年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约2800MW，预可行性评估阶段的资金需求将达到至少5.28亿美元。如果考虑成本相对更高的风能，预可行性评估阶段的资金需求或将增至10.56亿美元。

中非南南合作对推进非洲可再生能源发展非常重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已建立绿色发展投融资合作伙伴关系（GIFP） 等机制，它们在项目与资金对接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GAPFREE作为一个预可行性研究模块，可以有效地嵌入这些机制中。在中国与非洲的南南合作中纳入类似GAPFREE的设施，首先有助于降低融资的复杂性，为中国企业“出海”和非洲能源转型提供支持。其次，该模式可以助力于中国投资者识别并参与具有盈利潜力的项目，从而降低投资风险。此外，该模式为中国EPC（即工程总承包）企业和股权基金创造了更多机遇，甚至在未来有参与国际碳市场的可能性。中非合作论坛召开在即，期望此次会议能促成中国和非洲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进一步合作。

中非合作：中资可再生能源企业“走出去”的机遇与挑战

余翔，中国能源研究会可再生能源专委会国际合作部副主任

中国企业在推动非洲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应用方面面临重大机遇。第一，鉴于非洲正处于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快速增长期，其能源需求和消费预计将持续上升，其中可再生能源将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费需求的一大部分。第二，非洲拥有得天独厚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尤其是光照资源分布均衡，为光伏发电项目提供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此外，非洲丰富的关键矿产资源为中非可再生能源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整合矿产资源开发和可再生能源项目，可以实现资源开发与能源产业的协同发展。第三，非洲国家普遍展现出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积极意愿，并渴望实现能源自主权。在提交NDCs的53个非洲国家中，可再生能源被广泛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措施之一。例如，埃及计划到2035年实现4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肯尼亚则提出到2030年实现100%的清洁能源发电。第四，在全球范围内可再生能源成本大幅下降的背景下，非洲地区在利用可再生能源方面展现出成本效益和适用性。通过调研发现，除了公用事业规模的光伏和风电项目外，小型风电、离网光伏以及与生产生活用能相结合的系统在非洲同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

在挑战方面，非洲在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首先面临关键生产要素的不足，这包括技术人员和技术人才培养不足、基础设施受限，以及高昂且波动的电力供应、港口运输和物流成本。其次，非洲基础产业相对薄弱，高关税等贸易壁垒导致组件和设备成本上升。同时，由于非洲缺乏与可再生能源产品相关的配套产业，进一步增加了产业链落地的成本。此外，政府及政策支持能力不足，政局动荡和政权更迭导致政策环境的不稳定，缺乏健全的政策和法律框架以及可再生能源产品标准和质量认证。最后，融资问题亦是一项重大挑战，政策和公用事业机构财力有限，融资渠道不足，加之非洲对很多可再生能源应用形式需求大但民众经济承受能力有限，以及汇率波动和汇兑限制，这些因素均对外资企业的投资造成了影响。

南南合作支持中非可再生能源合作：现状、挑战与展望

孙天舒，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所助理研究员

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绿色发展是中国在国际双多边合作中逐渐强调的重要议题，国家最高领导层已在多个国际场合表明了相关承诺和目标。我们近期的研究建立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国际发展合作项目数据库，关注中国财政出资支持的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的能源类合作项目。我们共识别能源国际发展合作项目284个，覆盖90个发展中国家，其中176个是可再生能源项目，占项目总数的61.9%。光伏项目达到94个，占到可再生能源项目的53%，说明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光伏已跻身成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主力领域。将上述项目按立项时间排布观察其历史趋势，也可以看出可再生能源国际发展合作项目的迅速增长，尤其是光伏项目成为2000年后推进合作的主要驱动力。从体制机制建设上，中国已经建立以援外主管部门（国合署）和应对气候变化主管部门（生态环境部）为核心，外交部、科技部、驻外使馆、省级政府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格局，尤其近几年在项目准备、立项、监督评估方面的制度建设和部门合作明显更加紧密。机构、资金、协调机制的确立都保障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国际发展合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例如举措逐步落地、合作规模不断提高。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国际发展合作还存在规划不清晰、执行重视合规性但不够重视有效性的问题，例如，通过数据库统计可以看出，直接物资捐赠占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绝对多数，技术援助、人员能力建设、综合性合作相对较少，这些物资援助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促进经济发展、应对气候变化、促进气候能源治理的战略目标，还缺乏有效的评估支持。此外，跨部门间沟通不足的问题普遍存在，虽然目前已经建立了援外部际协调机制，但资金主管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之间在政策规划、项目立项和评估方面的沟通的频率和深度并无机制保障，各自接收的来自发展中国家东道国的合作需求也尚未进行有效交换。类似GAPFREE的预可行性评估工具有望发挥协调作用，在符合中国财政要求与合规要求的基础上，同时对接合作伙伴国家的需求与有关要求，提升彼此能力并促成合作。

圆桌讨论

主持人

郭虹宇，北京绿研公益发展中心副主任

1.    中非可再生能源合作中最大的投资机会和风险是什么？  

Tsitsi MUSASIKE：非洲的风、光禀赋与包括铀、钴、锰等在内的关键矿产资源，首先提供了可再生能源合作的资源机遇。其次，非洲人口和电力需求的增长是相关合作的市场机遇。此外，考虑到非洲电网的实际情况，虽然政策有所滞后，非洲对小规模分布式能源的需求非常庞大，这方面也有很大机遇。最后，为实现1.5℃目标和三倍可再生能源目标，绿色融资的增长也将是机遇之一。

余翔：在机遇方面，对企业来说，在非投资可再生能源符合可持续发展需求，有利于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对产业发展来说，基于非洲的关键矿产资源，在当地建设初级加工生产线，一方面有助于周边地区发展，另一方面也具备成本优势。对于分布式能源，“光伏+农业”与“光伏+渔业”等模式能够利用既有生产形式，叠加用能和发电的收益，且能规避大规模项目面临的土地产权问题，在未来的发展中也有很大机遇。但我们也注意到存在的风险，那就是中国企业对非洲社会、居民组织形式的了解不足，准备不够充分。成功的企业往往是那些能够深入当地社区、与当地组织建立紧密合作关系的中小型企业。这需要中资企业在“走出去”时加强对目标社区及利益相关方的沟通与协商。

孙天舒：从机遇的角度来看，首先，可再生能源在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及中非合作中的认知度和认可度正逐步提高，这有助于实现企业行动和政府决策的联动。第二，中国相关团队在技术、项目管理、人力资源等方面的能力持续提升，已成为将中国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国际合作与发展项目的关键力量。第三，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一点，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为了争取竞争优势，积极寻求与东道国的合作，有助于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注入人力资本。

在挑战方面，企业在非洲的运营需要适应当地的政策环境，东道国的政策更新可能为中资企业带来不确定性。另外，部分太阳能组件价格的快速波动可能导致企业的财务模型在短期内失效，进而影响企业对相关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决策。诸如此类因素要求中资企业“出海”时，积极贴合当地需求、环境与自然条件，提升自身灵活性。

Kevin GALLAGHER：合作伙伴关系能够应对部分上述挑战。非洲在地的开发商和公司了解当地监管环境和语言，通过建立合资公司，则可以规避由当地环境带来的大部分风险。目前，全球90%的可再生能源贸易与投资集中在欧洲、美国和中国三个地区。因此，在非洲市场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对中国企业获得更大的市场竞争优势非常关键。

2.    面对多重全球挑战，发展中国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雄心不断提升，但也面临包括发电、电网、储电以及技术和人力资本等方面的系统性挑战。在2030年前，如何助力非洲更好地发展可再生能源，又有哪些优先事项呢？

Tsitsi MUSASIKE：GAPFREE项目主要关注发电端，输电部分则主要由政府或其国有电力公司负责。不过，近期一些非洲国家政府开始放宽准入，允许私营企业和民间资本参与输电领域。这不仅为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对GAPFREE项目的资金来源与规模提出了更高要求。

3.    在推动中非可再生能源合作的过程中，中资企业“走出去”时可以如何识别风险并规避风险？  

Tsitsi MUSASIKE：扩大合作规模和信息共享至关重要，因此建立一个多方参与的平台尤为关键。该平台可以纳入企业、智库、金融机构等多方视角，并增进当地发展机构对中国企业及中资金融机构的了解。此外，除公用事业领域之外，该平台也可提升对微电网、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关注。

孙天舒：一方面，目前非洲可再生能源投资领域，还处于供不应求的阶段，很多情况下，企业只要能符合招股、招标要求需求，就可以申请参与项目投资和建设。因此，通过合作弥合信息差、提高企业在东道国的合规性和适应性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投资合作目前在中非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只占很小的部分，而在EPC项目、设备租赁和出口等领域，市场竞争已经白热化，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型迫在眉睫。

4.    发展中国家债务压力较大，很多财政资源需要用于解决国内的发展问题，如构建气候韧性。在此背景下，中非可再生能源合作在实现债务的可持续性方面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Kevin GALLAGHER：过去四年，受疫情、气候变化、美国的高利率政策、俄乌战争以及中东地区局势等外部冲击的影响，非洲的融资环境显著恶化，导致投资者撤资现象频发。由于汇率波动和债务增长等因素的影响，来自中国的资金也有所减少。目前，非洲有23个国家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项目支持，16个国家正在进行债务重组，这也会成为中国进行融资和可再生能源合作时考虑的因素。

在过去十年中，中非合作主要通过中国对非洲的出口和向非洲发放贷款这两种方式推动。然而，由于外汇储备不足，非洲国家难以持续进口中国商品。同时，从非洲国家的财政情况来看，中国目前的贷款利率水平高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偿债能力不足，无法继续承担新的贷款。客观而言，上述因素会进一步加大中国与非洲的国际发展合作以及海外直接投资的难度。

尽管如此，在非洲开展可再生能源合作仍存在众多机遇与需求。相较于西方很多国家，中国资金展现出更多的耐心。我们期望中资企业能够支持非洲的长期发展，并在未来收获更好的回报。

5.    中非合作论坛在可再生能源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主要产出或讨论重点？

余翔：中非合作论坛的相关成果难以预测，但在政策层面，政策对话至关重要，而非洲拥有众多相关机构和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我认为，产业界的合作能够从自身发展的角度，促进可再生能源政策的革新。可再生能源能够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实现经济与发展的协同效益，并参与政策的构建。

孙天舒：近年来，可再生能源和绿色发展在中非合作论坛（FOCAC）、“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及其他重要国际场合均被反复提及，相信今年的FOCAC将继续关注可再生能源与应对气候变化的题，包括深化与可再生能源相关的倡议，加强中非光伏产业领域合作等。

Tsitsi MUSASIKE：从政策角度来看，非洲需要出台鼓励投资的政策，涵盖发电、输电和电网建设等方面，并鼓励企业参与。另外，中国可以通过政策鼓励提升非洲当地的制造能力和产能，包括对矿产的初级加工，这些政策将有助于提高非洲的就业率和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同时推动GDP和经济增长，助力可持续发展。

Kevin GALLAGHER：南南合作是助力实现更平衡的全球经济和多边合作的重要力量，非常期待中国与非洲36个成员国在可再生能源、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和关键矿产合作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

问答环节

全球风能发展协会（CWEC）：

在非洲推广风能与其他能源相比有什么挑战？

Tsitsi MUSASIKE：风能发电的成本相较于太阳能光伏发电较高。具体而言，风能每兆瓦的建设成本比光伏高出100万美元左右。光伏发电的成本大约为每兆瓦100万美元，而风能则在150万至200万美元之间。从技术实施角度，光伏电池板安装过程相对简便，而风能项目需要更多的配套基础设施和资源。此外，无论是光伏还是风能，两者均面临能源产出不稳定性及波动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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