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奥运会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而在这场全球最令人瞩目的体育盛会之外，它所倡导的低碳环保、性别平等等理念也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
体育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具有超越国界、民族和文化的独特力量。也正因为如此，通过国际体育赛事，传递公益理念，倡导社会问题的解决，正成为体育一项重要的附加价值。利用体育的力量来回应社会问题的挑战，也成为国际性体育组织的共识。国际奥委会设立了专门委员会来支持公益项目，国际群众体育协会（TAFISA）更是在2017年公布“使命2030”计划，提出“通过全民运动创造更美好的世界”，针对12大社会问题，提出12个使命目标，宣布要在2030年来临前把问题一一解决。
而在中国，无论是政府管理下的体彩公益金，还是不同主体主导的体育基金会，抑或是社会组织设立的某个小而美的公益项目，让体育公益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公益解决社会问题，体育助力其迅速破圈，小到个人的身心健康，大到国家的发展战略，体育公益正在以独有的方式参与进来，改变着这个世界。7月13日，贵州黔东南州榕江县，“村超”足球场，榕江一中与北川中学（羊角花）足球队开展友谊赛。
体育+公益
最近，一项名为“海选未来足球计划”的公益项目引发关注，这项聚焦种子球员的选拔和青训的公益项目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字节跳动公益平台、前中国男足运动员孙继海三方共同发起，今年1月正式上线互联网筹款平台，短短两天便达成300万元筹款目标。之后，孙继海与近20位前国脚组成导师团，深入边陲地区筛选未来中国足球的好苗子，并将选拔和训练过程做成短视频发在网上。截至8月1日，孙继海的个人抖音账号已有近300条短视频，获赞近2000万。借助社交平台，不但扩大了项目的传播力，也让公益项目有了反馈和回响。像孙继海这样，退役后通过公益重新回到公众视野的体育明星并不在少数，他们或是发起某个基金，或是创立专业的基金会，或是以公益伙伴的身份参与到某个具体的公益项目中，无论哪种方式，体育明星的影响力，以及专业的体育技能，都让项目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运动员为体育公益带来了较高的关注度和专业度，但体育与生俱来的公益性和公共性，也让体育公益有了多种方向，如体育竞赛活动、群众体育活动、体育与运动教育、体育人才培养、体育健康服务、运动员关爱、体育科学研究、体育行业支持，以及非体育类项目等等。而体育本身的倡导功能，也让体育赛事和体育活动成为社会议题倡导和筹款的最佳场景之一。1987年，正在筹办北京亚运会的亚组委向社会募集资金，正在上小学5年级的江苏女孩颜海霞捐出了1.6元的零花钱，成为为北京亚运会捐款第一人。为亚运会捐款很快成为潮流，从1987年到1990年，北京亚组委集资部共收到全国捐款2.7亿元。1990年，颜海霞受邀到北京观看亚运会，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接见了她，夸赞她“给全国人民带了一个好头”。这些经历，让她与体育结缘，亚运会结束后不久，颜海霞成为南京水上运动学校的学生，如今，她已经是一名小学体育老师。除了大型赛事，在公益圈声名鹊起的“毅行者”“一个鸡蛋的暴走”，都是号召大家通过运动的方式筹款；而火爆全网的村BA，村超，更是从一项传统的群众体育活动，成为嗨翻全国的体育嘉年华，给当地经济带来巨大的活力和潜力。更广泛的体育公益甚至可以延伸到蚂蚁森林的集步数攒能量种树。可见体育和公益相结合，无论是对于体育的普及性，还是对于公益的传播性，都是正向作用，两者的双向奔赴，也为体育公益带来更多的可能性。6月9日晚，重庆市梁平区双桂湖体育公园灯火通明，市民在打乒乓球，锻炼身体。
多元路径
尽管体育公益百花齐放，但专业的体育基金会在中国却发展缓慢。第一家民间体育基金组织可以追溯到1860年由在华外侨在上海发起的万国体育会。106年之后，1986年10月，四川省发展职工体育基金会成立，成为新中国第一家专业的体育基金会。此后近三十年，中国的体育基金会数量一直保持着缓慢增长。据基金会中心网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国内体育基金会共90家，相较于全国基金会的总数9711家，体育基金会占比还不到1％。相比之下，教育领域的基金会则占据了半壁江山。为何专业的体育基金会数量不多？一方面是因为公益需求决定。慈善界大多关注的是教育、救助和社会弱势群体，对于体育事业的发展相对没那么重视。另一方面，成立基金会的门槛较高。根据我国成立基金会的条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万元人民币，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400万元人民币，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且原始基金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这些严苛的要求，也限制了体育基金会的发展。而在专注体育公益的基金会里，又分为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相对而言，公募体育基金会的管理体系较为复杂：公募体育基金会大多集中在体育系统，业务主管单位为国家体育总局或地方体育局，如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上海市体育发展基金会等，少部分综合性体育基金会分布于政府各个部门，如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其业务主管部门为教育部。而非公募体育基金会则比较多元，或是由体育明星发起设立，如前中国男篮运动员姚明发起的北京姚基金公益基金会、中国前跳水运动员高敏与140个世界冠军发起的北京星能公益基金会等；或是由体育相关企业发起，如安踏设立的福建省和敏慈善基金会、李宁设立的广西李宁基金会；或是由体育类高校设立的基金会，如北京体育大学教育基金会。此外，还有慈善家个人发起的基金会，如浙江省蔡崇信公益基金会，以及聚焦某一项具体运动的基金会，排名前三的分别是足球、高尔夫和棋类。基金会的不同属性，决定了体育基金会不同的运作方式和发展路径。目前我国体育慈善公益事业的运作方式主要有设立专项基金、体育慈善拍卖、接受捐赠、与企业合作、组织志愿活动、慈善比赛、体育慈善晚宴七种方式。
公募体育基金会从起步阶段就得到政府各个部门的支持，原始基金来自政府，以向社会募集资金的方式运营，其负责人也往往是政府部门的在任或退休官员，因此，资金较为依赖政府，在资金保值增值上动力不足。而政府体育部门，大多仍是将竞技体育作为工作的主要目标和主要绩效评定目标，相比之下，投入公益体育事业的资金很少增长，甚至会减少。
在支出上，国家体育总局或各省市体育行政部门作为业务主管单位，通常将体育基金会视为体育系统的一部分，而公募体育基金会受体育行政部门的主导，更倾向服务于体育系统的教练员、运动员以及体育部门直接管理的各运动项目，一般做一些覆盖面大、公众关注度高、认可程度高、公众参与广的定向体育公益项目。从目前来看，其自主性不强，管理上也受到诸多限制。
相比较而言，一些非公募基金会在公益项目的设置上更为聚焦，比如蔡崇信公益基金会聚焦于“以体树人，以业立人”。其中包括“以体树人校长计划”和“一起上场家长计划”，以及篮球奖学金等具体项目。同时，借助互联网企业的优势，蔡崇信公益基金会也开发了一套体育干预监测方案，评价体育对孩子心理、身体和文化学习的影响。这也是由非公募体育基金会的特点所决定，一般是先有资金，再去选择体育公益项目，在项目设计上有更大的自主权，因此在资金使用和项目运作方面更为灵活，更贴近群众体育运动。 体育基金会作为第三方力量，在推动我国体育发展方面发挥了作用，但我国体育基金会发展的外部环境、治理体系和运作方式仍面临着一些挑战。
对于公募体育基金会而言，因为其资源主要来自政府，因此基金会的任务主要是解决职业体育领域的一些问题，比如运动员保险和就业安置等问题。
以国家体育总局主管的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为例，2022年年报信息显示，当年现金捐赠收入2471万元，其中1064万元来自于体育总局，700万元来自于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收入大部分来自于政府部门。在支出方面，根据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成立30周年发布的信息，其项目主要集中在全国优秀运动员保障、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扶贫助力脱贫攻坚、建立专项基金、打造体育领域品牌公益项目、全国体育公益平台建设等方面，项目多元且分散，更像是体育系统政府职能的补充。
“从体育基金会的定位与功能来看，它既不应被视为政府的一个附属部门，更不应该将其作为政府工作的替代。”南京邮电大学体育部副教授许玮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
公募体育基金会的发展，在实现社会体育资源的再分配、促进社会体育资源平衡、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如何在民间组织和政府之间找到一种适当的关系，依然是当前需要考虑的问题，毕竟协作和伙伴关系，才是国际上的发展趋势。除了治理体系的问题，当前的公益需求也是制约体育基金会发展的因素之一。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赵子江认为，体育事业属于公益事业，但相对于社会救助还处于潜在需求阶段。因此，现阶段的体育基金会无论从数量还是资金规模尚处于发育期，一旦条件成熟，潜在需求就转化为显现需求，而需求才是体育基金会发展的最终动力。在赵子江看来，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发展的不平衡，表现为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旺盛的多样化的体育需求，与薄弱的群众体育物质基础和紧缺的群众体育资源之间的矛盾。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政府应承担应有的责任和义务，还可以放开政策，发展小型或社区体育基金，采取适当的开发与引导作为新的增长点，同时建立一个生态结构完整的社区体育公益体系。未来，社区体育公益组织或将作为体育公益的补充而走向前台。作者：贺斌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CNSPHOTO
来源：中国慈善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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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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