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6年里，环境类议题成为社会持续关注的热点，这其中离不开环保类NG O所做出的积极努力，然而环保NGO自身的发展与转型亦逐渐成为NG O群体中争议极大的焦点问题。作为中国环保NG O和环境运动的起点，自然之友16年磕磕绊绊的历史正是检省过往、寻找前路的最好解剖样本。

　　从1994年自然之友成立的那一年开始算，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刚过16年。据自然之友网站介绍，十多年来自然之友已经累计发展会员1万余人，其中活跃会员3000余人，团体会员近30家；由自然之友会员发起创办的N G O已有十多家。

　　经过16年的努力，自然之友在各个方面都对中国民间环保组织有所创新，比如注册的方式、会员制、理事会制度、公开招聘总干事，还有它的筹资底线、社会资源合作的模式，制定机构战略规划等。不过与2004年之前的声名鹊起相比，自然之友近几年的平淡、迟钝显而易见。十多年来，自然之友真正主导过的公众环保事件，似乎不多，影响力大的更是稀少。

　　作为中国环境N G O的代表，自然之友的转型成为必然，它的道路同样为中国环境N G O敲响了警钟。如果经常无法担当公众的期望，不敢积极呼应现实中的环境问题，自然之友这一中国环境N G O的先行者形势危矣。

　　会员制优劣

　　“自然之友”的会员制有其强大的吸附能力，大量在当时知道关注环境的人，由此通道被发展成为了自然之友的理事和会员。著名环保人士汪永晨当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她从1988年起开始陆续报道环境问题，到1994年，在业界已经颇为知名，自然之友的发起人梁从诫先生为此把她“发展”为理事。许许多多的人，就这样一起聚成了团队，开始有心地关注中国的环境现实问题。

　　但会员制也有限制。会员太少，对一个机构作用不大。会员太多，可能引发有关部门的关注，因此也不能过量发展。十多年来，自然之友一直在会员的发展方式上彷徨。会员的服务也时常招来议论纷纷。会员缴会费，虽是象征性的，但终究不是“捐款”，时常被缴费者理解为“服务费”，因此，交了服务费，自然就想着要享受服务。而如果服务得不顺心，那么就会出现些不和谐的事件。可如果你去查一下自然之友的年报，会发现，会费收入在自然之友占极低的份额。

　　会员制带来的好处是让自然之友具有一个天然的凝聚力，但在组织发展方向不明晰的时候，到底是以会员为“客户”，还是以会员为“资源”，就成了不易摆平之事。一些以商业眼光看世界的人，一看到自然之友会员数量有1万多人，会很高兴地说，你们的忠实客户数量真不少啊，你们得好好地为他们服务，让他们满意，让他们成为环保的践行者。

　　但自然之友成立之后几年的发展历史证明，会员本身对环境问题的理解、关心的激情与能量，又结结实实地表明会员其实是自然之友最好的“环保资源”。他们散处在社会的各个领域，足迹遍布全国，像一个个灵敏的感应器一样接收着身边环境的苦难。他们很自然地，像传感器那样快速而充满期待地把这些苦难集成到了“组织”身上。

　　有时候期待过多就难免失望。会员本身的流动性挑战着会员制的管理模式。自然之友的会费不算多，10元、50元、100元都收过，终身会员也只需交纳1000元，学生的20元、30元，社团会员才10元。有人交了今年的忘记交明年的，有人上学时当了会员工作后就不再交钱了。这样，谁算会员，谁不算会员，会员如何监督和管理，与会员的能量如何发挥，一直困扰着自然之友脆弱的神经。

　　会员的枝条哪都能伸展，不可能只圈定在北京，而自然之友有时候却被限定为“只许在北京发展”的民间环保组织。为此，自然之友想出来的应对之术是在一些地方成立了当地会员小组，有些与当地的环保组织相匹配，有些则可能由会员小组生长成当地的环保组织。为了让这些会员小组成长得更加迅速，自然之友开启了“会员学习网络”项目，时常把会员组织起来培训。有人认为这样的办法非常富有创新意义，有人则认为，这样的办法其实仍旧没有逃脱“只培训，不应对”的旧习气。

　　环境教育出路

　　关于自然之友的第二个争论是环境教育究竟该面向谁，环境教育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

　　或许是与四个创始人都“痴心公众教育”有关系，自然之友十多年来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公众环境教育。而他们面向的群体至今没有摆脱“一老一小”的范畴，老是指退休或者貌似退休的中老年人，小是指小学生甚至是中学生、大学生。1994年以来，自然之友陆续开展过羚羊车、野马车、美境行动、绿色希望行动、绿地图、自然体验营等公众教育活动，如果把观鸟、登山、植物认知、低碳出行等也都算上的话，那么自然之友十多年来的主营业务，都与他们念念不忘的公众教育有关。

　　公众教育确实有强大效果，自然之友像一只母鸡一样孵化出了无数民间环保小鸡。自然之友一向喜欢宣扬的一个数据是全中国至少有十多个环保组织是自然之友“孵化”出来的。所谓的孵化是指这些环保组织的创始人或者核心群体一开始都是自然之友会员或者自然之友志愿者。绿家园的汪永晨就是自然之友“分化”出来的一个典型案例，1996年，她与金嘉满一起创办了“绿家园志愿者”，这个组织虽然在2008年才正式在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注册，但从来没有人质疑过它的公信力与行动力。而按照汪永晨的说法，她自创机构的原因除了中国需要更多的环保组织之外，更直接的原因是“理念不合”，她认为应当积极面对环境事件，而自然之友理事会相信缓慢待之可能是更好的既保存实力又有望解决问题的上善之道。

　　公众环境教育这种“暗发力”的效果可能来自于知识分子对参与社会事件的一种理解方式，知识分子更相信潜移默化的作用。作为创办人，梁从诫先生所倡导的“真心实意，身体力行”，可能就暗含着对好大喜功者、只盯着当时效益者的劝告和督促。

　　不过民间环保组织的研究者指出，让自然之友获得公众信任的最主要的几个事件，都是直面现实环境问题的事件，在藏羚羊保护过程中，梁从诫给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写信、在北京发动公众给野牦牛队募捐、梁从诫先生带领队伍亲赴青海格尔木并现场焚烧一小堆藏羚羊等细节，至今为大家所熟知。2005年圆明园铺膜事件大争论中，自然之友会员李楯在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强力举办的国家级环保听证会上的表现，也很让公众钦佩。而2005年由水电开发大争论引发的“人类该不该敬畏自然”争论，自然之友总干事薛野等人的表现也为社会津津乐道。

　　公众教育这种“明发力”与“暗发力”的互相调济，确实能够让不少事迹很自然地归功到自然之友身上。但是，有些人也表示担心，“自然之友的会员小组只有三个，而当前的环境问题纷繁无穷，显然不足以全面感应。自然之友的三个会员小组对兴趣范围之内的问题似乎也仍旧是‘只看到不发声’，观鸟的人看到了鸟类伤害事件，他们似乎也仍旧沉默待之。长此以往，这和一个旅游小组有何不同？”

　　领导人困境

　　自然之友经常说自己要转型，自然之友经常说自己在转型，但自然之友似乎一直没有转型。

　　2010年4月份，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决定给予自然之友数额将近60万元的项目资助。这大概是阿拉善SE E生态协会成立以来出手给单个民间环保组织最大的一笔资助。此前，按照阿拉善民间环保组织资助的基本原则，一个机构最多能拿到20万元左右的经费。

　　数额的突破某种程度上与自然之友开始宣称正式关注火热的垃圾议题有关。2009年1月份之前，也就是自然之友新任总干事李波上任之前，自然之友对垃圾议题并不敏感。李波上任之后，对垃圾议题情有独钟。先是从北京万通基金会拿到一个数额不太大的项目资助，接着就得到了阿拉善SEE的高度青睐。

　　然而阿拉善SEE的资助过程并不流畅。自然之友所提交的项目书几易其稿，仍旧让阿拉善SE E生态协会企业家理事会中负责资金拨款的企业家王维嘉、童书盟满怀忧虑。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由企业家所凝聚成的民间环保组织，企业家像投资一家创业公司一样关注着每一笔资助的流向和产出。王维嘉和童书盟为此频繁地要求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处与自然之友接触，其目的是希望自然之友的垃圾项目小组能够尽快地清晰表达自己的产出能力和产出方向。然而，无论他们如何的烦忧，最终的结果似乎都没法让他们满意。

　　自然之友对这样的资助过程也颇为厌烦。他们宁愿指责阿拉善的企业家太过好事而不愿意检视自身项目的水平和能力。这样的遭遇对于任何接受资助的机构都容易被视为一场侮辱，但“转型”之中的自然之友，似乎对此更加敏感。

　　其实没有人知道自然之友是不是在转型。自然之友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动用了无数的口舌，才说服在中国的环保圈里颇为有名的李波担任自然之友的总干事。李波上任之后，确定了几个新的“议题方向”，比如垃圾问题，就是自然之友重点要发展领域，再比如上市环保的环评公示“再核查”，也是一个重要的关注方向。中国现在有大量的公司需要上市，他们的环境表现如何？自然之友认为应当号召公众去关注之。同时，一些大型项目的环评报告公示，自然之友也愿意组织力量对其“提意见”。

　　李波认为自然之友的理事会也存在“转型”空间。相对来说，自然之友的理事过于沉寂，像自然之友的许多会员一样，对会员的义务尽职不到位。李波盼望理事会能够在自然之友的发展过程中起到更为明显的作用，担当更多重要的职责。

　　李波不是自然之友聘请的第一任总干事，早在2005年，自然之友就开始寻找总干事人选，参与创办“卡夫卡书店”的薛野被相中。薛野学哲学出身，是一个充满环保激情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他在2005年圆明园铺膜事件后真正开始反思自然之友的使命问题。在他辞职后，他依然认同当初的想法，就是真环保而非伪环保的作战对象是强大的利益集团，当利益集团侵犯公众利益和生态利益时，环保组织呼应公众要求，从环境保护角度着手，要有所行动。薛野至今相信，一个N G O是否能树立起公信力，就看它是否有效回应了公众在这方面的需求。然而薛野似乎激进的行动引发了自然之友元老的反弹，最终他在自然之友只呆了一年多的时间，2006年下半年，他主动辞职，离开了自然之友。此后，自然之友一直没有停止对总干事的期待之心，李君晖以代理总干事的名义、刘勇以副总干事的名义，都参与过一段时间的掌政生涯。

　　2007年11月，梁晓燕重回自然之友着手制定自然之友的五年战略规划，战略规划制定过程到2008年4月结束。梁晓燕认为自然之友的战略规划是中国N G O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她说：“自然之友的发展创业，靠的是领袖魅力型的人物，中国的N G O不少都有类似的特征，其创始领导人非常强势，掩盖了管理机制上的风险，但这样的风险迟早会暴露出来。而战略规划的制定颇有点像‘先有宪法再立国’，而不是先有国家再讨论宪法。战略规划的确定不仅仅意味着机构的方向明确，而且意味着机构的运作方式规范，确立了清晰的治理机制，让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相对的分工。”

　　在五年战略规划制定期间，梁晓燕以理事身份代理总干事。据自然之友发展合作部主管张赫赫亲身感受，战略规划确实起到了梳理作用，梁晓燕个人管理风格是比较有领导力的，就像绷带一样，将自然之友这个伤员包扎了起来。2009年1月，招聘了现任总干事李波。李波随即带来了他的新思路。

　　不可替代的自然之友？

　　2010年初，民政部给文化部下属的中国文化书院来函，说中国文化书院·绿色分院也就是自然之友违规收取会费，说自然之友是二级社团，不该拥有独立账号。为此，自然之友不得不开始整改。

　　整改的方式倒似乎给自然之友带来了新的转型机会，自然之友想同时注册三个身份，一是到北京朝阳区科委和朝阳区民政局注册“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这属于“民办非企业”，是民间组织的一个类型；二是到北京海淀区争取注册为“社团法人”，这是民间组织的另一个类型；三是注册为一个公司，为自然之友将来的造血能力奠定基础，为自然之友发展为社会企业探索方向，因为自然之友相信，其旗下的一些公众教育业务，具有良好的商品销售潜质。

　　今后的自然之友可能将无法再发展会员，过去的会员可能要改注册为志愿者，过去交纳的会费可能要改为捐赠。

　　梁晓燕说：“过去，自然之友对于公共事件，如果有不良后果，梁从诫先生回避得很厉害，他感觉到生存的危险。比如自然之友有两次年审，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样的风险，谁来承担？有人说自然之友应当直接奔赴环保第一线。但当前，自然之友确实是缺乏这方面的机动能力，目前所有人力全部在项目上。我们发现值得做的，需要专业能力的人，以自然之友现在的工资水平根本招不过来。不带项目没有工资，带着项目就有项目执行的压力，所以机动的事情只能兼顾。自然之友需要筹非限定的钱，但目前公益筹资基本上是以项目为依托，没有余力回应突发事件。所以，冲在前面的，只能是一些灵活机动的组织。”

　　在调研的过程中，所有人都提到了民间环保组织人员的待遇问题。自然之友在待遇方面还是设计得颇为考究的，机构的架构也颇为健全。员工的保险、休假等管理措施都相对比较到位。然而在梁晓燕看来：“假如李波两年后离职，自然之友又将面临着公益骨干人才奇缺的状况。现任总干事李波的工资是8000块钱，前任总干事的工资是6000块。我担任代理总干事工资是3000元，就是这些工资还是得由我去专门募集。在2010年之前，有一位台湾企业家每年愿意出1.5万元用来发放自然之友行政工资，但从今年开始，这位企业家也不愿意出这份钱了。”

　　自然之友的转型迷茫还很多。一位采访对象这样说道：“自然之友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在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中，是不可替代的。而不可替代的机构，在中国，似乎并不多。”尽管有人拒绝自然之友，尽管有人逃离自然之友，尽管有人不信任自然之友，尽管有人对自然之友满怀失望，但没有一个人敢说，中国能够没有自然之友。

　　16年还是太短，以自然之友为代表的中国环保NGO的路不过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