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3年，由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简称北京协作者）李涛主任基于实践研究，撰写的《行走民间20年：“协作者”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解析》被收入《中国社会组织蓝皮书（2023）》。在2024年2月28日协作者成立21周年之际，“协作者云社工”于本期为大家陆续连载本文，与大家分享。

李涛

“协作者”(Facilitators)创始人

北京协作者中心主任

高级社会工作师

首批全国社会工作专业领军人才

“协作者”作为国内成立最早的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之一，经过20年的发展，从一个无法正式注册的草根组织成长为5A社会组织，创新出团结协作助人自助的服务模式，突破了社会组织局限于微观服务的认识，证明了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多元功能和价值。

本文回顾了“协作者”长达20年的组织发展历程，结合五个“协作者之问”，总结出“协作者”通过明确使命定位、建立服务体系、价值评估标准、组织战略规划、建构组织文化等五个方面的组织治理，形成了清晰的使命定位；明确的组织发展战略规划；持续不断的能力建设与文化建设；以赋权增能为导向的项目选择机制；以服务对象为中心，多方参与的资源整合模式；服务创新、教育倡导与专业支持相结合的战略服务体系等六大核心能力，从而使组织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协作者”的发展受益于改革开放提供的社会准入和市场准入，同时也面临着公益生态环境不成熟而导致的资金和人才匮乏的挑战。

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组织的诞生，是人类社会应对社会问题的重大组织制度创新，也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主体和依托。然而，社会组织自从诞生那天起，便面临着无穷的挑战，这种挑战的艰巨性既来自于其致力于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使命的复杂性，也来自于其自身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性。由此，在生存环境跌宕起伏的时代，“如何（活下去）实现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社会组织尤其是扎根社区的社会服务机构的命运拷问。

2003年的春天，一群青年人在北京东五环外的一间出租屋里，签下“我自愿参与非典救援服务，并承担在服务过程中可能感染的风险”的生死状，开始了农民工抗击SARS紧急救援服务。由此，全国第一家致力于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农民工的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北京协作者1诞生。这个当时因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而无法在民政部门注册的、连自身生存都不能保障的草根组织，选择了以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民工问题为介入点，试图通过开展紧急救援、能力建设、社区发展和政策倡导等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使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参与中，逐步由受助者转变为服务者，实现自我服务与服务社会的有机统一，进而在实践中总结提炼专业经验，推动我国本土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的发展。

2003年非典时期开始，我们将目光投向边缘流动人口社区，关注那里生活着的打工者，以及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孩子

时光流转，20年过去了。“协作者”从当年只有一个没有工资的工作人员，成长为50多名全职社会工作者、数千名志愿者的团队；从无法注册的草根组织，到连续三次获评5A社会组织，被民政部评为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单位；其创新的“助人自助的农民工服务模式”荣获第二届中国社会创新奖，两次荣获北京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联合授予的“林护杰出社会工作项目奖”；“协作者”的组织模式不仅被成功复制推广到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山东半岛和中西部地区，而且还培育支持了上千家社会组织，发布了50多个研究报告，参与了多项政策和标准的制定。从2003年启动“农民工非典紧急救援行动”，历经2008年金融危机紧急救援，再到2020年发起“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20年来，“协作者”始终秉持“每个弱者都有力量，每个生命都有尊严”的信念，与农民工、流动儿童、困境家庭和草根组织在一起，以实现“每个人都可以怀抱着尊严和梦想，自由地行走在大地”的愿景为己任，形成了具有鲜明的本土草根特色和专业服务精神的组织风格。

“协作者”的发展历程被媒体誉为“草根组织的华丽转身”，不仅证明了中国本土社会组织完全可以通过自身探索成为具备专业水平的组织2，而且突破了社会组织局限于微观服务的认识，证明了社会组织完全可以发挥专业服务、资源整合、赋权增能、政策倡导、社会创新、专业支持等多元功能，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政策中心顾问、《慈善蓝皮书》主编杨团认为，“‘协作者’在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历程中不仅是见证者，而且是建设者。‘协作者’的发展过程其实揭示了中国民间组织、中国民间公益这么多年锲而不舍的一种努力，如果说过去它只是一抹亮色的话，那么今天这个亮色已经映照了整个天空。”

20年前，创始团队在筹备成立“协作者”时，先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澄清了几个问题；20年来，每年“协作者”团队都会重新审视这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协作者之问”：

我们为什么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做什么？我们的做法有效吗？我们将向何处去？我们从哪里来？本文以五个“协作者之问”为主干，解析促进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的组织治理要素，以期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现代治理制度，提供可鉴的本土经验。

一、我们为什么在一起：明确使命定位

缺少赖以生存的资源，是社会组织在创建阶段遇到的主要挑战。“协作者”也不例外。当时的“协作者”只有1名没有工资的“专职人员”，所有的家当都是从自己家搬来的：1台386电脑，1张桌子，两把椅子。然而，“协作者”创始团队认为，比资源更重要的是为什么需要资源，需要什么资源，“很多社会组织为了生存，什么有钱就做什么，最终在发展中逐渐迷失了自我。社会组织存在的目的并不是为成立组织而成立，而是有效地实现自己的专业使命。组织像人一样，最核心的是其灵魂。对于社会组织来说，组织使命定位就是其核心灵魂。如果我们不能搞清楚自己的使命和定位，那么我们就会为了成立组织而成立组织，沦为没有灵魂和目标的组织机器。”3

因此，创始团队在筹备阶段，提出的第一个“协作者之问”就是“我们为什么在一起”——为什么要成立“协作者”，有“协作者”和没有“协作者”，这个世界会有何不同？

根据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理论视角，除了基因和生物因素的影响之外，人的行为选择还受制于环境的影响。创始团队从情感和责任两个角度定位即将诞生的“协作者”。

协作者创始人李涛在社区做需求调查

（一）基于创始人的情感

“协作者”创始团队主要有三位成员4，都有农村生活经历。这让他们相信自己与打工者在情感上是相通的，有责任反哺乡村。“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中国农民的朴实、勤劳、善良，他们养育了我。所以若干年之后，当我在城市里遇到了进城的农民的时候，我感觉到我不是为别人在服务，是为我的父老乡亲们在服务。”

“协作者”创始团队三位成员都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成长于80年代，并在90年代大学毕业进入城市工作，那是一个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都充满转折和无限可能性的改革开放的年代。从生命史的角度，有三个关键因素对他们创建“协作者”产生了关键影响。

1. 目睹农民和农民工的苦难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不仅物质生活贫乏，而且农民身份权利也处于底层。生活经历对创始人的职业理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童年里有一段时间，跟着妈妈住在医院的家属宿舍里。那个医院在镇上。在北方的农村，每当到了农忙季节，隔三岔五，就会有自杀的人被送过来，大部分都是农村妇女，其中有些我还在集市上面见过。很多妇女拿出最好的衣服、打扮得非常整洁地去赶集。我挤在看热闹的人群里，没有感到恐惧，但感到非常难过，因为我曾经看到过她们活着的样子。她们的年龄与我妈妈相仿。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了解到她们自杀的起因，大部分是因为与家人发生矛盾，让她们难以忍受的是来自丈夫或婆婆的冤枉、责骂和殴打，所以她们选择了一死了之。若干年之后，我也在一些文献材料中发现，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率是世界上最高的。那个时候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人死了就无法说话了，再大的委屈也无法说出来，为什么要去死？有没有一种工作，比医生还厉害，能让人活着时好好说话，而不用选择去死？因此，那时候我有一个梦想，希望长大后可以做记者，可以帮助那些受到冤屈的人。”5

“协作者”创始人大学毕业后做了记者。“我当时采访了很多打工妹……我遇到过两三年拿不到工资的保姆，遇到过被囚禁起来天天挨打的保姆。我也遇到过被雇主强暴，从楼上跳下来，造成粉碎性骨折的保姆。这些事情给了我很深的触动。”
随着采访的深入，他们逐渐发现这不是个例，而是一个群体和一个社会在时代转型中面临的挑战。

“（20世纪90年代中）中国每年因工死亡人数达13万以上，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工；仅在珠江三角洲就有1000万农民工具备患职业病的基本条件；全国2000多万流动儿童，失学率高达百分之九点三，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全国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在1000亿元左右……

在我们的身边每天都发生着这样的悲剧：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爬上了‘塔吊’，精神崩溃的打工仔手持菜刀扑向行人……1996年夏天，我们亲眼目睹了一个年轻的打工妹在北京西直门立交桥上撞车自杀未遂的一幕，而这位打工妹的身后有两个年幼的孩子……

显然，没有一个劳动者甘愿被他人克扣工资，即使他的法律意识再淡薄；也没有一个打工仔愿意疲劳作业失去手臂，即使他的健康意识再匮乏。然而，又是什么原因使辛勤劳作的农民工连自己的工钱都无法讨要，不得不爬上‘塔吊’，以死相逼？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母亲宁肯舍弃自己的孩子，选择自杀？”6

2.看见劳动群体蕴含的能力

“协作者”创始团队的三位成员中，有两位大学毕业后成为记者。他们都深度参与了农民工群体的调查报道。这些生命故事不仅使他们对中国城市化问题有了深刻的了解，而且出于情感认同性和职业敏感性，他们在对苦难的解读中没有停留在新闻报道的层面，而是能够以尊重和欣赏的优势视角，发现该群体蕴含的尊严、智慧和能力。

“首先，我们想问大家三个问题：一个16岁的小姑娘，背着简单的行囊，告别父母，独自一人走出四川的大山，向陌生的城市进发，这个小姑娘的勇气是否值得我们钦佩？

小姑娘来到了举目无亲的城市，开始租房子，找工作，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个过程中，她还必须面对城市生活、商业社会的种种陷阱，面对失业、生病、孤独、歧视……而她承受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这个小姑娘的生存智慧，是否值得我们学习？

多年来，这个被称为‘打工妹’的小姑娘，依靠自己的双手，不仅养活了自己，而且为家乡的妹妹支付着学费，为年迈的双亲寄钱看病……这个小姑娘的勤劳与贡献，是否值得我们尊敬？

这个小姑娘便是中国1.2亿农民工的真实缩影。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被称为‘弱势群体’的背后，实际蕴藏着巨大的潜能力，他们不需要同情与可怜，因为他们完全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平等的环境。只有承认这个基本事实，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并承认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7

这些认识中蕴含着朴素的“助人自助”和“以人为本”的社会工作价值理念，成为日后他们与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相遇时，能够“一见如故”携手同行的价值基础。

3. 在自发行动中遇见专业

随着认识的深入，创始人越来越感觉到，仅仅依靠采访与写作是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的，“必须行动起来”。

“在那个年代，很多打工妹都是文盲或者半文盲。因为不识字，她们连合同都看不懂，也不能给家里写信，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求助。教育改变命运——这是那个时代的口号。我觉得应该从教育入手。1996年的冬天，我们从北大医院借了一间阶梯教室，开始办打工妹文化补习班，从小学一年级的语文开始教起，一直到把初中的知识讲完……

但是，我发现，识字解决不了她们自卑的问题，解决不了她们更好地接纳自我的问题，解决不了她们更好地去处理跟家庭、跟雇主矛盾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她们未来发展迷茫和困惑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是人的一生中关乎幸福的最根本问题。既然解决这些问题这么重要，就应该有一套专业技术和方法，像医学、教育学一样，来协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其中的技巧、方法和知识。所以我想，有没有一个专业，比教师更厉害，是专门做这个事情的？”8

1998年，发生了三件事，进一步催化了“协作者”萌芽。

一件事是1998年“张北110地震”。在媒体任记者的“协作者”创始人被借调到灾区救灾，这一次，他要面对的不是60多个扫盲的打工妹，而是负责两个县30多个村庄的灾后重建和紧急救援工作。

“怎么建房子呢？我自己都不懂盖房子，在那个地方如果完全靠自己，我可能几天都活不下来。地震之后，水源下降，我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找水。但农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个地方，他们活下来了。他们告诉我，历史上还有一些更恶劣的极端灾害，他们都活下来了。尽管他们不认识字，但具备本土智慧和能力。因此，我要更好地完成救灾任务，必须相信并依靠他们。

所以，我鼓励当地农民参与，组建了不同的小组，包括分配建材、盖房子、做饭、后勤等……每个小组经常开会，制定相应的规则来落实这些事情，效果非常好。大家齐心协力，修路、架桥、打井、盖房，改良农作物的品种，优先帮助村子里的孕妇和老人在上冻之前盖房子。在灾区那三年里，我重新认识到了弱者的力量。正如‘协作者’所说，每个‘弱者’都有力量，每个生命都有尊严。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客观事实。即使再弱小的人，如果他们获得充分的信任和尊重，并为其创造组织化的平台，那么他们蕴含的智慧和能力就会爆发出来，转化为建设社区、改变社区的巨大力量。”9

这些思考成为“协作者”组织理念“团结协作 助人自助”的最原始的实践来源。

第二件事是1998年，中华女子学院邀请创始人担任学院社会工作督导。“我发现真的有这样一个专业，来更好地处理人和人、人和社会的关系，更好地让人完善自我、认识自我，更有自信、更有能力地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建设更美好的社会。我感觉到，天地之间像有一束光，把我的整个人生照亮了。”10

第三件事是1998年，清华大学创建NGO研究所，“协作者”创始人经常受邀参加研究所组织的NGO沙龙活动，使其对第三部门有了系统而深入的了解。

“社会组织非营利性、社会性和自愿性的特点，使其更适合促进边缘群体更好地团结起来，实行自主服务。我在想，可不可以把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跟社会组织的组织载体结合起来，有组织地、系统性地去回应农民工的需求，去推动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社会组织，所谓的社会组织要么是半官方的GNGO，要么是处于婴儿阶段，治理能力有问题、发展不规范、缺乏专业技术、人员不稳定、财务不透明……而其中一个重要的解决办法就是需要向国外学习。

而我们认为，社会组织必须建立在本土有需要人群特别是困难群体的实际需求上，以自发自愿参与为基础，以满足本土社区服务需求为发展导向，在积极学习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还应该积极在实践中创新总结适用于自身发展要求的本土经验模式。这仅有良好的意愿是不行的，还需要将意愿转化为有策略的行动。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决定发起成立协作者。”11

1 2003年成立之初，协作者由于找不到主管单位，只能在工商局注册为“企业”。2010年6月，该机构正式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成为北京第一家由民政局直接主管的民办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名字为“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本文简称“北京协作者”，并将北京协作者及其复制推广的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珠海市协作者社会工作教育推广中心、青岛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和江西省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统称为“协作者”。 详细信息可登录查阅官方网站：http://www.facilitator.org.cn

2 李涛：《北京协作者：团结协作 助人自助的典范》，《公益时报》，2018年12月13日。

3 李涛：《让梦想扎根——一个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十年》，《中国社会工作》，2013年第3期，第12～15页。

4 “协作者”创始团队主要成员为李涛（原为媒体记者，现为协作者中心主任），李真（原为媒体记者，现为协作者中心常务主任，社会工作督导），崔宇（文中“没有工资的专职人员”，现为协作者监事）

5 李涛：《信念与现实——基于协作者的本土实践》，协作者云社工，2022年4月14日，https://mp.weixin.qq.com/s/0eXYL-GOuiVKu6SatpUx7A，最后检索时间：2023年10月20日。

6 李涛，李真：《农民工流动在边缘》，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7 李涛，李真：《农民工流动在边缘》，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8 李涛：《信念与现实——基于协作者的本土实践（二）》，协作者云社工，2022年4月20日，http://mp.weixin.qq.com/s/WoghtvdbqhybFQM6Pe5PhA，最后检索日期：2023年10月20日。

9 李涛：《为什么要培育打工青年成为社会工作者（一）》，协作者云社工，2023年8月14日，https://mp.weixin.qq.com/s/L9Wsj7e3xj7iTrNn5FESGg，最后检索日期：2023年10月20日。

10 李涛：《信念与现实——基于协作者的本土实践（二）》，协作者云社工，2022年4月20日，https://mp.weixin.qq.com/s/WoghtvdbqhyhFQM6Pe5PhA，最后检索日期：2023年10月20日。

11 李涛：《我们愿做一名“协作者“——从“协作者”的转型看支持性组织的使命与功能》，《北京社会组织杂志》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