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教授）

无论是从1981年改革开放之后成立的第一家基金会来看，还是从2008年汶川地震的“中国公益元年”来看，中国现代公益的时间都不算长，中国公益生态都仍在成型的过程中。其中，“99公益日”更是只有短短的九年时间，但它所卷起的“千堆雪”，已然成为每年公益领域的重磅话题和现象。更关键的是，它所指向的未来方向。

据“99公益日”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9月9日18点，超过6400万人次参与捐赠，捐款额超38亿元，同比增长15%。同时，超过1.2亿用户参与公益互动，互动人次高达5.38亿人次，同比增长160%。这一系列数据都实现了再创新高。

“‘99公益日’走到第九年，坚持到今天，殊是不易。其间的风风雨雨，我也伴随走过，每一年都会经历一些负面事件。前些年聚焦在配捐规则、套捐、行政动员、行政索捐等问题。慈善领域里面存在很多问题，在互联网公益里也不会缺位。”

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教授在接受《社会创新家》采访时，就“99公益日”九年来的发展慨叹。作为知名的社会法学者，她以温和、理性的态度观察“99公益日”的逻辑、价值、困境和可能性。特别是对于遇到的风风雨雨，金锦萍直言这就是“长期主义者要面对和克服的挑战”。

1. 互联网平台的高质量发展

《社会创新家》：今年是“99公益日”的第九年，这九年，你主要关注哪些方面？

金锦萍：九九谐音久久，而久久为功。这九年，尽管有曲折，甚至面临不少质疑、非议和负面舆情，但“99公益日”走到今天，无论从数据，还是从影响力，抑或是从整个公益行业已然把它作为一个每年都郑重对待的公益嘉年华来看，其对于中国公益慈善的意义和价值值得肯定。

2020年——2022年，我觉得 “99公益日”在这三年有非常好的迭代。这三年的“99公益日”，我都接受了《社会创新家》的采访，形成了三个公益观察报告。2020年讲的是“反思是进阶的开端”，2021年讲的是“公共性平台需要公共参与”，2022年讲的是“公共性平台发展的最高目标是‘无我’”。我对99公益日的期待是在升级的。

第六年，也就是2020年，我们有过一次反思，事实上是一种话语体系的颠覆。早几年的发展，我们更倾向于以商业领域的指标衡量它成功与否。所以从第七年开始，则逐渐从求速度求数量逐渐转向求质量发展，比如提出了“99公益日”的使命是什么？我将其概括为三大重大使命：让慈善资源更合理、更有效地配置，促使慈善组织和行业的善治，和最终回归到促使全社会“人人可公益”的全新阶段。这是一种社会倡导，更是一种整体慈善文化提升的理念。

第七年，我意识到互联网公益的公信力问题，但是只凭平台一己之力是很难承担起来的。因此当时我观察到的主题是公共性平台如何要求相关方共同承担责任。这里区分了平台和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以及通过公开募捐慈善组织来合作募捐的非营利组织、社会组织，包括志愿者团队甚至个体。然后再去逐渐厘定相关方各自的责任。

去年，我对“99公益日”提出更高的期待，就是“无我”的状态。当平台发展到一定程度，公共性极强，它已经成为了公益慈善不可或缺的环节。在慈善领域里，你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却必不可缺。所以强调的是什么呢？平台自我逐渐地要隐退，不以追求自身成就为目标。公众的视线里，逐渐不再是以平台为关注重点，而将目光投向平台上发挥功能和作用的各方主体，甚至出现了“公益合伙人”。

我们会发现，这就形成了一个公益生态。互联网已经变成了公益的一个基础设施。

互联网对公益的促进是全生态和全方位的。

《社会创新家》：那么今年“99公益日”，你会做怎样的观察与提炼？

金锦萍：今年的“99公益日”，用什么样的主题词概括呢？我认为是“互联网公益的高质量发展”。

坦率来讲，当大的经济形势发生一些变化，整个国家都开始强调高质量发展的时候，包括互联网公益在内的公益慈善领域也需要提出一个重大的议题。如果募捐的额度，能够发动的募捐人群，参与的项目和组织，在数量上都出现一定的停滞或者增长值下调的时候，那公益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我认为要聚焦在公益的高质量发展上，包括互联网公益的高质量发展。当速度慢下来，我认为反而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让我们真的静下来慢下来，去审视当下所发生的这一切，认真对待曾经因为跑得太快而忽略了的那些问题。

《社会创新家》：你认为哪些问题是被忽略的？

金锦萍：互联网公益平台的高质量发展，首先是平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民政部通过指定已经有30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发布平台上线，但是这30家参差不齐。最近有非常著名的互联网平台主动退出了行列。回到当初申请成为募捐平台的初心，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时隔几年之后还能不能坚持住？讲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明白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包括腾讯公益在内的这30家平台，要回归到在当下社会里通过互联网平台给公益带来哪些贡献上。相比较而言，这九年历程表明，腾讯公益平台在宗旨和远景方面越来越清晰。

有一些平台退出，不见得是坏事，只是资源的重新合理配置而已。所以不需要纠缠到底有多少家平台退出，他们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我关心的是他们在退出环节里面，有没有把数据进行很好的处理？有没有进行捐赠者信息的保护？会不会有些后遗症？我更关心的是哪些因素导致了一些平台退出，是不是法律法规对互联网平台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带有一定的限制，使得他们没有任何的驱动力？或者说在激励机制方面，只有义务和责任，没有权利和鼓励，从而导致他们退出？

公益平台的高质量发展就意味着投入的加大，投入加大就意味着成本的增加。成本从哪里来？当下，无论是公众还是相关主管部门，都不认可也不允许平台从所募得的资金里提取管理费用。但是公益组织进入平台劝募的时候，平台的维护应当是占到了劝募成本的一部分。所以从更长远来看，我们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要考虑到这些平台的可持续发展，在追求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充分考量管理费用的分担机制。

第二个问题，高质量发展就要考虑公益平台做到了相应的功能和价值后，在其间进行公开劝募的公益组织到底应该怎么处理。从每年互联网公益平台的数据来看，大概有几千家公益组织，有近万个公益项目在线上募捐。从公益的发展现状来看，公众捐款更多是通过项目来募集资金，还没有上升到组织捐募、议题捐募的阶段，问题在哪里呢？我们太容易考察项目捐募，却忘了在项目里面，更重要的是捐募主体、执行主体、管理体制、反馈机制等，这都需要通过其间的主体来进行。

怎么处理呢？我觉得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时候，首先要考察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本身的高质量发展。目前大概有几千家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如果把各地的慈善总会和红十字会等去掉之后，基金会也有一千多家。但是公众真正认可、有很好的公益品牌、能够拿出知名度极高的项目的公益组织，数量却特别少。

在高质量发展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应当意识到自己作为第一责任主体。在合作捐募活动中，他们可以帮助公益伙伴们上线很多公益项目，可是他们要知道这些公益项目也是他们自己的项目。他们在资金拨付的环节需要起到资金的监督作用，要进到尽职调查的义务，与合作募捐机构签订自主合同，要求其即使反馈信息，必要时做出专项审计。此外，接到相关的举报线索的时候，他们要尽到协助调查的责任，对事实和客观情况即使进行反馈，甚至要协助执法部门进行必要行动。

所以，当互联网公益平台逐渐成为基础设施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真正的第一责任主体将是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

2. 坚守住三个根本使命

《社会创新家》：互联网公益平台还能发挥哪些更好的作用，还有哪些方面是需要平台去提升的？

金锦萍：我刚才讲的是互联网公益平台可持续发展机制的一个探索。

长期以来，互联网公益平台承担着很大的社会责任，他们要付出大量的人力成本，包括管理成本以及后台的维护技术等等，为此付出的资金数量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允许他们从所募得的资金里面去分担任何费用。这意味着，没有一定实力的企业，没有一定实力的组织，是没有能力搭建这个平台的。这个平台有点像请大家吃免费午餐的感觉。很多公益组织将此视为当然，并不想承担责任。因此，我认为最近出现的一些公益平台的退出，正好让我们提出这个问题。

互联网公益平台想要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得去探索更为科学合理，同时为公众所接受的费用分担机制。

我们可以把这个选择权留给公益平台或者慈善组织。如果公益平台只是简单的转发布一些在民政部门备案的信息，可以是免费的，甚至作为政务信息公开的一部分，但是政府得为此买单。如果这个平台积极地作为，帮慈善组织打造募捐的视频、文案等，通过各种形式帮助慈善组织推广并触及潜在的捐赠者，这就是非常专业的服务。这种服务的提供应当是由募捐的慈善组织和平台协商费用的分担。

所以应该允许他们通过一定的机制来获得费用的部分补偿，或者全部的分担。这就是关于互联网公益平台的费用分担机制。

《社会创新家》：许多具有公募资质的慈善组织越来越依赖互联网筹款，你怎么看？这与高质量发展是怎样的关系？

金锦萍：现在需要向所有通过互联网平台募捐的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提个醒：如果你们长期将自己视为通道，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会出现以下几个弊端。

第一个弊端，组织自身能力的弱化。团队中本来非常有能力的工作人员，会因为觉得做为通道本身就有收益，就能够养活整个团队，就容易捧着公开募捐的资格躺赢，这对他们短期来看有利，但长期来看。其员工的能力无法提升。工作人员无以跟着时代的发展步伐去了解真正的社会问题和提升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所以从长期来讲，对团队和团队中的工作人员是严重不利的，将让其在让人才市场中丧失竞争力。

第二个弊端，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通道化之后，对资金的整个流向是缺乏管控能力的。资金从你这里流向公益机构或者流向合作捐募者的时候，一旦出现关联交易、甚至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出现了虚假的事实，甚至有表面上看起来完全合法合规的、实质上存在骗捐诈捐等问题，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是难辞其咎的。在这个问题上一旦出现负面事件，首先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就是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

第三个弊端，如果一个慈善组织心甘情愿被通道化，存在的价值又在哪里？现有的公开募捐资格，是一种垄断的利益。一旦这种资格不在的时候，这个组织的自身价值就无从体现。如果心甘情愿被通道化，甚至通道业务占了主要业务主体的时候，那就意味着，这个慈善组织已经背离了创设的初衷。所以他的存在与否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甚至会给社会带来负面意义。

《社会创新家》：回到“99公益日”，从目前来看，第九年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金锦萍：我认为“99公益日”还是要坚守住三个根本使命。

第一是倡导人人可公益的社会价值。目前互联网已经触及到绝大多数人群，但还有一些人群在互联网之外。对数字鸿沟的填补，应当成为公益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被数字鸿沟排斥的往往是社会里面最弱势的群体，比如老年人，包括一些能力有欠缺的人，或者知识水平等方面比较低下的人群。互联网公益发展到今天，依然坚守人人可公益的理念，要为那些没有办法接驳到互联网的那些个体，开辟线下的支持渠道。

第二是促进慈善资源合理配置的价值。即供和需之间的对接，慈善资源在一定的发展阶段都是有限的，有限的资源要真正解决社会问题，把钱用在刀刃上。“99公益日”搭建的平台，让捐赠者得以在众多的公益组织和公益项目中选择他认为最好的。

第三是促进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业良善治理的价值。无论有没有公开募捐资格，只要冠上慈善组织或者非营利组织、社会组织这些名义的时候，就意味着它的良好治理会成为一个核心问题。一个组织的公信力、执行能力，以及这个组织对社会问题有没有很强的解决能力，都取决于它有没有很好的治理结构，以及它所呈现出来的通过良善治理能够持续发挥作用的机制。

这三个根本使命是“99公益日”应该坚守的。

今年“99公益日”更重要的是让公益理念更加地普及，让它变成每个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在不确定性很强的社会中体现出人性中的确定性之美。

3. “99公益日”其实就是中国民间公益节

《社会创新家》：我们看到，公益广告也参与到互联网公益当中，这个新现象你怎么看？

金锦萍：从去年开始，我注意到微信朋友圈和公众号里所谓的公益广告，发现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慈善组织。他们都获得了地方上的公开募捐资格，在朋友圈里面募集善款。这种形式，我一直是抱有很强的担忧。

第一，广告跟募捐是两回事，募捐是具有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遵守以慈善法为基础的严格的一套程序，去募集善款。募集资金使用，整个监督机制都非常严格。公开募捐的规范机制是挺完善的，难的就是在合作募捐这一块，可能还有漏洞需要弥补。广告是什么意思呢？广告是用钱购买的一种服务。广告用以提升商品和服务的知名度，从而获得更多的消费者。朋友圈里的公益广告实际上是公益募捐，但是他为此还要支付昂贵的广告费。

所以我的疑问在于，他从哪里来的广告费？这种广告费付出去之后，在慈善组织规范的财务制度里面属于募捐成本，募捐成本如果高到这种程度，是经不起公众的质疑的，甚至也会引发主管部门的关注。所以，我很好奇这些在朋友圈做公益广告的慈善组织，他们的广告费从何而来，又是如何持续？同时，通过朋友圈所募集的善款最后去哪了？是不是有部分已经变成广告费了？

我注意到前不久腾讯广告已经发出一个通告，要下线在朋友圈广告中的此类行为，包括公益捐募、求助信息全部下线。我觉得在相关的边界理清楚之前，这一举动是非常明智的。

如果我们没有理清商业和公益的关系，可能让别有用心的慈善组织甚至非慈善组织，借用慈善组织通道去实现公共资源的私人化。

《社会创新家》：你曾说“99公益日”应该走向国际化，具体怎么理解呢？

金锦萍：“99公益日”的国际化，首先是捐赠者的国际化，可能不限于中国境内，中国境外的人也可以捐赠，这个我觉得当下也不存在障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只要掌握了移动支付的人，无论他在地球哪一端，都可以实现。

第二个是公益项目的国际化，在中国的慈善组织，为一个海外的慈善项目去募捐。我认为目前这个通道也在打开，现在有不少慈善组织已经走出国门了。当然在人员的出入境、物资的出入境方面，可能还需要有一些配套政策。

第三个是平台上慈善组织的国际化。允不允许我国境外的慈善组织在中国的公益平台上开展募捐？这个目前比较困难。因为现在有《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其中规定，境外非政府组织不得在中国境内募捐。所以，如果“99公益日”让国际性的或者是境外的慈善组织进来，需要法律和政策方面的调整才行。对此还需要论证，尤其是境外非政府组织能否与境内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开展募捐活动的问题，目前法律上并没有将其彻底排除。

当然，我认为真正的国际化是慈善理念的普及。国人对社会问题的认知，聚焦和研究之后的解决方案提供能够被世界所接纳，这也是一种国际化。

事实上，如果从公益节角度来看，“99公益日”也成为了一个中国名片。公益节在其他一些国家也有，甚至有一些公益节日中，电视台会连续进行全程直播、全民参与。

总之，在我看来，“99公益日”被定为节日更合适，在这个节日里，民众可以自由地参与，按照自己所认可的方式，去奉献自己的一份心力，甚至可以提出一些公益议题引起社会的充分关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99公益日”事实上已经逐渐成为我们民间发起的一个中国公益节，为更多的国人包括为更多的世界人民所认知，这本身何尝不是国际化的体现？

所以，我想：“99公益日”，其实就是中国民间公益节。祝大家节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