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医疗慈善”领域备受关注。

在政策层面，2020年《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发布，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了“慈善医疗救助”这一新提法。2021年《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积极引导慈善等社会力量参与救助保障，鼓励慈善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设立大病救助项目。

在社会层面，历年慈善捐赠总额中，每年约有20%左右的慈善资源投入到医疗帮扶领域。疫情以来，卫生健康类资助更是大幅提升，《2020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数据显示，我国慈善捐赠主要投向卫生健康领域，共接受款物捐赠710.36 亿元，占比34.05%。

与此同时，医疗救助与慈善事业的衔接与发展问题也被广泛讨论。从医疗慈善基金，到医务社工，各类社会公益力量通过动员社会资源，为困难群众提供形式多样的医疗援助，帮助其解决看病就医负担，成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发展好中国式现代化医疗慈善？这需要多方力量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快速发展的条件，并在中国本土的文化背景与慈善实践中，摸索与创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慈善路径。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理事长王振耀认为，目前中国从事社会救助工作的社会组织正在形成各种各样的纽带和网络体系，发展态势较好。同时，王振耀指出，“个案的特殊性救助”和“专业化社工群体”是未来面临的挑战。

3月初，由北京同心圆慈善基金会、凤凰网健康频道、北师大公益研究院、海南亚洲公益研究院联合主办“中国式现代化医疗慈善的创新发展”座谈会在京举办。活动现场，多位来自公益慈善和医疗领域的专家学者、实践者以线上线下的形式参与会议，聚焦微观实操经验，也强调在行业层面、国家层面乃至国际层面展望新机遇。

01

从医院内部建立慈善救助全链条闭环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党委书记教授徐虹长期致力于医院公益慈善事业，搭建公益平台链接社会资源，成立慈善救助基金帮助有需要帮助的贫困患儿。

据统计，复旦儿科自2002年首项基金建立以来，截至2022年11月底已建立了119项专项基金，针对不同疾病的帮困基金，覆盖医院30个专业科室，累计资助患儿1.2万余名，资助善款近3.3亿元。

这种“全链式”的慈善公益项目，将慈善公益与医院的发展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徐虹说道：“现在我可以说，在我们医院基本没有孩子会因为经济原因放弃治疗了”。

“我们希望能够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医疗救治，但单靠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徐虹认为，在儿童救治中，疾病对他们身体的影响很大，有些不能单独靠医药完全解决，还需要加强人文关怀。因此，儿童医疗救治非常需要公益慈善的支持，才能满足孩子们多元化的需求，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和照护。

上海是最早把医务社会工作和社工部纳入医院考核体系的城市。2012年，上海市卫生局印发《关于推进医务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实施意见》，其中明确规定了相关配比，“综合性医院按照每300-500张床位配备1名专职医务社工，儿科、精神卫生、肿瘤、康复等专科医院每100-300张床位配备1名专职医务社工”。

如何让社会力量更好地在医疗领域发挥作用？上海市始终在探索新的模式，其“医联体建设”就为医务社会工作提供了空间，不仅形成了院内、院社衔接和基层社区三重医务社工服务，还能更好地为病患者服务，实现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社工部副主任刘玉楣介绍：“复旦儿科特色的‘员工－社工－志工’联动的医务社工作业模式，针对家长、患儿、志愿者、员工、社会大众开展不同内容的工作，不仅提升了患者就医体验，也大大改善了医患关系，对医生们的工作开展也是强有力的支撑。”

02

占康复工作的75%

医务社工才是撬动未来的支点

“一个完整的医学链条，应该是从预防开始，再到保健、诊断、治疗和康复。中国主要是诊断和治疗，要想完成预防和康复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刘东认为，医务社工的作用的确至关重要。

例如，心血管康复指南指出，要想完成康复工作应具备四个要素：专业医疗只是其中一个维度，且只占25%；剩下三个都要由医务社工完成包括帮助患者建立社会支持体系、家庭支持体系、建立起“自我准备”的预防工作。刘东指出，“100%的康复工作中，医生的专业医疗只占了25%。其余，三件事都需要医务社工来完成。

2010年春苗基金会建立之初，第一个设立的部门就是社工部，此后不断发展完善，其“医务社会工作者”主要是在预防和康复两个领域起重要作用。“从产、教、研三方面着手，12年来已经为近5万人次提供了社工服务，总结了不少有效的新规律和新方法。”

从医疗救助延伸到细微服务，医务社工常常能看到更多需求。北京市志善社区服务发展中心副理事长张骋介绍，志善助医小家项目是为来京就医的重症患儿及家庭提供支持服务的地方，如过渡住宿、爱心厨及心理关怀陪伴服务。

▲帮助异地患儿来京就医的北京助医小家项目

“外地来京求医的患儿和家属十分不易，我们无法体会他们切身的苦楚，但希望为他们提供一个短暂的、有温度的家”，张骋介绍，北京的助医小家最早建立于2015年6月，到2022年12月底共建立11处，共接待2229个家庭，5970人次入住，累计入住149610天。

“爱心小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仅单纯地在物质上资助，更是在人文关怀上不断帮扶，在这个干净、舒适、简洁的小家可以休憩，还有志愿者陪伴和专人管理。

“公益慈善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张骋发现，那些曾经受到“爱心小家”帮助的人们开始回馈社会，成为志愿者去帮助别人了。因此，志善社区服务发展中心也做了很多推动建立、培训和鼓励志愿者的工作。

张骋认为，除了继续强化小家内部的互助功能，也要更多看到小家作为一个社会单元与周边社区的关系。他强调，“我们要看到医院、社会组织、社区党委、社区居民在救助和服务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断扩大爱心小家的辐射面，让更多人参与到公益慈善中”。

03

健康公益如何更好“走出去”？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提出，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社会参与国际援助的期望也在提高。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柯马凯表示“中国与国际慈善活动的渊源由来已久。中国不断强大，国际角色也从被救助的对象变成了帮助他人的推动者，这也标志着中国应该在国际慈善救助中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

“自2005年印尼海啸开始，我们走出国门，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和国际发展援助中不断尝试，经历了从‘不出国门的国际化’、‘出差式的国际化’到‘长驻式的国际化’的模式转变。”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尼泊尔办公室国别主任邹志强介绍，基金会布局海外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母婴项目，一开始是联系印尼大使馆为海啸受难民众捐钱捐物资，连国门都不用出；继而是在苏丹分裂危机之后为当地建设母婴保健医院，定期培训帮扶；最后就是尼泊尔灾后援建后，在当地开设常驻机构、推动乙肝筛查防治。“这样的常驻办公室现在有三个，分别在缅甸、尼泊尔和埃塞俄比亚。”

▲“一带一路国际慈善实践与创新”圆桌现场

海南亚洲公益研究院执行院长黄浩明发现，健康公益国际化项目的执行模式已经形成，越来越多有影响力的国际化项目彰显着中国的价值观，也让中国的慈善组织在国际影响越来越强了。

同时，黄浩明也指出了目前健康公益国际化的挑战，首先是缺乏明确的走出去的意愿和价值观；其次是缺乏机构国际化的整体布局，难以开展长期运作、持续深入的公益项目；再次，缺少海外信誉良好的合作伙伴、缺乏当地的志愿者以及专业人才支持容易导致项目难以维系。最后，稳定的资金和资源的来源是关键。

“中国的医疗慈善要想更好地走出去，需要体系支撑。首先是有法可依；其次是共同行动，我们的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甚至个人，形成合力、一起行动；再次是注重尊重，做到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互相尊重；最后是传播善念，传播中国‘仁义礼智’的经典善念。”黄浩明建议。

中国医疗慈善以及健康公益国际化大有可为。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了慈善事业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中的重要定位，为中国式现代化慈善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慈善事业迎来新情境、新机遇，也将在社会生活中持续释放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