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葛燄曾在接受采访时，将中国互联网公益归纳为Web1.0到Web3.0三个阶段的迭代进化历程。

互联网公益1.0阶段，是以2008年汶川地震为转折点。当时腾讯公益在PC端发起筹款，并在腾讯QQ个性签名中加入祈福图标，开始第一次探索如何以互联网为工具，让用户参与公益。

互联网公益2.0阶段，是随着移动支付的发展，腾讯公益于2015年发起了“99公益日”。其定位是通过互联网，为捐赠方和公益机构搭建平台。为此，腾讯还推出配捐机制鼓励公众参与捐款，即对公众捐赠的金额进行一定比例配捐。

如今，“99公益日”已经进行到第八个年头，开创了全民参与的现象级公益盛世。互联网公益也进入了3.0阶段，即数字技术渗透在公益中，互联网和公益融为一体，成为一个“没门槛、很透明、常反馈”的公益参与平台。

如今公益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简单的捐款，互联网公益创造了一个低门槛、多元化、大众参与的开放平台。然而，公益行业公信力不足、草根机构筹款难、款项信息不透明、“唯筹款论”等问题仍然突出。面对这些“变”与“不变”，互联网公益如何守住初心？如何解决行业的新老问题？99公益如何实现从“量”到“质”的飞跃？数字技术如何更好地推动公益创新？互联网公益未来将如何发展？

社会创新50人第12期“互联网公益将通向何方？”，邀请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公益平台部负责人葛燄，与我们分享“互联网公益”这一议题。

*本文精选自：「社会创新50人 」第十二期直播——互联网公益

01   如何做有效公益——迈过自己心里那道坎

吕朝：

我首先有一个问题，因为我接触过很多朋友是从事企业CSR方面的工作，在很多企业中，CSR部门虽然重要，但很多人认为CSR部门脱离了公司的主业，那您从原来的业务部门进入公益部门是否会有所顾虑？

葛燄: 

确实像您说的，可能在很多人看来企业CSR部门更像一个养老部门。但在腾讯一直在公益领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腾讯会把公益看得更重。之所以我们叫公益平台，是因为腾讯希望能通过技术加资源，为公益行业提供服务，这也是腾讯的初心所在。腾讯在公益领域中的投入是不计较任何收益的，并且每年都在不断加大投入。所以在腾讯，从事公益是光荣的。

我在腾讯工作今年已经快14年了，我内心一直特别希望能在腾讯公益工作，也是我最后的职业梦想。其实我在腾讯也换过很多种工作，并且不管是主动或被动，基本都在公司变革的一线带领团队迎接新挑战，当我看到有机会能够进入基金会时，其实我是非常开心的。

就像您说的公益部门是花钱的部门，而“花钱和挣钱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认为花钱一定得让大家认同其是有效的。那什么是有效公益呢？我认为这很难有统一标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社会问题特别广泛，所以它不像做业务那样有明确的目标人群、服务对象和绩效考核。

因此，整个的公益平台乃至基金会都在不断充实力量，找到这个行业里最专业的人，为他们提供舞台去共同制定战略规划。

吕朝: 

在腾讯基金会有没有业绩指标、KPI，有什么激励机制呢？

葛燄: 

在企业工作一定是需要有目标的，并且还能够被考核。但是目标的制定有很强的科学性，目标就像一个指挥棒。在公益领域，如果我们的目标仅仅是筹款额，那这单一的目标能用很多方式去实现。所以，我认为在公益行业工作中最困难的是如何去制定目标。

我们也经常自省如果没有配捐，是否还有人会使用腾讯公益平台？如果众多机构都是因筹款而来，那一旦资金消失时，平台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因此这也是我们要从募款平台向公益服务平台转型的原因。我们为公益组织提供好的服务，让公益组织的项目通过平台获得捐赠人资金的支持。通过此模式公益组织才可能长期生存下去，而不仅仅是因为99配捐。

所以我们自己需要制定KPI、目标，要迈过自己心里的那道坎，然后为我们想达到的目标而努力。

02   被放大的问题——套捐&诈捐

吕朝:

首先，我从一个公益从业者的角度思考，我认为近几年99公益日缓解了公益行业信息不匹配、缺少信息沟通的问题，使得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

其次，我认为2015年以后由于支付的便利以及99公益平台的出现，使得公众能够比较方便的进行捐赠，公众的选择权也大大增加了。

最后，我认为99公益日让公益组织有了一个很重要的新的收入来源。

随之而来，互联网公益也突显了一些问题。大家可能会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方面，99公益日引发了套捐、诈捐的问题。有部分机构把套取腾讯的配捐当成一种技术手段，甚至是一种筹款能力，这是行业内的不正之风。

另一方面，腾讯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做了什么改变来纠偏？

葛燄：

2020年我刚上任，第一次参加99公益日，当时一个亿的配捐大概半小时就抢完了，从中我就感觉到这种筹款方式有它的不科学性。那问题出在哪呢？我们会发现它很复杂，不是一个单一问题。

我认为这个问题，第一，在我看来它已经不只是公益筹款的概念了，其更像是一个金融活动、一种大型促销活动。但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商业促销活动，其背后都有大量的计算、考察和推演工作。但公益机构与商家有所不同，公益行业对此也没有明确的行业规则。

作为一个公益平台来说，我们自己需要制定规则。近些年来针对套捐、诈捐、骗捐，平台一直在努力，比如推进冷静器、做行业倡导、制定规则等。但是为什么问题还是屡禁不止？在我看来是因为利益相关方并没有达成行业共识，大家的诉求没有整合起来。

当行业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则和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做这种大范围的“促销”就会把很多的问题扩大化。以前这些问题可能并不会成为公众事件，但由于互联网带来的流量和用户参与量，所以让这些问题成为了公众舆论的焦点。这也是99公益日带来的正面影响，暴露出行业原有的小问题，让我们意识到需要改进，一步步走向成熟。

我们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在尝试改变，99公益日前我们会与多方专家交流沟通。99公益平台不只是腾讯的公益平台，而是整个行业的公益平台。因此，平台制定的规则、需要解决的问题、未来的发展路径都应该让业内人士来共同决定。

而腾讯则为其提供技术、资金支持。在技术层面我们今年采用了金融体系中的风险控制，在配捐中对于黑灰产等套捐行为进行识别，对有问题的资金进行追踪。另外，我们也抬高了机构的参与门槛。业内共识就是让更多的好项目、好行为能够彰显。

因此，从服务公众公益需求的角度出发，如果机构的项目上线平台能够做到透明管理、按时反馈、令捐赠人满意，就能从平台得到更多的资源。反之，如果一个项目募款虽多，但项目的进展报告不透明，与捐赠人缺乏沟通，那么这样的项目就会让它下沉。

99公益平台发展到现在，我们努力在解决的是人人可公益的问题，我们如何通过技术让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公益。而人人爱公益则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这需要公益组织和公众共同推动。

平台是个放大器，也是个连接器。把好的东西放大就可以使原来我们认为不好的东西慢慢沉淀，也可以让大家达成更好的共识。

吕朝：

相比较去年腾讯今年主动踩刹车去杠杆，全面弱化以人次杠杆调动捐款额的一个机制，增加多维度的配捐激励规则，通过像“一花一梦想”的捐花激励机制等，吸引更多公众参与。通过这些举措是否能够完全杜绝套捐行为？

套捐、诈捐、骗捐与其说是腾讯平台的问题不如说是公益组织的问题，腾讯拿出了配捐但公益组织把配捐变成了一个套捐行为。于是有人提出能不能取消配捐？您如何看待这个提议？

葛燄:

配捐是一个很好的鼓励捐赠人的模式，在国际上也是如此。很多企业也会用这种方式去鼓励公众参与，我认为配捐本身并没有错。造成套捐的原因有很多方面，与规则的制定也存在一定联系。

为了防止配捐被大额资金快速套走，我们规定每个人都有配捐上限。于是就会出现如果有人想捐赠5000元，他可能需要分拆给其他人，由此就会出现套捐。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服务要更加精细化，针对不同的机构、项目、捐赠人要进行科学管理，研发不同的募款规则和激励模式，通过精细化的分层运营，达到从募款平台向服务平台转型的目标。

03  透过现象看本质——被误解的马太效应

吕朝：

近两年有人认为民间的草根组织筹款更难了，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马太效应。我们有没有一些措施去解决它?

葛燄:

不论公益组织的大小，每一个公益组织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劝募人群，都有自己的募款方式及执行项目的模式。所以不论是“民间”还是“官办”慈善组织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例如，慈善总会一直是腾讯公益平台的募款大户，但它的劣势在于项目的执行反馈能力不足。慈善总会的项目细分到每个县村，项目反馈难度就会非常大，加上没有通过数字化反馈信息给公众，就会让大家质疑它的公信力。

越大的组织未来在数字化反馈能力上的要求就会越高，公众缺少对它的信任就是因为组织的反馈能力弱。我们现在与慈善会系统的机构合作时，重点就是帮助它们提升数字化反馈能力，建立与公众沟通的模式。

关于逼捐，99公益日往年都有投诉，但是往年的投诉我们没有公开处理。今年，我们邀请了专业人士对每位在平台上投诉机构的用户进行了公开反馈。

慈善会体系采取区域排行榜的模式来鼓励参与度和积极性，但这一模式落实到县村有可能带有强制捐赠的性质。后来由于用户的投诉就取消了排行榜，采取公示模式，所以我们会看到公众的监督也在帮助慈善机构成长。

针对草根组织与小型机构，我们在思考如何批量化解决它们存续难的问题。我们的采取的方式是“千百计划”，推出学习平台，并且附带创新的公益资助。我们希望99公益日是一个开放体系，能够帮助草根组织和中小组织在非配捐时段也能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到公众的视线。

04  公益组织发展的核心问题——公益组织公信力建设

吕朝: 

还有一些是公益行业一直存在的老问题，但通过互联网平台放大了这些问题。比如，公益组织公信力的问题。大概在2000年代，一些公益前辈像朱传一先生、徐永光先生、何道峰先生等，他们就发起了NGO自律行动。当时公益前辈就认识到公益组织如果没有公信力，将很难生存下去。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葛燄:

现在大家提到最多的问题之一是捐赠人很难留住，这也是公益组织发展的核心问题。近些年疫情也给前线的执行机构带来了新的问题，我们还要担心募到的款项能否执行下去。公信力因此变得特别脆弱，这也是今年我们在募款额上主动踩刹车的原因之一。募款额的提高并不能代表行业的发展。由于公益行业的特殊性，我们需要完成善举让受益人受助并让捐赠人感知。

对于公益组织的公信力我有两个思考：一是，我认为公益行业公信力缺失主要的原因是行业内部的资源非常拮据，业内缺乏共识。

因此，我们会谈“官办”或者“民间”机构之间抢占资源。由于行业内对于套捐没有达成共识，并且当这些信息反馈到公众，就加剧了公信力的缺失。我们整个行业内要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的氛围，然后能够共同的提出一些观点或倡导，行业内部有了信心，公众才会信任我们。

第二，公益行业的公信力与项目透明度息息相关，我们该如何解决项目透明度的问题？公益平台主要起到连接与放大的作用。一方面，我们缺乏懂公益、有耐心，愿意持续捐赠的捐赠人。另一方面，我们又缺乏能够与公众沟通的好的公益机构和项目。所以在这两方面我们要形成一个良性互动，建立深度的信任。

对此，我们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采取了行动。第一，我们希望通过小红花能够去培养更多公众对公益行业的认知。其实大家会看到小红花从2018年作为助力配捐的手段转变成现在的公益倡导。像我们推出的“一花一梦想”，就是通过把小红花变成选票，公众可以将其投到自己想关注的公益议题中，然后再去了解有哪些公益组织在此议题中开展项目，通过了解这些议题、了解他们做的事，大家可能慢慢的从一个捐花者变成一个志愿者或捐赠者。

吕朝：

通过腾讯公益的股东人大会、公益真探、“一花一梦想”使得更多的人进入公益，但是我们该如何留住他们？腾讯在这方面是否有所考虑？

葛燄: 

我们的产品专家刘琴的团队一直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现在很多人把做公益当作了一种需要的满足，希望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做公益有时候需要一个群体去共同完成，这也是我们所提倡的。

公益的感召力是非常强的，它就像一颗种子需要有人去带领和引导让它发芽，然后通过记录每一个人的公益行为使其得到支持，让其随着我们的成长而成长。我们会看到无论是捐花或是其他善举，都可能让世界发生一些变化。公益人群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05  如何进行创新——技术是助手，实现公益理想是本质

吕朝:

从今年开始，我们发现腾讯资助的项目增加了，并且主动涉足一些领域，有与技术相关的、有与社区相关的，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

葛燄：

因为我们今年对基金会做了一个较为长远的规划。规划主要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公益平台。除了配捐之外平台还会有为公益组织提供透明化服务的资助计划、人才培育计划等。

第二部分是创新资助。什么是创新？在我加入基金会后，我一直在想基金会应该资助什么样的项目，如果项目仅仅需要钱，那它是不是我们该资助的？在资助的过程中，我们希望能提供技术，通过资助+平台帮助项目创新发展。

第三部分是社区。一方面，在有一些紧急援助需求时我们会伸出援手。但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将精力聚焦在灾后社区的建设、构建韧性社区及帮助社区建立社区基金。

第四部分是联动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各实验室共同推动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创新。我们设有很多实验室，例如，银发实验室、医疗实验室、碳综合实验室等，我们相信在实验室里会研发出一些好的解决方案和模式。

腾讯公益平台不是只属于腾讯的平台，而是整个中国公益行业的平台。我们希望这个平台能成为每一个公益组织信任的伙伴。无论技术多么先进，都是一个助手，本质是要实现我们的公益理想，希望能与更多的公益组织一起建构“人人爱公益”的行业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