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从增长到发展》一书收录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关系的讨论。

森认为，经济增长反应了一个经济体真实收入扩张的速度，与收入和产出有关。但仅有增长不足以实现发展，如何使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资源促进发展进程非常重要。

他注意到，即使当消除收入贫困取得全面进展时，这种成果既不能稳定地转化为给予儿童充足的营养，也不能有助于消除其他形式的儿童利益被剥夺的现象。

2006年，基金会调研组到中西部农村调研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营养状况也发现在农业连年丰收、农民生活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当地在校学生中午常常只能以盐水黄豆和米饭作为午餐。

为了探索解决农村学生营养问题，基金会发起营养干预的社会试验，并依托试验结果向国务院提交了“国家儿童营养改善战略”政策建议。2011年，在多方共同努力下，“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成为国家政策。

阿马蒂亚•森多次在基金会主办的论坛和会议上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儿童发展建言献策。2009年，基金会邀请阿马蒂亚•森对当前的学生营养餐试点模式提出建议。

森看到了中国在儿童发展上的决心与举措。在《从增长到发展》一书中他写道：仅仅三年过后，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卢迈先生的带领下，对于学校午餐和学前干预措施的实验性尝试已经在中国变成了全国性的行动。

森表示，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改善并提高了这个曾经非常贫穷的国家中人们的生活水平。他建议，消除其他国家的贫困可以是中国自身的道德关注和政治关注的一部分，在这方面，中国帮助世界的能力可能是巨大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甘肃省华池县，基金会“慧育中国：山村入户早教计划”的育婴辅导员正在入户家访。

农村学生营养问题得到改善后，基金会开始关注农村教育问题。先后发起了一系列覆盖0-18岁儿童发展干预项目。

2020年，中国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为保证农村儿童共同享有中国减贫成果，基金会持续开展儿童发展的社会试验。2021年9月，毕节试验区“农村儿童发展综合示范区”正式落地，综合实施从出生到就业的全生命周期试验项目。

2022年5月，基金会儿童发展中心升级为儿童发展研究院，旨在开展儿童发展领域的社会试验和政策倡导，强化儿童发展领域的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为推动我国儿童发展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投资儿童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在城乡儿童差距仍然很大的当下，除了收入增长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减少儿童利益被剥夺的现象？隐藏在家庭收入提高和儿童发展迟缓这一不和谐现象背后的原因究竟时什么？

阿马蒂亚•森在《从增长到发展》一书中提到的五个藏在家庭收入提高但儿童发展迟缓这一矛盾现象背后的问题，对现在仍很有启发意义。

第一个问题是减少收入贫困方面的成功与消除儿童利益被剥夺之间存在着缺口，产生此问题的一个原因就是家庭对于钱财的竞争性需求，以及有时这些需求的急迫性。

从长期来看，满足儿童对于营养的需求也许比其他需要钱财的事情更重要，詹姆斯•赫克曼 (James Heckman)教授的研究就表明：除短期影响之外，儿童利益被剥夺将造成严重的长期后果。那些把钱财和优先处置地位从消除儿童利益被剥夺现象转移到其他的竞争性需求方面的做法，也许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在很多情况下，短期紧急需求与长期重要性之间的冲突使得很多家庭常常倾向于优先解决前者。

第二个问题就是许多人对以下知识缺乏认知，诸如关于健康和营养、儿童时代被剥夺对人类生命的长远影响等方面的知识。

由詹姆斯•赫克曼发起和推动的健康研究以及与此相关的执行力研究已经得到很多重要且被学术界认同的研究成果。在现在，我们还不能指望这种相当复杂的关联能够被纳入世界各地的家庭决策中，尤其对于那些在社会上的不同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家庭来说更是如此，比如父母往往缺乏足够的教育，也很少接触到这方面的现代文献，或者因为外岀务工而使他们的孩子无人照顾。将这些复杂的知识传播给普通人显然障碍重重。

的确，世界上现存的知识比许多普通家庭日常决策中使用的知识多得多，对于在教育、经济和其他方面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家庭来说，这个问题就变得更为尖锐。所以，对学校教育在覆盖面和质量上的忽视使得现有的知识得不到应用，这使得仅仅依靠提升家庭收入来解决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第三个问题则是由市场经济的天性所致。教育与医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类为“公共品”，即人们在一起消费这些服务或物品。针对这一类服务或物品，保罗·萨缪尔森在将近七十年前就对其进行了研究并表示，如果仅借助市场机制，这一类服务或物品的供给总是不足的。 

总的来说，营养品和儿童的综合发展具有社会生活各方面交织在一起的特点，这使得单纯的市场购买逻辑不足以有效利用家庭资源，除非有公共干预介入这个过程。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在这一方面树立 了值得效仿的典型。而印度，这些年来尽管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十分接近中国，但在将新创造的财富分配于医疗与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这一 方面则大为落后。在我即将出版的与让•德雷兹合著的《不确定的荣耀：印度及其矛盾》一书中，我们将阐述这种忽视所引发的后果的严重性。

第四个问题则是性别歧视。如果说中国在儿童发展、教育、医疗等其他领域大幅度领先印度的原因是其增长速度更快，将其新增财富投入公共服务领域的力度更大的话，那么孟加拉在许多方面超越印度的原因则是其极大地改善了孟加拉妇女的社会地位。可以说，女权主义在孟加拉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是随处可见的，无论是工作还是教育方面。事实上，孟加拉是现今世界上唯一在学校接受教育的女孩数量多于男孩的国家。

倾向于女性的权力平衡对于儿童生活质量的提高作用需要更细致的研究。在过去二十年里，孟加拉在这一方面的进展迅速，尽管印度的GNP或GDP增长速度要比孟加拉快得多。1990年时印度的人均收入要比孟加拉高出50%，而如今印度的人均收入更是后者的两倍之多。

然而在另一方面，标准社会发展指标却呈反向关系，印度已被社会迅速进步的孟加拉甩在身后。例如，在1990年，孟加拉的儿童死亡率比印度高出24%，而如今则比印度低24%。可见性别平等对于儿童发展的关键作用。

第五个问题是困扰包括中国与印度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当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比迅速降低的时候，仍然停留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更需要被注意，即使反贫困的战役已经被宣称在总体上取得了胜利。

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在反贫困战争取得总体胜利的情况下, 我们尤其需要对依然处于收入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的被剥夺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贫困人口数量的逐渐减少也许会产生可以自我欺骗的胜利幻觉，这会不利于那些被甩在后面的家庭和儿童得到应有的关注。这样一来，消除贫困的成功仅仅是基于平均标准下的测量结果，而许多人却没有足够的运气分享这一平均意义上的胜利。

因此，即便是在收入水平实现跳跃式增长、收入贫困情况迅速缓解的情况下，依然需要对儿童利益被剥夺问题给予特殊的关注。与印度相比，中国的儿童利益被剥夺问题不那么严重和普遍，而这两个国所面对的问题的相似性表明，处理特殊的儿童利益被剥夺问题的政策工具具有较强的相互借鉴意义。

虽然，中国在减少人类与儿童被剥夺方面的大量成功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学习，不过其他国家在政策方面的探索和成果也同样值得关注和借鉴。

当我2009年访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时候，我提出中国也可以从其他国家的成功或失败的政策中汲取经验，比如印度在学校午餐制度方面就探索出不少成果，特别是由泰米尔纳德邦推展开来的政策措施：（1）使用学校午餐制度这一能够增强孩子们的营养并促进学 校教育的重要工具；（2）借鉴印度给予学龄前儿童营养支持和教育培养的“儿童全面发展”政策。

我非常兴奋地得知，仅仅三年过后，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卢迈先生地带领下，对于学校午餐和学前干预措施的实验性尝试已经在中国变成了全国性的行动。

尽管总体来说，中国在儿童发展方面已经相当成功，但这样的外部干预依然是十分关键的。因为在经济与社会的不均衡进步中可能还存在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这一方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已经做了许多开创性和深入的研究。

我们将关注中国这个社会进步的国家对这些新发展战略的追求。我们也将持续地关注印度各邦在学校午餐项目方面的不同程度的成功（如泰米尔纳德邦、喜马偕尔邦、喀拉拉邦、马哈拉施特拉邦等相较于滞后的北方省、中央省所取得的成功）。同样，我们还会对印度不同地区儿童综合发展中的 学前干预措施的效率进行对比。

言而总之，儿童营养问题绝不是仅仅依靠收入方面的显著进步就能解决的——收入增加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但绝非充分条件一一只有实施系统性的公共干预并促进社会公平（尤其是性别平等），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儿童发展这一至关重要的领域而言，不同国家之间 可以通过观察对方的情况达到相互学习的目的，并思考如何取得更大的进步。在这一方面，我们所知甚少，最为关键的是，可做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