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协商，是中央七年前正式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中央给了很高的定位，它是与人大协商、政协协商、政府协商等并列的七个协商之一。中央提出了方向和任务，要求“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业内并没有很好地展开这个题目。所以我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尤其是去年在你们基金会论坛的活动上，提出要重视社会组织协商的讨论、研究和推进。

开展社会组织协商，完全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少有可以拿来作为标杆的东西，也没有特别权威的定义。有一些学者的研究，但也是局部零星的。

今年你们计划在社会组织协商这个议题上，展开一些讨论和倡导，我觉得特别好。我也非常高兴，你们对这个问题有回应，而且有想法。就是要有一个开始，也需要有人来牵这个头。我非常支持你们做这件事，你们提出的一些想法，作为破题探索之举，还是很不错的。

以我个人的专业背景和工作经历，我有一些不成熟的思考，仅供你们参考。

*2021年5月18日，马伊里出席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1长三角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图/CFF）

我理解的社会组织协商，第一，它是中国式协商。之前，我们说到协商，普遍是拿西方做标杆的，拿西方的理论和实践来说协商应该怎么做。现在提社会组织协商，需要有一个更高的格局：用适合中国的方法回应中国的问题，进而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所贡献。

中国式协商和西方协商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要认真思考的。思考不清楚，非常容易走偏，因为我们没有先例，我们现有的实践非常少，不被重视，没有很好的梳理。大家习惯性地拿别人的东西来说事情，这也正常。但我们内心要非常明确，我们开展社会组织协商，是在做中国式协商的探索，是要回应中国现实需求的。

第二，中国式协商有两个明显的特点。首先，它是党领导下的协商，这是不能回避也绕不过去的，中央文件要求探索开展的，是党领导下的社会组织协商。另外，它是人民主体性的协商，是人民民主的一部分。

第三，我们首先要把社会组织协商的合法性做好。总体上把握，是帮忙不添乱。如果有什么添乱的事情出来，那再有这种合法性的机会就不知道要等多长时间了。现在中央给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提出这么好的一个任务，我们要把握住，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现在，对于社会组织协商，是什么类型的协商，协商的主体是谁，协商的平台在哪，协商的议题是什么，都不是很清楚。

政协协商非常成熟，它是政治协商，不是事务协商，政协协商具有非常强的合法性。那社会组织协商，从一开始我们就要把合法性做得扎实一点。说到社会组织协商，大概要明白是什么意思，在中国它是一个合法的行为，是大家都认可的一件事情。所以在理解中央的精神上，我们站位还是要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而不是图一时之快。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百年奋斗的重要成就之一，社会组织协商是刚刚被提出来，还没机会做起来，这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社会组织协商，现在要开始探索做起来，做好了，对中国社会的进步，甚至对人类社会的进步，都会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我们一定要把它当一回事来做。

我们要推动社会组织协商，完成中央提出的这个题目，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框架。作为基金会论坛，我们要去推动，首先也要有一个大框架，而不是说，定义没有，框架也没有，就一头扎进去，说那就是社会组织协商，那很可能会弄错。

作为一个比较有分量、有影响力的平台，你们内心一定要有一个框架，即便现在这个框架还没有。这样的框架，是在研究推动的过程当中慢慢摸索和形成的。目前说到社会组织协商，大家两眼一抹黑，不知道是什么概念。这是不行的。说实在的，我也没有特别系统地去思考，但是我觉得社会组织协商的框架里面至少要有这么几个元素。

第一，社会组织协商的主体有哪些？协商的对象是谁？社会组织跟谁协商？是跟政党协商？还是跟政府协商？还是社会组织之间协商？还是跟企业协商？还是跟自然人协商？在政社协商、社企协商当中，社会组织的主体性怎么体现？等等。

第二，社会组织协商的性质是什么？它属于哪一类的协商？是事务协商，还是政治协商？政协是中国开展协商最正宗、最高的一个组织。政协章程说得很清楚，政协就是政治协商，政治协商的议题是有范围的。我担任过两届上海市政协常委，即便政协有很多规范性的文件，发展那么多年，但在操作过程中也有不小的偏差，还是有很多可以探索和完善的空间。现在政协大多数是事务协商，大多数是和政府在协商，而且是以政协委员个人的身份在和政府的部门协商。最近几年，以专委会的名义、以界别的名义去提意见，这是一个进步。

第三，社会组织协商的文化是什么？像台湾地区的选举协商文化，打架给选民看，台上扔鞋底板，打完架两个人私底下喝酒去了。这种拉票、表演的协商文化，很不好。我们社会组织协商的文化是一种怎样的协商文化？与其他类型协商区分开来的独立性、独特性在哪里？

另外，社会组织协商到底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任务是什么？议题范围是哪些？层次怎么区分？有太多的问号，我也没有研究，但只要想到这个主题，我觉得以上这些都需要厘清界定，需要形成共识，然后慢慢形成我们关于社会组织协商的一个框架。

我们要进行专门的梳理、研究，要请一些学界专家和实务专家来做一些讨论。现在这方面能看到的研究真的很少。社会组织协商的框架，可能需要我们走个三五年才能逐渐清晰。如果政府有关部门重视了，也开始推动这件事，他们也会有文件出来，我们也要对他们的框架进行一些讨论，提一些意见。框架必须清晰，机制才能走向成熟。

当然，先有框架还是先有局部，并没有一个定数。很多事情在有框架的范围下，也还是要有局部先行。我也同意，局部的东西不要等框架很清晰了再去做。大家现在的实践或者专业研究认为，这是属于社会组织协商范围的，我们就可以局部先试，可以先进行一些基础建设。

我在任的时候，主张让社会组织领军人物加入“两代表一委员”序列。官办的社会组织或者群团组织都有名额，妇联、残联、文联是制度性进入人大、政协、党代会、妇代会等各种各样的会，但是草根的社会组织被排除在外。我们当时做了实质性的推动，上海各个层面民办的或者草根的社会组织领军人物，像吕朝、郭小牧、庄爱玲等，都是那段时间成为市政协委员、区党代表等，都是制度性地、按规定要进的。最近几年有一些回潮。选的还是官办的居多，民间性不是很突出的人，进去很难代表这个行业发声。“两代表一委员”如果在这个领域里不具有代表性，那是没用的。像政协是有界别的，我原来是上海市政协社会福利界别的牵头人。在社会福利界别，社会组织成员应当占多大比例，是有明确规定的。政协章程里规定，委员是代表界别的，你要代表界别去发声。目前界别里社会组织的比例非常有限，照理说应该有一定的比例。现在可以来提这个事情，当年我们想选还选不到好的人，现在可备选的人不少，但是制度执行却不怎么样。我觉得可以先从“两代表一委员”方面着手，先推动这件事情要制度性、实质性、法制性地进入，而且要有比例规定。名单要由社会组织跟组织部门、跟政协或者跟其他组织协商产生，而不是由谁指定的。

第二个可以先行的，是借助于现有的平台，以社会组织的名义参与其他协商。比如说政协的平台，社会组织成员的协商还是以界别委员的身份去参与协商的，而不是以社会组织的身份。我们社会组织协商怎么介入？怎么以组织的形式去协商？怎么个组织法？比如工会协商，对于工资协商，劳资之间是有机制的，在这点上社会组织可不可以制度性地介入工资协商、职工的福利协商？

再比如司法协商，最近几年有很多机会，但是我们并没有以社会组织协商的概念介入进去。青少年保护法和防止青少年犯罪法都说，青少年保护需要一些公益组织来出面，参与公益诉讼，参与司法协商，但不是特别明确。照理说这是法定应该由社会组织来做的，现在把这个任务交到居委会有一点牵强，居委会其实不具有这种专业能力，反而会牵制居委会很多精力，更具有这种专业能力的是社会组织。我一直觉得在司法协商当中，社会组织协商要以组织的名义介入进去。现在基层有一些调解工作室，作为社会组织登记注册，再从事协调协商的事情。这些都可以先仔细去观察、认真研究然后有序推广。

关于基层社区的协商，浦东的一些社工组织做了多年尝试，就是要教给老百姓协商的方法。民主是有方法的，协商也是有方法的。我们往往在要不要民主的问题上打转转，而忽略了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让民主不断进步扩大。当教给居民一些民主协商的方法之后，基层民主推动起来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最近这波疫情，上海的精准防控受到考验，我看网络上有一些基层协商的案例，基层的社会组织或者各种各样的自组织，参与自治和共治的协商，一些很专业的组织在里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以这是第二个可以先做的，我们目前没有自己专门的法定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协商平台。在没有建立之前，我们不要放弃借助于其他平台，有政协的、工会的、司法的、基层的等等。凡是有协商任务的平台，我们可以先借助于这些平台，以社会组织协商的名义去慢慢探索可行之路。

第三，你们计划做一些与社会组织协商相关的研讨交流，我是赞成的。哪些议题才是我们社会组织协商最应该去干的事情。一开始议题范围可以大一点，慢慢的沉淀下来一些有分量的、有作用的、有功能的可以形成一个框架。哪些议题属于我们社会组织协商范围？哪些不属于？这些议题的收集、交流、讨论，我认为现在就可以开始。我们可以有一个社会组织协商的议题库，有一批议题收集上来，进行筛选，然后会有一些取舍的原则，慢慢就会出来一些我们独有的、区别于别的协商的、只有我们才能干的东西。

我多次表达，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基金会的作用非常重要。在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当前基金会可以干两件事：一个是资助研究，一个是资助实践。基金会可以资助一些研究，基础理论的研究、个案的研究、实证的研究等等，应该有一些资金来做这种基础建设，不要一头扎进去，没看清方向就干很多具体的事。我们可以确定一些研究的方向、研究的题目，拿出来筹集一些钱，让专业的人来做一些研究。另一个是资助实践，选出一些好的协商实践，鼓励基金会去做这种资助。基金会总还是资助型的，在这方面花点精力，投入一些资源，或许会产出我们需要的、能回应中国现实需要的独特的社会组织协商新模式，从这个角度上去推动社会的进步，去做出我们的贡献。

在中国式民主、中国式协商当中，社会组织协商应当成为重要的主力军之一。虽然现在几乎是空白的，概念也没有，平台也没有，议题也没有，但是未来可期，值得投入精力、投入资源。

外界一直批评我们中国管控太多、协商不足，事实上中国政府也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点点学习和进步的。我一直关注三个协：协调、协商、协同。

第一个是协调。中国政府管理的任务越重，分工就会越细。分工越细，协调的任务就越重。条块、上下的矛盾都需要协调，所以过去30年，政府机构里秘书长特别多，因为需要协调。协调是一种高度依赖行政权威的行政行为，它赋予协调者拥有一定的行政权威，才有可能使协调有效。然而，这种协调非常脆弱，作用也很有限。

第二个是协商。协商和协调不一样，协商是两个主体平等的，没有谁更权威，都是利益相关方，什么事情要商量着来。协商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文化是妥协的文化，理解包容的文化，共识认同的文化，它不是命令式的，不是你必须执行的，你提出协商，而你又不学会妥协、包容、求同的文化，那协商是要走偏的。所以我刚才强调社会组织协商的框架里面，文化很重要，我们要有一种支持协商朝前走的文化，这种文化在中国过去的社会实践和老百姓当中是不多见的。过去几十年曾经还盛行过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因此，推动协商文化也会面临巨大挑战。这是第二步，从协调走向协商，其实是人际关系、组织关系的一次进步的机会。

第三个是协同。光到协商还不行，最终要走向协同。协同是更高层次的协商。协商有点被动，协同是完全主动的，我知道你有东西是我没有的，我是主动要跟你一起来做。你有我没有的，我有你没有的，双方都很清楚我对你的价值和你对我的价值，有这种互动的动力。这才是一个互动的格局。当然，这种自带动力的互动能维持一个和谐的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整个社会达到了更高层次的协同的境界、协同的文化、协同的机制，那社会就会非常具有个性、又具有共性。

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去影响世界，它要提出一些比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更高层次的东西。我不敢说我们现在干的这些协商、协同里边有这些东西，但是我认为我们要去实践和推动，我们社会组织协商有机会做出自身的贡献。

关于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现在我还没有看到相关部门有很清晰的意图。不过，中央的文件已经很清楚，这是一件肯定要做的事情，也是意义重大的事情。这不仅是中央向具体部门出的题目，更是向全社会出的题目。

为什么在民间这个领域，我要大声疾呼？因为你们是主体。你们应该更敏感，更积极，更主动。我个人觉得民间自己先要做一些研究，先不要出太大的声响，先在一个小的范围里做。当然我们不用有太多顾虑，因为这是中央文件明文写着的，我们去做完全是正当的。只是对一些敏感议题，我们要关注，要小心判断，要做一点研究和准备。

政府部门启动介入，其动力一般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法定赋权，二是上面有要求。政府部门大多数是从管理角度、底线思维、不出问题切入的。不出问题，他可以放开一点；出问题，他就收紧一点，这是政府思考问题、做事情的逻辑。所以民间、社会组织自身首先要动，你们动了以后，没有问题的，政府就会支持，有问题的，政府会来干预。你这里都不动，坐等政府介入，那就很难做出真正有意义的社会创新和社会进步之举了。

就合法性而言，政府部门是法无授权不可为，社会组织是法无禁止即可为，你们的空间大得多。当然也有一些政府部门的负责人是愿意思考问题、愿意支持社会参与的，这就应该积极地去对接和互动。

中央出了这个题目，我们都要积极地响应，就是要有这个姿态。我觉得这件事情从现在开始做，一定是有意义的，对社会进步、对我们社会组织的发展都是有意义的，也符合中央的要求。基金会论坛来牵头重视社会组织协商，是一件好事情，我愿意参与其中，尽我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