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作品中的女性视角

爱情，是影视作品永恒的话题。近期热映的《花束般的恋爱》，以男女主角爱情长跑最终无疾而终的故事，给观众上了一堂情感教育课，即真正决定一段关系是否长久的关键为是否对对方的需求和感情及时回应。当女主角将恋人间情感需求的回应与满足视为维持亲密关系的必需品时，忙于工作、疲于奔命的男主角却早已无暇去顾及对方每次试图亮起的情感交流信号。

友情，亦是人类情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影视作品中对兄弟情的着墨远多于姐妹情，对女性友情的刻画也常常落入“塑料姐妹花”“雌竞（Female intrasexual competition）、“两女争一男”的俗套。热剧《我的天才女友》少见地捕捉到女性之间的情感需求。埃莱娜与莉拉作为彼此的朋友，如相互依赖缠绕而不断接力生长的两根藤蔓，相互成就、共同成长。尽管她们偶尔有猜忌嫉妒，但更多的是相互依靠和成就，共同成长，从另一个人身上汲取情感的力量，将女性间的友谊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获得自我的新生。

尽管处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语境，近年来女性视角的影视作品如春笋般爆发，女性情感需求的叙事已经逐渐进入文化话语体系之中。当女性不再从属于传统社会里两性间的“附庸关系”，当两性的情感需求差异正在被发现，当更多女性的情感需求开始觉醒或迸发，这意味着女性情感需求在当今社会应该得到正视、关注与满足。

《看见女性：中国女性公益行业初探》报告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将情感需求定义为女性与他人建立情感联系，以归属于某一群体并在群体中享有地位的需求，并划分出对亲密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两大类需求。本篇文章将尝试解读女性情感需求何以被忽视和误读，以及公益组织为满足女性情感需求所进行的尝试。

情感需求困境几何？

01 女性情感需求被压抑和污名化。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家庭都是唯一的生活场所，在家庭中获得情感的归属和维系，是她们对家庭生活最为基础的需求。而处于父权社会中的女性情感需求，常常在两性关系中处于被“隐身”或“失声”状态。泛心理学自媒体KnowYourself曾援引英国著名婚姻危机专家Stephen的观点，“很多夫妻吵架，或是分开的原因，其实就是不懂对方。”换言之，是情感需求的不匹配。

去年的一档综艺《再见爱人》，第一次以偏纪实拍摄的风格，将女性在亲密关系中面临的不同情感需求困境生动地展现了出来，给予了她们呐喊的窗口。一位女嘉宾曾这样描述和伴侣在精神层面上的不合拍——“我的世界他进不来，他的世界我也不想去”。有的女嘉宾则是陷入了情感需求释放与压抑的“死循环”：当她不断表达情感需求却得不到伴侣满足时，她会越渴望对方的回应。

然而，在互联网的讨论中，人们常将女性身上富有情感的特征贬低为“作”，从而掩饰或遮盖其言行背后得不到回应的情感缺口。女性角色在家庭伦理剧中被极大地窄化为“婆婆妈妈”“歇斯底里”“蛇蝎毒妇”几种苍白的脸谱化存在，也是在传统视角下对女性情感需求的一种刻板印象。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群体对婚姻和爱情的期望值越来越高，表现在她们更加尊重自己的内心情感，更加重视自己是否能从两性关系中得到情感的满足，而不再把婚姻视为女性通往幸福的唯一途径。这或许也是解释国内多数离婚是由女性提出这一现象的角度之一。

1940 年的黑色悬疑电影《Gaslight（煤气灯）》，揭示了一个亲密关系中的心理学现象——“煤气灯效应”。美国心理学家Robin Stern曾在《煤气灯效应：远离情感暴力和操纵狂》一书中表示， “煤气灯”其实是一种难以识别的情感虐待和操纵，甚至更难以摆脱。

作为一种危险的情感虐待形式，最浅程度的煤气灯操纵会让女性不安，质疑自己为何总是错的一方，或者为何伴侣明明看起来是好人，但自己处在这段关系里就是开心不起来。最严重的煤气灯操纵会导致抑郁症，使曾经坚强、充满活力的女性陷于极端的痛苦和自我憎恨之中。

近年来，亲密关系中的“煤气灯”操纵、“PUA”等案例层出不穷。尤其是掀起互联网舆论波澜的王力宏与李靓蕾离婚事件，折射出性别不平等语境下女性情感易被操控的问题。

03 特殊群体女性情感需求被忽视和遗忘

2020年，61岁的江西女性黄月（化名）遭遇“假靳东”爱情骗局的新闻引发网络的关注。在此事件中，不少人不再以一个清醒的旁观者姿态来批评教育中老年女性易上当受骗的问题，反而对当事人表现出同情。这是因为这则看似荒诞的新闻背后，是相当数量的情感无处寄托的中老年女性，和她们被忽视与遗忘的情感需求。

在父权制婚恋关系中，女性通常被要求向他人提供照料和情感滋养，她们自己却得不到足够的关心，因此感到身体和心灵的疲惫与空虚。《柳叶刀——精神病学》发表的最新研究显示，中国女性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高于平均值（6.8%）。世卫组织的一项调查也显示，中国老年女性的抑郁症状自我报告率高于男性。

由于不满于不对称男女关系造成的情感呵护匮乏，女性诉诸于浪漫小说或虚拟网络视频的幻想性解决策略，来获得某种情感补偿。在“假靳东”骗局中，基层中老年女性的情感需求无处寄托，从骗局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情感补偿。

除中老年女性群体外，独抚母亲、女性同性恋者等少数群体的情感需求由于其身份较边缘，也容易在目前的大众语境被遗忘。

社会存在“女性情感必须寄托于亲密关系”的刻板印象，但女性情感需求实则不只局限于对亲密关系，也指向社会关系。譬如女性情谊（sisterhood）一词，最早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其提出的背景是为了在同期进行的第一次女权运动中，自上而下地团结各类正在遭受苦难、不公的边缘女性群体。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02年的一项研究揭示，从基因上来说，女性会在面临压力时分泌催产素，并用雌激素将其强化，这让女性天然倾向于在压力大的时候寻求社交的抚慰，或是寻找社群的支持。

波伏娃告诉我们，女性友情是女性间的一种共同命运，真正的女性友情应该共同去挑战社会旧习、创造让所有女性以及所有性别都能获益的世界。然而，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父权社会中女性友谊的困难性，即由于社会为两性设定的不同社会角色，造成女性共同体比起男性共同体而言，更容易充满混乱和动荡的现状。当前，女性在主流社会的话语权依旧较弱，只有零星的女性互助团体成立，尚未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女性联盟互助生态。

女性公益机构和案例分享

《看见女性：中国女性公益行业初探》发现，女性公益组织较多诉诸于心理咨询和辅导的方式满足女性的情感需求。细分来看，服务亲密关系需求的公益组织大多关注社会关系领域，服务内容主要表现为帮助女性解决婚姻家庭问题等。其中，北京一个母亲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一个母亲”）是较为成熟的机构代表。

案例分析：“一个母亲”赋能独抚母亲社群

“一个母亲”成立于2015年，是经北京民政局注册，为独抚母亲（因离异、丧偶、未婚及其他原因独自抚养未成年孩子的女性）提供心理赋能和生活助力的非营利性组织。

“一个母亲”的使命是通过提供心理赋能和生活助力，激发独抚母亲的勇气，获得悦纳并转化困境的能力，让独自抚养不再是难事。围绕独抚母亲在心理、法律、育儿等多方面的需求，“一个母亲”自主研发和整合对接与独抚生活紧密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并依托互联网社区平台实现群体触达和生活助力。

首先，通过在各线上平台推送独抚母亲所需的法律、心理、育儿等方面的知识、课程和工具触达目标人群，提供普适性辅导和倡导的同时为社群导流。

需求定位：“一个母亲”从创始至今坚持服务“独抚母亲”这一群体，对该群体的需求进行了深入挖掘。通过多年的观察和实践，“一个母亲”得出独抚母亲的需求具有多元、隐形和分散的特点。多元指的是独抚母亲的情感和心理困境通常是多种生活压力作用的结果，如个人的情感伤痛问题、育儿的生活压力等等，同时该群体因其所处境况不同，其细分的情感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如丧偶母亲需要哀伤疗愈，而0-3岁幼儿的独抚母亲则面临更多育儿压力。隐形指的是独抚母亲公开身份的意愿极低，难以触达到，也难以参与到公开的活动和倡导中。分散指的是独抚母亲人群较为分散，同时由于生活压力，该群体的时间和精力较为碎片化。这意味着服务该人群需要一个综合性、触达力强且参与成本低的解决方案。

服务模式分析：基于独抚母亲的群体特性和需求特点，“一个母亲”以社群为支撑，形成“线上平台运营-社群互助-深度支持”的互联网模式的服务体系。

其次，搭建社群矩阵。从群体类型、功能内容等多个维度细分社群，以满足多元化需求。社群形成专家答疑、小确幸打卡、共读等常态化运营机制以保持活跃度。运营工作进行细颗粒度的分工后，被委派给志愿者进行日常维护。

再之，提供线上线下深度支持，主要有离异心理重建小组，丧偶复原力小组，单亲养育小组，一对一心理或法律咨询以及线下主题活动。其中，部分项目为公益付费产品，以摸索机构自造血的可行路径。

截至2021年底，“一个母亲”已建立近50个社群，覆盖近5000位独抚母亲，线上平台用户达3万名。

“一个母亲”服务模式示意图

总体来看，以社群为支撑，坚持“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模式为“一个母亲”赋予多项优势。首先，线上平台导流解决了独抚母亲难触达、难聚集的痛点；线上辅导和咨询为主的模式则迎合了独抚母亲利用碎片时间进行自我赋能的需求，同时保障了志愿者团队的持续参与；此外，平台和社群运营为需求观察提供空间，从而形成内容和项目开发和优化的闭环体系。可以说，“一个母亲”成功将互联网基因移植到公益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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