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过去半年，在整个四川灾区，NGO组织数量已经明显减少，只有国内外一些比较有名气的草根组织在获得基金会的支持后继续坚守；而志愿者则几乎绝迹。灾后重建过程中志愿力量的流失现象，是灾区NGO迫切需要解决的困境之一。

10月26日，香港无国界社工志愿者梁利洪（右二）在板房社区与孩子们玩“优点大轰炸”游戏，以培养孩子们的团队价值观。

 　　10月27日，在北川县擂鼓镇板房社区，香港无国界社工青少年组的活动正在进行。今天的主题是小组成员之间“无保留”地互相赞美，名曰“优点大轰炸”。每一个孩子轮流指出其他人身上的闪光之处。

　　对这些十二三岁的灾区青少年来说，这样的游戏十分有趣，他们围坐一圈，讨论激烈，不过他们可能还很难理解这些游戏的“深意”。青少年组的负责人梁子说，这是培养团队价值观的一部分。

　　培训都是经过精心安排。上一次的活动是“化缘”，孩子们被分两组，每组要在擂鼓镇板房社区收集4种东西，绿的，红的，圆的和能直接食用的，有的孩子不愿开口求人，直接从家里拿了东西，最后小组被判负。“这是为了让他们体会开口求助时的心理和被拒绝时的感受，以后才知道如何与需要帮助的人沟通。”梁子说。

　　香港无国界社工从震后就来到四川。领队陈月贵是香港人，她从大学时候就是念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做了5年社工。青少年组的项目负责人梁子和杨立福则来自大陆，他们刚从四川高校的社工专业毕业就被无国界社工挑中，成为项目的具体操作者。
 

　　陈月贵身上的担子很重，她需要做的是在一年的时间内培训几位优秀的大陆社工。这也是香港无国界社工此行的最大意义所在：培养社区的本土力量，这当中既包括梁子和杨立福这样的未来义工领袖，也包括板房社区里的青少年志愿者团队。

　　在经过几年培养完成任务之后，这个组织也将从此地撤离。

灾区志愿者几乎绝迹
　　像陈月贵这样的社工，不同于“志愿者”，他们是NGO组织里的专业带薪工作人员。相比之下，社工结构更加稳定，而志愿者则更加零散、来去自由。

　　地震过去半年，在整个四川灾区，NGO组织数量已经明显减少，只有国内外一些比较有名气的草根组织在获得基金会的支持后继续坚守。而志愿者则几乎绝迹。

　　这与五月份地震刚发生后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时候的四川，俨然成了全国各类志愿者的聚焦地，成都就是他们的大本营。宾馆和车站，志愿者是人数最多的人群之一。以至有成都市民抱怨：“早晨上班根本打不着车，因为都被志愿者打走了。”

　　但实际上很多志愿者能做的只是搬运货物，在最紧张的第一阶段救援结束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已经撤离。记者走访了几个县市之后发现，很多灾区NGO组织现在面临着招募不到志愿者的难题。

　　在NGO备灾中心的张伟看来，志愿者无法扎根的最直接原因是沟通方式的问题。

　　不论一个外来NGO组织还是一批志愿者，介入灾区重建第一步需要融入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工作并成长。这就需要比较强的沟通技巧和耐心，平时要和社区村民一起干活、抽烟、喝酒、聊天，才能了解社区的生活习惯、处事方式。按张伟的说法是“不能让村民一见到你就觉得你是个志愿者，而是应该以本地人的身份被接纳进来。”

　　从这方面来看，一个讲四川话和了解农村生活习惯的志愿者更容易融入板房社区，反之则要付出多几倍的精力和时间。这也是蜂拥而至的全国各地的志愿者瞬间退潮的主要原因。

放放电影，陪老太太聊聊天
　　在社区融入上，张伟的团队在很多人看来做得十分成功。他是5?12灾后重建项目部的主任，隶属于NGO备灾中心。他们从6月份进驻绵竹市汉旺镇，通过几次活动他们很快在那里获得了欢迎。

　　地震之后，灾民们很多家当毁于一旦，晚上镇上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大家七八点钟就上床睡觉，生活十分枯燥，有的村民开始以饮酒来消磨时间。

　　张伟他们通过各方寻求帮助，最后得到“自然之友”梁晓燕的支持，在帐篷区建起了“自然之友新生电影院”。一位志愿者还给电影院提供了音响设备和发电机。电影院建在一个简易的大棚里，只有一个篷布顶子挡雨，但却受到热烈欢迎。从6月5日开始，观众从一百多人逐渐增加到五百多人，很多其他村组的居民也过来观看。

　　“电影院成为了原住居民和震后移民交流的重要平台。”张伟说。有一次他在操作台前挑选电影，旁边的村民说，“随便放什么电影都行，我们都喜欢看。”直到电影播放过程中，张伟在电影棚里溜达了一圈，才明白原来村民并不全是为了看电影，他们更多的是三三两两挨在一块聊社区生活和地震中的趣事。

　　NGO备灾中心的秘书长张国远说，社区互动是震后心理治疗的最佳方式。村民们愿意来看电影，更重要的是通过与更多的人交流，能够找到归属感，找回地震前的社区那种富有生气的气氛。

　　现在回顾5月份震后的情况，当时很多所谓“心理援助”十分盲目。

　　有一回在板房社区，一个村民半开玩笑地对张国远说：“地震刚完的时候，来了一批专家，见面就告诉我们要哭出来，不要憋在心里，过几天又来一批专家告诉我们不要哭，要坚强。”这次交谈让张国远对“心理援助”这个词十分警惕。

　　“我开会的时候就跟我们的团队说，不要轻易提心理援助，”张国远说，“什么是心理援助？真正专业的太少了，实际上今天来明天走起不到任何效果。”

　　张国远希望自己的团队长期和村民生活在一起，比如陪一个老太太聊天，聊天不是心理援助，但如果天天跟她聊天，排解她抑郁的心情，那本身就是一种心理上的帮助。

志愿者与“土著”的地盘之争
　　对于陈月贵他们这种“外来”NGO来说，还面临着另外一种困难：当地政府是不是准入；救援模式是不是“符合国情”。

　　一家海外NGO组织在准入门槛上屡屡碰壁之后，欲以NGO备灾中心下属工作小组的方式， 在灾区“借壳”成立工作站。但那次合作最终流产，他们选择了撤走。

　　他们经常被政府官员问及这样的问题：“清理废墟？解放军已经开始做了，你们几个又能做什么？”类似的质疑，不仅仅来自于政府，也同样来自于同行们。曾经接待过美国波士顿动手救灾协会的张伟说：“如果只是组织人搬砖，中国人多的是，海外志愿者何必要花上几百美金坐飞机过来呢，直接把钱捐给灾民岂不更好？” 美国波士顿动手救灾协会以往的国际救灾经验，在中国并不一定适用。那些政府动员能力弱，军队没有参与到救灾中去的地方，这时候才有他们的发挥余地。

　　香港无国界社工提出的根本解决方案是：培养社区的本土义工力量。10月27日，在擂鼓镇板房社区的青少年义工团队培训结束后，梁子说：“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培养起社区关爱的主力。他们生长于这个社区，有深厚的人脉，熟知这个社区的过去。”

　　陈月贵今后还将开展灾区就业计划和单亲家庭关爱计划，而实施这些计划肯定要与当地政府有更深入的沟通和接触，他们还需要一步一步来。她希望首先在当地有一个活动场所，让孩子们不需要在已经逐渐寒冷的室外做培训。NGO备灾中心在汉旺镇的几次经历也让这个“土著”NGO对“本土化”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自然之友”新生电影院修建的时候，很多人在烈日下打桩、拉铁丝，当地社区一个村民很不理解：“真搞不懂你们为了什么，这么累，又没有钱赚。”旁边一群村民听完十分愤怒：“你还是不是人哟，你简直把我们村的脸都丢完了。”此人看到众怒难犯，灰溜溜地走了。但自此以后，他也逐渐参与到当地活动，为社区提供服务。

　　还有一次，当地一个颇有“背景”的村民在征得当地政府的允许下在电影院旁边开了一家小饭馆，但空间小，规模无法扩大，于是找到张伟要求将电影院整体平移1米左右的空间。张伟考虑到要平衡当地各种关系，同意腾出空间。

　　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当地社区一个比较有威信的村民召集了社区内绝大部分人集体到该餐馆要求饭馆老板搬离，理由很简单，“你们占到我们志愿者的地方了，这块地是给我们志愿者用的。”最后，在当地社区的强烈要求下，该饭馆不得不搬离。

　　“我们终究是外来的，我们的力量是渺小的，社区的力量才是强大的，社区的潜能是无限的，社区的问题只能由社区自己解决。”张伟对此深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