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李会是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有八年工作经验的资深社工。在一次残障融合的讲座上，她分享了目前国内残障人士社会融合面临的诸多问题，并呼吁公众转变对这一群体的认知和态度，同时，也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及服务，帮助残障人士更好的参与家庭、工作和社会生活。为此，发展简报英文编辑部仲静文对李会进行了一次访谈，请她讲述在医院做社工的经历，以及社会工作对她个人生活产生的影响。

李会

中级社会工作师
于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工作8年
致力于伤残人士的社会康复和社会融合工作

1毕业后，我成为一名社工
 

李会本科读的是社会学。但毕业后，她选择在中山大学攻读社会工作学硕士学位。“社会学涉及很多有意思的理论，但我还是想做一些更实际的事情，”李会解释道。“但是很多人跟我说，社工的工资不高，而且这个行业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做社工，”她补充道。“一开始决定读硕士的时候，我并没有过多地考虑这些问题，但是后来很多同学都和我说，如果做了社工，工资可能只有其他工作岗位的三分之一。我得承认，这个消息确实让我产生了一些顾虑，那时我就想，完成学位后，我是不会去做社工的。”

然而，在硕士课程的最后一年，发生了两件事，改变了李会的想法和她的整个职业规划。李会的硕士课程要求所有学生在一个机构实习800小时，她去了一家精神病院实习。这段面向精神问题患者开展工作的经历深深触动了她。李会告诉我们：“在那家医院里，我可以做很多实际的事情，精神病院的医护人员常把病人当做‘患者’，而社工却能够把他们当做纯粹的‘人’，关心他们的人性需求。这和在其他地方工作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在精神病医院，李会更多地了解到作为一名社工的意义。在医院里，社工不仅可以协助医务人员，还可以给患者提供一些特别的支持：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并考虑到他们的人性需求。实习结束后，李会想继续从事康复社会工作，之后在校园里的一场招聘会让她关注到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并最终去了那里工作。

2
我并不把那些挑战看成“问题”
 

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康复中心，无论是在内地还是在香港等地，它在行业内拥有相对更多的资源和更好的人脉网络。“我的第一个主管是在香港读过辅导学硕士的一名康复医生，她给我们安排了严格而全面的培训，让我们学会如何跟进每个患者个案。第一位主管走后，我的同事成了新主管，是我的前辈，能力很强。”李会很庆幸自己在职业生涯初期接受了良好的培训。“每年，我都会学习和获得新的技能。比如，前两年，我们花了充分的时间研究个案，重点关注可以帮助我们跟踪考查和改善每个患者的情况的技能和策略。我们按照主管的指导一步步实践，最终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然而，在关注个案两年后，李会开始注意到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她意识到，引导和促进残障人士开展小组活动可能是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李会指出：“我们康复中心的主要工作是最终帮助患者‘回归’社会，重新接触不同的社交圈，重新被社会所包容和接纳。根据以往的实践，我们坚信，实现社会融合的关键是以社区为中心的工作”。“同时，这份工作让我感悟到，社工就像农民一样：我们面向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开展工作，用我们的技能在他们的心里播下希望的种子，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重新融入社会，像其他社会成员那样有自己的发展。我当然相信我们的努力会有成果，我们在耐心地等待着成果的出现。”

回顾这么多年的社工生涯，李会认为自己的路走得相对比较顺利。毅力和乐观的心态，让她能够更加积极地看待工作中的任何困难。“当然，有时也会有挑战，导致我们的计划无法实现。但我并不把那些挑战看成是‘问题’，因为它们可能会引导我们从其他角度去发现解决方案，这是件好事。

我认为，当一扇门关上时，会有一扇窗打开。比如，在工作中，我们有不同的渠道与其他组织合作、募集经费，如果一个渠道效果不好，我们就会尝试其他渠道。”由于社会工作领域还处于发展阶段，李会认为遇到挑战很正常。“一个新事物在成长过程中，肯定会遇到波折。社会工作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当社会工作者尝试将主要源于西方的理论运用到我们国内的实践中时，我们时常遇到困难也就不足为奇了。”

图片来自网络

3
社工不是救世主

 

很多人会觉得，作为中国的社会工作者，很难获得充足的资源。然而，李会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如果社工能够充分利用自己已经拥有的所有资源，一定可以取得一番了不起的成绩。社工不是救世主，在我们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是与患者走到一起，利用我们手中的各种资源为患者服务，并协助他们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如果我们社工拥有充足的资源，却不知道如何将这些资源充分利用起来，那么很多资源其实是被浪费的。这对于我们和我们的服务对象来说，都是令人沮丧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无论我们现在拥有多少资源，对于社工来说，重要的是学习和探索如何有效、明智地利用这些资源。重要的往往不是数量，而是我们通过运用各种资源提供的服务的质量。”

“坦率地说，作为一线社工，我们一直在探索自己的路。是的，虽然有其他国家的先例可供参考，但我们不能照搬既有的理论和案例，一股脑儿用在我们的患者身上。环境和当地的需求是不同的，所以一个方法在一个地方行得通，但在另一个地方就未必行得通。有些人可能认为我们这个行业只有遵循西方的标准去做才能发展提高，但这并不完全正确。有很多先进的理论和技能是我们应该向其他国家学习的，但认识到社会环境的差异性和我们的患者的需求其实至关重要。

在我看来，现阶段我们应该首先了解我们自己的病例，弄清楚我们的患者有什么需求，我们面临什么挑战。等到时机成熟了，我们再和其他国家的同行交流，我相信那时，我们会更自信地分享我们的观察结果，同时也学习同行的经验。说到这一点，我也很希望我们国家的社会工作者能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去，看看国外同行在他们的岗位上做着什么。信息和思想的交流应该超越国界。”

4
社工为了什么而努力？

 

和李会一样，中国有成千上万的社工在医院或其他机构中辛勤工作，为患者服务，为患者赋能。但他们的力量从何而来？被问及这个问题时，李会坦言，最重要的支持来自医院的同事们。“我们医院的团队给了我很多探索和尝试新方法的空间和自由。我是一个时常有很多想法的人，同事们都非常支持我大胆创新，通过多种渠道帮助我把想法变成现实。他们允许我、信任我带领团队去尝试新的事物和承担风险，当发现任何问题时，都会用他们的辛勤工作和充满智慧的建议支持我。我们团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这使得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很高，”她解释道，露出自信的微笑。

李会指出了她认为能不断激励团队勤奋工作的若干因素。“团队的所有成员有一个共同目标：我们要努力推动实现一个更加包容的社会。在医院工作时，我们看到了团队通过为残障人士开展社会融合项目，给我们的患者带来的显著变化。团队的每个成员都认可我们工作的价值；我们是一个志同道合的团队，希望为实现社会融合做出自己的贡献。”

此外，李会还认为，正是由于他们看到了自己的服务给患者的生活带来的变化，大家才能够坚持下来。“没有人愿意离开这个工作岗位，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工作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有的患者在出院后，每次路过这里都会来看望我们。看到他们的改善，我们感到很高兴。”李会微笑着说，“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大家都不愿意离开我们这个集体。我们大多数都是女孩子；大家相处得很融洽，而且都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5
经费是难点中的“重点”

 

而对于李会这样的社工来说，正如她所体会到的，来自其他方面的外部支持也非常重要。在白天的工作中，社工面对的很多场景都充满了人们遭遇的意外所带来的悲伤和无望，而单靠社工无法治愈一切。“我们需要致力于扶助残障人士的个人和组织之间的更多合作。我认为更多的合作会营造一个可以激发创意的环境，进而有可能促成很好的项目，甚至为这些项目带来经费。”

然而，经费是另一个难题。任何好的项目都需要经费和其他资源来保证顺利实施。李会注意到，如今很少有经费直接投向医院，用于支持社工主导的项目。大部分经费和资源都流向了社区，用于支持儿童和老人的项目。“我们医院的项目主要着眼于成年患者，但遗憾的是，成人项目也不是经费资助的重点。如果能够为医院的成人项目设立专项经费，对我们的工作会有很大帮助。”

为什么要强调这些项目呢？李会解释说，因为很多残障人士在获得社会融合项目的帮助后，一旦有能力，也会投身于这个领域。“在我看来，如果给他们提供机会、平台和资源，98%以上的人都愿意开展类似于他们在医院或其他地方参加过的项目。可现实情况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那种机会、平台和资源。不过，互助精神的种子已经通过我们医院的‘希望之家’这样的项目播撒下了，这些项目注重促进自理能力、就业能力和信心的建立。我亲眼目睹了我们的患者从医院回家后，热心帮助那些有同样遭遇的人-那些无法走出家门去接触社会与自主生活的人。”康复者会去看望那些大部分时间待在家中的残障人，与他们分享自己的经历，鼓励他们走出家门。“这种行为是‘慈善’行为，因此应该被社会所鼓励。因为这些行为的动力是希望帮助他人，即便不确定是否能够获得经费和支持。”

6
是残障者也是助残者

 

一个特别的挑战，同时也是愿意帮助其他残障人士的残障人士必须获得的一项技能，就是弄清楚在哪里可以找到有用的渠道，以便将他们与机会、平台和资源联系起来。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于这一点，李会提到，与当地的社工、关注残障人士的组织和残联建立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有任何资源或网络可以帮助他们，我们会帮他们一把；但大多数时候，他们需要自己找路。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一些障碍，有些人会感到气馁，在几次气馁之后，有些人可能会完全放弃。初期的意志总是很坚定的，但要保持这种坚定的意志，不仅需要残障人士自己的努力，外界的支持也很重要。

当“希望之家”之类的项目开始在全国各地出现时，资源在不同省份之间、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配显然并不均衡。有的城市推出的项目较多，有的城市则很少，甚至完全没有这类项目。但李会也透露，在有资源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垄断现象，这就使得残障人士更加难以创办自己的组织或项目。

然而，资源匮乏或资源垄断并不是世界末日。李会接下来分享的案例让人看到了希望。“做企业家是残障人士帮助他人的另一种方式。比如，我之前的一个患者在我们医院接受治疗和咨询期间，自学了串珠。回到家乡后，他最初想和残联取得联系，希望残联支持他成立自己的组织。后来他发现，当地残联对于社会融合的意识不强，他们也没有打算资助此类项目。这个人不得不自己想办法成立组织，而这对于他来说是不现实的。但后来他想起了在医院里学到的东西，于是他开始教一群经常来看望他的残障人士做串珠。最后，他们开了一家卖手工串珠饰品的小公司，生意非常好。这是另一种为残障人士融入社会做贡献的方式。”

看到残障人士在努力重获新生后，尝试着帮助那些陷于相同境遇的人，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但是，是什么引发了他们的帮助意愿呢？换句话说，医院和其他机构的“希望之家”等项目是如何帮助残障人士培养这种意愿的？李会通过描述她和同事们在“希望之家”项目里的工作细节，回答了这些问题。“在希望之家，我们经常会就‘残疾’这个概念进行对话。作为社工，我们会介绍这个概念的历史，以及它是如何被建构的，然后引导患者思考这个概念存在哪些问题，在当下如何重塑这个概念。重塑这个概念要靠我们每个人的行动，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有共同声音的社群。

残障人士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乐于聚到一起，他们离开康复中心回家后，也会与老家的其他残障人士聚会，因为他们有很多共同点，从来不缺乏话题。所以，他们很容易形成群体。”

“此外，在‘希望之家’项目里，并没有直接提到‘互相帮助’的概念。我们为患者安排了一些小组活动，让他们体验到合作的力量，体验到协作和相互支持的力量。在康复的过程中，他们通过社工和其他残障人士的帮助来重建自己。残障人士在身体上可能比普通人弱，但一旦他们走到一起，互相帮助，他们的联合就会变得非常强大。我相信，这就是他们希望设立项目来帮助有相同经历的人的动力。”

“如你所见，在这个过程中，社工的影响既是直接的，也是间接的。一方面，我们让患者了解到：当前的残疾概念有失偏颇，我们直接请残障人士根据自己的感受制定自己的残疾定义。另一方面，通过小组活动，我们间接传达‘互助’的理念，让他们通过参与小组活动见证其意义。社会工作的一个基本要素是认识到与人交往的重要性。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展现出了这种信念，我们也看到患者们逐渐认识到这种信念，体会到这种信念，并将其运用到他们从事的工作中。”

7
建立亲密关系比想象的重要

 

对于残障人士的生活来说，另一个要旨是要建立亲密的关系。“对于残障人士来说，亲密关系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重要得多，”李会强调。“它们是残障人士重新融入社会以及创办自己的组织和企业的巨大动力。在所有的关系中，夫妻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最强大的关系。”李会给出了2019年当地第一对残障人士结婚的例子，来阐明这种影响。“他们的婚姻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对其他残障人士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看到这对坐在轮椅上的夫妻，其他残障人士意识到他们自己也可以恋爱或结婚，过上美好的生活。这给其他残障人士，特别是年轻的残障人士带来了很大的希望。第一对夫妻打破了常规，在他们出现在公众面前之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残障夫妻”。

“早在2012年，当我们在一些工作坊中探讨亲密关系和婚姻话题时，患者的反应都十分消极。他们认为，由于自己是残障人士，所以永远不会建立起任何亲密关系，任何普通人都不会愿意和他们在一起。他们也不认为自己可以和另一个残障人士一起生活，因为他们两个人都会需要他人的照顾。

直到去年，第一对残障夫妻结婚后，这种情绪才有了很大的改变。在第一对夫妻结合后，很多人对他们的婚姻生活感到好奇，于是就去询问他们，这对夫妻向大家展示了他们是如何生活的。近来我们接待了很多年轻的男性患者，但年轻的女性患者比较少。如果我们的工作坊有年轻的女士参加，很多年轻男士也会有兴趣参加。”

“此外，残障人士的辅助器具在过去的几年里也有了很大改进。遗憾的是，社会上还有很多地方对残障人士不友好，但辅助器具无疑帮助残障人士生活得更加便利。这说明无论是残障人士还是整个社会的观念都在发生积极的变化，要让每个人都能够享有有尊严的生活。同时，生产辅助器具的企业也热衷于邀请残障青年和夫妇帮助向公众宣传自己的产品。”

李会坚信，残障人士可以成为强有力的实践者，促成我们的社会观念、规范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残障人士结婚、辅助器具的研发、残障人士成为企业的品牌大使，这些现象都在推动社会的变革。这些行动大多是残障人士自行实现的，他们非常勇敢。”

8
社工的角色是辅助者而非主导者

 

李会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社工所扮演的角色是辅助者而非主导者。“社工的角色不是为我们的患者做决定，也不是为他们规划生活。我们向患者展示的是他们应当享有、对他们来说很有可能实现的生活；如果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我们就会为他们提供我们拥有的设施、资源、平台和渠道。然而最终的决定权属于他们。他们能不能实现自己想要的生活，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路上会不会有其他意外情况，并不取决于社工。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社工在服务每一位患者的时候，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即我们不应该给自己和患者的能力设限。服务患者给我带来了很多惊喜，很多时候我对会兴奋地感叹：‘天啊，居然会这样！’。但后来我发现，如果我不给患者和自己设限，事情的发展可能还会超出我的预期。”

社工与残障人士之间的合作是李会对未来的期待。“我希望社工和残障人士能够合作，这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医院已经和以前的患者有四、五次合作，目前我也在和一位残障人士合作。他们的协作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作用。他们的声音肯定比我们的声音更响亮、更有效，因为他们在为自己说话，他们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社工有必要把舞台上的中心位置留给残障人士，让他们去表演、去发挥，”李会充满激情地说。“有时候，我们社工往往把自己当成最重要的演员，把自己凌驾于我们的服务对象之上，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如果我们为患者创造一个舞台，在他们准备好的时候交给他们，结果往往会比我们预期的更好。社会工作者需要知道什么时候必须退到后台，将聚光灯转向主角。”

李会认为，对于自己来说社工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这是一种使命，一种充满美好意义的使命，当我看到患者康复、好转时，带给我的喜悦和希望是不可丈量的。这个使命的最终目标是赋能：通过服务于患者，社工希望给患者赋能；但另一方面，社工也在通过改善服务对象的生活处境和能力时给自己赋能。我们学会了理解患者及其亲属的情感，也学会了理解自己与家人的情感。我们意识到，在很多情况下，患者和家属之间的沟通不足与误解会对彼此造成很大的伤害。通过帮助患者及其家属，我们也会反思自己与家人、朋友的关系，进而努力与亲有好好沟通，关心他们，倾听他们的诉说，在他们需要我们的时候陪伴他们。这份工作给了我很多启发，让我考虑如何向家人和朋友表达自己的爱和想法。”

“做社工很有意义，”李会总结道。“这不是一份容易的工作，但正因为不容易，我们才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共同去做那些看似很难甚至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在通往一个更加包容、多元、文明的社会的道路上，我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发挥着作用。”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文章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