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完备、丰富的理论，公益行业能否行稳致远？

2020年6月，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宣布，不再开设教育学（公益慈善管理方向）辅修专业。

消息传出，一片惋惜声中，一个问题又被重新提出——公益慈善是否应该在本科设立专业？

围绕于此的争论仍在继续。但如果在本科阶段开设公益慈善专业，公益慈善领域现有的理论基础以及科研、教育师资，又是否足够支撑公益慈善学科体系的构建？

即使不考虑公益慈善教育，公益行业近几年在诸如商业与公益的关系、公益市场化等话题上的争论，也在呼唤公益慈善理论体系的搭建。

1998年，清华大学NGO研究所设立，被认为是中国高校公益研究的发端。《社会创新家》总结发现，20多年中，高校公益研究机构大致走过了三个发展阶段：从少数几位学者发起公益研究所，到汶川地震后公益研究院渐次成立，再到近年青年学者涌现、活跃。可以说，目前的高校公益慈善研究，已然生机勃勃。

其中的学者，一方面埋头学术，致力于完善公益慈善理论体系；一方面发挥所在机构的智库功能，为行业发展、政府决策与立法建言献策，积极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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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

2015年，多家高校研究机构紧锣密鼓地为《慈善法》（草案）召开多次专题研讨会。一年后，《慈善法》正式实施。虽然相关条款仍有待改进，但多年呼吁终于落地，于行业，终究是“里程碑”式的进步。

多版民间草案中，“北大清华版”因内容相对全面，成为《慈善法》草案制定的有力参考。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以及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都是这一版草案的主要推动者。

北大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由魏定仁、陈金罗在1998年发起成立。前者是北大法学院教授，后者曾任民政部司长，参与过《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办法》的起草工作。

前辈的前瞻性眼光，给金锦萍参与推动非营利组织立法埋下了伏笔。当时还以民商法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她，可能不会想到，之后十余年，自己都会将“为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视为使命。

为博士论文选题的契机，让金锦萍发现了非营利组织立法领域的空白，此后，她便沿着这个方向，一发不可收。

金锦萍

2005年，金锦萍出版《非营利法人治理结构研究》，这是国内第一部研究非营利法人治理结构的专著。次年，她又与在北大法学院任教的葛云松等人，合作出版了《中国非营利组织法的基本问题》以及《外国非营利组织法译汇》。追溯起来，这些早期研究成果，无疑是《慈善法》得以出台的必要基础。

十几年来，在社会法这一法学相对边缘领域，金锦萍不断深耕。她也因此被称为“社会法领域研究第一人”。

北大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成立同年，38岁的王名在清华大学成立了NGO研究所。此时距离王名从名古屋大学博士毕业，刚刚过去一年。依托这一研究所，王名最初的研究方向，是中国NGO与社团改革。2002年，王名出版《非营利组织管理概论》，介绍了非营利组织的概念、历史，以及管理的各个方面。此后，王名的研究工作更多地向公民社会、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深入。

2015年，在民政部和清华大学的共同推动下，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升级为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该院两位副院长，邓国胜和贾西津，一直以来在公益行业被视为“中生代”学者代表，邓国胜主要研究领域为NGO、社会治理与社会创新、绩效评估与能力建设；贾西津则长于公共伦理、公民社会与治理的研究。

政府的参与进一步明确了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的定位：致力于公益慈善研究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国家级智库。既能拓宽社会力量话语权，又能撬动政府改革，王名找到了一块绝佳空间。

王名

事实上，在王名和金锦萍之前，另一位学者在不同的研究方向，也对公益慈善研究显示出了浓厚兴趣，他就是长王名6岁、主要研究慈善史的周秋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周秋光立足湖南师范大学，重点研究民国湖南慈善家熊希龄，并逐步拓展和加深对公益慈善事业的研究。1998年夏，慈善力量参与南方抗洪救灾，引发了人们对慈善发挥作用的思考。周秋光撰文《关于慈善事业的几个问题》，在《求索》杂志发表。文章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慈善史，阐释“慈善”的概念、定位等内容。

周秋光

进入21世纪，周秋光继续沿着慈善史方向，研究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并出版了《中国慈善事业简史》。这本著作也被视为国内慈善史研究的代表性研究成果。2011年，周秋光推动发起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中心。

就在《中国慈善事业简史》书稿付梓的2005年，曾就读于应用数学系、任职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康晓光彻底调转人生方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任公共管理学院任教授，并在两年后创立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

对于这一转变，康晓光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给出理由。在“希望工程”覆盖全国家喻户晓时，康晓光曾窥见了第三部门对“中国整个社会管理和统治结构”的影响，对于康晓光来说，第三部门是作为学者的他为中国社会寻找未来的一个入口。

康晓光

以“国家与社会关系”“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和“政治文化”为研究方向，康晓光丰富了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研究角度。其代表性研究成果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博弈研究》《君子社会》等学术专著。康晓光本人担任多个基金会理事，依托学术成果，他可以直接地依托研究成果，为非营利组织的实践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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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形成

2008年汶川地震后，公益慈善事业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同时也催生了国内高校公益慈善研究机构的初步繁荣。

早期最引人关注的，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以及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

2010年，在汶川地震救灾中名声大噪的壹基金，和王振耀推动成立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相关介绍中，这是首家由大学与公益组织联合发起的，专门从事公益理论研究、公益人才培养与公益政策咨询服务的研究机构。根据目前已知的资料，它也是高校公益慈善研究机构中，第一家“研究院”级别的机构。

这所研究院的成立，在行业内引起极高关注。然而，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它占了两个“第一家”的头衔。

王振耀

2010年，曾在汶川地震一线组织救灾的王振耀，从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原民政部救灾救济司）任上辞职，出任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这一年，王振耀56岁。政府官员投身民间公益，外界难免诸多解读，一段时间内，媒体报道里，王振耀被冠以“辞职司长”的名号。

以王振耀自己的解释，他原本只计划“当个教授”，但了解研究院的定位后，觉得这是一件“必须投入很多心力”去做的事。“中国公益需要提升的方面太多。比如说建立系统的研究网络，调整公益研究的方式......这也是我担任民政部官员期间一直在呼吁的。”

作为研究院中的先行者，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没有仅仅埋首于学术研究，而是通过多种形式，推动行业建设。成立后不久，它接连推出“京师公益讲堂”“中国基金会领导人高级研修班”“中国传媒从业者公益慈善研修班”等项目。当时，这成为不少人深度了解公益的窗口。两年后，该研究院更名为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

王振耀曾设想在硕士阶段开展公益慈善方向的学历教育，这一构想后来演化成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慈善学院的合作。双方于2013年联合开办EMP（国际慈善管理）项目。2015年，同样由王振耀担任院长的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成立。该项目并入其中。

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成立次年，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也紧随其后开办。二者一北一南，成为当时国内高校公益慈善研究重镇。

如今，后者虽然已经关闭，但它运作期间的活跃，对其他高校公益研究机构的成立，或多或少有着启发作用。而且，它留下的成果，也有着独特的行业价值。

担任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院长的，是时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教授的朱健刚。目前，朱健刚担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朱健刚

在朱健刚的主持下，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翻译了《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这本书根据学者朱友渔1912年提交给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译出。相关介绍中，它是首部系统梳理中国古代慈善事业传统及其精神的著作。

除了翻译作品，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也成立了公益慈善数据档案馆。在建馆札记中，朱健刚介绍，“希望以此记录各类社会组织的哀荣生灭，留铸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曲折轨迹，进而支持相关学术研究的开展，同时为更多公益组织的互动交流与资源共享提供平台。”

与早期的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相似，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也开展了一系列行业活动。论坛、沙龙、分享会.....轮番举办，相关话题包括台湾社企、社区基金会、社会工作、公益传播......

而且，它也曾尝试开展硕士阶段的公益慈善教育，即开设民族学专业（公益慈善方向）硕士研究生课程研修班，招生对象为公益组织、政府、企业、媒体等领域的专业人士。

两家研究院的公益慈善教育都没有在本机构得到延续，但同期，另外三所同样秉持这一愿景的高校机构已经在酝酿。

2010年，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暨河仁慈善基金会捐资成立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院。这所同样由基金会推动成立的研究机构，背后关系着中国基金会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2009年，63岁的曹德旺提出捐赠股权设立慈善基金会。这是中国基金会不曾有过的捐赠形式。申请引起了国务院和中央各部委的关注。历经两年多努力，“中国股权第一捐”宣告成功。

曹德旺受聘南京大学名誉董事长

自称为“学院”而非“研究院”，体现了河仁社会慈善学院在公益教育上的偏重。依托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它将作为河仁慈善基金会的专门教育研究机构。目前，除了在社会工作专业硕士与博士点下增设公益慈善研究方向，河仁社会慈善学院还在社会工作本科阶段增设了公益慈善专业课程。

如今已停办的北师大珠海分校教育学（公益慈善管理方向）辅修专业，开办于河仁社会慈善学院成立的两年后，由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北师大珠海分校、基金会中心网合作发起。

据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明德公益研究中心共同完成的《中国公益慈善学历教育发展报告》，该专业培养的毕业生超过60%在公益行业就业。纵然在实际数量上并不大，这一成果却已经得到行业一定程度的认可。即使停办，其办学经验还可以由行业继续学习、实践。

稍晚于两所学校，2014年，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与泰国正大集团、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合作，设立公益慈善管理学院，并于当年9月招收首届中国公益慈善管理专业四年制本科生。

学院成立的背后，是学校与泰国正大集团的战略合作。自2014年始，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学生，由首批入选国家“2011计划”的南京工业大学和泰国正大集团联合培养。同年，泰国正大集团向南京工业大学捐赠2.011亿元。

从专业设置来看，该学院也偏重对“专业型”公益人才的培养。据《中国公益慈善学历教育发展报告》，其毕业生中，同样有超过60%的人在公益行业就业。

这一时期，从地域分布来看，南方高校的公益慈善研究机构显示出了活力。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都成立了公益慈善研究院。2017年，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中心，也升级为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院。

将目光移回北京，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成立后，次年，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在校友李晓波的资金支持下，也升级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

北京高校公益慈善研究机构的整体发展也趋于细化。比如，清华大学除了公益慈善研究院，还开设有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研究所、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三者有所联系却又各自独立；北京师范大学除了建立中国公益研究院，还成立了社会公益研究中心、国际NGO与基金会研究中心、公益慈善与非营利法治研究中心。

南北相望，中国高校公益慈善机构的矩阵初步形成，整体影响力也在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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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新态势

2016年之后，“公益市场化”这一话题引起关注。徐永光《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一书的出版，点燃了行业的争论。

行业新趋势无疑会引导学术的研究方向。针对“公益市场化”之争，康晓光撰写《义利之辨：基于人性的关于公益与商业关系的理论思考》一文，摘要中提到，“本文试图从‘公益中心主义’出发......厘清公益与商业关系，主张公益不能化约为商业，公益有其不可替代的人性和制度基础。”

“商业”与“公益”的关系究竟如何，对有着商学、经济学背景的学者来说，同样具有吸引力。

2006年，一篇名为《在我国由政府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建议》在《经济日报》的内参上刊登。如今看来，文章中的主要观点“推动社会企业发展，建立具有高度公信力和绩效水平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培养和壮大政府转型的同盟军”，不可谓不超前。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商学院客座副教授的赵萌。当时，他正在牛津大学赛义德商学院攻读组织与战略博士学位。赛义德商学院开设的“斯科尔社会企业研究中心”，使赵萌较早接触到了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的概念。2014年回中国任教后，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精神成为赵萌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赵萌

除了赵萌，长江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朱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与会计学教授芮萌，也都是兼具经济学背景，横跨商业与公益两界研究的学者代表。“公益市场化”掀起话题讨论后，他们也共同在为学术研究、行业发声以及教学培训而奔走。

翻看三位学者的履历不难发现，他们都有着海外留学经历。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对社会企业这一形态有更包容的心态。

但事实上，在“公益市场化”引发争论之前，国内已经有一位本土学者开始研究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等社会创新概念。她就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袁瑞军。

袁瑞军

徐永光曾评价：“学界的袁瑞军教授......她对中国和全球社会企业的发展研究得很透，是中国学界社会企业研究第一人。”

2005年，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成立，其前身是1998年成立的中国社会团体研究所。也许就是在这里，原本以政治学为研究方向的袁瑞军，逐步接触第三部门。

根据公开资料，至少在2013年，袁瑞军就已经开始了对社会企业的研究。当时，她主要研究的内容有社会企业的概念、理论、案例，中国大学开设社会企业课程和建学位的情况，以及社会企业的相关研究，如公益创投、道德慈善、福利企业、合作社等。

近几年，越来越多社会企业涌现，袁瑞军也在继续推进对社会企业认证标准、影响力测评的研究，以支持社会企业落地。

对社会企业的研究热潮扩散，间接促成了相关研究机构的成立。

2017年成立的电子科大慈善与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就提出，研究重点为战略性慈善、影响力投资、企业社会责任、社会创新与社会创业等方面。上海交大、北师大珠海分校、华北电力大学也都成立了相关研究机构。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外援”，孟加拉国银行家、经济学家尤努斯及其团队也参与发起了中国人民大学尤努斯社会事业与微型金融研究中心，以及郑州大学尤努斯社会企业中心，主要研究方向都与社会企业、微型金融相关。赵萌担任前者的联合主任。

除了“公益市场化”这一主题，国内公益慈善事业呈现愈发丰富的形态。其背后，是经济、社会结构、技术多重变化下的影响。康晓光2018年初发布的报告《超慈善——中国慈善新时代的特征及其由来》，更为系统地阐释了近十年中国大陆慈善领域发生的“一簇新现象”：慈善组织构成多样、慈善内涵日益多元、慈善方法与工具愈加丰富......广泛而深入的跨界与融合使原有界限被打破。报告中，康晓光将当今中国总体慈善形态命名为“超慈善”。

新形态，愈加将公益慈善事业学术研究引向细化与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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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力量助力“百花齐放”

而支持多元化学术研究的，无疑是“人”的壮大。

立足高校，第一代公益慈善研究学者开拓，中生代接续，多年积累，如今已然培养了一批“后起之秀”。

针对本科公益教育的必要性、实现路径，行业内仍有争议。除了上文提到的河仁社会慈善学院，以及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公益慈善管理学院，华东师大公益慈善事业管理研究院、苏州大学红十字国际学院等机构也仍在实践先行的路上。

相较之下，硕博阶段的公益人才培养空间、成效更大。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摇篮”。王名曾介绍，“慈善学历教育越往后走，必要性越大。我们的博士生、博士后，不少进入到了公益领域，并且发挥的作用非常大。我做了一下统计，发现我们已经培养了近100名博士后，离开慈善领域的很少，极个别的会到政府、企业去工作。”

王名的学生中，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助理蓝煜昕，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张潮，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基金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健等，都在公益慈善学术研究中比较活跃。

从王名的统计或许可以估算，高校培养出的青年公益研究学者已达到数百名。这些青年学者普遍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研究方向也更为前沿，包括慈善信托、慈善文化、区块链慈善等。

据《社会创新家》了解，青年学者中，不少人有着海外留学经历，例如挪威奥斯陆大学博士后、现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的沈永东，硕博就读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的王筱昀，利物浦大学法学专业哲学博士、现任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讲师的李德建，日本同志社大学政策科学博士、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的俞祖成等。

另外，北师大法学院副教授马剑银、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章高荣、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董强、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教授吕鑫、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副教授谢晓霞等，也都是年轻一代中出色的学者。

除了相关专业出身的青年学者，公益慈善研究也在吸引着“跨学科”的青年学者。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罗俊便是其中之一。

读博期间，罗俊师从经济学者汪丁丁和叶航，两位导师借助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理论，引导学生思考、研究非理性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偏好。受其影响，罗俊开始关注慈善捐赠领域，后续主持多个慈善捐赠相关课题。

罗俊

与初代学者面临的环境不同，行业发展为青年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更为肥沃的土壤，相关基金会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多支持。敦和基金会的“竹林计划”就专门资助青年慈善学人的研究。

可以看到，一方面，公益慈善学术研究已经形成一定基础。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从1998年至大约2016年，机构共出版公益慈善（社会组织）相关专著100多种，发表论文700余篇。扩展到全国高校公益研究机构，成果只会更为丰硕。

另一方面，青年学者的壮大使公益慈善研究呈“百花齐放”之势。

如今，行业或许有更充分的理由，去期待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理论体系以及学科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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