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成财富积累的同时，如何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获得油然而生的愉悦感，成为沈国军和一众企业家共同的追求和探索。

沈国军
银泰集团创始人及董事长
银泰公益基金会创始人及荣誉理事长
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执行主席​

从企业家走向慈善家的路上，银泰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沈国军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2018年9月5日,中华慈善日当天，沈国军推动多年的慈善家联盟正式成立。作为创始理事长，他在成立仪式上表示，希望和团队一起“影响更多的企业家成为慈善家，助力中国社会出现更多优秀的慈善家”。

此前，在这条路上，他已迈出了重要的几步：参与发起爱佑慈善基金会、致福慈善基金会、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创建银泰公益基金会等。

从捐钱救灾开始陆陆续续做一些慈善，到系统性地关注环保、公益人才培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等领域，再到发起创立慈善家联盟，以更大的视野做创新、共享的公益平台……这其中，沈国军遇到过曲折，有时也感觉无奈。所幸，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公益界追求透明的意识日益提升，企业家做公益慈善的整体政策环境也在改善。

如此大背景下，沈国军认为，企业家做公益将大有可为。

2015年4月，由马云、沈国军等企业家发起的“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在宁波成立。

此前，沈国军曾任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中国区理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应该成立一个来自中国的大自然保护公益机构。”他的这一提议得到马云、马化腾、牛根生、欧亚平等一众商业领袖的支持。2015年4月，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正式成立，沈国军担任董事局执行主席，带动企业家和公益人士一同思考和实践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 

通过成立社会企业，发展生态农业，开发蜂蜜和蜂蜜酒等产品，老河沟自然保护区在2016年实现了保护经费的“自给自足”。除此之外，基金会也帮助当地农民用生态的方式养猪、养鸡。2017年，参与该项目的农民人均年收入增长了1万多元。

沈国军的经营思维还在于做公益平台。他担任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董事局执行主席后，不仅提倡基金会的理事们出钱出力，也大力鼓励个人、家族、机构等多方参与，由基金会代为管理和保护，“这样既能扩大规模效益，也能让公益做得更加可持续。”

除了项目运作的创新，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也重视机构的管理制度设计。“我们当时建议要有理事考核机制，要建立董事局制度。”沈国军认为，将商业管理的手法和理念融入公益组织，是“很独特的结构设计”。

为了调动理事们积极参与基金会事务，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制定了“桃花律”，从理事投入的时间、精力、资金等维度对其进行考核，并实行末位淘汰，相对末位的也会被约谈。这样的制度设定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之前，基金会推出了大家共同建立保护地的‘桃花村’计划，20名理事在两天内迅速完成了2亿多美元的募集。”

良好的机构运作，需要活力，也需要效率。为此，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组建了由七八个人构成的董事局，以保证机构高效的决策和行动。“重大的事情，董事局先定战略，CEO提出方案，之后董事局审议通过。”沈国军说，“理事们有不同意见就及时提出，少数服从多数，所以我们效率非常高。”

2018年8月，马云和沈国军代表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到南非开普敦参加2018年非洲巡护员颁奖典礼，为保护野生动物的巡护员颁奖。此次活动，联合国环境署负责人、南非环境部长也亲临现场。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作为中国大陆民间NGO组织，“第一次成规模地走出去，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沈国军认为，中国的企业家到非洲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的行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人士对中国慈善界、中国NGO和中国企业家的固有看法。

做公益，沈国军习惯站在高处纵览全局，瞄准影响全局的关键因素，也关注他人未达之境。推动政策立法、培养公益管理人才，都是他想打通的重要“关节”。

2018年3月，沈国军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积极鼓励公益机构参与自然保护地建设和管理的提案》，提出“将社会公益型自然保护地纳入国家官方保护地体系；强化立法保障，制定相关法律……启动《自然保护地法》的立法工作”等建言。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去年两会，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长期从事环保公益的沈国军注意到，现实中，我国自然保护地实行“抢救式保护”策略的现象较为普遍，“缺乏顶层设计和科学系统的规划，注重数量和面积的扩张，忽视质量和管理能力的提升，造成保护地体系仍面临保护空缺、资金短缺、管理能力薄弱、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等问题，跟不上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 ”

鉴于此，他希望通过提案的方式推进立法，进而从国家层面鼓励支持民间的公益机构做生态环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