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领域的工作通常被视为女性的天地，而商业领域被约定俗成地认为是男性的世界。本文探讨的议题是：社会领域和商业领域中的性别规范是如何影响社会企业的？

       数据显示，男性更容易去创建带有商业行为的社会企业。但与此同时，社群内女企业家的存在会对女性选择创办社会企业产生推动作用。随着女企业家比例的提高，女性创建有营收能力的社会企业的行为也会大幅增长。

       哈特福德大学教授科尔曼表示：“这说明女企业家在女性行为楷模和女性发起非营利组织的标准制定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营利组织通常依赖捐赠、资助、志愿者服务等非商业途径来实现社会目标。但过去三十年间，随着美国慈善资源的缩水和社会问题的凸显，一些将商业行为和公益融合为一体的社会企业越来越流行，成为领域内辩论和研究的焦点。然而直到现在，这类企业和性别规范之间的关系还未被深入研究过。

       社会福利领域的工作通常被视为女性的天地，而商业领域被约定俗成地认为是男性的世界。社会领域和商业领域中的性别规范是如何影响社会企业的？那些由女性创立的新兴非营利组织会更倾向于选择传统的非商业运作模式吗？

       哈佛大学组织行为学的博士候选人狄米翠阿蒂斯，和其他三位研究者一道，从性别视角对社会企业展开了调研。他们想知道，性别文化规范是否会抑制女性企业家创立混合型社会企业。他们还想知道，社群中女性商业领袖的存在等因素是否会抑制性别文化规范的影响。狄米翠阿蒂斯表示：“我们很想知道，女性去创建混合型组织是否以及如何打破一些有关性别的成见。”

       调研人员作出了这样的假设：如果在一个社群中有女性企业家存在，那么就会对于整个社群如何看待女性从商产生积极的影响；而这种积极的影响又反过来增加了女性选择创立社会企业、而不是传统型非营利组织的可能性。

       为了进一步探索这一推论，该调研分析了美国584家初创社会企业和其创始人，该数据组横跨了2007年至2008年期间44个州内的104个社群。这些企业都有明确的社会价值追求，具有独立性，且成立都 不到两年。

       只关注刚成立的企业有助于避免幸存者偏差（幸存者偏差是一种常见的逻辑谬误，意思是只能看到经过某种筛选而产生的结果， 而没有意识到筛选的过程，因此忽略了被筛选掉的关键信息——译者注），比如创始人的决定，前任领导人对现任领导人的巨大影响等等。

       在搭建分析模型的过程中，每家初创企业都根据其商业活动的程度被编码，并且根据女性企业家在社群内的普及程度进行打分。可控变量包括当地其他可用的资金来源、企业关注的社会问题（有些社会领域更易被商业化）、创始人是否为某一团队成员，项目是否鼓励当地受益人等等。创始人的工作经验、教育背景和种族也是可控的变量信息。

       数据显示，男性更容易去创建带有商业行为的社会企业。但与此同时，社群内女企业家的存在会对女性选择创办社会企业产生推动作用。随着女企业家比例的提高，女性创建有营收能力的社会企业的行为也会大幅增长。

      
       哈特福德大学金融专业讲席教授科尔曼表示：“这说明女企业家在女性行为楷模和女性发起非营利组织的标准制定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女企业家的高比例会改变相关社群对于“常规”的定义，这意味着，在地方层面，语境胜过文化。”

       作为对比，研究人员还考察了女性在当地社区担任非商业性领导职务的潜在影响，比如女议员代表。但是他们一无所获。狄米翠阿蒂斯表示：“女性在商业界的存在能影响到完全不同的社会领域的性别化行为，这一点很令人震惊。”

       科尔曼强调：“这些发现有力的增强了该项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并且为未来对于’文化和地方语境’如何影响由女性创办的社会企业、其结构和生存模式，以及她们采用商业化举措的意愿和能力等等的调研打开了一扇门。”